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语言与语言资源

（一）作为知识的语言

语言是思想之舟，是人类交流的媒介。语言是按照一定的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系统。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进行思维逻辑和信息交互传递的有力工具。语言同思维联系密切，是人类认知成果的载体，人类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文明。语言是一种指令系统，以声音和符号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语言具有传承性，在一定条件下由公众传播并保存。语言具有群种性，一个群种进化出的特殊交流符号为一个群种所独有，国家、地域的不同，导致交际语言也会有所差异。语言对一国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都有着重要影响。根据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的异同，可将世界上的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每个语系包含数量不等的语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文化。语言是一种保持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人类几乎每一种文明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语言同时也是知识的载体，是构建知识的基本单位。知识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总和，包括事实、信息的描述与实践中获得的技能。知识的获取涉及感觉、交流、推理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过程。从汉字词源来看，语言与知识是紧密相连的。“知识”的“知”字，据《说文解字》，“从口从矢。”“口”指“说话”，“矢”指“箭”。“矢”“口”联合，表示“说话一语中的”，此即知识。根据福柯的观点，这个由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1]

波普尔则认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创造，包括对我们本身，尤其是对我们大脑最重要的反馈作用，就是语言。这不是语言的一般功能，而是语言的高级功能，即其中描述与论证的功能。人类与动物一样，都具有两种比较低级的语言功能：（1）自我表达；（2）发出信号。这两种功能常常用于“表现”或“交流”信号。语言的高级功能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语言的描述功能，即描述符合于事实的观念，出现了真理的调节性观念。通过语言的描述功能，形成一个客观的知识世界。随着描述语言（书写语言）的发展，就可能出现一个语言的第三世界。[2]语言的论证功能，则是以描述功能为前提。论证基本上是从真理的调节性观念、内容和逼真性观念上对描述加以批判。语言的论证功能使得客观的知识世界成为一个科学的知识世界。随着语言的论证功能的进化，批判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工具。较高级语言功能的自主世界成为科学的世界。[3]语言、问题的阐述、新的问题情境的凸显、竞争的理论、以论证方式相互批判，所有这些是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4]

（二）作为权利的语言

语言作为权利，体现在三重意义上：

首先，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即语言人权。语言人权是与语言霸权相对而言的。在保障世界各地语言人权的各种措施中，以单向发展的双语教育为特征，其中少数民族既学习强势语言，也保持自己的母语。语言既可以把社会各领域的人们团结起来，也可以使他们分裂。对语言权利的保障可以把不同社会的人群团结起来，而对语言权利的侵犯则会引发冲突。可以说，语言权利（linguistic＆rights）已经成为人权社会的一个新的追求。[5]语言人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需要用语言人权来防止语言成为一种问题，或者给人们带来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使语言被认为或成为一种积极的资源，人们需要能够行使语言权利。[6]

其次，语言本身成为权利，具有财产权的正当性依据。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人格性。[7]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8]这个自由的外部领域就是权利。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样的目的，而是从我的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9]学问、科学知识、才能等固然是自由精神所特有的，是精神的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东西，但精神同样可以通过表达而给它们以外部的定在，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归在物的范畴了。只有通过精神的中介把内在的东西降格为直接性和外在物，才成为直接的东西。[10]语言就是这种体现人的精神的中介。我们每个人日常对话中的语句结构和内容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两个人的语言风格完全相同。对一段文字进行科学分析后，能够得到的信息也许跟从人的指纹或DNA得到的信息一样清晰明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就是一个人精神品格的“基因”，对其享有权利具有明确的正当性。

最后，语言是权利的基础，权利需要语言来建构。在现代社会，权利几乎都是由法律设定的，很少有不经法律确定的自然权利。对边沁而言，法律是若干表现意志的符号之集合，一条法律是由一个句子或一组句子组成的。凯尔森认为，法律本质上就是一套用语言文字构建起来的不同层次、不同位阶的符号规范体系，告诉人们什么当为，什么不当为。一个规范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某事应该发生，特别是个人应该依照某种方式行为。权利，则是在这种语言规范体系下衍生出来的概念。权利是作为一般行为规范的法律授予某人实现一定期望的可能性。[11]权利的赋予需要法律用语言的形式表示出来。实际上，从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以及塞尔等人对语言活动之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的阐释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语言不仅对维系一个民族群体和保存一种民族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一个社会和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法律必须要有语言的维度。法律必须经由言说宣布或书面话语界定下来。可以说，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法律，权利因此也就失去了基础。

（三）作为资源的语言

在现代社会，语言不仅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更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80%的人类信息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没人能离开语言文字。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语言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依附于人类社会，为社会服务。语言既是物质的，也是社会的。语言以它的物质结构系统，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气息，为社会所利用，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效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语言资源价值的高低，与语言功能、语言活力、社会需求、国力状况等密切相关。[12]通过各种运作方式和技术手段来开发、利用语言资源，可以同时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发展经济、传承文化、提升国家地位。

语言资源能够带来巨大的红利。与语言相关的经济活动不断增多，逐步形成经济增长中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并催生出语言产业这一新的经济形态。[13]日内瓦大学弗朗索瓦·格林教授的研究表明，由于瑞士语言的多样性，每年创造了约500亿瑞郎收入，约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10%。有人估计，全世界翻译市场年产值可达1万亿元人民币；全球英语教育市场，除大学和政府培训机构外，仍约有600亿美元的规模。2009年《欧盟语言行业市场规模报告》指出，2008年欧盟成员国语言市场总产值达84亿欧元。报告预测，欧盟2015年语言行业的实际产值可达200亿欧元。[14]世界上每年有1800万母语非西班牙语的人学习西班牙语，与此相关联的产业年产值可达1500亿欧元。[15]2005年访问中国的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曾指出，随着中国崛起为主要市场，出口英语及相关教学方法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第一外汇来源，超过金融服务。

根据调研机构Common Sense Advisory（CSA）发布的语言服务行业报告，2009年至2019年，全球语言服务的整体规模仍在持续扩大。2018年，全球语言服务总产值达465.2亿美元，2019年的总产值首次接近500亿美元（见图1-1）。

各地区市场的占比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欧洲、北美经济发达，语言服务需求更高。欧洲市场占比最高，份额接近整体市场的一半。

中国翻译协会从2012年开始组织实施行业调查。根据中国翻译协会《2019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营业范围含有语言服务的在营企业约37万家，比2018年6月底增加了近5万家；截至2018年岁末，语言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在营企业近1万家，比2018年6月底增加了82家。语言服务总产值约370亿元。截至2019年8月底，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各国官方语言及通用语言种类繁多。

由此可见，语言不仅是涉及精神文化层面“软实力”的文化资源，更是涉及物质收益层面“硬实力”的经济资源，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语言产业，赚取语言红利。[16]语言经济所涉行业多、范围广，覆盖科技、经济、社会生活等众多领域。语言产业不破坏自然环境，不产生工业污染，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经济形式，符合国家经济调整的大趋势。发展语言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17]细分而论，语言产业既包括满足语言内容需求的产业，也包括满足语言能力需求的产业。语言产业的形态大致包括：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测试、语言出版、字幕编辑、语言速录师、语言创意（广告、品牌命名）等。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字体标准和设计、语义和模态分析、语音识别、人机对话、机器翻译、大数据处理、手机语言辅助软件、特殊群体辅助器具等围绕语言开发为主的技术和产业正在兴起。一些与民生有关的新兴语言产业（如语言康复、语言会展、语言“话疗”等）陆续出现，一个覆盖较为全面的语言产业领域已经形成（见表1-1）。[18]

从我国的语言资源来看，已经确认的本土语言有130种，还有数量众多的方言，本土语言资源较为丰富，但外语资源较为贫乏。[19]根据200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主持的研究，全世界五六千种语言，较为全面地介绍到中国的语言不过百种。因此，国家应当大力推动相关语言产业的发展。[20]实际上，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多语种需求与信息化带来的语言技术进步，中国的语言产业走过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程。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算起，中国语言产业大体上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浪潮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波发展中，外语需求最为显著。基于当时打开国门后的出国热潮所开展的传统语言产业业态（包括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测试等）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波浪潮始于2000年前后，主要由语言信息技术所引领。这一波发展基于计算机普及带来的软件“汉化”过程，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进入万“码”奔腾的时代，推动了语言产业的大发展。第三波浪潮则大体从2010年开始，此时已进入全方位语言信息技术时代。当互联网技术与智能手机终端深度整合，形成新的应用平台时，便催生了语言产业发展的第三波浪潮。这一波浪潮将长期引领语言产业的发展。[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