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献综述

一、日本移民历史研究

日本人口跨境迁移现象自古便有。纵观其历史，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主要出现在两个重要阶段。一是从明治维新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政府为解决其人口过剩问题而实行海外移民政策，使得大量劳动人口流向美洲，聚居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的巴西、秘鲁和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二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配合其军事扩张推行的海外殖民政策，有计划地向东亚、东南亚等地进行武装移民，在这一时期迁移至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便是其典型代表。

吴占军在《日本学术界近代移民政策研究综述》[89]中所述，20世纪80年代日本移民研究兴起，以日本国立图书馆为首开展了外务省资料、各都道府县地方志、移民史等“日系移民关系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日本学者通过移民与多个学科综合研究，在移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上，如移民教育、移民生活、移民与城市的关系等研究方面多有建树。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分别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日本战前海外移民潮与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移民潮上。下文是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日本移民历史相关研究的综述。

（一）战前“海外移民潮”研究

《日本移民史研究序说》[90]自出版后被认为是日本移民研究的典范，其中援引了大量详实的史料。儿玉正昭教授主要从移民输出的视角进行研究，对明治时期移民史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对日本移民现状进行了批评，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邦人海外发展史》[91]论述了明治维新开国后70年间日本向势力圈内殖民地的人口移动和非势力圈的移民全貌，书籍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卷，分别对夏威夷移民、北美移民和巴西移民的情况、移民后的生活状况、美洲的排日运动及其影响做了介绍和评述。日本学者对于这一时期特定移民接收国的历史研究，如日本夏威夷移民史、北美移民史、巴西移民史等，成果丰硕。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还包括《日本人的海外发展》[92]、《日本移民概史》[93]等。另外，以各府县为单位的海外移民史，如广岛县移民史、静冈县海外移民史等同样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在学术研究上，一桥大和（音）的著作《日本人在美国：对驱赶日本移民及其子女的一项研究》[94]，通过对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日本移民进行身份、职业等特征分析，丰富了日本移民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随着日美关系的紧张，以美国排日运动为典型的移民问题重新成为学者研究重点，其中，优秀成果如《太平洋、亚洲圈的国际经济纷争史：1922—1945》[95]、《日美危机的起源和排日移民法》[96]等，将研究目光由美国排日与竞争，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突出了移民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美国学者对于日本移民者的研究比日本本国研究要早得多。早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移民的进入，美国政界、学界、媒体便对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密切关注，甚至个别派别和人士将其作为煽动种族主义和实现政治目的的言论工具。如弗雷德里克·斯泰纳（Frederick Steiner）所著的《日本人入侵》[97]一书，认为日本人迁移在经济和种族上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作为反击，川上清志（音）的著作《真正的日本人问题》[98]抨击了那些夸大日本移民负面影响的言论，并为当时移民产生的社会问题指出了相应对策。

我国对这一时期的日本移民研究相对滞后，关于日本移民美洲的记载与论述仅零星出现在美国移民史著作中，如邓蜀生对移民群体的研究著作《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中有一章提及日本移民者。论文方面，苏州科技大学祝曙光带领其研究生做了一系列近代日本移民至特定接收国的相关研究，如《近代在美日移民与美国排日运动》[99]、《阿根廷日本移民研究（1886—1966）》[100]、《夏威夷日本移民研究（1885—1945）》[101]、《巴西日本移民研究（1908—1945）》[102]、《近代墨西哥的日本移民（1898—1941年）》[103]等。其次，关于美国排日运动的论文，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问题与日美关系》[104]、《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近代日本海外移民——以近代日本的美国移民与日美关系为中心》[105]、《加利福尼亚排日运动与美国对日移民政策的转变（1888—1924）》[106]、《近代以来美国本土日本移民的分期及特点（1868—1941）》[107]等。

（二）战时“侵略移民潮”研究

明治之后，日本政府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逐步开始了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企图依靠移民政策占领整个中国。对中国的移民活动始于1906年，止于1945年，40年间约155万日本移民被送往中国。这不仅给中国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遗孤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可以说没有日本的移民侵略，就不会有日本遗孤问题。二战即将结束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扫除日本关东军势力，日本人在逃窜过程中把妇女、儿童逾4000人遗留在了中国。[108]据王承礼主编的《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109]记载，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陆军省、拓务省和关东军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移民方案，掀起了向中国东北侵略移民潮的序幕。1932年10月，第一批日本武装移民团侵入东北，并于次年在黑龙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建立了第一个“开拓团”。截至战争结束，日本向东北移民10万户，共计32万人。

关于战时“侵略移民潮”的研究，一些日本学者用较为客观的角度将其叙述成史，《日本人的海外发展》[110]作为一本概述性专著，主要介绍了截至1916年的日本人移民海外的大致情况，重点介绍了日本人向美洲尤其是南美洲移民的情况。该书的出版时间恰值一战期间，日本在与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同时，鼓舞其国民向海外移民，具有浓厚的海外膨胀政治色彩。再如《满洲农业移民与抗日运动》[111]、《近代民众的记录——满洲移民》[112]、《满洲武装移民》[113]、《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14]等。上述著作结合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与反抗，较真实地还原了日本侵略移民中国东北的景象，尤其是对“开拓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对中国学者而言，日本侵略移民的历史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著作《日本“满洲移民”研究》[115]对日本侵略移民政策进行了重点研究；著作《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116]以日本侵略移民政策为视角，对该政策的形成、实施及移民问题与管理进行研究，描述了日本侵略移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著作《日本“开拓团”入殖始末》[117]，以日本“开拓团”为研究主体，介绍了日本“开拓团”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侵略活动、战败后的遣返与滞留等基本情况；论文《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118]探讨了日本“开拓团”的本质与特征；论文《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武装移民研究》[119]以“瑞穗村”（移民村）为例，研究日本政府以“开拓”名义掩盖移民侵略的行径，包括日本第三次武装移民的实施。另外，一些学者以“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为研究对象，如《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移民政策的确立和实施》[120]、《试论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移民侵略》[121]、《满蒙青少年义勇军》[122]，角度新颖，这一青少年群体随战争迁移，不仅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土地，还对日本青年造成了无可弥补的身心创伤。

另外，当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并迅速撤离中国后，大量日俘、日本“开拓团”移民、随军慰安妇、随军家属等成分复杂的滞留人员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生活。《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123]、《战后滞留中国的日本人遣返研究》[124]、《东北地区日本侨俘遣返问题研究》[125]都是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三）日本移民思想与政策研究

明治二十年以来，日本的移民思想从过去的国内移居论转变为海外移居论，转变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过剩，其作为一种积极的海外发展思想在国内被鼓吹着，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殖民论者。明治时期的日本大臣模本武扬就是代表。日本移民思想大多与海外扩张、殖民活动相联系，政府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移民公司契约移民是主要的移民形式。在井上雅二的著作《移住和开拓》[126]中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时期对海外殖民、移民的认识，其中大部分体现了其海外殖民的移民思想。

在日本移民政策上，明治时期日本移民海外的人数是21万余人，1913年至1941年移民数是56万余人，1868年至1912年，明治政府出于国内与国际环境的考虑，对海外移民持保守态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力大增，政府迅速调整移民政策，积极鼓励日本移民，移民人数大幅增加。在我们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逐步提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政策，企图占领东北。我国学者段兴丽在《1905—1930年间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移民侵略研究》[127]中揭露了日本移民侵略行为对我国东北造成的严重影响，日军为了掠夺中国东北制定了日本移民侵略计划，并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厅”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同时，日本政府采用军事手段帮助日本国民快速涌入“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20世纪初至1945年，日本共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14批，分为三个时期，即1912年移民试点时期、1932年至1935年武装移民时期和1936年国策移民时期，相关研究包括《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128]、《“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满洲移民实边政策”研究》[129]、《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试点移民——爱川村移民》[130]、《伪满时期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弥荣村”实态研究》[131]等。战败后，日本政府为掩盖侵略东北的真相，将“移民政策”改名为“开拓政策”掩盖其罪行，并采取弃民政策，将开拓团中剩余的老弱妇孺残忍抛弃，遗留在了中国。日本的这些移民侵略政策及战败后弃民政策导致了日本遗孤的出现，是研究日本移民问题不可忽视的内容。

二、日本遗孤问题研究

（一）中国对日本遗孤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日本遗孤问题，这个时期涌现出大量文学纪实类作品，以曹保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132]和梁建增的《记录被忽略的历史——二战以后日本在华遗孤和他们养父养母的真实命运》[133]为代表。学者们通过访谈和记录日本遗孤及其养父母的真实故事，深刻阐述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伤，展示出中国普通百姓的无私和博爱，并对日本遗孤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过程和演变进行详尽梳理，持续关注日本遗孤的生存现状。赵湘华在《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134]一书中以5位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日本遗孤为题材，展示了日本遗孤在中国生存发展的过程，为他们塑造了崭新的形象。

历史学层面，学者们关注到日本遗孤称谓变化及其问题的历史形成原因。在《日本遗孤称谓考察》[135]中，潘德昌从群体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分析日本遗孤冠名的差异，梳理日本各界关于残留孤儿问题的争论，通过分析其称谓演变，总结出称谓争议的三个核心问题：这些还活着的已经到人生尽头的人能否称为“孤儿”？“残留”一词的本义何在？残留孤儿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及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潘德昌指出虽然“残留孤儿”目前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和学术界的规范称呼，但“战后日本遗孤”才能给出最准确的定位。除称谓外，潘德昌还在《日本遗孤问题探析》[136]一文中详尽梳理了日本遗孤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他指出日本遗孤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对中国的移民侵略。“满洲移民始于1912年的试点移民，经历了1932年至1935年的武装移民期。1936年，‘满洲移民’事业最终作为国策被确定下来。”[137]战败后，军队溃退中“被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所遗弃，丝毫不知战况，退路又被断绝，尤其是在全民动员下留下来的大量的老少妇女和儿童组成了‘逃亡开拓团’”。[138]在苏联军队的攻势下，“开拓团”移民逃亡至铁路沿线城市等待遣返。由于战败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弃民政策，遣返日本和逃亡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在大规模的集体遣送结束后，仍滞留在东北地区。1952年至1958年，在中国政府和中日双方民间团体的努力下遣返活动断断续续的展开，部分日侨实现了回国梦。但日本政府于1959年公布了《关于未归还者的特别措施法》，“将那些居留在中国的不管有没有生存资料的未归还者，一律宣告为战时死亡，取消其户籍。根据这部特别措施法，大约有12000余人被宣告为战时死亡，被消除了户籍，抹杀了存在，再次被日本政府遗弃，最终形成了遗孤群体。”[139]孟明月[140]从日本“开拓团”入手，依据史学资料探讨其受教育情况、生活状况及悲惨命运。逃难失败的日本“开拓团”之子——日本遗孤被中国人民收养。

20世纪50至70年代，因中日外交政策变化，官方日侨遣返活动受限，民间外交成为日本遗孤遣返的主要方式。在《日侨遣返交涉的民间外交》[141]一文中，潘德昌以日侨遣返交涉为背景，线性梳理了中日双方民间外交问题。他指出“民间外交不仅开辟了中日两国战后发展友好关系的道路而且在两国关系受到破坏、出现倒退时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克服障碍、打破僵局的作用。”《黑龙江省与日本民间交流四十年回顾——以日本遗孤友好交流为中心》[142]中，杜颖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日本遗孤寻亲状况进行了描述。1972年后，黑龙江与日本进行了以养父母为中心的民间外交、文化交流、影视界交流、学术交流、经济交流、农业技术交流等，黑龙江省也同日本友好团体建立了亲密联系并举办大量活动。作者指出，尽管日本遗孤的寻亲给中日双方带来了积极的往来和交流，但“日本政府在对待遗孤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影响了遗孤问题的顺利解决，并对中国养父母的生活产生了间接影响。”

在异国文化适应和自我认同层面，学者们从跨文化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日本遗孤的艰难异文化适应过程，《归根——日本残留孤儿的边际人生》[143]一书从中日两国在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归日遗孤受到异文化的冲击以及日本遗孤的社会适应过程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并进一步指出日本遗孤在适应日本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休克现象与边际人格的生成。王欢用“无根情结”“血缘边际人”“文化错位”等工具概念构筑了日本遗孤的生命特征和性格特点，揭示出这个群体人格上的不完整性和精神家园缺损的状态。此外，潘德昌在《理解·和谐·共生——中国归国者问题研究》[144]中指出日本遗孤茫然的归属意识导致了“无根情节”的产生，既是无根的“中国人”，又是局外的“日本人”。杨建琴[145]认为日本遗孤的归国行为实际上是受到中国“认祖归宗”思想的影响。“表面上是血缘关系，真正在起作用的则是中国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强调血缘家族本位、注重叶落归根认祖归宗的中国文化。”杜颖[146]关注到日本遗孤的适应策略：融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及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的几种应对策略：走向政治、走向宗教、走向其他。

部分研究者聚焦日本遗孤回到日本社会后的社会融入、社会保障、赔付以及诉讼等问题。《日本遗孤国家赔偿诉讼问题初探》[147]一文中，潘德昌和潘磊以1999年8月15日约600名回日本定居的残留孤儿对日本政府提起国家赔偿的诉讼为例，从法律角度分析日本遗孤问题，介绍遗孤国家赔偿诉讼现状以及日本遗孤国籍争论，指出“日本政府的行为侵害了《世界人权宣言》赋予遗孤的基本人权，日本政府应该对遗孤问题负责，应该停止侵害行为，赔偿相应的损失，保证遗孤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148]在社会层面，张龙龙[149]根据遣返政策和遣返时期，将日本遗孤分为四个时期的归国者，并一一考察了各个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第一期归国者”在国外接受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开始了日本的新生活。他们返回日本时年龄较小，但普遍从事低收入劳动。1980年代后半期到1990年代初，日本处于经济泡沫的背景下，“第二期归国者”由于语言障碍，只能从事体力劳动，长期遭受歧视。19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由于归国时年龄较大，“第三期归国者”不再就业，依靠政府援助，始终处于孤独状态。“第四期归国者”直接参与了国家赔偿诉讼和新抚养法的实施。

除日本遗孤本身外，研究者还将目光放在了其眷属和养父母身上。

《日本归国残留孤儿眷属之社会适应性论析》[150]一文中，鞠玉华、岳程楠分析了日本归国残留孤儿眷属这一特殊群体的状况。由于身份和归属问题产生的认同困难，时间与空间身份的双重矛盾导致他们成为困惑中的边际人。而中、日之间的文化冲突造成了异文化适应过程缓慢。工作反差、巨大的教育压力使得日本归国残留孤儿眷属的生活更为艰难。鞠玉华、岳程楠以1987年、1995年为时间界限，结合中日两国国情对归日残留孤儿眷属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指出“只要把现存这部分人的问题解决好，同时创造宽松的环境使其后代融入当地社会。最终他们将随着‘世代’的交替而逐渐平稳、顺利地融入日本社会。”

在日本遗孤养父母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杜颖的《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151]。杜颖从日本遗孤被中国养父母收养至寻亲回国前的生活、日本遗孤回国后中国养父母的生活、日本遗孤的生活现状三个时期重点考察日本遗孤在寻亲回国过程中与中国养父母间的情感纠葛。作者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等边缘、交叉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从个人出发并落脚日本遗孤及其养父母的宏观群体，全面呈现他们的生活面貌，介绍了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家庭割舍不断的情结，指出现在和将来加强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家庭间的亲情维系，搭建友好交流平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车霁虹从反思战争的角度，探讨了日本遗孤及其养父母问题作为战争遗留产物所带来的伤痛，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并指出“只有加深相互理解，才能共同维护地区和平，推动中日关系面向未来友好发展。”[152]

除纪实文学和学术论文外，中日文学作品为大众探索、了解日本遗孤问题提供了大量材料。1991年，山崎丰子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出版，并获得第52届文艺春秋读者奖。《大地之子》以日本遗孤为主角，讲述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遗留在中国的成长经历。1995年，日本NHK电视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电视剧《大地之子》，此剧一经播出就取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21年后，严歌苓在《人民文学》上刊登了与《大地之子》同题材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国内学者通过分析中日文学作品中日本遗孤形象的差异，探讨中日两国作家面对该问题时的立场和认识及其所展现的对国家、战争和人性的思考。

（二）日本对“日本遗孤”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山本慈昭出版《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国残留孤儿寻亲记录》[153]一书，第一次将日本遗孤问题呈现在日本民众和政府面前。日本遗孤曾一度备受日本媒体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过一段时间的大量宣传。相对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对其进行的研究却冷淡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日本遗孤所面临的生存窘境，使得他们往往没有时间接受研究者长时间的访谈调查。直到200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援护局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归国的日本遗孤为对象的《中国归国者生活状况调查》（问卷）才首次发布。而今，有关日本遗孤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近年，在日本涌现了大量关于殖民地、战争体验的研究，其中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民族志研究更是进入了盛况。日本遗孤研究不仅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甚至被认为“不再是不合时宜的研究课题，反而是符合了时代要求的充满魅力的题目”。[154]

异国文化适应及自我认同问题的研究，以心理学和精神卫生学研究居多。其中，精神医学领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是1996年江畑敬介的《移住与适应》。[155]该书通过追踪调查，在总结与日本遗孤的适应相关的诸要素（离别体验、生活史背景、归国动机及理由、性格、社会因素、语言文化因素、支援网络、生活压力、家庭机能及关系等）的同时，分析了这些要素在适应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有关日本遗孤生活现状研究方面，筑波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归国者二代、三代》[156]和福冈中国残留妇人问题研究会主编的《归国后的中国残留妇人的实态调查》[157]可谓是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范例。筑波大学的调查以生活在首都圈的日本遗孤二代、三代为对象，对他们的语言学习、就业状况、人际关系及自我认同进行了研究。而福冈调查则以回到福冈的遗留妇人为对象，进行了以健康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

此外，以蘭信三为代表的众多研究者们，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学和日本语教育学等多重视角，探究了作为“客人”的日本遗孤与作为“主人”的日本社会之间的各种状况和问题，是迄今为止关于日本遗孤最具代表性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158]在对日本遗孤的日文教育和多文化教育问题研究方面，小田美智子[159]总结了有关中老年日本遗孤的教育问题；[160]池上摩希子、[161]宫田幸枝[162]和锻冶致[163]则主张对日本遗孤二代推行“非同化教育的日语教育”。[164]同时，社会福祉学者研究了日本遗孤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支援问题；[165]社会学者探究了日本遗孤住宅问题与生活问题等课题。[166]

蘭信三还从国际社会学的视角，以伪满移民和日本遗孤为主要对象，研究了日本的移动人口生存状况。他以长野县下伊那郡为例，分析了日本遗孤在地域社会网络中的生活状况。他指出：“初期的归国遗孤们，虽然国家层面的支援制度尚未完善，但是拥有地域社区的丰厚援助，所以逐渐地融入了地域社会。可是，随着归国人数增多，形成共同体之后，遗孤们往往依赖援助生活，反而从地域社会中孤立出来”。

关于日本遗孤二代的研究，相对少很多，且多为关注他们回到日本的适应过程，主要涉及其在日本接受支援情况、日语教育、职业教育、前途选择等方面。[167]究其原因，这与日本社同化主义要求日本遗孤二代、三代尽快“成为一个日本人”“适应日本社会”等入乡随俗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

以往有关日本遗孤二代的自我认同的研究，绝大多数都关注他们自我认同的纠结与危机。[168]作为日本遗孤二代的大久保，为渡过自我认同危机，探索构建了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提出了“中国日裔青年”的概念。[169]大久保的研究考察了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人生体验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日本遗孤二代自我认同的形成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探索很值得借鉴。但是，大久保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都是从随笔等文字资料中截取的，其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研究者自身喜好的影响。本章中，我们将更加注重从当事人自身叙述的立场出发，试图以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全新视角来重新探究日本遗孤二代的自我认同问题。

综上所述，1970年末至今，日本学术界、思想界对于后期返迁者（遗孤）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归纳为回忆录、纪实文学、史实讲述、在日奋斗记，在日人权问题、生活保障问题，以及遗孤起诉日本政府等。虽然视角多样，涉及方方面面，但这一研究在日本学术界仍属于冷门，并无固定体系，呈零散状。整体来说较为浅表化，缺乏历史纵深感，以及基于现象的对于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养父母的相关研究与报道较少，目前只有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浅野慎一、佟岩合著的《异国的父母：抚养中国残留孤儿的养父母之群像》[170]是搜集并记录了中国养父母事迹的专门著述。

与大多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本书并没有把日本遗孤作为日本社会的弱势群体看待，研究也不局限于如何解决诸如升学、就业、结婚、养老等社会问题，更加关注的是日本遗孤这个群体作为历史主体的“生活者”并通过对他们生活方式的观察与记录、相关新闻报道的分析，以及对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的研究，探寻他们如何反抗和突破不利的现状与困境，寻找问题产生的缘由并打破僵局，成为克服逆境、顽强坚韧的“生活者”的过程。

此外，本研究对比中日两国三代日本遗孤在记忆与传承上的区别，研究生命叙事方法对历史的构建与再理解所赋予的新含义，即超越关于战争的一般性介绍和宣传，超越谴责侵略、追究暴行的一般道德评判模式，全新的历史认知视角。我们将以日本遗孤的生命叙事为纲，对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加以注释、辅以图片，努力形成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同时注重口述历史的科学性，让民众走进历史，让历史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民众真正成为历史记忆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