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学术界对向警予的研究日渐深入，对向警予遗留的文章、书信等进行搜集整理并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文献资料；同时暨纪念向警予诞辰召开学术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深化学术研究。近年来，围绕向警予思想研究，学术界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国内研究现状

向警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虽然牺牲较早，但是留下了较为丰富的革命论述。自1928年牺牲后，国内学术界对向警予相关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对向警予的研究主要划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搜集整理向警予的文章、书信。如中国妇女杂志社1958年出版的《烈士向警予》，收入了蔡畅、王一知等回忆向警予的8篇悼念文章和向警予的5篇遗著。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增补了部分向警予与家人的通信以及刊发在《妇女周报》上的文章。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戴绪恭、姚维斗主编的《向警予文集》。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对向警予的文稿、书信、作文、日记整理最全的一部文集，2011年，人民出版社对此书重新翻印。《向警予文集》收入了向警予从1911年至1928年牺牲前的132篇文字资料，是研究向警予思想的珍贵文献。

第二类，关于向警予的笔名、民族等考证类文章。如戴绪恭、姚维斗写的《“振宇”为向警予笔名考》，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与之商榷的《“振宇”是向警予的笔名吗？》，柯秦、谷茨撰写的《笔名、年代及其他——与戴绪恭同志商榷》等文章，对署名“振宇”的文章进行了考证。戴绪恭、姚维斗从署名本身、写作时间、文章内容与风格等方面进行考证，认为“振宇”是向警予的笔名，发表在《向导》上的36篇署名“振宇”的文章是向警予撰写的。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以及柯秦、谷茨等从发表时间、友人回忆等分析，认为“振宇”应该是蔡和森、向警予的共同笔名。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由于没有确凿证据“振宇”到底是向警予个人署名还是夫妻双方共同署名，《向警予文集》和《蔡和森文集》都收入了这36篇文章。此外，刘茂舒写的《向警予法语庭辩之我见》，彭官章、朴永子写的《向警予族属刍议》等对向警予研究中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考证。

第三类，关于向警予生平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向警予牺牲后，她的亲人、战友等撰写的回忆类文章，对向警予的生平以及革命功绩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在向警予牺牲后，她的亲人、战友等回忆了她们与向警予相处的时光，并对向警予的革命活动进行了科学总结。如李立三的《悼向警予同志》、蔡畅的《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向警予》、罗章龙的《怀念向警予》、刘昂的《忆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丁玲的《向警予烈士给我的影响》、蔡博的《怀念母亲 倍觉党亲》、向仙良的《回忆九妹警予》、刘清扬的《三次会见》、钟复光的《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施益生的《忆向警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等，对向警予在溆浦的求学生涯、在法国勤工俭学、在国内从事妇女解放以及赴莫斯科求学等革命活动进行了回忆。蔡和森于1929年以战友和爱人的身份写的《向警予同志传》，对向警予的革命生涯进行了全面总结，称赞“她是‘五四’运动中有力的煽动者组织者之一，她是党的妇女工作的负责者……她的工作成绩，她的忠实，她的责任心，她的过度的刻苦耐劳，她的思想行动、生活之无产阶级化，为党及一般同志所通晓”[7]。李立三认为向警予之所以成为中国妇女界的先觉，主要在于她对妇女问题的深刻认识，指出了妇女解放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她说明妇女解放是整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妇女只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有在中国人民整个解放之中，才能争取自己的解放……第二，她指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唤起最受压迫的千百万妇女群众的参加，这是针对着当时少数妇女解放运动者企图把妇女解放运动，限于少数知识界妇女的运动，变成为贵族式的妇女运动”[8]。他热烈颂扬了向警予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杰出贡献，认为正是由于向警予有这样的见解，“就使她不只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进的战士与领袖，而且成为中国解放斗争最坚决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中国解放斗争最坚决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干部”[9]。

另一部分是改革开放前后，国内一批研究早期中共党史人物的专家，根据向警予遗留的文稿，同时访查向警予烈士的亲属、战友、同学等，对向警予的生平活动和革命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如戴绪恭撰写的《向警予传》，何鹄志撰写的《向警予传》，田景昆等主编的《中国妇女领袖传》，胡华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六卷）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视域下，全面刻画了向警予的成长过程，真实撰写了向警予的生平活动。

第四类，向警予相关思想的研究。向警予作为中国妇女觉醒的先驱，自幼即具有敏感的性别意识，求学时就具有男女平等的思想。参加革命工作后，是中央妇女部部长，主要负责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因而，关于向警予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展开。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对向警予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女性教育思想

诚如蔡和森所评价的“她相信所谓‘教育救国’，她抱‘独身主义’，要终身从事于教育来改造中国”[10]。以教育求妇女解放进而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是向警予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的一个重要思想倾向。向警予关于女子教育问题的论述集中表现在1920年前，这一阶段，向警予思想以教育救国为主，她对女性教育尤其关注。

向警予关于女性教育思想的形成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家庭背景、教师引导、时代环境、近代社会思潮以及向警予自身的刻苦努力是她女性教育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李惠康、朱海认为“家庭环境给了向警予入学读书的机会，学校诸多良师的教导和指引给了向警予开阔的眼界和求新的思维，时局和社会背景督促她承启新的教育理念，而自身的刻苦努力和爱国思想铸就了她以教育拯救国家的早期思想，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11]。陈朝霞认为，具有新思想的杨昌济、朱剑凡等进步教师，在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方面对向警予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渊博的知识界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向警予的师德以及素质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12]。

向警予关于女性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散见于她现存的、在周南女校读书期间撰写的作文、日记以及创办溆浦女校时期撰写的文稿。有学者从整体上对向警予的教学实践与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如晓晦在《呼唤民族觉醒的启蒙之声——论向警予早期的教育思想》中，通过对向警予遗留著述的研究，指出她的教育思想主要为“第一，她继承前辈为复兴民族而兴学的思想，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改造社会、全面发展的人才”[13]。文章指出，向警予以“社会进化”的观点为指导，秉承“发挥个人创造之能力”的教育理念，革除陈旧、僵化、被动的教育法则，倡导新式学校教育方法，坚持因人施教，培养儿童完全的人格。“第二，为造就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她（向警予——笔者注）认为对师资必须高标准、严要求。”[14]文章认为，向警予实质上从四个方面对教师提出了高标准：注重道德品行，强调为人师表，必须以身作则；追求真理，有强烈的求知求学欲望；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有为国为民奉献教育事业的决心；注重实践，参与实践，深入面对群众和劳动者。“第三，为实现她的理想，回溆浦办女校。”[15]作者认为，向警予在创办溆浦女校的实践中，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反对封建礼教、解放思想为中心，提倡男女共学，改革考核制度和学习内容，“她在溆浦女校便废除了经学课……是对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教育进行勇敢的挑战”[16]。

还有学者从教育研究角度出发，对向警予的女性教育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对向警予女性教育的主张持两方面说、三方面说乃至多方面说。黄新宪在《向警予的女子教育实践和主张探讨》中认为，向警予关于女性教育的观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强调女子应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力，提出了男女同学，从平民教育中划分女子教育，女子参与留法勤工俭学，建立女子教育经费借贷银行、由国家对女子教育予以补贴等主张，并将女子教育与女子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7]。二是“在抨击女子教育存在的腐朽现象的同时，向警予揭示了女子教育变革的内在关系并希望知识妇女能够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18]。李沂靖认为向警予的女子教育主张主要有三方面，即“‘准备改造社会的工具’的教育目标；女子教育必须革新的教育理念；‘从平民教育中划分女子平民教育’的教育宗旨”[19]。戴安林在《论向警予的妇女教育思想》一文中，认为向警予在赴法勤工俭学前的教育主张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妇女读书的目的是要做新国民拥有新思想‘为女界大放光明’；妇女教育要破除封建思想和旧习俗的束缚；提倡学习新知识、灌输新思想、弘扬新风尚；必须重视女校的师资队伍建设。”[20]张萍认为向警予的女性教育主张有六方面：“重视女子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认为女子教育可促使自身的解放与改造；主张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倡导男女同校；提倡教育内容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举，重视教学方法改革；主张实施新的女子学校管理方法；倡导女子留学教育的新观念；张扬女子平民教育。”[21]

以上研究，是从向警予一生的教育实践经历出发，在整体上对女性教育思想的研究。向警予女性教育思想在抨击封建腐朽教育，改革传统教育模式，重视女性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学者们的共识。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教学理念上，向警予融入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反对传统的贤妻良母教育观念，主张妇女通过教育成为新国民；在教学内容上，剔除传统的经学教育，授以新思想新文化，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注重体育锻炼，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哑铃、田径、舞蹈等；在教学方法上，她主张“在教学上要求进行直观教学，启发学生思考”[22]；在师资力量上，她从长沙选聘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员，如任培道、易焕秋、吴家瑛等。其中，男女共学的观点是向警予教育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闪亮的一点，很多学者对此做出了极高评价。认为“此见解是其他教育人士所不及的”[23]，尤其是在创办溆浦女校时，她主张在女校招男生，“这已不仅是立足点的不同，而且把女生看成是主体；这种见解可谓独到，为其他人士所不及”[24]。

1920年底，向警予随蔡和森等去法国勤工俭学，路途中，向警予“开始放弃‘教育救国’的幻想而相信共产主义”[25]。向警予在救国道路途径上的转变，证明了她从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考虑中国问题。那么，向警予对女性教育的观点是否有所转变呢？有学者根据向警予价值观的转变，对向警予的女性教育思想进行阶段性研究。如周亚平将向警予女性教育思想分为三个阶段，以五四运动和赴法勤工俭学为界限，前期向警予主张教育救国，中期以争取男女平权为主要内容，超越以往盲目的“教育救国”思想，积极从事男女共学运动，后期以改造社会、革新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思想。还有学者以1919年为界限，将向警予的女性教育思想划分为两个阶段。张萍认为，五四运动前，向警予的女性教育思想深受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影响，主张教育救国，创办新式溆浦女校，“从1919年到1928年这一时期，向警予女子教育思想完成了由学校式向革命的社会式转变；女子教育的内容完成了由谋生技能向启发阶级觉悟、开展革命斗争的转变；女子教育的目标，不再是过去简单的知书达理、受教育权利平等，而是与中国的革命斗争一致”[26]。两者虽然对阶段的划分略有不同，但鉴于中期阶段的时间较短，从五四运动到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本身就属于向警予思想变化的过渡时期，因而，两种学术观点从本质上来讲，是相似的。

综合来看，无论是整体性研究还是分阶段式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向警予价值观的转变，她对女性教育问题的主张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是从总体来看，前期的教育主张侧重于新式教育模式改革和男女共学的提倡，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意义；后期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教育服务于社会的价值目标，更加符合社会诉求和国家需求，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妇女解放观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因而，多数学者侧重于向警予女性教育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但由于篇幅所限，学术界对向警予女性教育思想的研究并不全面，缺乏时代背景的探寻以及形成原因的追根溯源，使得该项研究比较单薄。学者们对向警予女性教育思想给予了积极肯定的评价，李国忠在《向警予女子教育思想述论》中肯定了向警予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看待女性教育问题，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李沂靖认为“向警予的女子教育思想与其革命生涯相吻合，打上了鲜明的阶级和时代烙印，革命性和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27]。肖逸夫、曹心宝等撰文《向警予早期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评》对其局限性进行了具体而历史的分析，文章认为，向警予的女性教育思想虽然先进，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却是行不通的。她忽视了教育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支撑的，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完全不具备的。当然，向警予关于教育改革等进步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就在当今也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并加以弘扬”[28]。

2.妇女解放思想

国内对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大多是从革命角度出发，强调向警予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统一性。在革命视域下，对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是分阶段、分阶层的。刘婕的《浅析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夏蓉的《向警予的妇运观》都对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分阶段研究，两人都认为从1911年到1919年，是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以教育求解放”为主要特征的阶段，通过提高女子教育，进而实现妇女解放；从1920年到1921年，也就是向警予在法国勤工俭学，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期间，逐步将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社会改造相结合，从社会改良转变为暴力革命；从1922年到1925年，刘婕认为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以建立妇女统一战线为核心的。李惠康、朱海等撰写的《论向警予妇女运动之阶层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对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向警予在从事妇女解放运动中，对劳动妇女运动、女权及参政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进行了具体考察和科学分析，“从而奠定了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的方法论基础”[29]。

还有学者从整体上对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研究，指出了向警予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苏平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一、深刻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提出妇女运动必须同整个革命结合的理论；二、阐明中国妇女运动的性质，提出劳动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三、批判少数人做官的女权主义思潮，提出妇女运动要争妇女普遍的权利；四、论证妇女运动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促进各界妇女大联合。”[30]刘华清认为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比较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旧中国，如何开展妇女运动，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一系列问题。她认为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改变中国妇女悲惨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命运，它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达到目标的根本方法在于政治革命，革命的依靠力量只能是最广大的劳动妇女。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向警予对妇女解放根本目标的探讨。所谓目标就是通过一场运动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有学者认为，当时社会上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有很多进步女性，有的主张将妇女从旧家庭中解放出来到一夫一妻的新家庭，有的主张女子参政议政等。而向警予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标则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代替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这是可以深信无疑的”[31]。也就是说，向警予“已明确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32]。还有学者站在人的发展和性别的角度，指出：“就妇女自身而言，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是将人的一切归还给女性，使全体妇女成为‘解放的妇女’；就妇女运动与男女两性、社会的关系而言，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更是为了实现两性和谐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33]

第二，向警予对妇女解放根本途径的认识。学术界关于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根本途径的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普遍认为向警予已认识到实行政治革命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刘华清从妇女解放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以及国际妇女运动的经验等三方面论述了要解决妇女问题，必须实行政治革命。陈德諟分析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后得出：“中国妇女求解放，绝不能采取十八世纪欧美妇女运动的旧程式，更不应依附外国资本，而应仿效俄罗斯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劳工和绝大多数男子一起，参加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这就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34]

第三，向警予对妇女解放具体途径的探讨。在对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的研究基础上，学术界还对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的具体途径做了分析。对于具体途径的分析，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有学者提出了四条：一、充分利用宣传的作用，启发劳动妇女觉悟；二、发挥女子自主精神，提高妇女整体素质；三、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结合起来，形成妇女力量的大团结，实现妇女的自身解放；四、组建妇女运动组织，重视培养妇女干部。[35]还有学者提出两点：一、大力发扬“自觉、自决、自动”精神，提高妇女整体素质；二、提出和阐述了建立妇女联合战线的主张。[36]在妇女解放具体路径的探讨中，统一战线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张利民的《向警予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贡献》、孙晓芹的《向警予——中国妇女的楷模》、曹关平的《向警予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等相关学术文章对向警予投身妇女统一战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向警予“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的同盟军思想以及联合阵线策略在妇女运动具体化的过程中”[37]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的特点。刘华清认为它具有“开拓性”和“深刻性”，即“把唯物史观贯穿于整个体系之中，从而使妇女解放理论走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误区……同时它对妇女解放的目标和途径都有独到的见解”[38]。刘霞认为：“与同时代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向警予对妇女解放的探索具有实践性和女性特色”[39]。

整体来看，学术界对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比较全面和深刻，从革命角度探求妇女解放的研究比较成熟；但在性别视域下，探讨两性平等以及女性解放的文章较少，贺正时的《论当今中国实现男女平等的三大要素——纪念向警予诞生100周年》和宋少鹏的《向警予的女性主义思想》进一步挖掘了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中女性自我解放思想，对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女性特殊利益的维护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化。

3.报刊宣传的实践和思想

在向警予的革命生涯中，她曾先后参与过多家报纸杂志的创办、编辑，协助蔡和森主编《向导》；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妇女周报》的主编；大革命失败后，她在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兼任《大江报》的主笔。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向警予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学术界对向警予报刊宣传的实践和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向警予主编《妇女周报》和《大江报》的革命活动。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活动家的办报业绩及其新闻思想一节中，对向警予从小学时代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到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创办《女界钟》，从主编《妇女周报》到主笔《大江报》的革命经历进行了系统回顾，认为向警予在报刊宣传中，积极开拓妇女解放的宣传阵地，倡导女性多读新书报刊，展现了妇女报刊工作者的优秀品质。李惠康等撰写的《向警予报刊宣传的理念与实践探析》、刘顺利的《向警予和她的新闻评论》以及李瑞生的《向警予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等都对向警予在《妇女周报》期间的革命活动和办报经历进行了历史考察，学者们认为向警予以《妇女周报》为阵地，坚持贯彻和宣传党在妇女问题上的方针政策，深刻剖析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出了妇女解放的科学道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报刊功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40]。另有一部分研究是以《大江报》为核心，研究向警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实践活动及其思想。由于《大江报》是油印报纸，革命战争环境恶劣，仅有十二期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受查阅条件的限制，仅有少数学者得以有条件对其开展研究。从中国知网查询的情况来看，中央档案馆的马红、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任武雄、武汉市妇联的刘茂舒等对向警予在主笔《大江报》期间的革命活动和刊发文章进行了初步研究。刘茂舒认为向警予以《大江报》为武器，揭露敌人的反动面貌和政治派系斗争，刊登全国各地工农斗争的信息，鼓舞群众斗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指导各地开展积极有效的革命斗争。“这些论文像投向敌人的匕首，又是教育群众的教科书。”[41]

从以上分析来看，学术界对向警予的报刊宣传的实践及其思想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数量少，质量高的文章也较少。大多数的文章着重于向警予报刊实践活动的研究，缺乏对其思想的深入研究。

总体来看，国内学术界对向警予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向警予的教育救国思想、妇女解放思想等，但缺乏对向警予思想的系统性、完整性研究；另外，纵向来看，对向警予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挖掘尚浅，缺乏时代背景下的研究，局限于向警予个人经历的研究，只是单纯地就向警予而言向警予，最多将向警予与蔡和森联系起来，而缺乏思想深度的挖掘以及对现今时代的意义研究。事实上，应该将向警予个人的时代经历与整个历史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向警予作为一名女性的成长历程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利弊局限联系起来，既要看到大的革命环境下，中国女性的成长，同时还要看到妇女解放的不彻底。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多持批判态度，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各种思潮的形成既是历史发展的使然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教育救国未必是完全错误的。因而在对向警予思想的研究中，本文拟跳出传统的价值评判，结合时代背景，重新审视向警予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对向警予的研究较为薄弱。对向警予进行专门研究的有柯临清教授写的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Andrea McEldrry教授写的Woman Revolutionary：Xiang Jingyu，Xiang，JY等写的A plan for women's development-A letter from Xiang Jingyu to Tao Yi（December 20，1919），其余的对向警予的研究主要是内涵于20世纪初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中。

在两类研究中，学者们都充分肯定了向警予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戴丽亚·达文在她的《妇女与工作——革命中国的妇女与党》中认为：“在向警予1928年就义之前，她一直是共产党内主要理论家之一，是党在妇女问题上的权威。”[42]Christina Gilmartin认为妇女权益组织的建立与向警予等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性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罗珊·威特基认为：“作为思想家和劳工组织者，向警予同时献身于女权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虽然她被杀害时还远没有到达她政治生活的顶峰，但她的生活方向和著作指明了激进女知识分子在20年代开始的道路。”[43]国外学者对向警予在中国革命中领导妇女开展解放运动中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柯临清教授在1984年曾撰文指出，在国外学者对向警予的妇女工作纲领的目标的研究中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强调向警予鼓励女知识分子参加建设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妇女运动的观点”[44]，二是“向警予是以组织工人运动为首要任务，对许多女权主义组织有很强的反感”[45]。但柯临清教授也指出这仅仅是基于对《烈士向警予》（1958）一书中的五篇文章所做的不同解释，并且“从这些西方学者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迥然不同的见解在于他们企图从极不全面的资料中得出结论，推测的成分太多。”[46]从目前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学者们通过较为丰富的资料，认为知识妇女是工人运动的起重机，同时要联合资产阶级女性，利用各种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但是学者们大都认为在20世纪初期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宣传的分量。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首要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尤其是男性工人，而女性工人运动和儿童运动则处于次要地位，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Andrea McElderry认为造成这种性别歧视的原因不仅仅是政治、思想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文化传统[47]。关于向警予在文章中对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指责，Louise Edwards认为女性选举在中国的复苏是对向警予当初批评女权运动的一个大大的讽刺，因为它掩盖了关于治理和领导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女性选举运动开展深入思考[48]。

国外学者对向警予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结合对蔡和森以及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对向警予本身作为女性角色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开展了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横向研究要比纵向研究更为深入。一方面肯定了向警予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对向警予本身作为女性所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工作的局限进行了深入剖析，无法回避的是，向警予等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性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而不是仅仅为了妇女解放。

另外还有日韩学者等对向警予做的研究，如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振宇”是向警予的笔名吗？——兼与戴绪恭、姚维斗先生商榷》，韩国学者尹美英发表的《论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等。

综合来看，国外学者对向警予的研究比较薄弱，而对整个人物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国外学者在向警予的研究中，一方面肯定了向警予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向警予作为一名女性领导干部在党内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近些年来的研究，更是对向警予当年批判的各种资产阶级倾向重新做出了审视。但是，国外学者在对向警予的部分妇女解放思想做出批判的同时，忽略了向警予所处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中国的时代需要。矫枉必然过正，这是任谁也无法改变的，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正是对几千年来受封建压迫的中国传统妇女思想的矫枉过正。因而，本文在对向警予的某些重要思想进行重新审视时，一方面结合时代需要，肯定其进步性；另一方面结合今日中国的需要，对某些思想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