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1]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几次论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在人口研究方面却比较落后，二者相比很不相称。要改变这种状况，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人口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肃清来自“左”的和右的，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影响，澄清一些基本理论是非，引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人口死亡率有了明显的降低，而出生率却一时又降不下来，这就出现了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据1953年普查，全国人口达到601938035人，出生率为2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又据1954年5个省和1个自治区的统计，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3‰。按此增长率推算，全国人口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将达到7亿人，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可超过8亿人，增长速度十分可观。
面对这种情形，1953年8月政务院批准了中央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和人工流产办法，指示卫生部帮助群众做好节育工作。1954年12月，中央领导同志亲自主持召开节育问题座谈会，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组织节育研究小组，对节育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见。1956年9月，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经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号召“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活动家，纷纷各抒己见，著书立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人口节制主义理论。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口节制主义的代表陈长衡、陈达、许仕廉等人便发表了几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如陈长衡的《中国人口论》、《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陈达的《人口问题》，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论纲要》等。此外，吴景超、李景汉等人在人口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出现了人口节制主义的崛起。应当指出，人口节制主义理论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很大，一些人也对马尔萨斯相当推崇，有许多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关于如何节制人口的一些具体观点却是有价值的，不无可取之处。比如，陈长衡主张“一枝花”至“两枝花”制：“一个儿子提心吊胆；两个儿子，锦上添花；三个儿子，到老变成四家；多男多女多冤家，无男无女赛仙家”。他从“养儿防老”的可靠角度出发，劝说人们要“一枝花”，最多“两枝花”就够了。又如，陈达先生提出的“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的主张，多少年来一直是人口理论界谈论的中心课题，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接触到一些马列主义，对过去的错误观点作了纠正。如吴景超在《中国人口新论》[2]中，公开承认过去“许多论点是错误的”，检讨了把人口多说成是中国贫穷根源的原则错误：“掩盖了反动统治阶级所制造的罪恶，迷惑了群众对于当时主要矛盾的认识，混淆了革命斗争的对象。”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一些有益见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富有积极意义的节制理论。陈达先生在《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3]中详细地论证了节育的必要性和主要方法，他说：“节育无论对家庭生活，对国家建设以至于整个民族的健康和兴旺，都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不赞成绝育和堕胎，而主张主要依靠晚婚。费孝通提出了人口研究要搞人口统计、人口变动、人口分析和人口政策四个方面的设想，并为付诸实现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料，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战幕一拉开，这些人一个个被打成右派分子，对他们的人口理论也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扣上“一贯反对社会主义”、“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的大帽子加以彻底地否定，并随之掀起了一场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高潮。结果，这场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形而上学，出现了不少片面性的论调。
其一，片面地认为只要解决了人口问题的社会原因，一切人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旧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主要是由于三大敌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的，革命胜利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里，我们便基本上消灭了失业，可以说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城市，我们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采取“低工资、多就业”，即“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办法解决就业问题的；在农村，则是采取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就是说，主要是靠改变所有制，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使人口问题暂时得到解决，要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还必须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却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似乎革命成功了，人口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压根儿就不可能存在人口问题。
其二，在理解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上，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实质，在于用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说教掩盖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转移阶级斗争的视线，为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压迫和对外侵略扩张效劳。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纪逐渐编选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4]可是我们在批判中对于它的反动实质批判得不够，却在人口数量上面做了不少文章，给人一种明显的印象是：好像马克思是主张增加人口的，是众民主义；马尔萨斯是主张减少人口的，是节制主义，并且以此作为区分两个“马家”的标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又是一个很能适合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很不容易消除的误解，并对我国人口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有的同志还坚持说，我们控制人口增长是有计划地增长，绝不是不发展人口，更不是减少人口，而新老马尔萨斯主张的，则是限制人口，减少人口。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学界不敢否定那个“增”字，更不敢提出停滞和减少人口的主张，这样势必就把我们的研究工作限制在人口不断增长的狭小圈子里。
其三，片面地照抄苏联的人口理论。当时我们是全面学习苏联，而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又可以在苏联那里找到现成的武器，苏联的一套人口理论便在我国广泛流传开来，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然而，实际上的情况是：苏联的国土为2230多万平方公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不足两亿，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10人，劳动力不足，特别是二次大战中死亡惨重，男性劳动力更加严重不足。他们的人口理论与其说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口和劳动力缺乏引起的；他们鼓励人口增长，表彰“英雄母亲”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情况和苏联根本不同，经济落后自不待言，就国土而论，只相当于它的43%，就人口说来，却是它的3倍，如此怎能照搬他们的那一套“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呢！
在人口理论方面存在的这几个方面的形而上学，集中在革命胜利后人口还要不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问题上。艾奇逊把中国人口多说成“不堪负担的压力”是根本错误的，那是由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但他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1倍”这一点，则是事实。纵观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有两次比较大的飞跃：一次是在18、19世纪，另一次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陈彩章综合各种历史资料，确认西汉时期公元2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900多万人。此后或因战争、饥荒、瘟疫，人口有所减少；或因国泰民安、生产发展，人口又有所增加。但在16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超过这个数字的年份不很多，直到1651年全国人口还只有5300多万人。当然，这些统计数字不完全可靠，因为各朝代的数字均为纳税户口，人们为了逃避口赋，常有以多报少的现象，但仍可从中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清朝康熙以后取消了口赋，应该说，人口统计数字比较准确了。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元1685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80年后，到1765年全国人口翻了一番，达到2.098亿多人。再过100年又翻了一番，1868年全国人口已超过4亿人，比1685年增加了3亿人，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大发展。这样的增长速度要是出现在20世纪是不足为怪的，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从1830～1976年的146年间，全世界人口从10亿人增加到40亿人，净增30亿人，但在18、19世纪里中国人口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确实为世界人口发展史所罕见。追其原因，有康（熙）、雍（正）、乾（隆）国家秩序稳定说；有水稻移入，食物丰盛说；有医学进步，健康增进说，等等。尽管其说不一，但都承认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的大发展，不是由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引起的。因此，旧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不属于生产力压迫人口，而仍然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性质。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能不能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是一回事，是不是需要大量发展人口则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前者就说人口再增加多少倍也不成问题。那样说，在理论上违背了人口和物质资料两种生产相适应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实践上则埋下了人口越多越好论的“种子”。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场大辩论
陈达、费孝通、吴景超等社会学派被打下去之后，人口节制理论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因为马寅初先生提出了更加完整系统的新人口论，并由此引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深深懂得人口盲目增长下去的严重后果。于是，他在1955年人代会浙江小组首次谈了他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再谈人口问题，同年7月5日《人民日报》以人大代表书面发言的形式全文登载了他的《新人口论》。《新人口论》连同马寅初先生前后发表的文章、讲演、谈话，主要从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出发，侧重分析了我国人口增殖过快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主要是：（1）同加速资金积累之间的矛盾。“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似乎太慢”；“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2）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量地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累”。农业方面，“每人平均分得的耕地，已自1953年的2亩8分降至1955年2亩7分”。（3）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票对折使用，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4）同发展科学事业之间的矛盾。“由于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需要，欲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怎么办呢？马寅初先生提出要大力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他说：“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具体办法，他又提出：“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要破除“五世其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传统观念；其次，“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他提出：“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主张生两个孩子的有奖，生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得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预算上不支出也不收入。
这些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最主要的观点，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先见之明的。然而就是这些观点，在当时却成了批判的“靶子”，尤其是那个“理论权威”插手之后，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把不同观点的争论变成政治围攻，把新人口论打进十八层地狱，直至解除马老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扣上“中国马尔萨斯主义”的大帽子。马寅初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竟因一纸人口论落得如此下场，的确震动很大，对人口研究说来更是一次灾难性的摧残。其实，上百篇批判文章大同小异，说来说去是一个调子，即马寅初把人口看成了消费者，没有看到首先是一个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按照“人手论”的观点，就应该是人口增长越快，劳动力就越多，生产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于是乎人口越多越好。有人甚至觉得“人口”一词本身都有问题，应将人口改成“人手”。这一套“逻辑”表明，如果说第一次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播下了人口越多越好论“种子”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后期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辩论，那颗“种子”便破土而出，从而给社会主义人口理论造成了一连串的混乱，有必要认真加以澄清。
“人口增长越快，劳动力就越多”吗？要作具体分析。第一，从长远看可能是这样，但人口增长快首先是婴儿、儿童、未成年人过多，而不是劳动力过多。据美国人口情报社最近出版的《1979年世界人口资料表》提供的材料，现在发达国家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25%，其中美国和法国为24%，英国为23%，西德为21%，而我国是35%（1975年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7.4%），比起它们来高出10%。与此同时，16～65岁之间的人口，我国则大约比它们少了10%。就是说，人口增长快首先增长的是未成年人消费者，这些人成长为劳动力是十五六年以后的事情。第二，要看增加的是什么样的劳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还是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我们劳动力十分充裕，但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只占总人口的0.5%左右，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也只占22%，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壮年文盲，产生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数量虽多，但专家、教授、工程师、科学技术人员不足，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注意到，人口增长过快，加大了培养费用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反过来又妨碍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剧着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矛盾。第三，从概念上说，如果各年龄组人口死亡系数不变，劳动适龄人口随着出生率的增长而增长，但必须从劳动适龄人口中减去非自立人口才是劳动力数量，不应将劳动力混同于劳动适龄人口。
“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吗？不见得。如果那样的话，中国早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了。谁都知道，要想从事生产必须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与之相结合，劳动力再多也是枉然。前面说到，我国人口发展史上有两次大幅度的急剧增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幅度增长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用外国人的话说是在经济没有起飞之前人口提前起飞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的理论是同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5]“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就是要提高生产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不但不需要大量增加劳动，相反原有的一部分劳动力还有可能节约下来，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仅相对减少，而且大有绝对减少的趋势。历史发展到现在，早已结束了单凭劳动者的体力和手工技巧决定生产发展的时代，“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的理论，已经同手摇纺车一样显得古老了。
“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吗？不尽然。人作为劳动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一般说，一个人一生中创造的财富要大于他自己消费的部分，这样社会才能有积累。但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消费者，年老退休以后又是一个纯消费者，人口越多也会因加大消费而减少积累，这也是一个事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安排现有劳动力就业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劳动力再来一个“越多越好”，岂不只有增加待业人员、增加消费和减少积累！积累多少不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而取决于国民收入和积累率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积累越多是否就发展越快”？也要作一些具体分析。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但生产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就积累而言，不仅受积累量多少的制约，而且要受到积累的分配使用和投资效果的制约。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率为24.2%，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生产发展既迅速又平稳，人民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二五”期间积累率超过30%，积累额比“一五”增加74%，但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降4.3%，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也只增长3.8%，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被迫进行3年调整。“三五”和“四五”积累额和积累率也都超过“一五”很多，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却远没有“一五”时期那样快。事实说明，只要积累多就一定发展快的观点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把它同人口多用等号连接起来，从而得出人口越多、发展越快的结论，就更是一种形而上学。
我国人口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人口越多越好论”的确立和劳动力“不足”一说的产生，直接导致全国人口的盲目发展，1963年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8‰的高峰。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几次指出：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我们搞计划生育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对人口没有计划是个短处。可是，由于两次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之深，人口问题成了是非之地，敢于“惹是生非”的人不多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口研究完全中断，研究机构撤销了，研究人员打散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1970年周恩来同志尖锐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并指示要把计划生育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范围”。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务院也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华国锋同志担任组长，人口研究才再度被重视起来，恢复和建立了研究机构。但在“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之下，理论研究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摆脱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
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给我国人口研究带来了新生。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和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以来，形而上学的禁锢被打破了，思想解放了，目标明确了，人口研究在短短时间内有了相当大的突破，提出了许多过去没有提出过或者根本不敢提出的新问题，揭开了我国人口理论研究新的一页。
（一）提出并论证了人口的不断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抱着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不放，把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说成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1978年召开的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不少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他们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出发，主张打破人口不断增长的框框。1979年以来，更多的同志发表文章，提出人口的不断增长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主要理由是：第一，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是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之上的，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依靠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不存在劳动力迅速增长的必然性；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人口也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要使广大妇女获得彻底解放，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也必须使她们摆脱沉重的家务负担，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第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口再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是使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追求人口发展的数量。因此，人口的不断增长既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也不是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目的，应该坚决抛弃这个观点。
（二）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批判中的一些错误
今年（1979），党中央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为他的新人口论翻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这对我国人口科学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马老平反、恢复名誉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一桩公案不彻底纠正，就无法消除从事人口研究同志心有余悸的问题，人口理论中的许多是非也无法澄清。马寅初先生从我国实际出发，从我国人口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从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角度考察人口问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口问题的科学方法的，是实事求是的。他提出的人口增长过快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中心论点，以及控制人口增长的具体办法等，至今谈起来仍然觉得洗人耳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人口理论而言，除了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外，笔者认为对陈达、吴景超等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理论，也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前面提到，新中国成立前人口节制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推崇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错误的。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中有的人对过去的错误观点作了自我批判；有的虽然没有作出自我批判，但也不再坚持原来的错误，对此，我们应当欢迎。学术问题应当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更应当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转变观点，对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理论应当摘掉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予以平反。
（三）提出了许多带有闯“禁区”性质，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
如恩格斯讲的两种生产的理论，可以理解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一道，共同决定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揭示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而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发展规律；相对人口过剩是技术进步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也可能有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中不仅有同各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口规律，而且也有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一般人口发展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反动的，但其中也有若干科学成分，不能一概否定，等等。这说明，我国人口理论研究在经历了多年的压抑之后，真正开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以崭新的姿态跨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回顾30年来的人口研究，有正面的可贵经验，也有反面的沉痛教训，但总的说来是时断时续，几经波折，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致使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人口理论是一门科学，研究这门科学一定要按照科学的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6]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就一定要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对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实事求是的考察，并从这种考察中抽象出事物本来具有的、而不是人们臆造的规律来。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人口理论的几次大辩论却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条原则，有不少经验和教训。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两次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都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影响，有一些批判道理讲得不多，但帽子扣得不少，甚至采用实用主义的做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引证，把人口理论弄得七扭八歪，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和学风泛滥开来，对人口研究来说确实是一场灾难。这也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30年来在人口研究方面像样的论著不很多，而批判性的论著却比比皆是。马寅初先生说得好，他说：“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要调查、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的，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研究我国人口理论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
其次，对待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应当采取争鸣的方针，不能采取压服的手段。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往往同政治有牵连，人口问题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意区分它们中间的界限。然而，以往的批判却严重混淆了这种界限，常常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其结果是大煞风景，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影响。实践证明，在学术问题上，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更不能打棍子、扣帽子，用以势压人的办法把人家“治服”。须知，学术问题是不能以力“治服”的，只能以理说服，只能按照党的“双百”方针，通过讨论的办法加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可以求同存异，让实践来检验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这样做，比那种主观武断地下结论要好得多。
再次，要有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监督和管理国家权利的根本保证，学术民主则是每一个从事研究工作人员发表自己见解、繁荣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可是，人口理论方面的两次大规模的批判，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加入批判行列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反批判的人却寥寥无几。是人口节制理论没有人赞成吗？不是。关于这一点，马寅初先生在1960年曾深有感触地说：“自《新建设》十一月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这部分地表明了今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实情况，我只得唱‘独角戏’。”其实，赞成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大有人在，赞成陈达、吴景超等人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节制人口主张的也大有人在。可是由于缺乏民主，既缺乏政治民主又缺乏学术民主，竟没有什么人出来为他们的人口理论辩护。许多人敢怒不敢言，还有一些人不敢怒不敢言，眼看着正确的意见遭到批判，而错误的意见却甚嚣尘上。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充分的政治民主和学术民主，是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1] 本文原载《人口问题论丛》1979年专刊。
[2] 参见《新建设》1957年3月号，总第102期。
[3] 参见《新建设》1957年5月号，总第104期。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76页。
[5]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第602页。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7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