乾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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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傅恒
执掌军机的年轻外戚

富察·傅恒,孝贤皇后的亲弟弟,乾隆朝在位时间最长的首席大军机。一平金川,挂帅领兵,创乾隆“十全武功”之首功;平准平回,力排众议,竟乾隆收复新疆之夙愿。傅恒以外戚身份辅政23年,而官场上下心悦诚服,乾隆亦对其偏爱有加。傅恒的一生,从血统、能力、品德、忠诚等多个角度来说,都堪称乾隆帝心中的名臣典范。只可惜,乾隆朝只有一个傅恒,自他死后,无有可比。

傅恒是清朝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军机大臣,24岁进军机处,27岁就成了首席大军机。不过因为他的姐姐富察氏是乾隆的孝贤皇后,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傅恒被重用,完全是因为姐夫乾隆疼自家小舅子。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要知道,傅恒当了23年的首席军机大臣,乾隆的“十全武功”,有一半都是在傅恒主持军机处时打下来的。如此成就,单凭有好姐姐就能取得?这样的说法有些不负责。

历史上的傅恒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的一生固然有许多幸运之处,但也满含辛苦。

豪门的坎坷童年

据学者推算,傅恒大抵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富察氏是满洲八大姓之一。傅恒出身豪门,家庭显赫,自傅恒往上的三代人,代代都位高权重。

第一代,曾祖父哈什屯,顺治朝从一品的内大臣,相当于中央禁卫军的副司令;第二代,祖父米思翰,康熙朝的议政大臣兼户部尚书,主管财政;第三代,也就是傅恒父亲这一代,更是涌现出4位大官。

大伯马斯喀,康熙朝的内务府总管,主抓皇家事务,后又当了领侍卫内大臣;二伯马齐,这位大家很熟悉,康熙、雍正两朝的殿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三伯马武,这是深得雍正信任的领侍卫内大臣,又是一位中央禁卫军的司令;最后,父亲李荣保,他可能稍差一点,正三品的察哈尔总管,地方军区的司令员。

因此,从家庭角度讲,傅恒可以说是标准的满洲贵族出身。只可惜,这位出身豪门的公子哥,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

在傅恒出生后没多久,父亲李荣保就去世了,傅恒自幼丧父。而更痛苦的在于,李荣保死得早,可他生的儿子却不少。李荣保一共有10个儿子,除了老五夭折,其他9位都长大成人了。傅恒排行老十,是年纪最小的那一个。

不过傅恒虽自幼丧父,但依然是在大家庭的关爱中长大的,他和兄弟、堂兄弟、侄子的交流都非常密切。傅恒和哥哥们虽亲近,但他作为幼弟年纪太小,想来傅恒他小时候的玩伴大多是和他年纪相仿,但小他一辈的侄子。

傅恒从小就很善良,家族观念也很强。后来他功成名就了,家里兄弟和侄子侄女有困难时,傅恒都会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比如,傅恒他大哥广成有一次因病未能出席工作,即将面临处分时,傅恒主动问询大哥原因,帮大哥向单位做了补充说明。再比如,傅恒的侄女,九哥傅谦的女儿,她嫁给乾隆的六阿哥永瑢时,是傅恒给她置办的嫁妆。还有傅恒堂兄保祝的儿子傅景,这个侄子也遇上了一桩喜事兼难事——傅景的女儿要嫁给乾隆的孙子绵恩,也同样凑不齐嫁妆钱。傅景找堂叔傅恒请求支援,问题是傅恒刚帮了九哥傅谦,自己儿子福隆安不久前娶了媳妇,家里真是有些捉襟见肘了。然而,即便如此,自幼重视亲情的傅恒依然没有拒绝自己这位儿时的玩伴,主动提出抵押自己的公爵俸禄,给侄子傅景凑上了这笔钱。幸运的是,乾隆知道后,不愿意傅恒一大家子过得这么艰难,主动赏了傅景3000两银子,总算没让傅恒寅吃卯粮,抵押俸禄。

此外,傅恒的二哥也很有意思。兄弟俩交往得非常密切,哥俩同朝为官时,乾隆有什么话不好直接对傅清讲,会选择先告诉傅恒,让傅恒给哥哥寄信或私下转述。在脾气有些火暴的傅清心里,傅恒一直是家里柔弱的小弟弟,哪怕傅恒已经出人头地成了首辅大学士,二哥傅清还是会毫无顾忌地训斥傅恒。史书上对傅恒与傅清之间的事情有这样一段记载:

傅襄烈公清……性甚忠鲠,其弟文忠公贵,公尚于人前呵叱之。[1]

傅恒已经出人头地,可说位高权重,傅清还敢当着其他大臣的面直接教训傅恒。很明显,这定是打小就训惯了。

但这问题不大,傅恒与二哥傅清的关系依然很好。只不过,真正推动傅恒命运齿轮的并非这些男性亲属,而是傅恒最亲近的姐姐富察氏。傅恒6岁那年,姐姐富察氏嫁给了皇四子弘历,此后,傅恒应该时常被叫进宫中玩。乾隆就说过:

孝贤皇后,念经略大学士(傅恒)手足至亲,教导成就,恩意笃挚。[2]

某种程度上,傅恒就是姐姐富察氏一手带大的。

乾隆和原配夫人富察氏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因此,“章总”应该很早就注意到傅恒了。只是这种关注在最初并没有改变傅恒年少时的处境。

傅恒直到乾隆五年(1740),他19岁的时候,才和八哥傅玉、九哥傅谦一起被任命为正六品的蓝翎侍卫。被任命为蓝翎侍卫后,傅恒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便升为三等侍卫。想来,这和傅恒身上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有关,如史书记载:

为椒房懿亲,人实勤谨。[3]

傅恒虽然是皇后最亲近的弟弟,但从不骄纵,为人处事既勤快又谨慎。

这下子,乾隆看傅恒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乾隆在执政之初,最大的困难就是无人可用——朝堂上都是老爹的旧臣。所以,当时的乾隆非常想培养专属于自己的亲信大臣。傅恒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乾隆先是决定要把傅恒带在身边亲自调教,然后就三天两头地训诫他。用乾隆自己的话来说:

傅恒日侍内庭,偶遇小节,朕即防微杜渐,严加教训。[4]

傅恒哪怕只犯了点小错误,乾隆都会劈头盖脸一通骂。这种时候,傅恒心理上可能会很痛苦,但他在行为表现上还是相当上进的——皇上您骂我,我就改,骂多了、改多了,我最后做的就全是对的了。

乾隆训傅恒,跟如今某些领导辱骂下属的职场霸凌行为是不一样的。因为乾隆训傅恒一般是关起门来亲自训的,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侍卫处的大臣敢越俎代庖地去训傅恒,而且我们也很少见到乾隆会主动公开批评傅恒。而且乾隆调教傅恒是想给傅恒升职加薪,而不是鼓吹狼性文化或“画大饼”来蒙人。傅恒待在乾隆身边没多久就从一个正六品的蓝翎侍卫连升六级,当上了正三品的头等侍卫。

如此训诫两年多之后,乾隆觉得傅恒的办事能力差不多可以了。于是,乾隆决心让21岁的傅恒离开自己,到真正的官场上去好好历练一下了。至此,离开乾隆的傅恒,他在官场上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

喜忧参半的崛起

说起来,乾隆面对自己亲自培养的傅恒,在提拔时,真是相当偏爱,动不动就越级跳,而且每次都跳得特别凶。

第一跳,史书记载:

(乾隆)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圆明园事务。[5]

乾隆升傅恒为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但是,只负责管理圆明园。很明显,此时乾隆对傅恒其实还不够放心的。只管圆明园事务,意味着乾隆想把傅恒放到眼皮子底下,再多观察观察。甚至乾隆自己都说:

着御前侍卫傅恒补授内务府总管,学习办理。[6]

就是奔着让傅恒积累经验去的。傅恒干了一年,没出差错。乾隆接着就玩了把大的。

第二跳,乾隆直接让傅恒去当正二品的户部侍郎,跳去了财政部门。看似平调,但傅恒掌握了全国的钱袋子。而这一年的傅恒,才22岁。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傅恒刚到户部时,国库的存银是2912万余两,他接管户部一年之后,国库的存银就变成了3190万余两,多了近300万两银子。这是乾隆即位以来,户部存银增加得最多的一次。如此一来,乾隆更加硬气了——朕的小舅子能力属实不俗,朕要提拔他,朕举贤不避亲。

第三跳,满朝上下都傻眼了。乾隆十年(1745),24岁的傅恒先是以户部侍郎的身份被任命军机处行走。再接着,过了两年,26岁的傅恒直接升任户部尚书。再然后,又过一年,乾隆十三年(1748),为镇压四川金川地区的土司叛乱,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讷亲要离京去平叛。乾隆居然干脆让年仅27岁的傅恒官拜从一品的保和殿大学士,正式就任首席军机大臣,统领百官。虽然此时鄂尔泰已经去世了,张廷玉也已经准备退休了,确实也无更好的首席军机大臣人选。但纵观傅恒的履历,其升迁速度实在太快,且傅恒实在太年轻。

这样的跃迁,令人妒慕是难免的。但我们不妨再仔细想想,比起妒慕,更多的,可能还是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

很多时候,人年轻时太顺遂,并不是什么好事,特别是置身于官场时。道理也很简单,你每一次亮相,必然会面临同僚的嫉妒与攻击,稍有不慎,下场极其惨烈。

比如上一任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他是在鄂尔泰死后,由乾隆强行提拔上来的。甚至乾隆自己都说过:

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7]

乾隆最开始对讷亲甚至比对傅恒还好。

讷亲因为升职太快招人嫉妒,再加上讷亲做官虽然清廉,但做事却太过死板。最后结局如何呢?乾隆的亲弟弟和亲王弘昼在朝堂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暴打讷亲,一旁连个拉架的都没有;甚至,当讷亲被外派到金川指挥作战时,手下的人也各种不配合,最后仗打输了,讷亲转年就被乾隆赐死了。当时的讷亲连儿子都没有,直接绝嗣了。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讷亲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也许会有人说,傅恒不一样,他毕竟是乾隆的小舅子,谁会没事主动招惹他呢?这便是单纯又年轻的想法了。乾隆十一年(1746),25岁的傅恒进军机处未到一年,还没当首席大军机之时,就被御史万年茂举报了。理由是,该御史看到当年八月的宫廷宴会上,有两个翰林学士给傅恒下跪请安,而傅恒没拒绝。翰林院的官员,基本都是天子门生,傅恒要是受了他们的跪拜,那就是绝对的僭越。最后结果如何呢?

乾隆一边说这件事查无实据,是诬陷;另一边也公开表态说:

傅恒若妄自矜大,致词臣(翰林院官员等文学侍从)如是趋奉,亦当有应得之罪。[8]

假如傅恒真的膨胀了,朕是一定会治他罪的。

一个人在古代想把官做好,光是能力强、有皇帝宠,是远远不够的。但凡底下的大臣不配合,或者自己做事不谨慎,分分钟都可能跌落山崖。尤其是给“章总”这样“心胸开阔”的君主办事,他重用你,你办得好,他脸上有光;可你要是办得不好,铁定是要背锅的。讷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年纪轻轻的傅恒,他到底该如何面对这种复杂的官场局势呢?不得不说,傅恒作为一个年仅27岁的百官领袖,他的表现,可以说出人意料地成熟。既稳住了官场,又保全了乾隆的面子。

据史书记载,当时傅恒的为官之道,就是一句话:

敬礼士大夫,翼后进使尽其才。[9]

简言之,既尊重前辈,又提携后辈。这种话说起来、听起来都很简单,可做起来很难,稍有不周,人家非但不领情,自己头上还得落顶“为人虚伪”的帽子。

那傅恒是怎么做的呢?

可以说,从领导军机处的第一天起,他就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诚意,并展现出了和他的前任讷亲完全不同的风采。

此前的讷亲,因为深受乾隆信任,始终有一项特权——讷亲可以先单独面见乾隆,然后再到军机处代表乾隆传达旨意。很明显,讷亲想通过上下级间的信息不对称来控制军机处。

傅恒不一样,他一上任:

自陈不能多识,乞诸大臣同入见。[10]

我年轻,见识短浅,有些事容易理解不到位,以后皇上有什么安排,咱们还是一起去听旨吧。傅恒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让权。于是,其他几位年长的军机大臣看傅恒的眼神立刻就不一样了——这小伙子,有点意思。

这还不算完。当时的军机处其实是分两个层次的:地位高且年长的是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地位低的负责干活的且较年轻的是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当时,大军机们在承接乾隆布置的任务时,往往会偷偷躲起来写报告,不让小军机们知道。可傅恒不一样,史书记载:

至傅恒始命章京具稿以进。[11]

傅恒是带着小军机们一起写报告的。因为军机处虽对外保密,但若没有皇帝的特殊要求,内部是不需要保密的。

傅恒为什么要带着小军机们一起写报告呢?想来他大概有三个目的:一、表达信任;二、给其他人更多展示能力的机会;三、傅恒他也在表现自己的坦荡——在我这里,没什么是需要躲起来、不能让人知道的,大丈夫无事不可对人言。

傅恒把自己搞得跟透明人一般,这样一来,愿意跟傅恒交往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和这样一个看上去无心机的人交往,大多数人都是会相对放心的。不过话说回来,当领导,只保持透明、低姿态也不行,因为一旦时间长了,周围人可能真就“不拿豆包当干粮”了。所以,还需要傅恒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主动展现自己的价值。

举个例子。当时乾隆对翰林院有规定,他要求官员既要学汉文,也要学满文。有一天,乾隆突然心血来潮,跑到翰林院去突击考试,让大家用满文来写作文。有个叫钱维城的翰林学士,是乾隆十年的状元,才华横溢,只不过他自诩天资聪颖,觉得满文太简单,所以始终没好好学。结果在考试当天,钱维城从早晨憋到晚上也写不出来,最后愣是交了张白卷给乾隆。这就把一向重视满洲文化的“章总”气坏了。史书记载:

纯皇帝大怒曰:“钱维城以国语为不足学耶,乃敢抗违定制若此。”[12]

说罢,乾隆就准备叫人把钱维城拉走,直接砍了。

当时在场的诸位学士谁也不敢说话。因为一个汉人状元不学满文,这实在太敏感了,事关项上人头,明哲保身为妙。关键时刻,傅恒站了出来:

钱某汉文优长,尚可宽贷。[13]

钱维城他的汉文还是不错的,皇上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接着,乾隆又出了一道汉文题目让钱维城写。最终,钱维城顶着压力一挥而就,文章可能确实写得还行,保住了一条命。

经此事后,翰林院里那些读书人又会怎么看傅恒呢?好领导啊!关键时刻,有事他是真上啊!换成别人,谁敢呢?因此,当时的傅恒在同僚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给你面子、帮你升官、为你出头,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领导。

除了会做人之外,更加让满朝百官对傅恒心悦诚服的,是傅恒在军事上的赫赫战功。

由此,我们也来到了傅恒人生的最后阶段。

戎马半生的结局

傅恒第一次上战场,是乾隆十三年的冬天。

乾隆十二年(1747)的春天,四川行省内的金川地区爆发了土司叛乱。乾隆先后派了四川巡抚纪山、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和首席军机大臣讷亲4位统帅领兵去平叛。可结果是,朝廷动用了5万大军,砸了近千万两银子,打了快两年,非但毫无胜算,就连军队的士气也日渐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一发狠,决定要派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也从来没有在工作上出现纰漏的时年27岁的傅恒领兵到金川去试一试。消息一出,满朝文武都在阻拦——皇上这是疯了?病急乱投医吗?可乾隆特别斩钉截铁地说:

此任非傅恒不能胜,此功非傅恒不能成。……朕志已定,不必再言。[14]

但事实上,打仗这种事,其实乾隆自己心里也没底,谁知道傅恒到底行不行呢?而为了让傅恒一战成功,乾隆对他做了三个方面的保护,两个军事上的,一个生活上的。军事上,乾隆一方面给了傅恒一支35000人的军队,增添了大量兵力;另一方面,又专门给傅恒安排了约400万两的物资。要的就是一次性解决战斗。

乾隆对傅恒在生活上的保护就很有意思了。乾隆直接把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派去了前线。派他去干吗呢?

留心视大学士体中若何,如行走从容,则可不必劝阻;倘稍有勉强,伊等即当竭力劝阻。[15]

达勒当阿,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醒大学士傅恒要注意休息,大学士但凡有一点身体不适,你就得拦着,别让他累着自己。之后,乾隆甚至专门派出了自己的御前侍卫达清阿到前线去,主要任务是盯着傅恒按时吃饭。

乾隆为什么会有这么邪门的安排呢?我们应该相信,这一定是因为乾隆太了解傅恒了。个中逻辑,只消仔细一想就能明白。傅恒年纪轻轻就能在朝廷身居高位那么多年,愣是一点差错都没出过,这绝不是一句能力强就能做到的。这是傅恒夙兴夜寐、事必躬亲,熬夜熬出来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乾隆是真怕傅恒身体出问题,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可真出了京城,谁还拦得住傅恒呢?他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肝帝”,天生的统帅。

今天,在有平坦的公路的情况下,一个人从北京步行到金川,每天走8个小时,尚且需要走上六七十天。而200多年前,傅恒带着3万多人,约400万物资,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冬天出发,风雪兼程,只用了45天就抵达了金川。纵观整个行军过程,

沿途行走,部伍甚属整齐。兵丁安静守法,无一人生事者。[16]

那傅恒是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就是8个字:事必躬亲,同甘共苦。

当时,傅恒带着军队,每天清早起床后便拔营前进,行至半夜才安营扎寨进行休整。这自然是非常辛苦的。可傅恒一路上不但始终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在刚过成都的时候,大雪封山,马过不去,傅恒还带头在风雪中扯着马绳步行了约70里。这是什么画面?一个豪门公子、皇亲国戚、27岁的百官之首、本次出征的总司令,带头顶风冒雪、不畏严寒,几万兵众看在眼里,是相当振奋的。最后,这支3万多人的部队到四川时,虽劳师远征,但始终斗志昂扬。

更厉害的是,在这么艰难的行军路上,傅恒居然还能一宿一宿不睡觉,勘察沿途的吏治民情,汇总并做成报告发给乾隆。乾隆看到后,有多高兴就有多焦急。傅恒这是疯了?为了做报告又一宿一宿不睡觉啊。傅恒自从离开京城,这一路上,乾隆的慰问信跟写起来不花时间似的往前送,没事还寄点人参之类的,想给傅恒补身体。

以至于史书上,对乾隆和傅恒的关系有了这样描述:

皇上于经略大学士傅恒,礼遇既隆,恩意尤备,千里传命,谆复周详,蔼然不啻家人父子之相。[17]

乾隆对傅恒如此这般,二人哪里像是君臣,倒像是父子。

待行军结束,正式抵达金川之后,傅恒的表现更是空前地优秀。无论是情报工作,还是战略战术,都做得异常细致。

傅恒刚到军营之时,立刻就抓了总督张广泗的两个手下,下令杀了。傅恒当时的理由是这二人是敌军的奸细,从事后看,这二人应该真就是奸细。不过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一路上如此急行军,傅恒到底是什么时候去做的情报工作。

刚清理完奸细,傅恒就跑到前线勘察地形去了。没多久他就制定了一份特别长的作战报告发给乾隆。报告中先是分析了此前张广泗和讷亲战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盲目从正面强攻,而敌人的碉堡居高临下,所以军队死伤惨重。傅恒给出的新作战方略是把大部队拆成小部队,让小部队的士兵自己带着数日的粮草分散突入敌后,接着再分南、北两路合围进攻。

只不过,傅恒的作战方案风险还是很大的,他赌的就是清军的情报工作和战术部署足够细致,以及部队的单兵作战素质足够强硬。不出意料,自傅恒挂帅后,一上来就打掉了敌人的几处碉堡,士气大振。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乾隆却突然想打退堂鼓。原因有二,一是这场仗从乾隆十二年的春天一直打到了乾隆十三年的冬天,已经打了快两年了,国库里的钱快不够用了;二是有奏报说,傅恒的身体状况似乎出了一些问题。

于是,乾隆下旨要换帅,让傅恒回来养病。可在这个关头,傅恒又怎么可能回去呢?他直接答复说:

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渠,何颜返命?[18]

皇上您顶着压力派我挂帅出征,我要是没打赢,怎么好意思回朝复命呢?

眼看傅恒不回来,乾隆又下旨,讲明国库是真没钱了,朝廷能接受的底线就是打到乾隆十四年(1749)的四月份,如果到时候还没赢,就得议和了。傅恒当即表示:

定于四月间报捷。[19]

彼时已经到了乾隆十四年正月了。张广泗他们两年都没打下来的地方,傅恒竟说要在这一年的四月搞定。结果,也不知道是因为傅恒命好——金川叛军的粮草出问题了,还是因为傅恒的能力太强——几场胜仗把金川那边打蒙了,总之,刚到二月,金川就投降了。乾隆十四年二月,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彻底结束。

最后这场“一平金川”战争,也成了乾隆著名的“十全武功”里的第一功。等傅恒得胜还朝时,乾隆一边让皇长子永璜带大臣到京郊去迎接傅恒,另一边自己在宫里操持着庆功宴的准备工作。最后,在宴会结束、酒足饭饱之时,乾隆宣布要给傅恒建宗祠,更不用说在胜利前夕就已给傅恒封了一等忠勇公的爵位。至此,作为非皇族出身的满洲贵族,在常规状态下,这已是傅恒所能享受的最高爵位了。

在官位和爵位双双登顶之后,傅恒却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谦卑,从不居功自傲。因为傅恒深知,他从一个19岁的家族幼子、六品侍卫,到如今28岁名满天下的一等公爵,他自己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姐夫乾隆始终在自己背后保驾护航。

封一等公爵后,傅恒的行事准则只有一条——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是乾隆真想干,他都无条件支持,决不后退。

典型的例子就是,准噶尔爆发内讧数年,时机成熟,乾隆欲出兵西北。满朝文武都拦着他不让打,说:皇上您忘了当年先帝打准噶尔输得有多惨了吗?和通泊之战[20]惨败,八旗子弟家家戴孝。就在众臣反对的时候,傅恒挺身而出。史书记载:

惟大学士傅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21]

所有人都不敢冒头,只有傅恒说“打吧,后面的事我来办”。乾隆很满意,他觉得只要有傅恒这句话,那事情就肯定稳了;其他大臣也都不说话了,意思就是:那就交给忠勇公去办吧。

只是这一次,傅恒并没有上前线,而是在军机处负责统筹全局,但同样地不分黑白、不知休息,他不停地核算粮草、分析敌情、统筹各方。乾隆有言:

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22]

下军令状后,傅恒每一天都扑在这场清准战争上。

在傅恒的部署下,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长驱直入,几个月就攻下了伊犁,一举平定了准噶尔。然而就在乾隆欢欣鼓舞的时候,下半年时,准噶尔又叛变了,而且还趁清军主力撤军的时候,打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就是这个时候死在新疆的。于是,朝堂之上,议和的声音再次响起。关键时刻,傅恒再次站了出来,主动请命办理军务。这一年,傅恒34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四月,乾隆派傅恒奔赴前线。不过,傅恒刚动身离开京城没多久,乾隆审度局势,决定换将。乾隆一边叫傅恒回来,一边则表示自己也不打算撤军了,要直接在新疆建立起全面统治。乾隆先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和吐鲁番等地全面驻军,平定叛乱后,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乾隆就此彻底平定准噶尔,收复新疆。而这,也实现了康、雍、乾三代帝王的毕生夙愿。

战后,乾隆再次对傅恒大加封赏。他盛赞道:

定策西师,惟汝予同。[23]

如果没有傅恒的支持,就没有平准战争的胜利。乾隆除了给傅恒各种封赏之外,还搞了一个紫光阁功臣画像大展厅,把傅恒的画像排在首位,以示嘉奖。只可惜,自古名将难见白头。戎马半生的傅恒,最终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战——清缅之战。

当时,缅甸先是骚扰我国的西南边境,长期进行小规模的烧杀抢掠,后来看清廷没反应,变本加厉地入侵,等到乾隆三十年(1765)的时候,缅甸军队大举进攻,几乎要打到云南的腹地了。乾隆忍无可忍,决定对缅甸进行全面反攻。

可谁也没想到,清军却因为前方将领的指挥失误、谎报军情以及各军的配合失误而三战三败,严重损兵折将,连傅恒的亲侄子都死在前线了。清军的指挥系统几乎瘫痪。

打了两年多后,乾隆三十三年(1768),58岁的乾隆问47岁的傅恒:你能亲自去云南一趟吗?而我们都知道,傅恒一辈子都没有拒绝过乾隆。他的答复仍是:没问题,我去。

于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傅恒南下,三月正式抵达云南。

傅恒还是很稳的。他在勘察地形后,立刻就下令砍树造船,打算水陆并进,围攻缅甸。在傅恒的部署下,战事起初还是相当顺利的。傅恒在七月领兵杀入缅甸,十一月时已突袭了上千里,就快要打到缅甸的首都阿瓦了。但可惜的是,就在奔袭缅甸首都前,攻打最后一道堡垒老官屯时,出意外了。

因为缅甸气候炎热、士兵水土不服,清军军营内爆发了大面积的瘟疫,不少人染病而死,剩下的人战斗力也大为减退。最终,清军在老官屯久攻不下,3万多人的部队,打到最后不足2万人,损失惨重。许多将领不同意再打下去了,他们主张撤兵。

在史书中,我们看到了温和、谦逊了一辈子的傅恒唯一一次发了火:

傅恒怒形于色,即欲缮折参办。[24]

今天谁要是敢主张撤兵,我立刻就写折子参谁!可当时的条件实在太恶劣了,没多久,傅恒他自己也感染了瘟疫,上吐下泻,一病不起。

等到副将军阿桂将相关情况报告给乾隆后,乾隆立刻下令,叫傅恒马上撤出缅甸返京,留阿桂全权主持前线军事,准备议和。万幸,此时缅甸那边也扛不住了,主动发起了和谈申请。最终,这场战争以双方和谈为结果结束了。

只可惜,战争结束了,傅恒的病却没有好,甚至更重了。回到京城后没多久,傅恒病得连床都下不了了,每天像是活死人一样。乾隆不断派太医去给傅恒看病,赐予傅恒御膳,到最后,连乾隆自己也三天两头地往傅恒家里跑。史书记载:

每朝夕遣使存问,赐以内膳羹糜,俾佐颐养。复间数日亲临视疾。[25]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十三日,傅恒于家中去世,年仅49岁。那一天,京城内的另一处宅院中,乾隆的亲弟弟和亲王弘昼也寿终正寝。

在接连失去两位亲近之人后,60岁的乾隆亲自在傅恒的丧礼上到灵前祭酒,并题诗一首:

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写悲有是哉!

千载不磨入南恨,半途乃夺济川材。[26]

朕最后悔的事,就是派了你南下。

也许很多人都会为傅恒扼腕叹息,但他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应该是并无遗憾的。在缅甸,那番战况,傅恒一定知道这场战争已经打不赢了,可他还是要打。在某一个瞬间,傅恒或许是真想战死在缅甸的。傅恒身边的人后来说,他这一辈子精通满文,并不擅长汉文,但始终很喜欢袁枚悼念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所写的一句诗:

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最善终。[27]

注释:

[1]昭梿:《啸亭杂录》卷九,《拉傅二公》,中华书局,1980,第307页。

[2]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二,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3]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用傅文忠》,中华书局,1980,第22页。

[4]见《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六,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5]佚名:《清史列传》卷二十,《大臣画—传档正编十七·傅恒》,中华书局,1987,第1485页。

[6]见《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7]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五,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8]见《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七,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一,《列传八十八·傅恒》,中华书局,1977,第10451页。

[10]同上。

[1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一,《列传八十八·傅恒》,中华书局,1977,第10451页。

[12]昭梿:《啸亭杂录》卷七,《钱文敏》,中华书局,1980,第187页。

[13]昭梿:《啸亭杂录》卷七,《钱文敏》,中华书局,1980,第188页。

[14]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六,乾隆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15]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八,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16]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八,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17]来保:《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六,四库全书本,第3页b。

[1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一,《列传八十八·傅恒》,中华书局,1977,第10447页。

[19]同上书,卷五百十三,《列传三百·土司二》,第14219页。

[20]清政府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的战役。雍正九年(1731),清军将领傅尔丹中计,率军深入,中伏,在和通泊大败,仅2000余人生还。

[21]见《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四,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22]见《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九,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23]傅恒:《钦定皇舆西域通志》卷首四,四库全书本,第2页b。

[24]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六十一,乾隆三十五年闰五月二十九日。

[25]佚名:《清史列传》卷二十,《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七·傅恒》,中华书局,1987,第1496页。

[26]佚名:《清史列传》卷二十,《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七·傅恒》,中华书局,1987,第1496页。

[27]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一,《哭襄勤伯鄂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