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凡勇昆博士的著作《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逻辑》即将正式出版了，这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本著作，我想这对于他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本书是在他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较长时间修改的成果，作为他的博士生指导老师，同时也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对学术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为人谦逊，无论是同窗学友还是挂职锻炼单位同事，都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在凡勇昆博士新著出版之际，我想就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谈一点看法。

在我看来，“一体化”概念的语义逻辑前提是“两体化”甚至是“多体化”的存在，其价值逻辑前提是一体化是理想化的存在状态。这里的“体”主要是体制、机制以及这些制度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主流态度，所以城乡教育一体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城乡教育体制机制的一体化，它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教育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加速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能获得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我国政府采取了“以农促工”“二元分立”的发展战略，与此相对应，在教育上形成了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办的二元化教育制度格局。应该说，这一制度安排对于国家快速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可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教育差距也日益突出。即使在县域内，城镇与乡村之间的教育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教育要素资源的向城性流动——优秀教师流向城镇，优秀生源流向城镇，教育资金也流向城镇。国家看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的政策方向。我认为，判断一个地区城乡义务教育是否在结果意义上实现了一体化发展，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城乡义务教育的资源配置是否实现了均等化，即学校的办学要素、资源配置是否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底线标准并在特定的空间内实现了基本的均衡；二是城乡义务教育的吸引力是否实现了同等化，即农村学生家长是否会因为教师水平、教育质量等因素去选择城市学校，农村在职教师是否会因为工资福利待遇和发展晋升机会等因素而进行单向的“向城性流动”，新毕业的师范大学学生是否会出现歧视性地不到农村学校就业；三是城乡义务教育学生接受高质量后续教育的机会是否实现了平等化，即从结果的意义上看，城乡义务教育是否真正实现了一体化，还要看城乡学生在义务教育结束后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时，在同等水平学校所占比例是否大致相当。而要保证实现上述三个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目标，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作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执行一直存在“大落差”现象，很多政策看起来设计得非常科学，也经过了专家的长时间论证，但是在实践中却经常出现各种偏差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最后导致政策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圈呢？凡勇昆博士的研究视野重点集中在县域层面，他的着眼点不只是“如何设计政策”，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提出和落实政策”，以发现影响城乡教育一体化目标实现的制度根源。作者深入中乐县开展实地研究，通过较长时期的参与观察，致力于记录地方政策提出和落实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言语和行动，反思成功经验和发展困境背后的制度逻辑。对此，凡勇昆博士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回答，为教育行政部门科学有效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空间。

凡勇昆博士借鉴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中的分析框架和话语，深入中乐县考察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产生和制度化过程，辨识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困难和问题。在他看来，历时的制度变迁和共时的制度实施隐藏着权力和文化的互动意义，在权力和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中乐县城乡教育一体化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制度实施的选择性、制度遵守的表面化、制度执行的变通化、权力运作的非正式化、下级抵抗的软性化、上下级共谋等实践行为。作者让我们认识到了城乡教育一体化中的制度逻辑，即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包括权力与文化两大类型，它们构成了组织和个人所处的制度环境，并按照各自的运作逻辑对人们产生影响；“强权力、弱文化”特征使得中乐县在城乡教育一体化中“提出”任何一项重大教育改革措施或者理念时，权力的作用往往大于文化的意义；与此对应，“弱权力、强文化”特征使得中乐县“实施”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或者理念时，文化的意义总是大于权力的作用；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很多层面和维度上，权力与文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关系。这些认识有很多是符合中国现实的，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的深刻体现，这种基于扎实的中国本土田野工作所得出的认识，自然对中国城乡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研究的本质不仅在于问题的真实、概念的严谨，更在于方法的恰当、证据的充分。为了能真正发现真实问题，凡勇昆博士最终选择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以中乐县为田野工作地点，深入地方四个多月，同当地教育机关、学校、教师保持着非常紧密的接触。在田野工作中，他对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比较开放，参与观察、口述史、个案研究以及访谈、调查等方法，只要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和资料的收集，他都会积极地去思考和探索，并能自觉反省研究过程中的“主位与客位”“理论研究与实地考察”“人类学与历史学”方法论关系。在扎根于教育大地的过程中，自然地生长出了不一样的理论认识，而这正是我所欣喜的地方。

据我所知，当年论文的盲审成绩还算不错，答辩时的各位专家也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和殷切的鼓励，他能利用两年多的时间认真思考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修改，这种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是我非常欣赏的，这既是对专家意见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学术的尊重，更是对读者的尊重。当然，受诸多因素所限，本书还有许多缺憾，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好在凡勇昆博士是一位有着执着学术追求的年轻学者，我相信在今后的学术交流、互动与探索中，会把这一学术问题引向深入。

是以为序！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于长春南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