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中外学界在白银问题的研究上积累了大量成果，形成了许多重要的观点。鉴于已有学者对明代货币史或白银史的研究状况做过一定程度的学术回顾，[36]故笔者先简要评述以往学术回顾之得失，然后以问题为经纬来梳理明代白银研究的新进展。
（一）关于已有学术梳理的简要评述
在明代货币史总体性的研究方面，自彭信威、萧清、千家驹与郭彦岗、叶世昌、宋杰等人先期的中国货币通史研究之后，[37]学界的研究主要是在通过史料梳理明代货币制度演变的几大阶段、意义和影响以及对于国家货币政策的解读等方面，且通贯性的著作一直较为缺乏。市古尚三的《明代货币史考》、万志英的《财富之源》和黄阿明的博士论文《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明代宝钞方面，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宝钞的发行政策和制度缺陷、流通几大阶段、宝钞的增税回笼、宝钞滥发及失败的原因、明末救钞等问题。但已有的梳理忽略了日本学者檀上宽、市古尚三、岩井茂树、宫泽知之等人的研究。檀上宽的研究把明初发行宝钞和政治进程统摄起来考察，并认为宝钞政策是明太祖着意建立空前规模的专制国家体系的重要一环。[38]市古尚三从元明之际货币政策变化、铜钱流通危机以及宝钞的便利性等角度论述明廷采取宝钞政策的某种必然性。[39]岩井茂树从专制国家实物财政的角度看待明初货币政策，认为白银和铜钱等财政货币的缺乏使明太祖只能选择前途渺茫的宝钞。[40]宫泽知之从财政物流角度认为，宝钞并非财政行用的主要货币，故宝钞贬值对财政运行并无影响，反而有利于减轻纳钞百姓负担、宝钞充当小额交易手段，钞法不行主要在于政府无法维持货币间的固定比价，而非民间不流通宝钞。[41]故这些货币史研究力图结合明初政治制度和财政体制构建的做法，值得借鉴。
在铜钱方面，学界对钱法演变、铜钱窖藏、私钱泛滥、嘉靖补铸等问题有所论述，但显得较为零散而不成系统。万志英、黑田明伸、足立启二等一再强调，对于近世以来的中国货币史而言，铜钱比白银要重要。关于这方面，已有的学术梳理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对日本的研究成果较为忽视，例如忽视了足立启二、宫泽知之等人较早的研究；[42]二是忽视了铜钱作为国内外市场重要货币的研究，尤其忽视了足立启二、万志英等人对于国际市场上明代铜钱的地位和意义的研究；[43]三是缺乏对明代每一次铸钱的目的、过程、地域社会反应、结果的细致探讨。在这方面，万志英、张瑞威、滨口福寿等人的研究成果或许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44]
在白银方面，学界多集中在明代银矿开采数额、白银流通的初步考察、国际贸易与白银内流、海外银流入数额的估算、白银流通与国家及区域关系、赋役折银和财政转型、白银窖藏、银钱比价等方面。因与笔者论题相关，本书将在下节予以详细回顾。
在货币思想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考察和分析了明朝代表性货币思想家的主张和思想、明中后叶重钱轻银以及“反银论”等问题。笔者以为，以往研究存在将货币思想和货币演进史的考察相分离的缺憾，因此对许多货币思想家的具体主张需要放在历史情境中重新去解读。其实，货币思想史中的许多主张有其思想传统的来源和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就此而言，货币思想史中的许多论述不仅能成为弥补货币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而且往往深度反映货币演进的现实。在这方面，万志英、岸本美绪、郑永昌、林满红[45]等人将货币史和货币思想史相结合研究的方法值得赞赏。
（二）问题的起点：货币史中的白银分析及研究新况
尽管明清时人对白银问题就有较为精炼的论述分析，但国内较早对明代白银进行科学分析的现代学人无疑是彭信威。他倾注一生心血写就的《中国货币史》一书早已成为经典，通过他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起点。他对明代白银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白银货币化、白银形制、海外白银流入和白银购买力等方面。
在白银史的连贯论述中，彭氏认为白银到了明英宗驰银禁政策之后，才真正取得十足的货币地位，并称之为“真正货币化”。[46]这个论点显然受了《明史·食货志》等有问题的记载而有所误解，目前已为学人所修正，[47]但他关于明代才是白银真正实现“货币化”的观点为许多人所继承。至于明代中期以前，白银为何不是十足的货币，从其前几章节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是建立在货币基本职能是否稳定发展上。对于明中期以后中国为何通行白银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历史内在演进的趋势而无法阻挡，“自五代以来，白银的使用，一方面由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同时受了中亚币制的影响，已酝酿了几百年，到明代才根深蒂固”。[48]他承认明代最后放开银禁的具体原因应归结为纸币的贬值和铜钱的减少，“白银的使用实由于纸币的贬值和铜钱的减少，纸币贬值使人民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银禁政策的重申也表明政府已没有能力禁止它的流通。彭氏还分析了白银在明初至明中期的流通状况，指出至嘉靖以后，国内已奠定“大数用银，少数用钱”的局面，某些地方甚至专用白银，铜钱废而不用。称量白银在实际过程中复杂的使用方法，彭氏也予以了介绍。[49]
彭氏对于白银形制的分析，似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他指出，明代白银以船形的锭为主，这其实是一种退化的形制。因为银锭的发展违背了货币由繁到简、由笨拙到方便的发展规律，表明白银职能有所限度。他还分析了银锭的刻字问题、铸造形状问题，并提出了引人注目的金银钱、矿银、银牌等问题。[50]因为中国自身没有铸造可供计数的银铸币，这些金银钱的形制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争论。[51]
从全球的视角审视海外白银的流入与白银购买力问题，彭氏的研究也有启先之功。他指出，处于万历时期的16世纪，全球陷入开矿狂潮，中国社会上使用的白银也大多来自美洲和日本。可见，他已掌握白银来源的基本状况，并追溯中国的白银自南宋以后大概依赖外国的输入。[52]关于白银购买力的挖掘是彭氏最受关注的一个研究。他指出中国社会转向使用白银作为计价手段，方便了中外物价的比较。其统计而成的明代米价表也多为后学者引用、修正，构成了明代物价研究的基础。[53]彭氏不但注意到了明代白银购买力比同时代西方要高的现象，也指出研究白银购买力的几个困难，度量衡的不统一、地区间价格的差异及中国物价数据的间接记录等问题尤其突出。而且，他还明确指出与宋元相比，明代以银或以钱计算的物价俱十分低廉，他将其归结为明代人们的货币所得量少。对这个发现，后来的研究逐渐丰实了这一判断。[54]随着货币史研究的不断推进，万志英认为彭氏的货币分析框架显得有点陈旧，对于货币演变的内在逻辑考察也有不足，但这无法掩盖彭氏的贡献。
全汉昇对于明代白银问题同样着力甚深，其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中国货币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纸币制度为何会一再失败，银铜复本位为何会在明朝确立，以及明代银钱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等问题。二是针对明代货币结构的特点，系统论述了银铜的国内外供给状况，为此他系统考证了国内银矿的开发状况与美洲银流入中国的影响，此一节分量最重，也颇为学界所瞩目。三是从比较史的角度对比了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差别、物价的差异、政府税入中银钱比例的差别，对我们整体理解明代白银经济确立的意义，颇有助益。[55]
梁方仲虽无专文论述明代货币问题，[56]但在论及赋役折银以及一条鞭法折银引起的争议时，数次对明代的货币结构以及国家与民间社会为何转向用银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梁氏将明代的货币制度和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用钞时期、用钱时期、用银时期。钞法大体从洪武至弘治初已经濒临绝境。其后的钱法也是颇不顺畅，原因在于市场上新旧钱混杂，又有大小钱、好低钱之分，尤其是私铸势力雄厚，钱品繁多、质量不一、民间接受程度不一，加之国家任意规定银钱比价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流通限制。他还指出明前期国家禁钱行为最为打击铜钱的信用基础，但明中后期的政府如果下决心去维持铜钱制度，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政府并无决心，它的一切打算在于抽取财政利益的短期考虑，而非维持币值稳定的长期利益考量，最后导致国家上下只有用银一条路可走。他认为明代货币性质的转变，差不多完全可以从政府自私的立场求得答案。他认为，明前期田赋、徭役折银表示已有粮食市场或雇佣市场存在，也即白银流通市场的存在。而民间用银的最终原因在于民众对白银最具信心。[57]在笔者看来，梁氏虽论述不多，然实切中了许多问题的要义。
梁氏曾考证过明代国内银矿开采数额、海外银流入等问题，为人所熟知。另外，梁氏曾点出三个重要问题，值得重视。一是赋役折银从初期的便利到后期的不便，一大原因在于政府规定的折价太不合理、变动无定。折银的本意是简省赋役，后来政府规定的折银价被逻辑化地继承下来，不仅与实际市价关系不大，且逐步失去了本意。[58]二是16、17世纪白银内流与18、19世纪初白银内流在内容、性质和范围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59]三是由于运作机理的差别，白银与铜钱的流通在明代后期的社会中逐步分化为一个两重世界，体现了货币流通在阶层上的不均衡性。[60]
萧清是国内较早采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研究中国货币史的代表。他认为明中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是白银成为普遍流通货币的先决条件。他倡导的“白银代替铜钱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观念，虽为有些学人所继承，但也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61]萧氏分析了明清之际的“银荒”问题，并将该问题归为统治阶级的赋税搜刮和社会普遍盛行的窖藏白银风气，[62]对明中后期至明末秉持“重钱轻银”和“反银论”的士大夫文人也多有批评性的分析。[63]这些观点值得再审视。千家驹、郭彦岗从币制的角度认为明中叶奠定的银两制度是一种比较原始、极其繁杂的货币制度，造成了晚近数个世纪货币流通的紊乱，[64]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论点。
而后，从货币史的角度继续挖掘此问题的学者有万志英、黑田明伸、万明、张瑞威、刘光临等人。
万志英作为“加州学派”的重要成员，其论著由于没有及时翻译成中文，故其学术观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他与“加州学派”其他学者关于前近代中国的分析存在许多分歧。[65]其论著《财富之源：11～18世纪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是中国货币史领域不容忽视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都大大拓宽了我们对于中国货币史的认知。[66]在书中，他从长时段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货币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变迁，即铜钱时代如何转向白银时代。他认为白银时代的开启由宋代开始，经元、明时期，至清代方告完成。在这几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国家力量和民间市场力量存在激烈的博弈和冲突，最终市场的力量逐步战胜了国家的力量，白银从民间市场脱颖而出。这样的分析既不同于德国历史学派的马克斯·韦伯、“京都学派”学者等关于货币是国家财政型支付工具的分析，也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货币集中体现市场交易而不见国家的见解。在明代白银问题上，万氏从国家货币政策与民间市场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国家政策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反应，考察了“银进钱退”的内在机制，很好地阐发了银、钱间的复杂关系，并从全球贸易的视角重新估算了白银流入的数量、海外贸易及东亚市场的整合等问题。该书在货币理论方面试图将经济学的界定和历史学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在解释层面尝试突破“前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等范式，质疑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说”，重新认识东亚市场欠整合的现实，提出不要过分夸大白银的影响等颇具启发意义的论述。
黑田明伸的货币理论分析常给人以深奥晦涩之感，其论著《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试图从全球的视角来解释古今社会市场和货币的多层次性与非对称结构，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把握货币的要义。本书多处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与白银问题，他认为对于东西方的白银史而言，13世纪是个重要的时期，元朝贯通欧亚的征服使东方产生了对于白银征税的记忆；明清时期的中国形成了既不依赖权力也不依赖团体来调整地域流动性，民间的自律性和自发调节市场的能力极强，但从市场的垂直角度而非水平角度来看，前近代时期的中国与西方、日本的差距明显；在以国民经济为培育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道路上，中国较为自由且自发机制较强、门槛壁垒较低的民间经济演进反而可能是工业化的阻碍；白银流入对中国而言是增强了地域结算能力，使市场保存了按地区和行业管理的通货结构，上下得以相通起来。赋役折银从功能上看是国家对财政资源由流量管理转变为存量管理，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政府与民间资本分立的形成。[67]上述论述，启发意义较大。
万明是近年来对明代白银问题着力最多的学者。她以白银货币化理论为基础，系统考察了白银货币化进程问题、白银货币化与赋役改革问题、白银货币化与国家制度变迁问题、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参与世界互动问题等。她认为，来自民间的而非国家法令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最终促进了明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也是国家制度发生重大转型、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具体体现。此外，她较详细地考证了白银货币化展开的时间过程，尤其着重关注了成弘时期白银货币化所取得的显著进展，考察了白银货币化与国家赋役变迁的核心关联，并给白银货币所起的作用给予较多的正面肯定。[68]
张瑞威在借鉴万志英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了成化至万历等朝政府数次整顿钱法的背景与过程，对认识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实有助益。在论述成化朝货币政策时，他认为15世纪中国各地市场上广泛流通的铜钱与私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国家与民间对于“良币”白银的需求，是一条鞭法启动和赋役折银的经济动因。[69]在《皇帝的钱包——明中叶宫廷消费与铜钱铸造的关系》一文中，张氏认为15、16世纪之际中国市场急速发展，面对日益货币化的国家财政以及皇室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弘治皇帝重启多年未实行的铸钱举措，力图改善皇帝私人财政的状况。[70]在《论法定货币的两个条件：明嘉靖朝铜钱政策的探讨》一文中，张氏对嘉靖朝力图恢复国家制钱的政策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嘉靖朝在维护法定制钱一元化、流通信用及有效的防伪技艺方面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俱表现得十分失败，因而越发依赖来自底层的白银货币，中西法定货币建立之路逐步走向“分流”。[71]
刘光临近年来一系列的研究因具有强烈的理论取向及注重挖掘长时段历史数据来进行宏观考察，备受学界瞩目。他提出宋明转折、宋代财政国家、明初指令型经济体制等说法，考察了自宋至明市场经济呈现的重要转变问题，并从赋税财政的角度细致地考察了宋、元、明由财政—市场国家走向实物劳役型赋役财政国家的历史动态过程。[72]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宋元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转、萎缩等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73]对我们认识宋明财政体制、货币转型等宏观问题实有帮助。在明代货币及白银问题上，他首次整体地考察了明前期货币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状况，并初步估算了明代货币存量的规模，提出海外白银挽救了明代市场经济的说法，同时他还论述了“银进钱出”的机理问题，为我们认识货币白银化在基层市场的展开，打破白银经济进步论的观念提供了有益认知。[74]他关于抗倭战争造成的国家需求对加速一条鞭法折银展开的见解也颇受学人注意。[75]
王文成以宋代白银货币化为基点，对宋之后的白银问题展开了延续性考察。他通过多层次市场和货币格局演变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宋之后的货币体系演变，以及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等问题，认为10～16世纪中国的货币流通格局依次经历了“钱楮并用”（宋至金）、“银钞相权”（南宋至元）、“银钱并行”（明中叶至清）延续性而又不乏阶段性特点的演进过程，并强调金代在白银发展史上的作用。[76]赵小平接续王氏的分析理路，认为明初“钱楮并用”与明代中后期“银钱并行”出现的原因在于政府和市场这两大推手的不断换位与相互运动。[77]
黄阿明系统地论述了明代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并指出以往海外学人的研究忽视了传统的社会制度环境，过分夸大白银的作用。作者关于白银最具意义的论述在于注意到了白银在社会经济中存在伪作、窖藏、套利等负面表现，并选取一定的区域来具体分析货币的流通状况，指出货币制度的表面统一存在货币流通多元化的特点。黄氏对于白银负面问题的关注及注重区域的实际流通状况，体现了学者在白银问题研究中逐步走向深化和细化的过程。[78]张宁从明代钱法三大危机的角度探讨了白银地位的崛起，这三大危机分别是近半地区不行钱法，行钱地区铜钱质量下滑及私钱泛滥，以及国家铸钱措施的屡屡失败。同时，他呼吁广泛搜集资料来深入探讨货币的地域实际流通状况。[79]赵轶峰从白银的称量形态角度综合而又辩证地解读它对明代国家-社会关系转型的含义和影响；[80]何平从世界货币职能的角度强调白银货币地位确立的外部作用（13世纪元朝造成的白银价值尺度转换、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造成白银大量内流），并指出明清时期白银的被动供给具有很强的负面作用。[81]
（三）中外学界围绕白银问题展开的讨论
1.货币白银化的促动机理：市场、财政抑或通货体制
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问题，经济学界很早就存在两种基本的看法：一是强调市场机能、减少交易成本的交换需求说；二是强调国家法律制度创造、财税驱动的国家促动说。[82]这两种理论的争论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开展，如宫泽知之、高聪明等对于宋代货币史的分析就明显存在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倾向。[83]对明代白银问题的分析也呈现这个特点。目前，关于明代货币白银化的促动机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看法：一是强调财政体制促动的观点；二是强调市场发展需求的观点；三是强调通货体制失序的观点。
大田由纪夫、刘志伟等是强调财政体制驱动之代表。大田氏考察了元明之际徽州地区货币流通动向后指出，民间逐渐用银是循着国家逐渐推进的赋役折银轨迹而普遍化的，促进明朝赋役折银的主要动因并非民间用银的扩大、钞法不振等，而是由于永乐以降行政、财政体系的变动，必须在相距遥远的地方之间进行更为便捷的大规模财物移动。为此，他批驳了明朝的财政纳银化是以民间白银流通为前提这一普遍看法，强调是国家行政、财政体系转换这一自上而下的因素，而非市场发达、民间白银经济发展所致。[84]刘志伟等更从赋役制度变迁的整体角度提出“贡赋体制银”之观点，指出16～18世纪赋役体制的变革及其对白银的吸纳才是白银占据重要地位的主因。尽管他们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更强调贡赋体制对白银的持续汲取才是白银广泛流通的主要动因。[85]
针对上述观点，万志英似针锋相对地提出是市场而非税收、是私人交易而非财政的货币化，才是明代转向白银经济的内在动因。万氏论著有相当篇幅论述了明代市场力量崛起并使政府屈服的过程。[86]万明也不赞同贡赋体制一说，指出源于民间社会的称量银自下而上崛起，首先是以民间用银为前提，根本动因乃是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最终和赋役制度变迁的“国计”合流，共同促成了白银的广泛需求和流通。[87]赞同市场发展需求论点的学人不少，吴承明、张显清、唐文基、韩大成等俱有相关著述，兹不赘列。
究竟是市场促动还是财政促动？不独体现在大的判断上，即如在银钱替代这个细节问题上，也存在差异化的解读。足立启二认为，由于明朝前期即开始转向白银财政，铜钱作为国家支付手段的地位很快被白银夺走，成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国家财政不再给铜钱做信用保障，是铜钱出现挑拣、私铸的原因。官铸制钱信用下降、管理缺失，导致劣质钱进一步充斥市场，结果白银财政进一步建立。[88]而刘光临针对私伪钱充斥基层市场的情形认为，明嘉靖以前的市场规模不仅狭小且零碎化严重，通货不足导致私钱大行其道，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货币制度的缺失与通货不足使民间市场产生了对于稳定通货的需求，进而出现了银进钱退之现象。[89]很显然前者强调国家因素，后者强调市场因素。
笔者认为，市场需求与国家财政在货币白银化问题上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互相交织、互相作用。然而，从元明变迁的长时段角度观察，明初国家对于蒙元帝国诸种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承继与变革，塑造了全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和商业市场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明初演化成型的货币体制及其背后更广阔的“洪武型”经济体制严重冲击着国家两种货币——铜钱、纸钞的制度基础和信用内核，货币供给在制度上层出现失范与失序，结果随着市场力量的勃兴，货币主导权无可挽回地下移，这应是明代货币转型定格在民间称量银的通货体制促因。[90]
2.白银与明代赋役制度变迁的意义
明代白银问题的重要显现，首先与国家赋役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实际状况及其变革研究一直是中外明代经济史学界篇幅最繁多、研究最深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课题。20世纪中叶前后，即有中日学者诸如梁方仲、山根幸夫、岩见宏、小山正明等进行了先行的研究。[91]其后谷口规矩雄、唐文基、岩井茂树、伍跃、森正夫、刘志伟、赖惠敏、万明等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92]他们就明代赋役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辩证，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被很好地展示，尤其是与赋役折银相关的金花银问题、银差的形成、均徭法初期折银的动机、均徭法在地域上的差别、上供物料折银、一条鞭法的展开问题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明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值得仔细审视和吸纳。此外，还有盐法、商税、马政、漕运、京师库藏、边镇军费等财政分支项目折银化的研究，一道构成了明代财政货币化的多维图景，对我们整体了解赋役财政折银的动机、银纳化过程以及货币白银化程度大有裨益，也提醒我们任何试图简单理解白银与明代赋役制度变革关系的设想是较为危险的。
近年来，不少学者强调白银在明代赋役改革中的主体作用，并对白银的正面意义有过分称赞之嫌。笔者认为，赋役体制的银纳化对于减少此前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的运行成本大有裨益，对货币经济的展开和交换市场的繁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还是应更为谨慎地看待白银与赋役改革的复杂关系。诚如申斌、刘志伟指出的那样：“关于白银货币化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的认识，除了需要分析白银是如何改变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外，也应同时注意白银没有改变什么。在社会经济领域上，白银可能在造成了某种结构的分解和重构的同时，也可能加强或稳固了某种本质性的结构。”[93]此前，黄仁宇通过对折银前后明代财政管理体制状况对比后发现：“认为使用白银是财政管理上的一个重大改进的想法没有什么实质的理论意义。”白银只不过是多个地区之间众多商品输纳为等价白银罢了，并不具有很大意义的货币含义。[94]刘志伟或许并不赞同此种稍显偏激的论见，他从国家与编户齐民关系变换的角度，认为具备稳定价值尺度功能的白银的持续介入，有力地推进了明代中期赋役制度朝定额比例的现代财产税方向演进，改变了国家财政的实现和运作形式。贡赋体制纳银化在改变赋役体制实现形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家特质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经济都被打上了鲜明的贡赋经济印记。[95]赵轶峰从正反两方面指出，白银除了具备货币意义上的某些优点外，却也落实了政府在货币金融领域的缺位，使一切扩大财政收入的行为赤裸裸地暴露在社会面前，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加速了社会的失序。[96]
实际上，梁方仲、谷口规矩雄、岩井茂树等对赋役变革与赋役折银之后的影响也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并提醒我们注意明代赋役体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与改变的局限性。[97]高寿仙关于明后期北京地区赋役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黄仁宇等人的某些论见，揭示出白银财政反转走向实物化，以及底层州县财政严重困竭的事实。[98]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仍需进行仔细而又深入的宏微观考察，尤其是对诸如粮料多层级市场上的货币化、官定折价出台机制、不同时期折银扩大的促因、赋役制度实施的地域差别、省直府县财政货币化程度的测度等问题，俱需进一步探明，方有助于认清赋役制度领域白银的含义及其对制度转型的意义。
3.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成因
明中叶以后的中国为何需求大量的海外白银？这个持续性的大规模流动现象往往成为学者追寻白银问题的原始困惑所在。学者们从内外多个角度提出了许多相近或各有侧重的看法。
从内部的视角来看，国内学者多认为明中期之所以出现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现象，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人口增加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商人力量的崛起、长途贸易的发展、城镇化与商业化程度加深以及海外贸易的兴起，市场交易对于货币的需求更加旺盛，这是白银兴起的前提与根本原因。甚至有学者借此认为16世纪之后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商业革命。[99]不过，如前述，以刘志伟等为代表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16～18世纪贡赋体制运作的改变、官僚体制对白银的欲求才是白银不断流入的主要动因。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学者多倾向于认为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原因在于中外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即其他国家无中国所需的商品来交易中国的手工产品（丝织品、瓷器等），因而巨大的贸易顺差不但造成大量的白银流入，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100]乔杜里率先挑战了这种贸易不平衡的说法。他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发，认为之所以形成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不平衡”现象，在于各种商品价格的不同，但如果将白银看作一种商品而不是货币，这个问题便可以得到另外的解释。中国银的生产花费较大且价格高昂，与美洲、日本、欧洲银形成鲜明的反差，海外银的大量流入正说明了贸易逐步达到均衡的状态。[101]丹尼尔斯·弗林、吉拉尔德兹分析了中外市场上金银间差价的存在以及由此而来的金银套利贸易，并以中国需求白银这种商品建立了近世白银流动的机制。[102]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中外贸易是否存在贸易“不平衡”的情况，需要我们不停地转换角度去认识，且需要兼备内外双重的视野。
4.白银流入数量的不同估算结果
对于货币经济史的总体评估考察，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数量基础之上。熊彼特分析了货币分析的四重含义，其中第三个意义便与总量分析关系紧密。[103]因此，对于货币数量和存量的考察便为题中应有之义。[104]故在明代的白银问题研究中，关于海外白银流入数量及银矿开采数额的估算最受瞩目。而对于明代中国银矿数额的考察以梁方仲、全汉昇、百濑弘最为着力。[105]至于海外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研究，成果十分丰富。通过对学术史梳理，我们知道在国内先后有傅镜冰、梁方仲、全汉昇、彭信威、吴承明、倪来恩、夏维中、王裕巽、万明、庄国土、钱江、李隆生等人对此问题进行了估算。[106]在国外方面，日本有清水泰次、百濑弘、掘井一雄、小叶田淳、岩成生一、山村弘造和神木哲男等，欧美有沃德·巴雷特、阿特曼、肖努、艾维泗、谢和耐、贡德·弗兰克、万志英等，均对此问题进行了翔实的研究。[107]由于新材料的不断挖掘及估算方式的不同，加之学者们统计年代不一，统计单位也不一，故最终莫衷一是（见表1-1）。
从表1-1的估算数据来看，万明估算的最高。她认为整个明代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超过5.4亿两（包括日本银产量的大部分、美洲银产量的50%左右）。借此，她认为以往对于晚明社会经济的评估，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有所低估。[108]其他学者的估算在2亿～3亿两，尤以3亿两左右为较多人所认可。这个数量占明清两代总量的50%多，但这个问题无疑还存在不少的争议。[109]
表1-1 各家关于明代海外白银流入数量估算
5.白银流动与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说”
从全球史的视角审视16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学界近年来饶有兴致的课题之一。白银作为世界市场上的交易媒介和贵重商品，见证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和互动。从古典的货币数量理论出发，关于海外白银流入的盛衰对中国经济表现的影响的争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酝酿、发酵。这集中表现在关于“17世纪中国货币危机”及19世纪前半叶因白银外流引发的“道光萧条”的争论中。[110]
关于17世纪是否存在普遍危机，曾是国际史坛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自霍布斯鲍姆首倡此说之后，西方学界随后展开了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其中不乏史学巨擘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111]后来，E.J.汉密尔顿、皮埃尔·肖努、阿谢德等把“17世纪危机说”扩及亚洲，[112]从而引发了学者们对亚洲“17世纪危机”的研究，为全球“17世纪普遍危机说”的成立奠基加瓦。[113]其后，艾维泗从国际市场上白银流通的波动出发，建立了关于海外白银流动与中国“17世纪货币危机”的系统性观点。[114]之后一批研究明清史的国外学者接受了这个论点，如魏斐德、马立博、佐伯富等人，他们从白银供给减少、气候变化、人地矛盾、区域社会等视角丰富了此说。[115]不过，这个说法遭到了倪来恩、夏维中的反驳。他们重新梳理了白银流入的数据，认为明朝灭亡的17世纪40年代前后恰恰是海外白银流入的高峰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白银流入急剧减少的问题。[116]随即艾维泗与他们展开论战，并从更广阔的视角（尤围绕白银流动的数据）论述了中国和日本所遭遇的“17世纪危机”。[117]之后，学者围绕“17世纪危机”问题展开了更为细化的研究，如百濑弘、岸本美绪从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着手，分析了明末白银流通、分布的不均衡，以及清初白银流入数量确实因严厉的海禁政策有所减少，造成通货紧缩、物价广泛下跌的局面，形成“康熙萧条”。岸本还从地域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白银的流动机制对于中国江南及丝织业的意义和影响，支持了“17世纪中下叶货币危机”的存在。[118]陈支平也发现清初时期东南地区广泛存在熟荒的奇特现象，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货币供应与经济萧条的相互关联。[119]对此，万志英通过利用学界对马尼拉官方数据的重建及日本商贸船的考察，用长时段成序列的数据证明中国白银流入数量的减少应发生在17世纪60年代以后且持续到80年代后期，对岸本的说法表示了质疑。[120]万氏是对“17世纪货币危机说”批驳最为有力的学者，此外还有杰克·戈德斯通、乔杜里、丹尼尔斯·弗林等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相关事实阐发了更为复杂的白银流动机制来反对此说。[121]郑永昌、李隆生也曾论述过此问题。郑永昌认为造成17世纪“银贵钱贱”及社会危机的货币原因应分为两个阶段，60年代以前应属于钱法大坏问题，60年代至80年代应属于白银流入减少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赞同岸本的说法。[122]李隆生在估算明代白银的存量及流通速度之后，完全否定“17世纪危机说”，[123]不过其数据似有过分夸大之嫌。吴承明在论述17世纪中国的国内市场时，一定程度上也赞同“康熙萧条”说。[124]
笔者认为，不管中国“17世纪危机说”是否成立，国内外学者对于该问题的深入探索值得我们去重视，尤其是他们从全球史的视角通过白银的内外流动来研究考察17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做法值得赞赏。以往中国学界往往关注17世纪的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经济史学界也多聚焦于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消费社会、民变、农民起义等问题，忽视了对17世纪微观经济的探讨，从地域的视角来解读银钱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所带来的基层社会问题，确实是一重要视角。
6.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
目前，经济学界对于货币仍缺乏统一的定义，关于货币的本质为何，众说纷纭。历史学者以不同的标准或争议尚存的概念来看待历史上的货币，直接带来了对于“货币化”尤其是白银货币化概念使用的分歧。何为白银货币化？李埏、王文成等在借鉴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应指贵重商品银发展演变成白银货币的全过程。[125]万明则认为是白银如何从贵重商品转为完全货币，从不合法货币转为合法货币，以及白银如何成为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如何成为主要货币的过程。[126]就各自的研究理路而言，都诉说着各自的道理，结果却存在争议。[127]无论是宋代白银货币化，[128]还是明代白银货币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体现了学者对史料与理论的不同解读。关于明代的白银货币化问题，亦存在两种看法。
其一，万明等一大批学人赞同白银货币化的说法，认为明代的白银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从不完全货币（或贵重商品）到完全货币的货币化过程。这个论点显然受彭信威立论之影响。不过，从货币理论与历史实证角度看，万氏所做的界定并不是特别合理，忽视了宋、金、元时期白银已发展成为重要货币的现实，否则明初统治者无须为钞法而不断禁止民间用银。黄阿明也认识到此类问题的存在，但他以调和的姿态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白银货币化，[129]就显得并不怎么可取了。
其二，有学者很早就开始以货币白银化这个概念来代替白银货币化。[130]诚然，就明代货币的演进现实而言，货币白银化是个较符合实际的概念。综合论之，明代的货币演变确实经历了由钱、钞为主逐步走向以白银为主的过程，故无论是从货币演进的角度还是从赋役制度变迁的角度，货币逐步白银化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但明代究竟是否存在白银货币化的问题，抑或历史存在不断的反复？显然意见不一，值得考量。王文成再度立论指出，白银货币化是白银跻身货币行列的过程，宋金即已告完成；货币白银化是白银成为主币的过程，实则是金朝开启了这一过程。[131]此论值得审视。
7.“反银论”的评价及其他问题
嘉万之后，随着货币白银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的“白银时代”蔚然落地之时，不少上层官员与经世学派学者却提出一波“重钱轻银”甚至“反对用银”的论见，直至明末、晚清，令人不觉诧异。
对于这股思潮，学界的解读存在重要差异。赵靖、萧清、叶世昌等从货币思想史的角度，认为这股思潮尽管认识到了一些社会现实，却是一股逆历史潮流且并不可行的落后看法。[132]邹进文进一步认为，这股复古、保守的说法表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处于停滞阶段，与西方存在差距。[133]然而，这些立论由于过于忽视明代货币流通的实际状况与经济结构的特点而受到批评。对此，数位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岸本美绪从地域社会和市场发展的角度考察了明末清初这股思潮的现实经济基础，认为该思潮体现了知识精英表达对地方市场保护的主张。[134]黑田明伸从货币结构稳定角度认为，“反银论”具有保护地域流动性、稳定性的一面，是对地域结算通货过分依赖白银的否定，有其合理性。[135]林丽月从民生角度认为，明末的银贵钱滞动摇了农商为本的民生经济的基础，“反银论”是经世学派的一种救弊主张。[136]郑永昌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析分为国家统制论者、自由经济论者、折中论三类。前两者从各自的立场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反银之主张：国家统制论者力图重拾国家的钞法、钱法，重振中央财政，所以建议废除民间自由流通的白银；自由经济论者认为白银价高难得，赋税征银加剧了普通民众的困难，故也主张废银，体现了其保护地方经济的立场。[137]笔者认为，上述颇有建树的见解多聚焦于明末清初，对嘉万时期反银论思潮的讨论稍有不足。早期反银论者葛守礼、谭纶、靳学颜等不仅批评赋税制度征银存在地域负担不合理的情形，折射出一条鞭法改革确存在“一刀切”式的弊病、白银流通存在地域不均衡的特点；而且，他们提出重钱轻银或激烈反银，实希望国家强力重振钱法，集中体现了此一时期统治阶层上层有识之士对国家货币主导权不断下移的现实表达了不满。[138]
此外，围绕白银展开争议的还有明末府库究竟藏有多少白银，[139]如何从小说中解读白银的货币性质和流通特点等问题。[140]当然，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于明代白银问题的争论，说到底最关键、最根本的还是以银为核心的货币结构的形成、运转与变迁问题，而这背后其实是如何理解14世纪到17世纪中国流通结构的变化，以及那个处于胎动状态的国内市场和日益复杂的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141]
（四）研究不足及需注重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学界围绕白银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不乏争议的深入讨论。这些讨论和研究成果，成为我们继续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笔者以为，未来研究如能在以下方面得到推进，必将有助于减少分歧，提升明代货币史的研究层次。
1.注重采取前后贯通、中外对比的方法
据笔者观察，以往某些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就事论事，缺乏前后贯通、中西对比的视野来发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知道，自唐宋社会发生变迁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尤其以财政金融方面为显著。因此，研究唐宋之后的明代货币史，我们首先需要重视唐宋时期货币的研究进展，并注意宋金元以来货币演变的新动向，以此从“上流”把握明代经济史演进的前提。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明清鼎革后货币史的延续和变化，以期从“下流”观察其变动和结果。此外，明代作为全球史中的近代启端期，我们需要注意观察西欧国家以及日本近代货币金融演进的轨迹和特点，然后采取中外对比的视野合理提炼明代货币演变史的独特内容。
2.注意吸收货币理论的新成果
实际上，上述关于明代白银问题解读的不同争议，其背后往往是经济学中不同的货币理论流派在中国货币经济史研究中的碰撞，尤其是西方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马克思货币理论以及德国历史学派货币理论等之间的运用和交锋。戴建兵认为货币史的研究是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学术活动，研究货币史需要三种分析工具：一是历史学的方法；二是经济学（金融学）的方法；三是钱币学的分析方法。[142]万志英也认为，认识中国货币的最好办法是结合经济学的抽象归纳和历史学的事实分析为一体的研究方式。他指出，我们在认识中国货币史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经济学中货币职能的分析，以及历史学中不同货币类型和流通内容的存在。布罗代尔说过：“谈到货币，我们就登上了高级的层次……无论何地，货币莫不介入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143]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需注意吸纳借鉴各种新的且有意义的货币理论研究成果，并注意与历史事实相结合的方法来推动明代货币史的研究。
3.注意将货币史放入更加复合的网络和地域中来观察
阿谢德在论及明清时期的货币问题时指出：“对于货币供应、价格浮动、使用层次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人们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一点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一样的。”[144]黄阿明也认为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几点不足。其一，西方学界的研究受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影响较深，存在将货币数量与货币对明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应等同的倾向，忽视中国货币体系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其二，研究偏重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和社会变迁（尤其是赋役制度变迁）之间正面关系的讨论，存在回避负面问题的研究倾向，同时忽视整个制度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制度，如盐政、军事制度等的结合研究。其三，通过白银的流动来正面论证中国与世界一体化或全球化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考察区域的状况。其四，货币研究的区域关照不够，忽视了货币流通的现实与货币多元化的研究。其五，对于物价和货币关系的研究不够。[145]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提醒十分有益。目前，既有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揭示货币地域流通的不同特点及其与整体经济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至于货币在各地的展开、分布、流通特点更是论及不深。结合地域并在国家制度变迁与市场发展张力的复合网络中重新审视货币的实际流通状况，是未来重要的研究课题。
4.注意结合钱币学、钱币考古及货币思想史研究的方法
正如彭信威所提示的那样，货币研究需重视并注意吸收钱币学、考古出土中关于铜钱成分的分析、铜钱的考古挖掘、白银称量形制特点、货币单位的不同名称与含义等内容。白银作为民间私经济领域的重要通货，一直以多样化的形制、方式流通，这在小说中得到鲜明的印证。[146]因此，未来研究需注意与钱币学、考古出土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明代的货币史。
此外，货币史的研究需要注意与同时代经济思想史、文化史结合来探讨，尤其要注意对货币思想理论背后所凭借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思想来源的探讨，重视货币思想家在探讨货币问题时的出发前提、问题背景和事实基础，而非以某些理论生搬硬套进行分析，这对深化货币史研究，认清传统时代中国社会经济背后的制度文化背景大有裨益。笔者认为，历史研究始终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个人的行为动机和心理欲求不仅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分析地位，也应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货币史中给予足够的关注。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对市场机制进行考察，也需要注意国家制度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利益与文化背景的考量，尤其是要注意不同阶层的思想动机、意识形态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需要考察在特定时代经济活动所蕴含的可资挖掘的内在精神资源。钱穆在其凝结毕生思考的《晚学盲言》中曾说过：“中国商业起源甚早，然日中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与西方之城市交易大不相同。故商为农工之附属，与农工附属于商，其意义亦大不同。不同深处，乃在人之心理上，在其对物之观念上。”[147]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如何研究经济史”一节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史颇具文化要义的宏观理解。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这些意见值得我们充分去重视与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