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请回答，1919
编者按：1919年5月4日，因为不满巴黎和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谈判结果及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来自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前进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等。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就此爆发，并迅速吸引了全国各界群众的参与，史称五四运动。
1919年5月2日，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时评刊登在了北京《晨报》的“代论”专栏。在这篇文章中，林长民以悲愤的口吻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很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山东将由日本接管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当晚，北大校长蔡元培召集《新潮》杂志社主编傅斯年、《国民》杂志社主编许德珩等学生代表，告知政府已密电授意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一出，群情激愤。5月3日，一千余名北大学生及各学校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议定在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为筹备次日的游行，不少学生通宵未眠。罗家伦仅用十五分钟，便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印在集会时散发的传单上，许德珩更是将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单撕成条状来制作书写标语用的白旗。
5月4日下午，在傅斯年、许德珩等人的领导下，各学校学生三千余人冲破军警阻挠，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进至赵家楼时，情绪激动的学生冲入曹宅放火并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随后大批警察和士兵赶到，逮捕了包括许德珩在内的三十二名学生（其中二十人为北京大学学生）。
在狱中，准备慷慨赴死的许德珩写下绝命诗：“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牢房环境极其恶劣，被捕学生还时常受到警察和狱卒的折辱，但三十二名学生无一供出其他参与游行同学的名字。更有千余名学生得知同学被捕，自愿对此次事件负责，试图代替他们入狱。
二十八年后，1947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许德珩应邀讲演。当讲到当时同学们的表现时，他动容地说：“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是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并非偶然。自1916年底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便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向全社会广聘有识之士为北大教员，不问门派、不问出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更是以北大为主阵地将新文化运动发扬光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早已在北大师生的心中扎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1953年，北京大学将校庆日定在5月4日。
1919年5月4日的清晨，当北大的游行队伍集结于北大红楼后面的空场时，蔡元培曾为了学生的安全考虑劝阻：“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但眼看同学们激愤难平，他便没有力阻。游行爆发后，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蔡元培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拒绝前去教育部商议息事宁人之策。得知学生被捕后，蔡元培前后奔走，全力营救。5月7日，被捕学生释放，蔡元培又带着全校师生在红楼外的广场上迎接。
自然，五四是全国高校的五四，青年更是举国之青年。五四精神的火苗虽是在北大点燃，但最终却是燃烧到华夏大地的千千万万青年心中。
站立于百年之后，再回望1919年的那个五四，我们不难发现：百年来，在一次次歌咏、怀念与追慕中，“五四”一词之于中国人的意义其实早已远远超越了五四运动本身。我们之所以把5月4日这一天定为青年节，长久地纪念它，是因为我们深深地怀念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堪称奇迹的一帧：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那样一群羽翼未丰但锋芒已露的青年，正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筹码，去全力扭转着时代的乾坤。
历史缓缓推进至2019年。放眼望去，五四前辈们的夙愿可谓是实现了：眼下的中国和平、安定、富强，我们不必去时刻面对是否该舍弃血肉之躯以成全家国理想的艰难抉择，不问富贵闻达、但求一世安稳成为一部分人推崇的人生志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个人的幸福。
书本和课堂教给我们太多的道理，可如何过好这一生，依然是一道没有通解的难题。我们会困惑，会怀疑：有时，独善其身已属勉强，兼济天下的理想何去何从？百年之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依然被反复提及，但精神上的指引该如何落实为脚下的步伐？
答案，终究还要从1919年的那个仲春去寻。
当我们回望民国时期，常常会引用《双城记》中的一句话来评价：“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而对于民国这个时代来说，它的“坏”，在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于外是主权沦丧，任列强宰割；于内则是军阀割据，法治废弛。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在实质为列强瓜分利益的“鸿门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几无话语权。而以当时的社会环境，集会游行、冲击官邸的行为，称之为“冒死”并不是夸张。
而它的“好”，则在于有这样一群心系家国的知识分子。是他们擎擎如炬的思想和人格，撕裂了笼罩在中华民族上空的万丈阴霾。
不免想起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生长于青青柳色盈盈碧水之间的他有一副清癯的面容。他旧学功底深厚，更有着一身才情，作文、作诗、治学、治印、绘画、翻译均有所成。梁衡先生在《觅渡》中形容他：“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然而，这样一个典型的才华横溢的青年，后来参加了五四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再后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年仅三十六岁便被捕就义。
不同于高等教育高度普及的当代，在民国时期，识字、上大学是社会一小部分人的特权。当年投身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可谓是真正的未来精英，更有不少是出身自“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按理说应该是格外会爱惜羽毛、独善其身的。他们又何尝不知五四一行是火中取栗，但为了家国尊严和心中的良知，他们还是去了，“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我们纪念五四，纪念的便是这份以珠玉之身赴泥潭烈火之中的少年意气。
当今时代，自然无须再面对国破家亡的绝境。然而，这个社会仍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阶层分化难题仍存；信息爆炸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何为公正，何为自由”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赋予新的定义。尽管烈日当空，但依然有乌云在暗处窥伺，悲观的人们感叹着：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好吗？
但希望永远展示给心怀希望的人。来自1919年的光焰依然灼灼，遥遥回应：自然是可以的。百年前那是怎样的社会，借着青年的力量，中华民族尚可力挽狂澜于既倒。相比于百年前，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远比当时更好的时代，为民族、社会传递薪火的使命再一次落在了青年的肩上。
“青年”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词。在人们的理想中，青年总是意气风发，光华灼灼，有着灿烂夺目的才华、纯洁透明的心灵和百折不移的笃信。来到北大，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青年，他们有才能、肯努力，而且真诚地相信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改变一些什么、创造一些什么。这些人并非完美无缺，相反，他们可能有着种种弱点：幼稚、脆弱、高傲、理想化。但我们依然相信，天地间若多一些这样的青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必然会自细微毫末间，一点点变得更好。
《北大青年》2014年的新年献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企盼这所校园能哺育出这样一群学子：现实者不功利，理想者不空谈，仁爱者不软弱，刚直者不偏激——每个人都是尽责的公民，每个人都能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能为他人的幸福拓展纵深。”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希望把这份期待赠予天下青年，愿各位能常有少年意气，不忘初心，远离油腻和世故，始终纯粹和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