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世医学文献中最早最完整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中华民族防治疾病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代表了那一时期东方医学的最高水平。它由《素问》《 灵枢》两部组成，各九卷八十一篇，共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它是中医学传承、发展的至尊之作，被称为“医家之宗”、中医理论的“渊薮”。

一、作者及成书

黄帝是中国古代部落联盟的首领，五帝之首，被尊称为人文始祖。《黄帝内经》之所以冠黄帝之名，并非是空穴来风。从《黄帝内经》的内容看，多为黄帝与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少俞、少师等臣子以问答的形式讨论医道。

据南宋罗秘的《路史》记载，黄帝曾西巡访贤，“至岐见岐伯，引载而归，访于治道”。又据北宋真宗天禧年间张君房编辑的《云笈七签·纪传部·轩辕本纪》所载：“时有仙伯，出于岐山下，号岐伯，善说草本之药味，为大医。（黄帝）请主方药……作内外经。”由此可知，是黄帝西行把岐伯从陕西岐山一带，引载到自己的部落有熊氏所在地，拜为医学之师。而新密正是黄帝和岐伯等名臣讨论医学之道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因此可以说新密是《黄帝内经》思想诞生、形成的主要地区之一，当然也就可以说新密是岐黄文化的主要诞生地。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古郑国是黄帝与岐伯等的主要活动区域，而古郑国包括现在河南的新郑、新密等地区。每年农历三月三，当地政府在黄帝故里新郑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新密境内有关岐黄文化的遗址有40多处，如黄帝宫、岐伯山、岐伯庙、大鸿山、大隗山等大量关于黄帝、岐伯与其他上古医家活动的遗迹与传说。1997年发现的新密古城寨遗址被专家确定是黄帝的古轩辕丘，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期的起始点。经过全国20多位医史文献专家的考察论证，确定新密市为岐黄文化的发祥地，并于2010年12月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举行揭牌仪式。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黄帝内经》这一部中华民族的医学“垦荒”之作，并非一时一人完成，而是由许多代的志士仁人，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积累而成的。黄帝拜当时一些医学大师讨论、酝酿、实践、总结，又经多代后来者的不断补充、整理，形成《黄帝内经》这一巨著。由此，该书以“黄帝”命名就顺理成章了。

二、学术思想

《黄帝内经》之名首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今仅存《黄帝内经》。内与外，是相对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七家有三家都有内外，应该说书分为内外并无深意。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 灵枢》。关于“素问”的含义，历来医家解释不一。北宋林亿引梁代全元起注云：“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明代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云：“《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素问》正是从天地宇宙的宏观出发，运用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和论证天人关系、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确有陈源问本之意。

《 灵枢》有三个名字。最早叫作《针经》，其次叫作《九卷》，到了晋代，皇甫谧又叫作《针经》，至唐代王冰才叫作《 灵枢》。关于《 灵枢》的含义，张景岳解释为“神灵之枢要，是谓《 灵枢》”。（《类经》一卷“类经名义”）王冰受道教思想影响将《针经》改为《 灵枢》，讲的是针法的枢机和机要，灵者验也，指针刺的疗效，至为灵验。但必须得其刺法的枢机而后灵，故名之曰《 灵枢》。

《黄帝内经》篇幅浩大，内容丰富。全书多采取综合叙述的方式表达，几乎每一篇都不是单纯地讨论一个问题，而是涉及好几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因而一些医家用分类的方法，按其不同的内容，各以类分。

分类研究诸家如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合并《素问》《 灵枢》，分十八类进行论述；张景岳的《类经》合注《素问》《 灵枢》，并分十二类；李中梓的《内经知要》合注《黄帝内经》，并分八类。

今天所讨论的《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我们也分类来论述。

（一）预防思想和方法

1.预防思想　　预防即养生，古代也称摄生。指以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为目的各种颐养生命的医事活动。在“ 人与天地相参”思想的指导下，《黄帝内经》把人放在宇宙自然中来考察，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生命源于父母的先天之精，又经后天精气的滋养而发育成人。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精、气、神是维系生命的三宝，精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气是生命的动力，神是生命的主宰；精、气、神三者密不可分，三者协调统一，维持“形与神俱”的正常生命状态。在疾病和衰老理论的基础上《黄帝内经》确立了“治未病”的养生思想，建立了独特的养生学体系。

养生学是研究如何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从而使人获得健康长寿效应的理论和方法。中医养生学起源虽早，但《黄帝内经》才是真正的源头。其中确定的养生原则是：内外结合，以内养为主；动静结合，因时制宜；形神兼养，以养神为重等。养生的具体方法有：顺应自然，外避邪气；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五味调和，不可偏嗜；“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素问·脏气法时论》）；劳逸结合，不妄作劳；节制房事，维护先天；全面养生，不可偏废等。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于《素问》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等篇之中，此外在《素问·刺法论》中还介绍了吐纳法和服小金丹方的养生防病措施。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则铸锥，不亦晚乎？”这是说在没有病的时候就要注意，等到病已形成，再来治疗，犹如口渴才去掘井，战事发生的时候才制造兵器一样，岂不太迟了吗？这样具体的预防思想，是全世界医学文献上的最早记载，在现在和将来永远具有生命力。

2.预防方法　《黄帝内经》所讲的预防方法，都是个人卫生方面的方法。它和道家有密切的关系。《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黄帝内经》注意饮食的调理，特别强调不要过食，《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素问·痹论》也说：“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同时代的《吕氏春秋·尽数篇》也有同样建议：“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

《黄帝内经》还注意色欲的节制。《素问·上真天真论》云：“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

《黄帝内经》特别注意情志活动的影响，详细叙述怵惕、忧愁、悲哀、喜乐、盛怒、恐惧各种情况对人身的伤害。《 灵枢·本神》云：“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二）对疾病的认识

1.什么是疾病　《黄帝内经》中对疾病没有下定义，但是对健康却下了一个定义。由健康这一定义我们可以推测知道它认为疾病是什么。经文说：“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 灵枢·终始》）这是说，能适应外界环境，内部机体和谐，就是健康。反过来说，如果不能适应外界环境，内部机体不够和谐，就是疾病。可见它认为疾病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过程，并没有什么神秘的。

疾病是生命活动在特殊情况下的表现形式，是人体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健康状态遭到破坏，又不能在短期内自我恢复的过程，《黄帝内经》对人体生命活动病理状态下的认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发病规律。致病因素侵入人体后，在邪正双方的作用下，人体的脏腑、经络、精、神、气、血、津液失调而发病。由于邪气性质、毒力大小不同，人体正气有反应性差异，因而又表现为不同的发病类型。二是病变原理。人体一旦发病，由于邪正双方力量的盛衰变化不同，又表现为不同的病变原理和不同的预后转归。三是疾病的种类。疾病的种类是不同的，这是由于在不同致病因素作用下引起人体不同脏腑和物质的状态失常的缘故。《黄帝内经》对疾病的研究既注重人体整体功能的失常，又强调疾病阶段性的变化，这一疾病观成为中医疾病学的理论特点和诊病思维方法。

2.疾病的分类　《黄帝内经》对于个别疾病的认识中，除了疟疾的名称和今天的疟疾相同外，其余按照现代的标准都只是症状的叙述和症状群的名称，这些叙述和名称在当时就被认为是疾病。

疾病的种类繁多，为了提纲挈领，执简驭繁，首先要使疾病系统化，于是古代医学家提出了分类的要求。五脏在当时被认为是人身体内的纲领，所以《黄帝内经》的疾病分类主要是依五脏来分的。例如热见《素问·热论》，疟见《素问·疟论》，咳见《素问·咳论》，风见《素问·风论》，胀见《 灵枢·胀论》，具体论述都是按肝、心、脾、肺、肾五脏分类的，这和现代医学按系统分类一样。当时由于条件所限，只能凭借对表面的直觉和观察来分类。例如对热的分类，就是按照痛的部位和与哪一脏的部位接近而分类的。有胁满痛的就叫作肝热，有心痛的就叫作心热，有腰痛的就叫作肾热，见《素问·刺热》。《黄帝内经》中，除了按照五脏分类之外，还有按照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胆六腑分类的，见《 灵枢·胀论》。有按照筋、肉、脉、肌、骨等分类的，见《素问·痿论》《素问·长刺节论》《 灵枢·癫狂》。有按照三阴三阳经脉分类的，见《素问·刺疟论》。

3.对疾病季节性的认识　《黄帝内经》认识到疾病是有季节性的，春、夏、秋、冬各有易患的疾病，经文中言：“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素问·金匮真言论》）这是说，因春季的病多在头部，所以春季容易患鼽（鼻塞流涕）衄（鼻出血）；夏季的病在内脏，所以仲夏容易患胸部胁部的病；长夏易患洞泄（泻），寒中（痢疾）；秋季的病在肩背，所以秋季易患风疟（疟疾）；冬季的病在四肢，所以冬季易患痹（关节麻木疼痛）厥（手足发凉）。

4.对疾病地域性的认识　《黄帝内经》认识疾病是有区域性的。经文中说：“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素问·异法方宜论》）这是说，在当时中国的区域以内，东、西、南、北、中五方的人，由于他们居处的地理环境、天时气候、饮食嗜好不同，他们的体格也不同，他们易患的疾病也不同。

5.对疾病潜伏期的认识　“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生气通天论》）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这些论述，说明当时《黄帝内经》已认识到疾病有潜伏期的存在。

6.对疾病预后的重视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素问·疏五过论》）“必知终始”是要了解疾病的整个过程。“有知余绪”是要了解疾病的后果。这些都是关于疾病预后的重要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医生的主要责任是决死生，这从以下几段经文中可以看出来：

“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素问·脉要精微论》）

“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素问·三部九候论》）

“余闻虚实，以决死生。”（《素问·玉机真脏论》）

“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素问·三部九候论》）

“必明乎此，立形定气，而后以临病人、决死生。”（《灵枢·寿夭刚柔》）

“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灵枢·邪客》）

另外，《黄帝内经》认识到水肿和肾脏的关系，例如：

“有病痝然如有水状……病生在肾，名为肾风。”（《素问·奇病论》）

“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素问·水热穴论》）

从这些叙述可知，当时已认识到有一种水肿是由肾病引发的。

（三）治疗原则和方法

《黄帝内经》讲述了论治疾病的思想、原则、方法。论治疾病是以正确的诊断为前提和依据的，而治疗原则的实施又要通过一定的疗法作用于人体，从而发挥治疗效应，《黄帝内经》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众多治疗理论。如倡导“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素问·五常政大论》），强调顺应自然、人体规律的治疗思想；治疗的根本在于协调阴阳、调理气血，即“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从整体观念出发，采用“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治则；祛邪必须因势利导，“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提出“治病必求其本”的观点，在分清标本缓急的基础上，要“ 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季节、气候、地区以及人的体质等因素，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案，所谓“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至于具体治疗，大致可分为正治法和反治法两大类，正治法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反治法如“寒因寒用，热因热用”等。上述治则与治法仍然是当今临床实践应遵循的准则。

《黄帝内经》所记载的治疗方法甚多，如砭石、针刺、灸焫、药物、熏洗、药熨、敷贴、按摩、导引、饮食和精神疗法等。对针刺疗法的阐述尤为详尽，针具、针刺取效的原理、针刺的手法、针刺的治疗范围、治疗的宜忌以及据病选穴等均有记载。全书虽只有十三首方剂，但其方药之理已具备，同时关于治疗法则的论述，也足以指导临床对疾病的治疗。

1.相反的治疗原则　《黄帝内经》中所载治疗方法有许多种类：见于《素问·异法方宜论》的有砭石、毒药、灸焫、九针、导引按跷；见于《素问·血气形志》的有灸刺、针石、熨引、甘药、按摩、醪药，见于《灵枢·病传》的有导引行气、跷摩、灸熨、刺焫、饮药；见于《灵枢·九针论》的有灸刺、熨引、针石、甘药、按摩、醪药。在许多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针刺疗法。针刺疗法的治疗原则是：泻实补虚，泻有余、补不足。这一原则在《素问》的《三部九候论》《血气形志》《宝命全形论》《疟论》《厥论》《骨空论》《调经论》等篇和《灵枢》的《九针十二原》《根结》《邪客》等篇中都可以见到。针刺疗法中所谓补泻，只不过是一种操作方法，并不是真的补泻，但这些语句却意味着一种精神，就是在相反的基础上着手治疗。

这一相反的治疗原则，在针刺法以外的其他疗法中也是适用的。《素问·刺热》说：“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

仓公在西汉初年使用过这一疗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这和现代医学对于高热治标的冷敷法原则完全一致。这也是在相反的基础上着手的。《世说新语·惑溺篇》说：“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这一方面表示伉俪之情，另一方面也合乎医学原理。

《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写作时代较晚，它更发挥了这一原则：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燥者润之，急者缓之。”

“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

这一相反的治疗原则，对以后的医学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金元四大家的泻火、补脾、滋阴等都是在这一原则上发展出来的。

2.对早期治疗的重视　《黄帝内经》重视疾病的早期治疗，认为疾病治疗愈早，痊愈的机会就越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是根据当时对于疾病侵入人体层次浅深的认识而提出的治疗原则，疾病侵入人体层次愈深，则愈不易治疗，倘若侵入五脏，就只有一半痊愈的机会了。

3.对病人所处环境和体质的重视　《素问·疏五过论》中的第一过、第二过、第四过和《素问·征四失论》中的第三失、第四失，都说明在治疗时应当注意病人所处的环境。

《黄帝内经》特别重视病人的体质差别。由于各人的体质不同，容易得的疾病也不同，这叫作“因形而生病”，见《灵枢·五变》。由于各人的体质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见《 灵枢·逆顺肥瘦》。它还将人的体质分为五种类型，每个类型的人各有易患的疾病，见《灵枢·通天》。又有分为二十五种类型的，见《灵枢·阴阳二十五人》。

4.食物疗法　《黄帝内经》虽然没有提出食物疗法这一名词，但是它特别重视食物对于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作用。《素问·脏气法时论》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同时代的作品《周礼·天官冢宰》中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这都是讲食物疗法的。在《黄帝内经》中，食物疗法是以五味的形式提出来的，《素问》中讲五味的有《生气通天论》《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脏气法时论》《宣明五气》各篇。《 灵枢》中讲五味的有《五味》《五味论》《五音五味》各篇。虽然所说的内容不够具体，但这是食物疗法的开始。

5.完备的针刺疗法　《黄帝内经》所讲的疗法中，具体的药物疗法在《素问》里有六处，在《灵枢》里有五处，而针刺疗法的叙述则到处都可以见到，可见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治疗方法是针刺疗法。它叙述了器材的准备，见《灵枢》的《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孔穴的分布，见《素问》的《气穴论》《气府论》《骨空论》《水热穴论》等篇，《 灵枢》的《本输》《背俞》等篇。持针的法则，见《灵枢》的《九针十二原》《邪客》等篇。补泻的技术，见《素问》的《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等篇，《灵枢》的《九针十二原》《官能》等篇。针刺的剂量，见《素问》的《刺要论》《刺齐论》等篇。针刺的禁忌，见《素问》的《诊要经终论》《刺禁论》《四时刺逆从论》等篇，《灵枢》的《终始》《五禁》等篇。

针刺疗法是我国独特的治疗方法，对于某些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现代的针刺疗法和古代的针刺疗法不同的地方，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有一篇《针灸失传论》，曾将它们详细列举出来，计有十处之多。这些不同的地方，都是应当废弃的呢，还是也有被遗忘了而应当发掘的呢？这是值得我们今后注意的地方。

（四）诊断学上的成就

1.诊法　诊法包括诊法原理、操作方法及诊断原则。《黄帝内经》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与病因病机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充分发挥医生的感官功能，创造了一整套诊病的方法。其中不但提出了“知常达变，以常衡变”“司外揣内”等诊病理论，而且创立了察色、听声、问病、切脉等诊病方法，仅脉象就记述了170余种，且以“急、缓、小、大、滑、涩”六脉为纲统之（《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诊脉部位有全身遍诊法（《素问·三部九候论》）、人迎寸口二部中参诊脉法（《灵枢·经脉》）和独取寸口诊脉法（《素问·五脏别论》）三种。此外还创造了望面诊法（《 灵枢·天年》）、释梦诊法（《灵枢·淫邪发梦》）、心脉诊法（《灵枢·论疾诊尺》）、虚里诊法（《素问·平人气象论》）、腹诊法（《灵枢·水胀》）、体质诊法（《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等。其非常重视全面了解病情，重视诸诊合参，要求医生必需详细、全面、充分地占有临床资料，认为“以此参伍”才能“决死生之分”（《素问·脉要精微论》），严厉批评了只重视脉诊而轻视问诊及其他诊病方法的错误做法（《素问·疏五过论》）。

切脉的方法，在扁鹊时代（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就已发明了。《黄帝内经》中切脉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是《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平人气象论》两篇。在《脉要精微论》中所讲的脉象有长短、大小、坚实、疾徐、虚实、浮沉、滑涩各种不同，这都是手指可以分辨出的，没有什么玄虚的内容。当时虽然已有了切脉的方法，却并不把它用作诊断疾病的唯一方法。《素问·征四失论》云：“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可见当时并不只用切脉来诊断。

在《素问·平人气象论》中，更叙述了用健康人的呼吸来测定脉搏迟速的方法，它说“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这一段文字中，最难解释的是“闰以太息”一句。在历代的注家中以张介宾的解释为最好。他认为：出气叫作呼，入气叫作吸。一呼一吸，总体叫作一息。一呼脉跳两次，一吸脉也跳两次，一息已完，正在换息的时候，就叫作“呼吸定息”，那时脉又跳一次。所以在一呼一吸的时间，脉一共跳五次。平常呼吸的时候，偶然有一息较长的，这一息犹如闰年闰月一样，就叫作“闰以太息”，在这偶然一息的时间，脉就不止五跳了。（《类经·脉色类》）这样的脉就是健康人的脉。用呼吸时间尺度来测量病人的脉搏迟速，这呼吸必须是健康人的才行，医师是健康的，所以就用医师的呼吸做时间尺度。这样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稀奇的，而在当时没有精细时间尺度的情况下，将健康人的呼吸和病人的脉搏这样两种完全没有关系的现象联系起来，用它作为测定脉搏迟速的标准，这不得不说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并提到仓公的老师阳庆传给仓公黄帝、扁鹊之脉书。扁鹊和脉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切脉的方法及利用健康人的呼吸来测定脉搏迟速的发明，都是扁鹊最伟大、最光荣的成就。扁鹊是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的人。在欧洲医学史上，首先发现脉搏的是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的普拉查哥拉斯，首先发明水钟（和我国铜壶滴漏的原则一样）测定脉搏迟速的是公元前4纪末期希腊的希罗菲罗斯。用呼吸测定脉搏的迟速比用水钟方便得多，即使现代在偏僻没有钟表的地方，这还是不失为一个适用的方法。

《黄帝内经》在诊断上除了切脉以外，还注重望色和听声。经文中有：“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能合脉色，可以万全。”（《素问·五脏生成》）

《周礼·天官冢宰》中也说：“以五气、五声、五色眂（视）其死生。”

《黄帝内经》望色以决死生在《素问·五脏生成》中有一段具体的叙述，在现代的诊断学上也还是适用的，它说：“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丞相舍人奴的病案说“所以知奴病者……望之杀黄然，察之如死青之兹”，说明了色诊在临床上的应用。

2.鉴别诊断　《黄帝内经》特别注重鉴别诊断。经文中说：

“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素问·示从容论》）

“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素问·疏五过论》）

“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素问·征四失论》）

以上这些篇里所说的比类，就是把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这就是鉴别诊断。

《灵枢·水胀》具体列举了水、肤胀、臌胀、肠覃、石瘕五种类似的腹部肿大疾病的鉴别诊断。

它说水的特征是：“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由这些叙述，特别是“颈脉动”可知，这是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证候，我们可以推知这种病是心脏性水肿。

它说肤胀的特征是：“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yǎo）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由本条所述，我们可以推知这种病是皮肤浮肿。

臌胀的特征是：“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据本条所述，特别是“色苍黄”（黄疸），“腹筋起”（腹部皮下静脉怒张），我们可以推知这是由于门静脉瘀血而发生腹水。

其所述肠覃的特征是：“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抟，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息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由以上叙述，特别是“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可以推知这种病是卵巢囊肿。

其所言石瘕的特征是：“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综上所述，特别是“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可以推知这是一种子宫肌瘤。

《素问·评热病论》讲“风水病”的特征是：“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病名曰风水。”依据这段经文的叙述，可以推知，这里所说的“风水”和《灵枢·水胀》所说的是一样的，都是心脏病。凡是心力衰竭，尤其是左心室功能不全的病人，不能偃卧，必须采取坐姿才能感到轻快，或者长期如此，或者当心脏性气喘发作时如此。“不能正偃，正偃则咳”正叙述了这一现象。

《素问·疟论》说：“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又说，疟疾有间日发、间二日发、间数日发的分别。由这些叙述，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认识的疟疾，即是今天的疟疾，并且知道当时已能鉴别间日疟和三日疟了。

当时没有任何仪器设备，这些鉴别诊断只能凭简单的观察而来。由于观察得敏锐和描述得细致，我们在两千多年后还能推知某一种病是哪一类的疾病，这不能不令人惊奇。

（五）解剖方面的认识

1.表面解剖　《黄帝内经》大部分讲的是针刺疗法，针刺疗法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针刺孔穴的部位。为了确定孔穴的部位，必须首先确定人体表面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主要是依靠骨的部位来确定的。《素问·骨空论》叙述了一部分的骨名和骨空的部位，骨空就是两骨间的空隙。《灵枢·经脉》和《 灵枢·经筋》叙述了经脉和经筋的起止分布，有许多地方也是从表面解剖叙述的。

2.消化道长度的测量　梁伯强曾将《灵枢·肠胃》所载消化道长度和近代斯巴德何辞所著《人体解剖图谱》上面载的消化道长度进行比较，证明它们所记载的食道和肠道长度的比例很接近。

（六）生理学上的认识

血液循环在《黄帝内经》中有比较具体的叙述，这是我国医学上的伟大发现。

1.称血为营气　“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血管），命曰营气。”（《 灵枢·营卫生会》）这是说，人身将食物去掉糟粕，取其精华，化为血液，以供全身的营养，血液在血管中行走，叫作营气。所以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灵枢·邪客》）。这是说，营气是血管中的血液，以供四肢营养。由于古人认识到血液循环是环周不休、如环无端的，于是才叫血液为营气。

2.说明营气藏在脉中　“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灵枢·决气》）这是说围住营气使它不能流散的就叫脉。这是对血管的一个很好的定义，今天还可以用得着。“夫脉者，血之府也。”（《素问·脉要精微论》）强调血是藏在脉中。

3.血液流行不止的认识　“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内溉脏腑，外濡腠理。”（《 灵枢·脉度》）这是说，营气像水一样，流动不休；像日月的行动一样，无休无歇；在内灌溉五脏，在外濡润肌肤。“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机关者也。”（《 灵枢·本脏》）进一步说明经脉的作用是流行血液、润泽筋骨、滑利关节。

4.对血液循环的认识　“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举痛论》）

“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灵枢·营气》）

“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 灵枢·卫气》）

“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 灵枢·动输》）

以上几条经文，反复强调血液在人体运行是环周不休、如环无端的，说明血液的流行如同圆周，无起无止，不歇不休，充分说明血液是循环的。

5.肯定了心和脉的关系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素问·六节藏象论》）

“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素问·五脏生成》）

“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

6.对动脉的认识　《黄帝内经》认识到搏动的血管，并且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动脉。其指出：“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素问·三部九候论》）两额动脉是颞浅动脉的额前支。两颊动脉是颌外动脉。耳前动脉是颞浅动脉。这些地方的血管是用手指可以感觉到搏动的，所以叫作动脉。

7.认识到静脉和血清的存在　《黄帝内经》虽然没有将动脉和静脉区别出来，但它已认识到有两种不同的血液，并且已经认识到静脉和血清的存在。它说：“血出而射者，何也？”这很明显指的动脉的血液。“血少，黑而浊者，何也？”这很明显是说静脉的血液。“血出，清而半为汁者，何也？”这很明显是说血清。以上三段经文均在《 灵枢·血络论》。

由上面这些叙述来看，这不是很明确的血液循环吗？这虽然只是对于这一生理现象的初步认识，但是已有了比较具体的叙述。这一部分的《素问》和《灵枢》肯定是公元前的作品，最近的部分也不会晚于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还不知道血液是流动的。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的埃拉西斯特拉塔才提出血液流动的概念。公元2世纪罗马的盖仑也只以为血液像潮流一样，并不知道血流是循环的，盖仑这一学说在欧洲统治了一千多年。公元13世纪阿拉伯的伊本·纳菲斯开始认识到小循环，但欧洲医学界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一回事。直到公元16世纪西班牙的塞尔维特和意大利的切萨尔皮诺才认识到血液是由静脉运往心脏而由动脉运往全身的，并且开始使用“循环”这一名词，然后才有公元17世纪英国的哈维在他的老师法布里修斯发现静脉瓣的基础上，对于血液循环的发现。随后（1661年）意大利的马尔皮基发现了毛细血管血液循环，于是才完成血液循环的整套说明。《黄帝内经》对于这一生理现象的初步认识，不可不说是最早的了。

（七）医学教育上的认识

1.针灸医师应具备的条件　《素问·宝命全形论》列举了针刺医师应具备的条件：“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这是说，凡是针刺医师，第一要聚精会神，集中全力；第二要知道养生的方法；第三要知道使用药物；第四要知道制备针刺用的器械；第五要知道病理学和诊断学。第一条治神，是《黄帝内经》中反复提到的，它的要求是“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宝命全形论》）。这是说医师在施行针刺治疗时，要如同站在深水旁一样注意，手里拿着针如同抓住老虎一样小心，集中精神，任何事都不要理会。倘若不如此，就会造成极大的过失。在《素问·征四失论》中说：“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也。”

2.学生应具备的条件　《黄帝内经》认为培养医学生的时候，应当注意他的个性和才能适合哪一科，应当择人而教，不可胡乱培养。《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 灵枢·官能》中有一段详细的解释：“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此之谓也。”

学医必须学好，不可一知半解，胡乱行医。误人性命，自己也会遭殃。《素问·征四失论》中的第二失，说的就是这回事，它说：“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三、学术贡献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医学的基本发展方向，而且构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临床各科的理论基础，成为后世各个学术流派发展的不竭源泉，其学术贡献可以从以下几点表现出来。

（一）构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问世之前，医学处于感性认识和经验积累的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哲学思想活跃，《黄帝内经》吸收了当时先进的哲学思想及古代科学技术，确立了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运气学说等理论，并结合长期积累的医疗经验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主要内容的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基于对生命起源与发展、人体脏腑经络与气血精神、疾病诊断与防治的系统认知，《黄帝内经》明晰了科学内涵，确立了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确立了中医特有的思维方法

《黄帝内经》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医学的中医思维方法，比较有特色的如整体思维、意象思维等。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及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意象思维是指运用感性形象、直观概念、符号表达事物的抽象意义，通过体悟，综合把握事物的意蕴内涵、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规律的思维方式。

（三）汇聚了中国古代生命科学的成果

《黄帝内经》的内容以医学为主而涉及多学科知识，包括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生物学、物候学、气象学、农事学、数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这些内容与医学相互渗透，深刻地影响着医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内涵。《黄帝内经》汇集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对中国古代生命科学成果的全面总结，堪称中医古代的百科全书。

（四）总结了经络学说和针刺疗法

《黄帝内经》系统总结了经络学说，并将针灸疗法广泛运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当中，从而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黄帝内经》认为经络是人体内传送信息而又与自然密切相连的网络。针灸疗法也是《黄帝内经》中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

（五）开启了中医药文化素质培养的先河

《黄帝内经》这一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鸿篇巨制，内容广博独特，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名著，近现代的国学研究者也将《黄帝内经》当作一部重要典籍学习参考。《黄帝内经》不但建立了中医药理论体系与思维方法，而且具有无以比拟的中医药文化价值，开启了中医药文化素质培养的先河。

（六）为医家临证之“兵书”

《黄帝内经》所阐述的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诊断、防治的重要武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古人以兵家之道比喻医家治疗之理，故可将《黄帝内经》称为医家临证之“兵书”。

例如《素问·咳论》提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素问·痿论》提出“治痿独取阳明”，以及《素问·痹论》对痹证病因、发病、病机、分类、预后与治则治法的论述，至今仍为临床所遵循。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内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辨证论治”一词，但其病机十九条是示人以审机论治的典范，所提出的具体病证的脏腑分证、各经分证的方法，正是“辨证论治”理论及方法的学术源泉。在治疗方面，《黄帝内经》倡导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原则，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四、哲学思想

《黄帝内经》系统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运气学说等思想，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中医学基础理论。不仅如此，《黄帝内经》在哲学思想方面还取得了诸多成就。

（一）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最初是两派独立的学说，被称为阴阳家和五行家。这两个学说最初产生的时候，论述的都是对宇宙的一般认识，这是由实践产生的。到了邹衍手中，这两派学说才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这一理论体系可以被任何一门学术的专家所采用，来解释这一门学术上的各种问题。医学家先有了上千年的实践经验，到了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首先开始采用阴阳理论；到了战国后期（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恰恰遇着了这一新产生的阴阳五行学说，于是全部采用了它，并加以发展，来解释医学上的各种问题。这样就形成了医学的理论体系，也就是《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1.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的，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既是宇宙万物之本原及发展变化的动力，又是宇宙万物中存在的普遍规律，是认识宇宙万物的纲领。即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黄帝内经》把阴阳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作为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方法论，不仅将阴阳学说作为主要的哲学工具来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成为构建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还借助哲学阴阳学说的术语表述医学概念，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交感、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转化、阴阳自和六个方面。

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包括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概括人体的生理功能、阐述人体的病理变化、用于疾病的诊断、用于疾病的防治、指导临床用药六个方面。

2.五行学说　五行是古人从万事万物中概括出来的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行。五行学说按五行属性类分天地人中众多的事物，从而将人与自然界紧密联系起来，构建“四时五脏阴阳”整体观，并运用五行的生克乘侮及胜复理论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从而指导疾病的诊治、预防，分析和掌握药物的作用原理。

（二）藏象学说

“藏象”首见于《黄帝内经》。仅从字面就反映了《黄帝内经》的基本思维方法和认知方法。即所谓“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类经》），“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藏属于躯体之脏腑组织，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脏腑组织玄妙的功能活动是生命的内在本质，这些都会通过体表的各种现象得到体现和表达。《黄帝内经》的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出发，创造并运用了这一通过观察、分析外部征象来探求内在形质根本的方法，至今仍不失为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

藏象理论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脏腑组织之间在结构上虽形态各异，但却不可分割；功能上虽然各有分工，但必须相互协调合作；病理状态下所患病证虽然不同，但却常常互相影响。《黄帝内经》有相当多的篇章专论这些内容，据有关资料显示达三十三条之多。张景岳编著《类经》将《素问》和《灵枢》的经文分析为四百七十二条，重加编辑，归为十一类。藏象（有关五脏的各问题）三十三条。在形态学方面，对脏腑具体的位置、形态、容积、重量、基本构造、长短、大小，都有较为准确的记述。脏腑不是各分支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效应。肝、心、脾、肺、肾五脏与五脏系统又有较大的区别，尤其是五脏系统，不能简单地从解剖学角度去认识，而要站在生理病理综合效应的高度上去理解，这可以说是认识《黄帝内经》藏象理论的最高境界，非此不足以言说“藏象”。

藏象学说从表现于外的各种生命现象中探求内在复杂的变化本质，在此思维背景下形成了脏腑、经络、精气血液等相关理论。这一理论还将人的活动与天地自然、人事社会密切联系，综合考察人体的生命活动。

（三）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概念、构成、循行分布、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与脏腑、形体官窍、精神气血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理论，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的通道，由经脉和络脉及经别、经筋、皮部构成。其中主要的干线称为经脉，包括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由经脉分出分支称为络脉，以十五络为主。经络纵横交贯，遍布全身，将人体内外、脏腑、肢节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生理功能主要表现在沟通表里上下，联系脏腑器官；通行气血，濡养机体组织；传导感应；调节脏腑器官功能；抗御病邪，保卫机体。由于经络在人体生理上的重要性及其为病的广泛性，所以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灵枢·本脏》），“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 灵枢·海论》），“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灵枢·经脉》），及“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灵枢·经别》）的记载。后人更有“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证之根源，究阴阳之使变”之说。（宋代窦材《扁鹊心书》）明代李梃云：“医而不明经络，犹人夜行无烛，业者不可不熟。”（《医学入门》）

（四）运气学说

运气学说是以“ 人与天地相参”的整体观为指导，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框架，以天干、地支为演绎工具，专门研究自然界天象、气象的变化规律以及天象、气象变化与人群疾病发生和流行关系的一种学说。运气学说运用天干地支纪年的推算法，以“甲子”六十年为一周。又将十天干联系五运，十二地支联系六气，由于五运和六气两大系统的运动，形成了六十种气象变化的类型，气象变化直接影响自然界的生长化收藏以及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流行。运气学说正是根据“人与天地同纪”的道理，将气候、物候、病候置于同一规律来分析研究，一年一个小周期，六十年一个大周期，为预防疾病和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参考，正所谓“必先岁气，无代天和”。

运气学说作为古代的医学气象学，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今天研究医学与气象学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五）自发的唯物观

辩证唯物论认为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黄帝内经》充分体现了对世界的物质性认识，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全篇内容不过六百字，便七次提到万物，它说：“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万物不失，生气不竭。”“四时阴阳，万物之根本。”“四时阴阳，万物之始终。”“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所谓“万物”，即是说世界的一切无一不是物质，这里面包括人类本身。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又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意思是说人为万物之一，但在万物中是最可贵的。世界充满无数的物质，因而世界的变化，就是物质的变化。故《素问·天元纪大论》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素问·六微旨大论》又进一步解释道：“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簿，成败之所由也。”世界物质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黄帝内经》主要提出两点：第一，物质的变化是可以认识的，故《灵枢·五音五味》谓“其非夫子，孰能明万物之精”，《灵枢·逆顺肥瘦》又说“将审察于物而心生之乎”。第二，物质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物化之常”。常，就是规律的意思。

《黄帝内经》自发的唯物观点，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予以说明。

1.不信鬼神　“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灵枢·贼风》）这是说，凡疾病的发生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某些病证的发生，虽然无明显感知的即时性邪气，但追溯病史就会发现患者有故邪留于体内，加之近来不易觉察的情绪变化，饮食失调，内外呼应，气受扰而失常，就会发病，与不可知的鬼神毫不相关。

“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这是说，凡治病应当从观察病人着手。对于那些相信鬼神者，不可给他讲那么多治病的道理。《黄帝内经》进一步又说：“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素问·移精变气论》）这是说，凡病都有它的物质基础，不是画符念咒所能治得好的。同时代作品《吕氏春秋·尽数篇》也有同样的说法：“今世上（尚）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这是说，现在世俗专崇尚求神问卜，这对于疾病有什么益处呢？这一种认识，明确地划清了疾病和鬼神的界限，划清了医学和巫术的界限。现在看来，并不觉得稀奇，但在两千多年前这样的认识不可不说是卓越的见解。

2.对病因的认识　《黄帝内经》认为凡是疾病都有它的原因，或是外在的原因，或是内在的原因，没有什么神秘的。从下列的经文可以看出：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夫百病之始生者，必起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灵枢·口问》）。

“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灵枢·百病始生》）

《吕氏春秋》也有同样的说法，它在《尽数篇》中说：“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病无由至矣。”

由以上可以看出，疾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体的失调，邪气得以入侵，即所谓“正气先虚，邪气因入”。因此要“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3.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素问·上古天真论》）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以上三段经文，说明了《黄帝内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黄帝内经》用“阴阳”这一朴素的辨证法理论阐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人们应遵循这一规律而生活，不能违背这一规律，否则便会生病。

4.诊断的物质基础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素问·五脏生成》）

凡是我们所使用的诊断方法，都可以用手指、眼、耳、鼻、口等感觉出来，它们都是有物质基础的。

（六）自发的辨证观

《黄帝内经》的辨证观点可以从下列两点看出来。它所讲的具体内容，由于当时的水平所限，有些地方没有反映出客观的真实情况，但它总的方向是辨证的。

1.联系的观点　在生理上，它认为内脏和身体各部分都是有联系的。如“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

在病理上，它认为外在的病因和内在的病因是有联系的。指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 灵枢·百病始生》）。这是说，邪是外在病因，虚是内在病因，倘若没有内在的病因，仅仅外在的病因是不能伤人的。它又认为疾病与患者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素问·疏五过论》和《素问·征四失论》列举医师容易发生的过失，其中五过里面的第一过、第二过、第四过，四失里面的第三失、第四失，都是讲疾病和患者所处环境的关系。如果医师不注意这些关系，就会造成过失。

2.发展的观点　《黄帝内经》认为疾病是逐渐发展的，这由下面两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弗治，病入舍于肺。……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弗治，肝传之脾。……弗治，脾传之肾。……弗治，肾传之心。……弗治，满十日法当死。”（《素问·玉机真脏论》）

“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传舍于经。……留而不去，传舍于输。……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 灵枢·百病始生》）

《黄帝内经》里面还有专门讲病传的两篇，病传就是疾病的发展过程。第一篇是《素问·标本病传论》，第二篇是《 灵枢·病传》。《素问·热病》讲伤寒传经，也就是讲伤寒病的发展过程说：“伤寒一日，巨阳（太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这也是一种发展观，后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六经病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五、后世影响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世文献中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地位最高中医理论经典巨著，是中医理论与防病治病的源头，是我们祖先对世界医学的伟大贡献。世界上有很多传统医学，由于自身的局限，先后被历史淘汰，中医学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处处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黄帝内经》问世以来，历代的医学家都是以《黄帝内经》为源头，运用《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通过不断实践、探索和创新，促进中医学的不断发展。继《黄帝内经》之后，又留下许多不朽名著。

（一）秦越人与《难经》

战国时秦越人取《素问》《灵枢》中有关经脉、脏腑的文献发挥为《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其中尤以经脉的内容为多，而经脉中又以脉法最有成就，为后人称颂。其所言脉法，主要见于《一难》至《二十难》。其中有发明者：①独取寸口，并分为寸、关、尺三部；②以菽法权轻重。《难经·五难》说：“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疾者，肾部也。故曰轻重。”

（二）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依据《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之说，认为所伤的寒邪，应该是病因；所出现的发热症状，是寒邪为病的反映，则伤寒为因，病热为果，因是病变的本质，果是病变的现象。辨识疾病，当然要抓住病变的本质，便把这一性质发热的病叫作伤寒，发挥外感热病而撰《伤寒杂病论》。

（三）华佗与《中藏经》

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专以发挥《素问》《 灵枢》的色脉诊及辨脏腑寒热的病证，这是从平脉辨证的角度研究《素问》《 灵枢》最成系统而且最早的著作。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论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顺逆之法》等十一篇。它从《素问》的《玉机真脏论》《平人气象论》《脏气法时论》《脉解》等篇，《 灵枢》的《经脉》《本脏》《本神》《淫邪发梦》《邪气脏腑病形》等篇加以分析、归纳，并贯穿华佗本人的临床经验而成。自华佗第一次以脉证为中心，分述五脏六腑的寒热虚实病证以后，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张元素的《医学启源》咸宗之，而为脏腑辨证之所本。双流张先识说：“华佗之学，精于张机，今取《中藏》《内照》（此属华佗的另一著作《内照法》）二篇读之，其所著论，往往与《灵》《素》《难》相为表里。”华佗在《素问》《 灵枢》的基础上，把脏腑辨证的理论系统化，并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四）王叔和与《脉经》

西晋王叔和所著《脉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讨论脉学的专书，它除对《素问》《 灵枢》所言脉法进行一番整理外，复取《难经》《伤寒杂病论》《四时经》加以充实。《四时经》即《隋志》所载《三部四时五脏辨诊色决事脉》，书已佚，今仅见于《脉经》中。《素问》《 灵枢》《伤寒杂病论》所言单见脉象数十种，复出脉象数百种，经王叔和的整理，定为二十四种：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

（五）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精于针灸学，他把《素问》《 灵枢》有关经脉、腧穴、针法几部分内容，与当时还存在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综合起来，以类相从，撰成《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第一卷总述脏腑、气血、津液凡十六论，第二卷概述经脉、经筋凡七篇，第三卷综列全身腧穴，第四卷为脉法三篇，第五卷分论针灸大法七篇，第六卷分析病机十二论，第七卷以下列述病证四十八篇，这样便将《素问》《 灵枢》变为针灸专科典籍。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今天能见到的最古老的针灸书。

（六）杨上善与《黄帝内经太素》

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把《黄帝内经》的内容分为十九类：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把两个八十一篇的内容分类为十九个主题，每个主题是一类，每类下面还有小目，小目有多有少。这个分类方法，看来还是受到《针灸甲乙经》的影响，不过《针灸甲乙经》仅限于针灸、经络的内容。杨上善的《太素》没有选择地对《黄帝内经》的内容做了全方位的分类。其分类的特点有二：一是避免了因分类而出现割裂文献原义的现象；二是没有把《黄帝内经》拆得太过零散。杨上善花四十年工夫，将《黄帝内经》两个八十一篇的经文打散，重新归类。如果没有恒心，没有毅力，没有对《黄帝内经》的充分认识，没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是很难完成的，该书流传日本，清朝末年才从日本影印回《太素》的旧抄本，这是现存包含《黄帝内经》内容最早的本子。

（七）王冰与《素问》

汉唐以前的书籍主要用竹简或帛书等方式流传，不易保存。年代久远，错落遗佚经常发生。王冰“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缺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

据上文可见王冰当时见到的《素问》的混乱状态，后经王冰历时十二年的修整编撰始成今日我们见到的《素问》。纵观其编纂校勘内容，有三个特点：一是把《素问》八十一篇重新编排，其安排的分类包括摄生、阴阳、脏腑、治法、脉法、病机、病证、刺法、精血、运气、四诊合参等，反映出王冰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认识；二是王冰补入七篇大论，注入了五运六气部分，使医者对五运六气有了认识；三是对《素问》中的某些学术论点发挥得比较深刻。王冰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调整了《素问》的混乱状态，使我们能见到《素问》完整的面貌，为中医理论的系统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林亿校注时正谬误六千余字，增注二千余条，但王冰的治学态度还是严谨的，“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古今必分，字不杂糅”，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八）刘完素与寒凉派

刘完素是寒凉派，亦称河间学派的创始人。《素问》中重视热性病，论中有《热论》《刺热》《评热病论》《水热穴论》等篇，《至真要大论》中列病机十九条，论火病和热病有九条，几乎占了一半。于是刘完素便结合自己临证中所见火热证大加发挥，创造性地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观点，且针对十九条中缺少燥邪，特补“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由于刘完素认为火热病最为广泛，许多病都脱离不了火热，而提出“六气皆从火化”。

刘完素著《 宣明论方》的第一、第二卷中，汇集《素问》所述六十一个病证，分别予以处方，这是从临床角度探讨《黄帝内经》病证较早者。

（九）李东垣与补土派

李东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脾胃论》，是脾胃学说的创始人，被称为“补土派”。李东垣的学术思想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脾胃论，二是内伤论，三是升阳泻火用药法度。

1.脾胃论　李东垣所著《脾胃论》的主要精神有两个：一是脾胃与元气的关系，二是脾胃在脏腑中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

2.内伤论　李东垣对内伤的论述分两个方面：一是病因，二是病机。内伤病因包括脾胃三因说：一是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病；二是形体劳役则脾病；三是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

3.升阳泻火的用药法度　李东垣用这一法度来治疗内伤脾胃引起元气不升反下降，阴火上乘，致生内热，即《素问·调经论》所说的“阴虚生内热”。元气虚就要升阳，阴火上乘，就要降阴火，方用补中益气汤。李东垣力排苦寒药，而用甘温除热法来除热升阳气。方中黄芪益肺气，解决发热、自汗；人参补元气，补中气，解决懒于语言，虚喘；炙甘草泻心火，除烦。甘草同时还是补脾胃的药，补脾胃以助升发之元气。补中益气汤之所以能甘温除热，就是这三味药的作用，黄芪、人参、炙甘草这三味药，为什么能解决这个大热，关键就在于它能补脾、胃、肺的元气，升清气以降阴火。补中益气汤还用白术来健脾，用当归来和营，并调制大枣、黄芪、党参、炙甘草，使补而不滞。至于升麻、柴胡，都是气味之轻者，用来升聚清气，使中气上升，这二味药是画龙点睛之药，但不能多用。

（十）张从正与攻下派

张从正出身于医学世家，得先世授以医方，自幼志在于医，勤奋好学，精通《素问》《难经》等医学经典，二十岁便悬壶于世。时刘完素医名大盛，从正私淑之，读其书，用其法，亲自揣摩钻研四十余年。张从正私淑于刘河间，学术思想亦源于刘河间的火热论，用药多寒凉峻猛。张从正的学术思想有两个方面。

1.病由邪生，攻邪已病　张从正认为：“夫病之一物，非人体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内而生，皆邪气也。”（《儒门事亲》卷二，下同）邪气既然侵犯人体，正气必然受到影响，解决的办法主要在攻邪。他接着又说：“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治病应在祛邪，邪却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此即“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学术思想。

2.攻邪三法　攻邪三法，即汗、吐、下三法。

汗法：张从正不仅用桂枝汤、麻黄汤来发汗，他的汗法还有多种，他说：“灸、蒸、熏、泄、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

吐法：即催吐方法。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说：“如引痰、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吐法运用因势利导的方法，邪在上焦，用吐法，比如胸膈痰涎，中焦饮食积滞。

下法：即攻下法。张从正认为邪气郁结，百病丛生，要解决结滞，他主张攻下，把邪气的结滞祛除，气血才能恢复通畅，病才能好。他说：“凡下行者，皆下法。”包括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等。

（十一）朱丹溪与滋阴派

朱丹溪，元代婺州义乌人，因其所居赤岸镇有一条小溪名丹溪，故号丹溪翁。师从罗知悌，乃刘完素再传弟子，且罗知悌又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因此朱丹溪深入领悟各家学说，撷诸家之长，熔为一炉，名震江南。

朱丹溪四十岁重读《素问》，朝夕钻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孜孜不倦地钻研医学理论，造就自己独特而著名的学术思想，即以“相火论”为基础的“阴常不足，阳常有余”思想。朱丹溪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皆以动为主，并且认为“凡动皆属于火”。在人体内称为“相火”。人之所以富有生命力，无不源于“相火”一气的运动。他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身，亦恒于动；其所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朱丹溪《格致余论·相火论》）在正常情况下，“相火”之动受到相应节制，“唯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而当人体发生病理机转，“相火”就容易妄动，成为致病之本。他说：“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系其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又说：“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朱丹溪《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提出了“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学术思想。

（十二）张景岳与《类经》

张景岳将《黄帝内经》分为十二类：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并全部注释。张景岳的分类比杨上善的分类要清晰得多，和中医理论体系比较接近。表明张景岳的水平之高，又显示了中医学术的进步。

（十三）清代的温病学派

温病学派的源头为《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生气通天论》），“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素问·金匮真言论》），“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素问·热论》）。金元时期刘完素依据《黄帝内经》的论述，尤其病机十九条中有九条为火热，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创立火热论，为后世的温病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宗素、馏洪、葛雍、常德发挥刘完素的火热论学说，认为谈论三阴三阳，都是在谈论热证，与寒证有别。

第二阶段，吴有性、戴天章、余师愚等把刘完素火热论的理论结合到当时流行温病的医疗实践来进行发挥，而成为温疫学说。其解释“疫”的概念是流行性、传染性，认为具有流行的病多数都有热性病的特点。

第三阶段，以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为代表，把前人的理论与临床结合起来，形成温病的理论体系，把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理论结合起来，成为治疗温病的理论体系。其中，叶桂著《温热论治》，薛雪著《湿热条辨》，吴瑭著《温病条辨》，王士雄著《温热经纬》。

现代更有许多医家精心研究《黄帝内经》，且硕果累累。如任应秋著《内经十讲》，龙伯坚著《黄帝内经素问集解》和《黄帝内经灵枢集解》，李今庸著《黄帝内经索引》，王洪图著《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和《黄帝内经临证切要》，郭霭春著《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译释》，张登本著《黄帝内经素问》白话通解和《黄帝内经灵枢》白话通解，程士德著《内经理论体系纲要》，王庆其著《内经临证发微》等，他们均为中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千百年来，经过深厚的文化积淀，诞生于中原的《黄帝内经》早已深入人心，它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医热，人们通过对《黄帝内经》的学习，从不了解中医，到逐步认识中医；从认可中医，到热情学习中医，进而积极应用中医。特别是多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医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博大精深的《黄帝内经》如同日月照亮世界，不仅为中华民族，而且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巨大贡献。

（冯明清　张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