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杰瑞

——缅怀犹太教育家Jerold Gotel先生

徐新

（南京大学）

2017年10月，当从友人处获悉Jerold（Jerry）Gotel先生不幸因心脏病突发在伦敦家中猝死的噩耗时，真是不敢相信。在我的脑海中杰瑞（Jerry，多年来大家一直用这一昵称称呼他）的形象一直是一个激情四射、精力十足的人。当天晚上，我被这一噩耗困扰得迟迟无法入睡，除了立马将噩耗用电子邮件形式转发给他在中国的所有同仁、朋友、学生，脑子里浮现的是一幕幕与他结识交往的情景。

一位孜孜不倦的纳粹屠犹教育家

在我的眼中，杰瑞首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纳粹屠犹教育家，全身心投入纳粹屠犹历史教育工作长达20余年。我和他的初次结识是在17年前的2002年。当时我应香港犹太人社区邀请，第二次赴港参加香港大屠杀纪念委员会举办的亚太地区纳粹屠犹研讨会，同时为反映纳粹大屠杀的展览揭幕。由于香港与英国的传统联系、香港犹太人社区与英国犹太人的传统联系，杰瑞是作为英国犹太人社区的特邀代表出席会议的。他的另一身份是伦敦犹太文化中心海外部主任。他身材魁梧、皮肤白里透红，一副绅士风度。他的发言以及在会议期间的一系列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显然是一位对纳粹屠犹事件有深入了解的人士，对在民众中开展大屠杀教育更是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后来所说，我在会上关于大屠杀研究在中国开展的发言也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于是乎，我们在大会期间主动接触对方，通过交谈，发现了我们之间在进一步推动纳粹屠犹的研究和教育方面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尤其是在推动举办大屠杀培训班方面一拍即合。说来也怪，我和杰瑞似乎是一见如故，每次交谈都十分投机。鉴于本人当时已经在国内先后举办过三次“犹太文化历史培训班”，正在想为培训班活动换一个主题，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在了解到杰瑞是“欧盟大屠杀教育、纪念与研究国际合作行动委员会”英国代表，并已经多年受该行动委员会派遣赴东欧，特别是到俄国、波兰、匈牙利等国，开展纳粹大屠杀教育后，我主动提议希望能够与他合作，在中国举办“大屠杀教育暑期培训班”。他不仅当即表示赞同，而且在回国后不久拿出了具体方案。这样，一年后的2003年，“大屠杀教育暑期培训班”就在南京成功举办。那是国内第一次邀请到世界顶级大屠杀研究机构派出的专业人士来中国授课，深入具体地讲述纳粹屠犹历史、过程、影响。来华授课人士包括来自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英国战争纪念馆、法国大屠杀基金会、德国大屠杀研究会、荷兰安妮·弗兰克纪念馆的馆员。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普遍感到大有收获。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次成功的合作给了我们信心，加上杰瑞的孜孜不倦和献身精神，在中国举办暑期培训班便成为日后10多年的一种常态，受益的中国同学超过千人。我们之间的友谊亦因此得到发展和加强。

需要指出的是，培训班的成功不仅仅是它所提供的优质师资，还在于讲学的方式和目标。杰瑞认为在中国举办这样的培训班不应该局限在向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讲述纳粹屠犹的历史，而更多的是展示应该如何，或者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这段悲惨不幸的历史，使历史成为照亮人类前进道路的明灯，防止悲剧的历史重演。由他请来在培训班上讲授的人士除了国际大屠杀研究或者纪念馆的专家外，还包括大屠杀的幸存者，以便能够让参与者聆听幸存者的亲身讲述，并与之进行对话。这样的培训班给学员留下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效果特别好。

由于最初的几次培训班是在南京举办，侵华日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成为培训班的一个关注点和参照。在培训班期间，组织参观南京侵华日军大屠杀纪念馆成为固定的内容。对于来自各地的学员而言，基本上是在第一次深入了解纳粹屠犹历史的同时，头一次直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仅如此，我和杰瑞还在一起探讨如何将纳粹屠犹研究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的方法，并于2005年在南京联合举办了“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在他的努力下，世界上研究纳粹屠犹历史的顶级学者，包括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罗伯特·维斯蒂里希（Robert Wistrich）、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等来到南京出席会议；而在本人的努力下，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顶级学者，包括步平、张宪文、陈昭其、张连红等聚集南京与犹太学者共同与会，从学术的角度对发生在二战期间的两起大屠杀事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这应该是第一次，而且很可能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由中国学者和犹太学者在一起共同研讨发生在二战期间欧洲和亚洲战场的两场大屠杀事件。本次会议对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纳粹屠犹事件和国际上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犹太学者第一次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方面的进展和成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应该说杰瑞对于会议的成功举办是功不可没的。

一位知识渊博和无私奉献的犹太史专家

我眼中的杰瑞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犹太史专家。事实上，我与他的交往和合作从一开始就不局限在举办纳粹屠犹教育培训班上。如何切实推进中国犹太学教学和研究的开展一直是我们合作的最基本出发点和目标。自我们结识以来，杰瑞作为一名犹太史专家，来华授课，特别是在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系统讲述犹太史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令人称道的是，他不仅知识渊博、教学方法得当，而且激情四射，感染力特强。听他讲课完全是一种享受，但凡听过他讲课的同学无不高度称赞之。此外，他还热心协助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指导在读研究生的选题，并代他们查找外文资料。本人的博士生多次收到他寄来的相关书籍、材料，对他们更好完成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促进中国犹太学更好地开展，他在英国犹太人中发起捐赠图书的活动，曾经一次性向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捐赠英文图书500余册。为了增进英国犹太人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在动员英国犹太社团支持中国的犹太文化研究方面，杰瑞亲自提议伦敦犹太文化中心组织访华团。2004年到访的“英伦犹太名流访华团”不仅与中国不同高校的师生进行了积极的交流，还在访华团中开展了募捐活动，将访华团离境前筹集到的数万英镑善款全部捐赠给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则设立了由“伦敦犹太文化中心”冠名的“所长室”，以示感激。

当然，杰瑞在筹集经费上的贡献是多方面和无私的。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合作举办的“大屠杀教育暑期培训班”的所有费用基本上全部由他一人筹集获得。他每次来华授课，不仅自掏路费，而且自带伙食费，从不在费用上增加中国同仁的负担。

一位热情友好和有现代经济头脑的国际友人

在我的眼中，杰瑞同时是一位为人热情友好、有现代经济头脑的国际友人。有若干次我们一起陪同英国访华团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游览，对他的热情友好深有感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应该是2006年我和他在伦敦一道度过的欢快时光。他不仅安排了我在伦敦的访问日程，包括在伦敦犹太文化中心的讲座，会见一些英国犹太名流，而且亲自任导游，陪我游览伦敦，使得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犹太人在英国的历史，特别是犹太人在伦敦的历史。每当我们来到与犹太人有关的建筑和区域时，他总是停下脚步详细为我讲述故事。当我感激他时，他却说那是对我在中国陪他游览的回报。一句话便把我们的友谊拉得更近。

他还数次热情地安排我在他拥有的餐馆用餐。他的经济头脑、对现代经济的看法和做法使我收获良多。我第一次了解英国经济早已转型为主要是满足人民日常消费需要的“服务型”（service economy）就是从他那儿获得的。他还向我解释了何为“服务型经济”，并称事实上犹太人自19世纪以来主要从事的就是“服务型”行业，使得他们能够在现代社会“独占鳌头”。他进而认为中国的经济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联想到我国在过去五年开始的经济结构转型，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他这位犹太教育家具有的现代经济学思想。据本人的观察，他的现代经济学思想还反映在他的实际生活上。他出生在纽约，在犹太经学院接受了系统的犹太传统教育。其父希望他成为一名拉比，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反骨”，不愿意按照父辈的规划和想法生活，因此他来到异国他乡的伦敦，成为一名从纽约到伦敦的犹太“漂泊者”。为了在伦敦“谋生”自立，他在80年代就把美国人的经营理念运用在伦敦，在伦敦南岸郊外开办了一家美式餐馆。当时美式快餐刚刚开始进入英国市场。他开设的餐馆租用的是一处阴暗、破旧的维多利亚式老房子。但经其改造，游客惊讶地发现，这一维多利亚时代房子的窗户外闪耀着一个霓虹灯招牌，表明它是一家美国式酒吧加烧烤的快餐店。餐馆很快成为吸引游客的地方，生意开始红火。接下来，他又在伦敦其他地区开办了另外两家。应该说这是他有经济头脑的反映。他曾这样告诉我，他本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经营”餐馆，而是雇用“经理”经营。为了更好地调动经理的积极性，并使其真正负责起来，从一开始，他就敲定经理的收入报酬不取决于每周的固定工资，在最低保障工资之外，经理的经济利益直接与餐馆效益的好坏挂钩。这样经理就会将餐馆视为自己的企业，做到投资人与经营者双赢。他本人则因此不需要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经营上，只要在“宏观”上监督即可。餐馆经营的成功彻底使他再也不用为“稻粱谋”，全身心投入他所钟爱的“犹太学”传播事业上去。他在中国的不少花费事实上来源于他在伦敦的餐馆的盈利。

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热爱青年学生的真正教育家

杰瑞为人师表、惠泽后学，在我的眼中，更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热爱青年学生的教育家。

在与杰瑞的交往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青年学生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是十分真诚和发自内心的。这一点很好地反映在他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他曾对我说过，在我们相识之前，他没有任何与中国人直接交往的经历，压根没有想到自己会学中文。然而，自第一次来华举办培训班之后，他便开始认真学习中文，认为学习中文可以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更好地与中国同事打成一片。不要忘了，他开始学习时已近60岁！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还在伦敦专门花钱聘请辅导老师。在日后举办的培训班开学典礼上，他每次都坚持要用中文致辞。由于他认识的汉字有限，发言稿是用汉语拼音准备的。这对他来说，用时至少双倍。然而，他不仅认真准备中文发言稿，而且事先练习发音。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了给前来培训班学习的中国学生树立一个榜样，激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他曾经这样对我说，如果他能够向学生证明像他这样的“老人”都能够学好一种新的语言，作为年轻人，他们一定能够学好培训班的课程。事实表明所有参加学习的同学都对他的中文致辞非常感兴趣，并从中得到激励，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努力获得最大的收获。这与教育家杰瑞树立起的榜样密不可分。

我与杰瑞因相互倾慕对方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友谊十分真诚。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把他的中国情结公开“归罪”于我，声称在香港的第一次谋面后，我就想方设法使他对中国“上瘾”，通过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和接触中国学生，使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学生“上瘾”，不得不一次次到中国来。当然，我也常常反唇相讥，称是犹太人首先让我对犹太人的一切“上瘾”，放弃了当年自己在中国的显学——英语教学和美国文学的研究，而转向“犹太文化”研究和教学，并“走火入魔”地全身心投入这一领域数十年。能够让一位犹太人对中国“上瘾”，说明上苍给了我一次“报复”的机会，很爽。

坦率地讲，在转入犹太文化研究领域的30年中，我所结交的犹太学者超过百人，尽管所有人都对中国的犹太学研究提供过不同程度的帮助和关心，然而，像杰瑞这样长时间关心中国的犹太文化研究，对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倾注心血，对中国青年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成长提供多方面、全方位帮助，并对中国文化和人民“走火入魔”的几乎没有。

他的不幸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挚、亲密的国际友人，中国犹太学领域失去了一位导师级教育家，中国的纳粹屠犹教育活动失去了一台不停运转的“发动机”。

不过，可以告慰杰瑞的是，他播下的种子早已发芽，培育的树苗已经成林，纳粹屠犹教育和犹太史教育已经成为中国高校中通识课程的一部分。他的中国同事在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对于我本人而言，杰瑞的音容笑貌将永存。我相信他不仅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而且会永远活在所有认识他的中国同仁和学生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