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

从未获得过任何学位证书，从未有过一份固定的学术任职，刘易斯·芒福德（1895—1990）以自学成才的姿态成为当代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社会史、技术史、文学史、建筑史、哲学、艺术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传播学等学术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若说芒福德仅是一位杂家、通才就太不够了。他把许多分散独立、貌似不相关的专业领域，整合起来组成一个综合模式。不仅如此，他还在至少六七个完全成熟确立的专业领域内，都作出了专家独特的贡献。”（芒福德，2010：4）在新媒介技术不断进展的今天，芒福德关于技术物质性的许多观点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成为人们在这一领域不断拓展的重要起点。他关于技术的观点主要体现在1934年问世的技术史名著《技术与文明》一书中，而这些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出版的两卷本名著《机器神话》（1967年出版的第一卷《技术发展与人文进步》和1970年出版的第二卷《权力五边形》）中又有进一步的阐发。

一、成书背景

1895年10月19日，刘易斯·芒福德出生在纽约市皇后区的弗拉兴镇。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纽约土著居民。这种在大城市出生和成长的经历，使他一生对城市研究都有一种深厚的情感。而当时的纽约正置身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能够让芒福德深刻地体会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狂潮。童年时代的芒福德经常跟着德裔的外祖父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游走。据说从1899年起，刚刚退休的外祖父陪伴了芒福德整整6年，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带着年幼的芒福德在中央公园或滨河大道闲逛。在芒福德的自传中，他表达了对自己外祖父的深厚感情：“真正引领我进入都市大世界的人，是我的外祖父查尔斯·格雷塞尔。”（芒福德，2010：24）

芒福德十岁左右时迷上了无线电收音机并进而想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这几乎是那个时代美国男孩的“全民梦想”。这一爱好引领他报考了纽约的史蒂文森高中。在这所擅长培养未来理工科生的学校里，芒福德在电气类的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批专业文章，并形成了对技术问题的终身兴趣。然而有意思的是，芒福德的生命注定不会被技术所宰制。在史蒂文森高中的英语课堂上，芒福德接触到了萧伯纳的作品，从此放弃了进入工程学校的梦想，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然而，也许他没有什么文学天分，他在中学毕业后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社会认可，但对文学的喜爱也可能为芒福德成为一位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奠定了基础。多数研究者认为，芒福德从写第一部书开始就在倡导人类的文化觉醒，他坚信人类的希望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芒福德在美国被看作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大师。

与此同时，他先后在纽约城市学院夜校部、社会研究新学院和纽约大学选修了一些课程。尽管芒福德终生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大学的学位，但这不妨碍他在这些大学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涉猎各种书籍。纽约城市学院生物学阅览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作品，后者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导师。有学者认为，格迪斯对芒福德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格迪斯的生态学视角；第二是格迪斯跨学科、通才型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和城市规划视野；第三是格迪斯关于知识分子应该行动的观点，他认为学者应该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改善城市生活。”（林文刚，2019：102）同样倡导人类生态学，格迪斯与芝加哥学派的视角略有不同。他在关注人类生态学时对技术史尤其是电子技术所构成的人类生态颇有兴趣，这种兴趣对芒福德来说是颇有启发意义的，于是林文刚甚至认为，“我们有理由争辩说，媒介环境学真正的创始人是格迪斯，而不是芒福德或伊尼斯”（林文刚，2019：102）。

当然，对芒福德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格迪斯，还有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选修了凡勃伦的课程以后，1919年芒福德参与了文学批评杂志《日晷》的编辑工作，并在这里成为凡勃伦和杜威的同事。此后的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的主要职业似乎就是专职作家和专栏作家。此间他出版了一系列与建筑史和文学史有关的著作，只是偶尔兼职做编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的专职仍然是写作，而兼职变成了一系列大学的访问教授。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书写题为“生命复兴系列”的四卷本著作，《技术与文明》就是其中最早的一部。这部书的初稿完成于1930年，1931年完成了第二稿。由于在此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芒福德已经习惯于书写与建筑和文学有关的历史人物，因此，他原本打算在此书中“讨论机械、城市、区域、人群以及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芒福德，2009a：Ⅹ），然而写着写着，他觉得与技术有关的章节写得不够过瘾，需要丰富其内容，于是就将技术的章节作为独立的部分加以扩充，单独成书。这便是我们看到的《技术与文明》一书。

1938年，“生命复兴系列”的第二部著作《城市文化》问世。《技术与文明》和《城市文化》给芒福德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此后他保持高产，学术声望和知名度不断攀升。他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中荣获各种嘉奖。在20世纪60年代，凭借《历史名城》（1961）一书，他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因参加反战运动而获得总统自由勋章，他的《机器神话》被看作他学术成就的巅峰。此后，他还获得了1972年的国家文学勋章和1986年的国家艺术勋章。1990年，在94岁高龄之际，他带着各种荣誉离去。在他已经无法写作的时候，他仍然喜欢引用戏剧《尤利西斯》中的一句台词来表达自己的坚定信念：“来吧，朋友们！创造一个新世界，犹未为晚。”

二、作为技术体系的机器

尽管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表达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上的差异，尤其不赞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论断，但实际上，他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的技术哲学思想有着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烙印。这主要体现为他较多地沿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机器的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尽可能多地剥削剩余价值，资本家就必须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然而，这种从表象上看就很不人道的做法，肯定会遭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对。而且，就算是工人不眠不休地工作，其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十分有限。当然，事实上工人也不可能不眠不休地干活。于是，采用更先进的机器成为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剩余价值的最佳办法之一。“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自然也会增加。……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马克思，2018：471—472）所以说，“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2018：427）。由此可见，大量采用机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继而指出，工业中的机器与手工业中的工具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一个由各种机器和工序组成的技术体系，而后者是不成体系的各种机器。对于工人而言，前者极大地加剧了工人异化劳动的程度：“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马克思，2018：486）这样一来，工人就必然成为机器体系的附属物：“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马克思，2018：486）

刘易斯·芒福德受到马克思的启发，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机器与工具的区别。他指出：“机器和工具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其对于使用者技能和驱动力的依赖程度。工具完全用手工操作，机器则有赖于自动的动作。其复杂程度倒并不重要。”（芒福德，2009a：12）所以在使用工具时，人们需要发挥较为高超的技艺，而在使用机器时，人们只需要付出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劳动。比如，乒乓球拍可以被看作工具，而乒乓球的发球机则被看作机器。一个面对发球机挥拍的个体，几乎是在重复一种反射性的动作。然而，芒福德认为，机器和工具的差别还不仅于此，他认为前者往往强调一种专门化的功能。比如一台机床，它只能加工某种专门的零件；而一把螺丝刀，则可以用来承担很多工作，包括拧紧机床的螺丝。所以，他认为机器是各部件间有着复杂关系的专门化体系，在资本主义时代，机器也可以为了实现某种专门化的生产被看作机器体系。“当我用‘机器体系’这个词时，那是作为一种缩写，指整个技术综合体，或技术体系。这涵盖了工业取得的或新技术所隐含的知识、技能、技巧等，它包括各种形式的工具、仪器、设备、实用设施等，当然也包括通常意义下的机器。”（芒福德，2009a：13）

当谈到机器体系时，芒福德显然吸收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机器关系的论述。在《技术与文明》的第一章中，他专门用题为“资本主义的影响”一节来讨论资本与机器体系的关系。他认定，机械化的动力来自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现代技术开辟了道路，绝不仅仅因为它鼓励了抽象的思维习惯、务实的兴趣和定量的估算。……机械化的动因，来自机器体系的高效和成倍增长的生产力所创造出的更庞大的利润。……如无商业利润的刺激，很难想象发明机器的步伐会如此之快，发明机器的热情会如此之高。”（芒福德，2009a：24—25）他同样站在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立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和机器的结盟关系带来的非人道的后果：“虽说技术的发展得归功于资本主义，但不幸的是……资本主义利用机器并非为了增加社会福利，而只是为了增加私人的利润：工具是为了扩大统治阶级的权势。”（芒福德，2009a：25—26）应当说，机器使用的后果与芒福德的人文主义立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控诉说，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特性，机器体系被过分地使用了，而工人却被过分地压榨了。很显然，芒福德对于资本驱使下的技术发展是非常警惕的，因为这种技术体系有可能剥夺人的主体地位，将人转化为机器的奴隶。

比马克思更进一步的是，他还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辩护：“资本主义的邪恶被归咎于机器；机器的成功却常归功于资本主义。”（芒福德，2009a：26）就这样，机器体系为资本主义承担了相当多的骂名，从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三、关键性技术体系及其后果

与大多数研究者不一样，芒福德认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并不是蒸汽机，而是在工业革命700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帮助人们建立现代时空感的时钟和地图；其中，时钟在他看来更是一种完美的技术发明，可以被称为“完美机器”。这一论断使其在不经意间从普通的技术史的书写迈入了媒介技术史的书写。正如彼得斯所说的那样：“任何复杂的社会，只要它需要凭借某种物质来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拥有了媒介。”（彼得斯，2020：23）时钟和地图重新规定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和秩序感，因此，它们是非常典型的媒介，而且是元媒介。芒福德详细地阐述了时钟和地图是怎样重塑人们的时空观的。

在钟表时间控制日常生活之前，人类存在于所谓的“生命时间”或自然时间中。尽管守时是与宗教及其仪式紧密相关的，但最终将时间观念彻底标准化的是时钟。芒福德仔细地分析了时钟作为一种技术如何为人们创立了一种新的秩序：“时钟还是一种由能源驱动的机件，其‘产品’是分和秒；就其本质而言，它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帮助人们建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学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专门领域。”（芒福德，2009a：16）这其实是技术外在于人的开端，如果按照唐·伊德的观点，这也可以被看作技术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次重要转变——从具身关系到诠释关系。一旦技术外在于人，便意味着一种被技术规定了的标准化秩序的降临。“抽象的时间成了新的显示存在的媒体。它调节有机体本身的功能：何时吃饭，不必等肚子饿，而是让钟表来告诉我们；何时睡眠，不必等困了，而是由钟表时间加以确定。”（芒福德，2009a：17）

空间观念同样是技术的产物。在早期人们的观念中，空间和时间是分开的，人们不会从物理时空的层面去理解空间问题，人们虽然生活在现世的物理时空中，头脑里装的却是宗教建构的空间。所以芒福德认为，在中世纪人们的观念中，“时间的真正秩序是永恒，空间的真正秩序是天堂”（芒福德，2009a：19）。尽管人们发现空间与透视在绘画中的运用有关，但最终让人具有空间观念的是地图。地图让人们真正意识到了地球是一个充满距离感的空间，并因此产生了对这个空间的兴趣：“在画家和制图家所建造的基础之上，人们产生了对空间的兴趣、对运动的兴趣、对旅行的兴趣。”（芒福德，2009a：21）

作为关键性的技术体系，时钟和地图将人原本分离的时空观统一起来，并建构起人们征服时空的欲望和可能性。“自此以后，人们为了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将之置于确定的时间、确定的空间之中。”“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原本是分开的，现在结合起来了：即使时序中并无事件出现，空间内别无一物存在，但有了测得的时间和测得的空间这样的理念，就动摇了早先的无限和永恒的概念，因为测量总得从某时某地开始。于是想要利用时间和空间的渴望爆发了，时空一旦与运动协调起来，就可以加以缩短和伸长：人们开始征服时空了。”（芒福德，2009a：20，21）征服时空意味着现代性人格的出现，从此，现代性社会逐渐拉开序幕。

在征服时空的过程中，最为有效的技术体系有三种，其一是战争，其二是交通系统，其三就是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通信系统。这本书的第五章非常难得地花了三小节讨论了“动力和可移动性”“通信的两难境地”和“全新的永久性记录”，分别提到了交通系统、即时通信系统和照相机、电影及留声机这样的复制性媒介技术。面对这些跨越时空或征服时空的技术，对于媒介技术的社会后果，1934年时的芒福德似乎没有考虑得很成熟：一方面他指出，“无论如何，跨越长距离的瞬时通信是新生代技术阶段最杰出的成就之一”，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像新生代技术的其他许多优点一样，无线电和电影带来的危险似乎要大于其优点”（芒福德，2009a：214）。至于这些缺点，芒福德也说不清。他认为瞬时通信所带来的速度的提升对个体而言，可能意味着浪费更多时间用来社交，对于群体和国家而言，则可能会引发群体摩擦和国际冲突，而复制技术如唱片机则可能使人们放弃小提琴和钢琴。尽管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仍然表现得很明显，但显然芒福德在谈到媒体技术时，确实不如谈论机器体系更在行。

四、技术体系的发展与文化多元化的凋敝

芒福德给技术体系的发展过程做过一个分期：他把以水木作为主要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时代称为始生代技术时期，时间从1000年到1750年；把以煤铁作为主要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时代称为古生代技术时期，时间从1750年到20世纪初；把以电力和合金作为主要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时代称为新生代技术时期，时间从20世纪发轫并处于正在发展的状态。

从《技术与文明》的文本来看，古生代技术时期是芒福德最不待见的技术发展阶段。因为在那个时代，技术体系的野蛮生长对人类文化生活的既有形态极具破坏性。对于古生代技术时期，芒福德指出：“机器固然提高了效率，但由于未能达到使社会和谐团结的目的而大打折扣。外部的严格管理和内部的阻挠与破坏同时在起作用。”（芒福德，2009a：8）所以，在芒福德看来，社会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变得更加野蛮，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几乎陷入悲惨的境地。这种描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很常见，在芝加哥学派那里也司空见惯。这种技术越发达生活越悲惨的状态极大地激起了人文主义者芒福德的愤怒。他在描述工人生活的状态时，愤怒地指出：“这个现象在文明社会中是史无前例的：不是由于高级文明的削弱而沦落、而陷入野蛮。正相反，它简直就是朝着野蛮迈进，而驱动力竟是为了完善人类文明而对周围环境的征服。”（芒福德，2009a：145）

然而，机器体系对文化的破坏，并不仅仅见于具象的日常生活，比如贫民区或者无法果腹的黑面包，也同样出现在抽象的文化层面，比如意识形态。由于机器背后的物理科学成为统治性的观念，机器体系本身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强力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以往的人类文化被排斥在标准化的科学技术之外，显得无足轻重。“与生命有关的事物、过去的工作都已被有意地排除在外，例如艺术、诗歌、有机的节奏、幻想等等。当所感知的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的时候，感觉的内部世界却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了。”（芒福德，2009a：45）不仅如此，机器体系通过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入侵到文化的各个领域，比如艺术创作、建筑甚至是城市规划，使之也带上了机器体系的逻辑。芒福德借助各个生活领域的细微变化试图说明：“机器一旦问世，便不动声色地接管了过去被机械意识形态所忽视的一些生活领域，从而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芒福德，2009a：53）这样一来，文化的多元性便被机器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标准化终结了。

对古生代技术时期的失望，并不影响芒福德对新生代技术时期的幻想。他一度认为技术带来的问题也可能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逆转。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想法有所改变。在新生代技术时期，共同价值观和标准化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人在技术面前变得越来越消极，文化在技术体系面前变得越来越单一。他的文字开始带有法兰克福学派和鲍德里亚的色彩。芒福德在《都市文化》一书中控诉基于技术标准化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正在同一化所有的生活方式。“广告成为这个新系统的‘精神力量’，不管表象还是实质，带有大都市印记的著作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广告，与其说广告试图确立这件或那件商品的吸引力，不如说是确立了都会通告全世界的吸引力。”（芒福德，2009b：269）“任何环境都染上了同样的特征，它持久的生活场景沾染了同样的报纸、同样的杂志、同样的电影和同样的电台的影响……乡村地区的居民会轻视他们当地的历史，不说当地的语言，避免有地方口音，追求大都市报章杂志所用的那种不带地方色彩的语言。”（芒福德，2009b：293）至此，芒福德终于意识到，这种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技术——媒介，是他珍惜的多元文化的终结者。到了1967年，芒福德写下了这样痛心的文字：“依靠这种‘机器体系’，少数统治阶级就能创造出一种千篇一律而又包罗万象的超级全球性组织结构，这种结构设计还能保障自身的自动运转。而在这种结构中，人类不再具有独立人格，更不能积极发挥独立的职能作用，而只能变成一种消极被动、无目的性、服从机器的操控，其最适合的职能，按当今一些技术专家的解释，就是填充机器。或者，就是在严格控制下仅仅去为违背人性的机体组织卖命效力。”（芒福德，2017：1—2）尽管他质疑这个宿命，并试图在书中探索摆脱这一宿命的办法，但他确实已经不复有1934年的那种乐观情绪了。

五、评价与反思

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在其主编的《刘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一书的导言中是这么评价芒福德的：“很可能，刘易斯·芒福德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了。”（芒福德，2010：1）这大概可以被看作对一位将自己一生起码一半的学术关注放在技术史研究上的学者的最高赞誉，因为在书写技术奇迹时保持人文主义的立场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需要芒福德不断倡导人类在技术面前的文化觉醒，还需要他把技术冷静地放到整个生态网络整体中，去考察人、技术与其他社会元素的内在联系。总的来说，大家公认他做得很成功。

早在1934年，《技术与文明》就对技术及技术体系的命名、定义、分类和分期做了经典的界定和划分，这些关于技术内涵和外延的描述一直沿用至今，为当代技术史、技术社会学和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框架。到了2020年，彼得斯还激动地指出芒福德对技术的界定是正宗的：“媒介研究的对象领域该有怎样的范围？刘易斯·芒福德在其经典著作《技术与文明》中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他将德语词technik翻译成英语的technics……technics这一词值得我们在英语里予以复兴。芒福德力图精通多门外语，他也因此为后来的媒介研究开拓了新道路。”（彼得斯，2020：33）

不过，芒福德的技术观并没有真正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范畴，而且芒福德本人是一个典型的功能主义者。因此，他的技术观仍然强调人的主体性而非技术与人的共生关系，他仍然强调老套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机器体系的二元关系而看不到两者的同时生成，互相建构。所以，当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哲学占上风的时候，他就会这么来理解技术：“技术本身不像整个宇宙一样，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它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的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机器本身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保证做到什么。提出要求和保证做到什么，这是人类的精神任务。”（芒福德，2009a：9）这种常识性的观点是如此庸俗，以至于根本不像是芒福德的洞见。但当芒福德充分展开对技术物质性的陈述之后，他又看到了技术体系本身的意识形态，看到了技术体系的网络化关系、同一性和标准化，看到了技术体系自身的行动：“钟表制造；记时；太空探险；寺庙规程；资产阶级的秩序、技术设备；新教徒的禁欲；魔法探险；最后是物理科学的严格秩序、精度和清晰度。这些互不相干的行动，其本身可能并无重要之处，但最后合起来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网络，足以支撑机器的重荷，而且让机器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芒福德，2009a：57）这样的观点，已经接近今天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所以，笔者认为，芒福德是传统技术观向现代技术观过渡阶段的代表性学者。

传播学之所以对芒福德产生兴趣，主要是与媒介环境学有关。创立媒介环境学学派的“三驾马车”之一尼斯特洛姆在其博士论文《媒介环境学初探：研究人类传播系统的一体化概念范式》中将《技术与文明》一书看作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之作。然而，要说清楚媒介环境学与芒福德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容易。应当说，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的许多观点对媒介环境学者有过重要的影响，比如他关于技术是人的延伸以及技术的逆转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麦克卢汉，又比如他关于技术的分期影响了波兹曼的《技术垄断》一书关于技术的分期，他关于技术标准化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波兹曼的世界观。《技术与文明》一书虽然也讨论媒介与传播，但没有打算把媒介与传播放到前台。从芒福德的一生来看，他始终不认为媒介和传播是值得专门书写的技术。对此，林文刚评论说：“芒福德没有将传播媒介单独挑选出来，或者说他没有从根本上分离出一种界定性的技术，这使他淹没在具体的细节之中，不能够建立起一套相对系统的技术变革理论。同时，这使他的作品缺乏迷人的魅力，至少不如其他媒介环境学家的著作那么激动人心。”（林文刚，2019：109—110）

林文刚遵循了媒介环境学的传统，将芒福德放在媒介环境学理论系谱中最重要的位置加以介绍。然而，他也承认芒福德的思路与媒介环境学不太一样：“芒福德是从后门进入媒介研究这幢建筑的，然而，他的生态学视野却具有非常突出的前瞻性。许多媒介环境学家把生态学当作一种比喻来使用；芒福德则相反，他对媒介环境的关怀既是具体的又是实用的，包括人类的生物栖息地和技术栖息地两个方面。”（林文刚，2019：95）林文刚的这一段评价体现了他的敏锐性，也许《技术与文明》一书对媒介技术物质性的理解比任何媒介环境学者都更深刻，这恰恰是媒介环境学理论系谱上的一块短板。所以，林文刚在此陷入了评价上的自相矛盾：如果芒福德对媒介物质性的理解比其他媒介环境学者更加深刻，那么《技术与文明》怎么可能不如其他学者的作品那么激动人心呢？

（胡翼青）

参考文献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第二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唐纳德·L.米勒编：《刘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宋俊岭、宋一然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a。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b。

〔美〕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上卷）：技术发展与人文进步》，宋俊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拓展阅读

〔美〕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神话（下卷）：权力五边形》，宋俊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