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区碎片化的四个机制

社区碎片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说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不再适用了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机制导致了社区的碎片化：单位制的快速解体，住房商品化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以及土地城市化。一方面，这四个机制分别从体制、住房、劳动力以及土地方面瓦解了传统的总体性社会管理模式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国家对个人的庇护逐渐消失，反过来，个人对国家的“制度性依附”也逐步消失，使得所谓的“新传统主义”（Walder，1986）的社会组织模式逐渐走向一种碎片化的结构状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要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脱嵌”的个体在空间上重组或重聚，形成了类型繁多、规模不等的居住共同体，总体性社会在其深层结构层面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碎片化的社会。也正因如此，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很难实现社会的整合，也难以对碎片化的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社区碎片化的四个机制。

1.单位制的快速解体

尽管市场改革的确立和实行经过了长期的争论，但是国企改革所带来的单位制解体却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笔者所调查的X、L和M社区是因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搬迁而形成的。该厂原工业用地变更为居住用地，经过“招拍挂”出售，24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的50%归国家和市政府所有，其余部分转交企业。[3]每位职工根据工龄、级别等多种指标获得数目不等的补偿金。老厂的一部分职工参加了“房改”，以较低价格购买了自己居住的房屋，另一部分拒绝付费购买房屋的职工仍然以较低的租金住在老厂分给自己的住房里。职工被企业以下岗、转岗、买断、辞退等方式推向社会。社区居委会承担部分原企业的职责，包括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社会保障等工作，原单位的职工家委会并入社区居委会。这一颇具“休克疗法”特征的改制方案，在短短1～2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尽管遭到了多数职工的抗议和抵制，但是改制方案仍然以较快速度实施。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警务站、厂工会和管理层，经过周密安排制定了改制搬迁工作预案，成立了厂搬迁小组，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安抚工作。企业的搬迁改制并没有改变企业衰落的命运，由于多重原因，企业很快遇到了经营问题而濒临破产。单位制的快速解体带来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下岗工人们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不安全感。工人们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性保障，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对社会现实的失望、无奈和不满十分普遍。

2.住房商品化改革

政府于1998年前后开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一方面，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政府不再负责居住方面的管理和维护。由于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不一致、居住者市场能力的差异，不同片区的日常管理、物业服务、生活环境分化较大。例如，在M社区，由于职工的身份、资格、财产条件的差异，M厂在改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差异化的住房地位群体，M社区分成了很多片区。单位解体后，由于单位不再对社区日常维护负责，除了新建的高层小区外，M社区长年缺乏物业服务。这并不是个案，有研究指出，像M社区这样的很多传统单位制社区都已经逐渐演变为底层聚集区（肖林，2011）。另一方面，住房的商品化促进了城市开发以及房地产业的兴起。代替厂区拔地而起的是城市景观的巨大变迁，高档门禁小区如X社区和L社区相继建成。但是，快速上涨的房价使高档商品房社区内的社会群体也开始逐渐分化，社区内部也出现了碎片化现象。在X社区，住房价格从2005年的7000元/平方米，上升到2013年的6万元/平方米，8年间上涨了七倍多。高昂的房价限制了居住人群的数量和类型，每一期所居住的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都有较大差异。

3.劳动力市场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禁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安置和管理。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要求政府必须放弃原有的劳动力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瓦解了原有的单位体制对劳动力的制度性限制，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建立劳动力市场，释放和刺激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带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这极大地改变了社区的人口构成，甚至形成了一些所谓的户籍人口“倒挂”社区，外来人口规模是本地人口的5～10倍。人口的增加，繁荣了社区市场，大量的就业岗位应运而生。例如，M社区拥有50～60个商户，包括小型商店、美发店、餐馆、幼儿园、诊所等，能够提供数百个就业岗位。对于Z社区来说，人口的涌入激活了房屋租赁市场，笔者调查的1户人家通过改建和改造原来的住房，能够为30个人提供廉价住房，这户人家每月的房租收入就已经超过万元了。人口的增加也繁荣了Z社区的商业、服务业，这里的商业门脸房就有227间，包括超市48个、小饭店53个、诊所13个、美容美发店26个、其他各类商铺共计87个。总之，社区人口的构成日益复杂，在户籍、职业、身份、教育和生活经历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4.土地城市化

所谓土地城市化，即农村土地变更为城市用地，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征地拆迁。因城市扩张、土地增值、征地拆迁等引起的社会冲突事件越来越多。可以说，大规模的城市扩张以及拆迁影响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生活。围绕着土地而展开的利益分配关系一直左右着城乡生活的方方面面，土地的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社区的基本利益结构，瓦解了原有生产大队组织管理的物质基础。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条件下，土地的城市化造成了一些城郊的“农转居”社区人口构成的分化。例如，笔者研究的Z社区。在2002年开始“农转居”后，除283名村民选择保留农村户口外，其余约2000名农民都选择改变户籍身份成为市民。市民拥有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但失去了土地收益，而那283名村民则可以分享由集体土地收益和增值所带来的分红。因此，很多家庭都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即一个家庭有两种户籍，家庭成员既有市民又有村民。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Z社区的人口构成也日益复杂，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这些都加剧了社区的分化。另外，由于土地价值的攀升，土地收益明显增长，Z社区仍然保留着村委会、村党支部，成立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农工商公司。由于村委会和居委会同时存在，出现了所谓的“一地两府”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区管理权责主体的界限模糊。加之新建的居委会又并入了其他的片区，如一些仍为单位制的小区、单位制解体后缺乏管理的小区等，这就在Z社区内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碎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