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前近代社会“习业”概念

学者若为了避开偏汉学历史书写模式的陷阱，即刻便会面对一个与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研究相类似的问题——我们如何来书写历史？更精确地说，在研究中国前近代时用什么概念来表述社会习业，而不使用那些意识形态浓厚的术语，诸如“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现代化”和“个人主义”。把这些概念当作社会学分析的普遍范畴来研究中国历史，便模糊了断裂的变化，抹去了习业的历史特殊性，复制了中国16、17世纪的“失败的记录” 和缺失。的确，正如近期一部关于中国国家与文化关系著作的编辑精确指出的，当论及历史“普世的和一般性的进程”时，

西方的理论集中于那些存在于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国家权力和个人自主之间的尖锐分裂上……这限制了我们对中华帝国晚期国家和各种社群之间的关系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文化状况概念化的能力。39

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绘制中国前近代的文化地图，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使我们看到它的历史特殊性，而且还能揭示出现代欧洲兴起论述的特异性。一个真正的文化比较研究必须是一种关于异质性的研究，它必须允许相互间的质疑，而不赋予任何一种文化在认识论上高人一等。

场域、文化生产和科举考试

为了研究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的影响，笔者从很多学科和研究领域，特别是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借用了分析工具。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罗杰·夏蒂埃和米歇尔·德·塞尔托的研究为笔者的论述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分析概念。除了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和热奈特的“超附文本”（paratext）之外，其他的概念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解说。然而，笔者没有把这些学者的理论整套借用过来，更没有把它们视为研究习业的普世范式。

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在分析社会群体作为习业场所及其象征解释方面产生的功效最大。尽管美国学术界对布尔迪厄文化理论的兴趣日益加深，场域的概念却少受重视。40场域是指：

一种网络，或者位置（positions）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这些位置的存在及其施加于其占位者、中介者或者制度上的限制都是由两方面的客观条件来定义的： 第一方面是这些位置在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的现实与可能所在的地点（situs），拥有这些权力便可以得到这个场域中的特殊利益；第二方面是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关系（支配、附属、异体同形等关系）。41

场域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现实就是习业相互关系的建构。“根据场域来思考即是思考关系性。”42个人在社会行为的各种场域中占有位置，如权力场域、文化生产场域、文学场域及经济场域。场域是“斗争的场域”，个人通过竞争在场域中获得不同类型的资本——经济的、文化的、语言的。在高级社会中，得到“文化资本”这种非经济产品和服务对于获得经济资本是重要的。43在新的力量创造新的习业构造时，场域可以相应增加（比如教育场域、艺术场域和文学生产场域）。44把习业分为各种场域具有让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保持开放的状态的优点。

就是在这些场域里占取不同位置的过程中，个人创造了他的社会事业轨迹，而这些轨迹穿越多个场域。45晚明时商业发展的深化导致士商阶层的膨胀，他们同时占取了在政治和经济场域中的位置，深刻改变了这两个场域之间的关系。较为明显的现象是，在经济场域中占取位置的个人也开始占取文化场域内的位置。不得志的科举考生成了专业作家、批评家、编者和评注者，出卖他们的艺文劳动，从出版商和不断增加的公共赞助人那里得到报酬。文化生产场域中的位置增加导致了一批专业作家和批评家的权威的提升，凭借这种权威，他们在解释儒家经典和品评文学的标准上，开始与官方竞争并挑战官方的权威，成为文化生产场域里的鉴赏裁判人。这个文化生产场域与另一个主要的场域——考试场域——是相互交叠的。

考试场域在16、17世纪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科举考试本身就是这一考试场域的中心所在，它涵盖了礼部等机构、三个级别的定期考试、官学系统、学正、教谕和所有的考生。科举考试是分配政治资本的主要制度，是争取政治权力的竞技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官员、文人、商人、工匠和农民——不断地努力希望能进入和控制这个场域并获取界定场域边界的特权。考试场域是一个涉及士人和皇权政府之间抵抗与支配关系的场所。它还与其他习业场域交叠，比如教育场域、文学场域、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考试场域是这一时期受商业出版扩大影响的众多场域中的一个。

超附文本、话语空间与士商之轨迹

本书对文化生产研究中应用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就是由热拉尔·热奈特所阐述的“超附文本”。这一概念帮助我们发现由士商新艺文文化开辟的主要公共话语空间。

因为文本策略往往会干预阅读，所以，为了引起对文本策略的重视，热奈特提出了要对“超附文本”进行分析的建议。超附文本指的是文本作为物质媒介的一些组成部分——书名页、序、跋、字体、空间结构、评论和评注内提到的文本。对文本的常规性研究往往把这些多余的文本贬低为边缘性的部分。但是，正如热奈特所说，这些次要的东西正是“阐释的门槛”（Threshold of Interpretation）。

热奈特将超附文本分为 “附书文本” （peritexts，指书籍之中）和“超书文本”（epitexts，指书籍之外）。它涵盖了“出版商的附书文本”，包括格式、丛书、封面、附录、书名页、排字、刷印、纸张和装订。其他的超附文本因素包括作者姓名、题名、副题、序、跋、书前引语、插图、题献和评注等。

超附文本是阅读的程序规则，其中很多都不是由作者本人创造出来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销量，出版商们可能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文本和非文本的手段来吸引购买者。因为对于阅读过程的理论研究牵涉出版，我们便有理由去研究编辑者、评注者和出版者如何为了向读者传递信息而创造出各种不同的超附文本。所以，对于文学文本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研究便需要对出版在这些活动中的作用进行调研。46这正是因为文本作为书籍形式的生产需要多个参与工作者，如作者或编者、出版者或评论者、校对者、抄写者。因此，作为掌控“阐释的门槛”的超附文本，“从根本上说是不自主的、附属的，服务的对象不是它们本身且提供服务正是其存在的理由”47。

超附文本的概念对于克服研究晚明中国习业中的障碍是有帮助的，即那些受教育的精英士人会压抑和抹去习业表现中的改变。它也使追踪那些参与商业出版的士商们的职业轨迹成为可能。明清士人的文集作品，一向是通过系统性的“诗意的约化主义”（poetic reductionism）来抑制和抹除含有明确提及经济活动的信息。所谓“诗意的约化主义”，笔者是指诸如用隐喻和暗示来迂回谈及其经济活动的一种美化的表达方式。比如，“卖文”就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暗示性词语，表示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艺文劳动。除那些已经明确选择在经济场域占住位置的文人之外，每当一个士人要提到自己在经济场域的活动时，经常会表现出一种自怜。但多数士人对自己的这些活动不会留下一丝痕迹。这种自愿把经济活动“遗忘”的做法，使我们在理解士人阶层与出版商之间的交易互动的具体情况、校对过程、私人书坊的组织与书籍的发行、运输和价格等问题时格外困难。

尽管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超附文本中的种种证据，诸如序、跋、评注、参与者头衔和其他文体作品等，来证明很多士人曾经参与商业出版这一事实。士人参与商业出版的总体情况可以从其生平信息、士人的写作、传记中的零碎信息中搜索获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就是现存明版书的超附文本。在很多士人的选集作品中，一些作为商业刊本的超附文本由于其文学价值而被保存。可是，这些超附文本却与原来的书籍分割开来，导致了它们写作的经济背景的消失。有了对超附文本理论的理解，我们便需要注意那些抹去有关从事出版的信息的做法。

使用超附文本的概念也有助于建构16、17世纪印刷对阅读公众形成和对政治习业之影响的概念。商业出版的繁荣增加了超附文本和新文体书籍的产生，这促进了书籍话语空间的扩大。随着小说与戏曲文体地位的提升，从事这方面的创作活动变得更有价值，超附文本便为作者和出版者提供了一个评论、反对甚至颠覆皇权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策的巨大话语空间。48这个新的话语空间为士商和阅读群体提供了一个“公共”（公）领域。读者、作者、出版者和批评者通过印刷相互连接，构成一个公共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