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概览
北京史学的现实关怀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北京史研究
章永俊[1]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北京史研究继承传统，把握时代脉搏，回应现实挑战，展现了北京史学经世致用的特性。此期的北京史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十年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研究机构和社团的设置、研究内容的关注点，还是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以及学术研讨会的实际影响，北京史研究都在积极地回应社会热点、关注现实问题。相关科普活动的开展，对提高北京史研究水平、普及北京历史文化知识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北京史学 现实关怀 改革开放四十年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北京史学亦不例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北京史研究一直继承这一传统，把握时代脉搏，回应现实挑战，展现了北京史学经世致用的特性。北京史研究是北京史学发展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史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十年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史学的新起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量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再到21世纪近20年的纵深发展和多维推进，北京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机构和社团的设置、研究内容的关注点上，还是在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以及学术研讨会的实际影响上，都在积极地回应社会热点、关注现实问题。此外，北京史的科普活动的开展，对提高北京史研究水平、普及北京历史文化知识起了促进作用。
一
自1978年至1988年，为北京史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北京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两个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时和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时代主题。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需要了解历史，尤其是北京发展的历史；同时需要了解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的建设经验。在历史和现实、国内与国外的比较中，吸取经验，探索适合自己前进的路。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北京史学界不回避新的情况与问题，从多方面打好基础，勤练内功，开始了新的起步。这十年，北京史研究不仅发展较快，队伍扩大，而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使史学基础研究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等工作紧密结合实际，尤其是注意结合首都“两个文明”建设的实际。
其一是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社团的建立，对北京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开始步入正轨。同年，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正式成立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历史研究室。到198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改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也随之改为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北京市社科院自成立伊始，便明确历史所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北京历史研究。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曹子西的直接领导下，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科研课题的设置与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培养了一支科研骨干队伍，撰写出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的科研成果，使北京历史研究成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特色优长学科。
1979年4月，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备处，同时恢复原哲学、经济、历史三个学会的活动，并筹备建立一批新的学会、协会、研究会等。1980年9月29日，北京史研究会正式成立。在研究会第一次年会上，提出了六项工作任务，都是关乎北京历史文化全局的工作。其中编写《北京通史》、编纂《北京新志》和北京历史文献、资料的出版工作则被视为重中之重。北京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史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和研究队伍的全面整合。[2]
接着，陆续建立的群众性学术组织有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1983年）、北京水利史研究会（1984年5月）、北京市京剧研究会（1984年10月）、北京地方党史研究会（1988年12月）等。这些学术社团对推动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是修炼内功，打好基础，出了一批结合实际、为现实服务的北京历史研究成果。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成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聚集人才，整理史料，研究编撰北京史。他们于1980年编出了60余万字的《北京史大事记》，经过加工和精选，于1984年出版了一部《北京历史纪年》，这是第一部编年体的北京史。同时，一面收集文献史料，一面从事专题研究，陆续完成了五六百万字的资料辑录和选编工作。如由王彩梅辑录的《先秦时期燕史资料》，由曹子西、于德源选编的《秦汉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蓟城资料》，由向燕生辑录的《隋唐五代时期的幽州资料》，由魏开肇、赵慧蓉辑录的《〈清实录〉北京史资料辑要》，由贺树德辑录的《北京地区地震史料》，由梁湘汉、赵庚奇编选的《北京地区抗战史料》，等等。其中，《北京地区地震史料》搜集、整理了自西汉以来至今近两千年间北京地区历次地震的史料，为总结北京地震规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在以上北京史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他们于1988年前后，写出一部40余万字的《北京历史纲要》，这是综合研究北京史的重要成果，可以说是此后出版的《北京通史》的前身。[3]
王玲所著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是结合实际，为现实服务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部书拓宽了北京史研究领域，填补了北京地区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书中首次提出历史上“北京首都圈”形成、发展的过程[4]，以及它与北京城市的关系，对北京城市的作用，并由此提出制定当时北京区域规划应考虑的各种问题。这部书公开出版之前，即曾引起规划部门较大的反响，保定市曾参考作者意见提出保定发展战略转变的七项意见。这表明，北京史研究成果完全可以为首都建设实际服务。
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北京水利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的许多研究项目，从北京的水文、地质、气候、植被等各方面进行研究，为北京城乡建设提供了借鉴。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是北京市的政区沿革和北京地区自金代以来城市的衍变。这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巨作。北京市水利局系统关于北京地区河流、水系变迁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由北京建设史书编委会编撰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1986年，内部资料），收集、整理了北京城市建设的丰富史料，总结、研究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此外，由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编的《北京地震考古》（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对于研究北京地区发震机制以及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地震预报和防震、抗震工作，都有着重要而实际的意义。
其三是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加强北京市研究会会员之间，乃至北京与其他地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协作。1984年，北京史研究会曾以燕文化为主题召开第五次学术年会，并约请天津、河北、山西等地的考古和历史学家对先秦时期的燕文化进行专题讨论。为了廓清北京的建城年代，北京史研究会三次约请文献学、考古学、天文学等方面的专家进行深入探讨。[5]这些学术会议成果对当时的北京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其四是通过对北京史的普及和宣传，激发更多的人知北京、爱北京。侯仁之编写的《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初版印行万册以上，很快销售一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在北京电视台录制的《北京古今十讲》（北京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播出后反响还不错。魏开肇等人合写的《北京名园趣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版），曾被列为北京市中小学进行乡土教育的参考书。北京市社科院与各区县协作编撰的《今日北京（市区卷）》与《今日北京（郊区卷）》初稿完成后，朝阳区、密云县即将本区县的篇章印成单册，作为乡土教育和干部教育的重要读本。朝阳区还以这本书的内容在本区内举办知识竞赛，效果也很好。
首都博物馆在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博多次围绕北京史举办各种展览，如北京通史展览、“一二·九”运动纪念展览、李大钊事迹展览等。这些展览吸引了大量观众，有的展览观众竟达数十万人。这类活动，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在思想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6]
二
自1989年至1998年，为北京史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这一时期，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继续向前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北京的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在史学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起到90年代初，“史学危机”或“史学无用”成为史学界的热门话题。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脱离现实需要的历史研究使人们远离史学。而一些专题史，如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企业史等则悄然兴起。因为这些贴近实际、结合现实的历史著述，往往可以直接为人们提供历史借鉴。在“史学危机”的大潮下，北京史的研究和普及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取得了不少重大成果。
其一是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的北京史科研成果，继续推进北京史的资料整理工作。
由曹子西主编、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撰写的十卷本《北京通史》，全书长达300余万字，1994年在中国书店正式出版。这部通史全景式地记述了从远古到当代北京的历史，被认为是北京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标志性著作”。[7]
《北京通史》的出版，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赞誉。认为该著“是我国史学界若干年来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撰写多卷本城市通史的创举”。该著“还探讨了北京近代化、现代化历程，为首都今后的发展和决策提供了历史经验，从而使《北京通史》洋溢着时代气息”等。[8]《北京通史》先后获得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首届社科规划优秀成果二等奖，就是对它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的肯定。
被称为《北京通史》姊妹篇的是《图说北京史》，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齐心主编，分上、下两册，20万字，1999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全书精选图片1000余幅，是系统运用北京解放以来的考古和出土文物成果图文并茂地展示北京历史发展脉络的专著。该书荣获全国第十二届优秀图书奖。
在北京舆图研究中，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于1996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对北京地形、地貌、气候、水系、土壤、植被的描述，重点描述了北京从原始农业萌芽到新石器时代的转折变化。由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测绘院制作的《北京市国土资源集》也是一部大型地图集，于1990年由测绘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北京解放以来第一次以国土资源为主题，全面反映北京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性地图集。此外，由宣武区建设委员会编写的《宣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全面介绍了北京的宣南文化。[9]
随着北京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专家根据历史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一批北京史专项资料汇编成果，如《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庙会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历史地震资料汇编》（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等。这类成果的整理出版，为人们研究和了解北京某一领域提供了极大方便。[10]
其二是组织学术会议和讲座，出版北京史的科普读物，发挥北京史研究为首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作用。
1989年1月10日至12日，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史研究会、北京社会函授大学联合召开以“北京历史经验与首都两个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是北京史学界首次集中研究如何以史为鉴解决首都当前实际问题的一次会议。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如何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首都“两个文明”建设、党的发展建设、城市发展建设、科研规划、历史和文化专题研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为使这种历史研究与现实建设相结合的探讨继续下去，会后，将主要发言辑成《北京历史与现实研究》—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1]
1997年，北京史研究会与中华爱国主义教育委员会等单位合作，召开了有关圆明园的现状与利用学术研讨会。此外，针对平安大道的建设、颐和园文昌院的开发、北京坛庙寺观的利用，北京史研究会也召开了一些小型研讨会。[12]
1998年9月，北京市社科院与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联合主办“18世纪北京与世界名城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16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了会议。[13]在北京向国际交往中心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学术讨论成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推动旅游工作，北京史研究会曾与长城学会合作，在八达岭进行了有关长城、居庸关、延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讲座。[14]
这一时期，北京市的有关出版单位出版了一批介绍和普及北京历史文化的社科读物，如《老北京的街头巷尾》（中国书店1997年版）、《燕都旧事》（中国书店1998年版）以及中国书店出版的“京华博览丛书”、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燕山史志丛书”“北京旧闻丛书”“老北京丛书”等。这些书都是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有一定资料性的老北京地方风情读物。[15]
三
自1999年至2008年，为北京史学发展的第三个十年。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二十个年头，北京史研究不仅成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而且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它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史学的支持，促进了北京的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环境保护、减灾灭灾、方志编撰、旅游等方面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专题学术讨论和小型学术活动相当活跃，其中大多是与“人文北京”建设以及首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北京史的普及也在继续向前推进。
其一是全面推进北京“专史”的研究，重点加强北京城市发展史研究，积极推进北京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十卷本《北京通史》撰写工作完成后，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的科研人员便进入北京史的专题研究阶段，尹钧科的《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尹钧科等的《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2002年版）、于德源的《北京漕运和仓场》（同心出版社2004年版）是这一时期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申报的“北京专史集成”（共计36种）得到了院领导和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其中多种先后立项，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有王岗主编的《北京政治史》、尹钧科主编的《北京建置沿革史》、李宝臣主编的《北京风俗史》以及刘仲华主编的《北京教育史》四部专史，皆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6]这些专史的出版，对于深化北京史研究、挖掘首都文化内涵、展现北京人文魅力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朱祖希的《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中华书局2007年版），也为当代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继承和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堪称追寻古都北京文化之魂的一部佳作。[17]
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等编著的《北京的长城与桥梁》（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介绍了中国古代长城的缘起与发展、北京地区长城的演进、北京长城重要关口上的战事、北京长城的分布与现状、北京长城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历代北京长城诗咏、北京的桥梁等内容。
进入21世纪，加强北京城市史研究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探索北京从封建皇家堡垒向近代、现代城市衍变进程的现实需要。北京大学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北京城的著作。一方面对长期研究讨论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汇总，另一方面对过去尚未系统研究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著述中未能充分说明的问题进行研究。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吴建雍等人编写的《北京城市发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是在《北京通史》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进行的深化研究。该书分五卷，即先秦—辽金、元代、明代、清代和近代卷，详细阐述了古都北京由区域性城市发展为国家都城的历史过程，内容涉及城市形制、空间结构、各类功能建筑、社会结构、社会控制、市场管理、交通、能源、水源及物资供应、自然环境等方面。
其二是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为首都的发展建言献策。这十年间，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几乎每年主办一次中型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大多围绕首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而展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00年10月，“北京史研究会成立20周年暨北京史研究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北京史研究与首都文化建设、北京史研究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北京史研究回顾与2l世纪研究的展望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认为：北京跨入21世纪，建设国际化一流大城市，提高市民的首都意识和文化素质不可忽视。要增强和提高北京人的首都意识和文化素质。史学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应注重北京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发掘。与会专家还认为，北京史研究在21世纪初应关注北京城市的起源研究，北京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北京城市自然环境保护的研究，北京城市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18]
2002年8月，北京市社科院与北京市委城建工委联合主办“北京古都风貌与时代气息研讨会”，会议围绕“古都风貌与城市现代化”“古都风貌与‘人文奥运’”“危旧房改造与古都风貌”“北京的历史文化内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讨论，达成了许多理论上的共识，提出了许多可供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的建议。[19]
2003年9月，北京市社科院与市文物局联合召开“北京建都850周年学术讨论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学术活动是隆重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意在充分展示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充分展示首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全市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为新北京、新奥运而奋斗的精神风貌。[20]
2005年10月，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主办“北京史与人文精神”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围绕“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与演变过程”“北京古都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变迁”“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园林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北京城市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北京都市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发展的互动过程”等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21]本次会议旨在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促进北京史研究的持续繁荣，发掘弘扬北京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为迎接奥运和促进北京现代城市文化发展服务。与会学者还表达了加强北京名胜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力度，建设美好首都的愿望。
2006年8月，由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主办、北京史研究会协办的“北京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与会者围绕“有关北京民俗的理论问题”“北京民俗与人文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北京文化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北京民俗的具体事项”等主题进行了讨论。本次会议旨在推动北京史和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发掘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服务，也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建言献策。[22]
北京史研究会与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合办的学术会议还有：2007年的“北京史与西藏历史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2008年的“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及北京史研究学术研讨会”，2009年的“元大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丰富了“人文北京”建设的内容。
此外，1998年8月，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学会主办“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和增进中外档案界与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有关北京档案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推动北京史的学术研究，以及探讨学术如何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问题。[23]
其三是大力开展北京史的宣传普及工作。
北京史研究会也非常重视北京历史文化科普活动的开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这方面的工作不断加强。从2003年开始，以首都图书馆为阵地，举办北京历史文化乡土讲座，基本做到每周六上午举行一场科普讲座。讲座内容涉及北京历史发展和变迁，城市规划和古代建筑，河系、水流和环境的变迁，北京风俗民情，历史人物，城门、城墙、胡同民居，以及北京的传统艺术等各个方面。听课群众反响热烈，有的从郊区长途奔波而来，有的坚持了几年，风雨无阻。其中，有各行各业的人物，有老教授、老干部，也有普通工人和青年学生。首图“乡土讲座”的部分文章，还结集出版了《漫步北京历史长河》（中国书店2004年版），这本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首都博物馆则开展以历史文物和博物馆相关问题为主的讲座。许多讲座经常爆满。通过多年的宣传和普及，人们对北京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广泛，对北京传统文化越来越热爱。[24]
专门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学会除北京史研究会外，还有成立时间较晚的北京史地民俗学会（1998年）。该学会主要是由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业余爱好者组成，也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活动，编写一些宣传北京历史文化的书籍，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5]
这一时期，在图书出版方面，一些出版社推出了图文并茂的北京历史文化普及读物。如《水乡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人文北京》《地上北京》《地下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2005年版）、《北京街巷图志》（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文人笔下的旧京风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胡同面孔——古都北京的人文旅行地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里是北京》（华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图书。这些图书一般文字较少，平均每本6万—10万字，且插图与文字基本上各占一半篇幅。版式设计新颖，整体风格颇为时尚，深受读者欢迎。[26]
四
自2009年至2018年，为北京史学发展的第四个十年。这一时期，“京津冀一体化”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并实施，促进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和着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北京史学的学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首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北京史的学术研究、交流以及科普推广也从各自的层面回应着新时代的主题和首都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其一是北京史的深化细化研究。北京专史研究全面推进，“北京断代史”项目的启动与开展，将北京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多学科方法的融汇与碰撞为北京城市史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题目，呈现更加立体的景象。
前文说到，“北京专史集成”项目在2009年之前已出版4部，2009年后，这套专史的研究顺利进行，先后出版了12部，分别是傅秋爽主编《北京文学史》（2010年）、郑永华主编《北京宗教史》（2010年）、章永俊著《北京手工业史》（2011年）、齐大芝主编《北京商业史》（2011年）、赵雅丽主编《北京著述史》（2012年）、孙冬虎与许辉著《北京交通史》（2012年）、吴文涛著《北京水利史》（2013年）、许辉主编《北京民族史》（2013年）、于德源著《北京农业史》（2014年）、王建伟主编《北京文化史》（2014年）、张艳丽主编《北京城市生活史》、靳宝主编《北京军事史》（2018年），以上专史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专史先后被列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对推进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促进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在从事“北京专史集成”项目研究的同时，又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和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立项了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北京断代史”工程。
“北京断代史”工程是对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与八百年定都史的全面总结与提升，将展示北京在历代王朝兴衰过程中作为一个城市的自身发展历史，重点描述各个时代北京的城市特点与社会风貌，是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北京断代史”工程根据卷目，拟设14个子项目：1.古燕国；2.古幽州（上、下）；3.辽南京；4.金中都；5.元大都（上、下）；6.明北京（上、下）；7.清北京（上、中、下）；8.民国北京（上、下）。
加强北京断代史研究具有诸多现实意义。
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对北京断代史的深入研究，科学总结三千多年来北京走向祖国首都历史进程中的基本规律和独特的经验教训，可以为首都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借鉴。
②丰富与充实“人文北京”的具体内容，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对首都北京的认识，使市民更加热爱首都北京。“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科技北京”是北京未来发展的战略宏图。加强北京断代史的研究，对于增强市民文化素质、陶冶心智情操，以及在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建设“人文北京”方面，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③进一步提升北京世界文化名城的地位与品位。世界城市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与引领者。随着全球经济与科技一体化的持续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将会更加凸显。加强和深化北京断代史研究，可以在建设具有东方文化神韵、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④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摆在首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使命。在党中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加强北京断代史研究，将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理论、概念、方法的引入，为北京城市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在北京史研究中运用得最为成功。北京大学韩光辉《北京城市史 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对先秦至民国间北京城及北京地区的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构成及人口迁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北京人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与此同时，与地理学关系密切的“空间”概念的引入可以视为北京城市史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空间维度的应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及一般规律的梳理，对公园、广场、商场、街区、城墙等领域的微观考察，对于一些个案的细节描述已经比较扎实与充分。[27]另一方面，注重考察空间内部的秩序形成与关系网络。[28]
城市史研究中跨学科方法运用方面，近年来的一个最新趋势是借助新的技术手段，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GIS），通过技术分析，使史学结论有更扎实的数据支撑。[29]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城市史研究，成果突出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周尚意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李孝聪教授等，其城市史研究不乏关注北京现实的成果。
目前，“北京断代史”工程正在顺利推进，预计在今后2—3年内完成。“北京断代史”项目的目标是完成一部内容全面、亮点突出的里程碑式著作，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生动可读，体例合理，文风简约，图文并茂，是未来市委、市政府在国内外交流中的馈赠佳品。
其二是围绕首都建设实际，开展课题申报和研究工作。
2014年2月，中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通州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为贯彻落实这些国家战略，一些学者积极从课题申报着手，阐释这些国家战略提出的历史文化意蕴，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学理支持。如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孙冬虎于2017年申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津冀地区环境史”，许辉于2016年申报立项的北京市社科院重点项目“通州历史文化资源与北京副中心文化建设研究”，王建伟于2017年申报立项的北京市社科院重点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脉梳理与时代价值阐释”等。
长城、西山永定河、大运河三条文化带分布在北京北部、西部、东部，与北京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密切相关。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正式发布，将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列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王建伟于2016年申报立项的北京市社科院重点项目“‘长城、西山、大运河’三大文化带历史价值研究”重点梳理三者的历史渊源，挖掘三者的重要文化价值，并在此基础之上直面现实问题，从多个视角提出尊重本地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合理有效的建设性建议，为三大文化带保护利用规划的制定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刘仲华于2017年申报立项的北京市社科院重点项目“大运河文化带研究”，旨在深入研究运河文化带的形成、衍变过程及内涵、表象等，有助于正确把握这条文化带的特征、内涵及文化意义，更好地为北京文化建设服务。
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2016年以来，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伴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的调整，再次成为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展现首都都市和文化风貌的重要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王岗于2014年申报立项的北京市社科院重点项目“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研究”主要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对北京城市文化的影响。该课题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中轴线所蕴含的北京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以及中轴线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引导和塑造等内容。中轴线南北延长线概念的提出，是现代北京城市空间拓展的客观需求，是对中轴线理论的不断丰富，也是对传统都城营造理念的继承与发展。王建伟于2018年申报立项的北京市社科院重点项目“北京南中轴线的历史文化内涵挖掘与阐释”对南中轴线历史文化内涵加强研究，有助于厘清中轴线与北京城市结构的互动关系，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功能重组，展示文化精髓，为南中轴区域的城市规划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其三是连续主办“北京文史论坛”“学术前沿论坛”，加强学术交流，探讨社会热点。
自2009年至2018年，由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四家单位先后共同主办八届“北京文史论坛”，其中2009年至2015年每年度举办一次。每次北京文史论坛主题鲜明，在挖掘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深入研讨和系统梳理北京人文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发展规律，对社会现实问题也多有观照。
2009年4月首届北京文史论坛以“北京地域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30]2010年11月第二届北京文史论坛以“北京历史文化与世界城市建设”为主题。[31]2011年12月第三届北京文史论坛以“弘扬北京历史文化，共建首善精神家园”为主题，[32]本次论坛旨在探讨北京历史文化的影响力，弘扬和践行“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挖掘和阐发北京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2012年10月第四届北京文史论坛以“传承北京历史文化，建设先进文化之都”为主题，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探讨传承北京历史文化与建设先进文化之都的关系，阐述传承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并就紧密结合历史与现实提出多方面的意见建议。[33]2013年12月第五届北京文史论坛以“纪念金中都建都860周年”为主题。[34]2014年12月第六届北京文史论坛以“元大都”为主题，专家学者们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分析论证了元大都的规划、营建、文化、水系及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与意义。[35]2015年12月第七届北京文史论坛以“明北京”为主题，与会专家从不同领域阐述明代迁都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皇家坛庙以及陵寝建设等问题。[36]2018年10月第八届北京文史论坛以“清北京”为主题。与会专家从不同研究领域阐述了清代北京城的中轴线变迁、行政建制沿革、人口政策管理、市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运河和长城文化的价值和影响，从历史视角为“四个中心”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37]
还有一类连续主办的活动是学术前沿论坛。学术前沿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自2001年创办以来，论坛以“站在学术前沿，把握时代脉搏，聚焦民生国是，探讨发展思路”为宗旨。一年一度的论坛活动成为北京史研究展示新成果、推动学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盛会。如2012年的“北京史研究专场——北京精神与文化”，2017年11月的“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文化传承与创新”，2018年6月的“新时代·新使命·新思路——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等，鲜明体现了论坛关注当前社会热点的主旨。
其四是进一步开展北京历史文化的科普推广工作，加强北京史的现实关怀。
近年来，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受北京市方志办委托，撰写了一部面向全市广大干部的《北京历史文化（干部读本）》。该书以通俗简约的文字（约20万字），把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内容展示给读者。还与丰台、昌平、朝阳等区展开合作，撰写了丰台历史文化丛书（全五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昌平简史》（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安贞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等，为区县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些学术支持。[38]
此外，北京一些高校承担起北京史的教学任务，使北京史在服务现实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首都师范大学的“北京历史与文化教育传播中心”以宣传普及北京历史文化知识、发展北京乡土教育、提高北京史教学和科研水平、培养历史文化人才为主要方向。北京联合大学的北京文化史研究所以“立足北京，突出应用”为宗旨，在文化史分类研究与地区文化遗产利用与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39]
[1]章永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王玲：《众志成城书写神都历史画卷——北京史研究三十年回顾》，《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67页。
[3]王玲：《众志成城书写神都历史画卷——北京史研究三十年回顾》，《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68页。
[4]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集萃1978—2008》上卷，北京出版社，2008，第207页。
[5]王玲：《众志成城书写神都历史画卷——北京史研究三十年回顾》，《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68页。
[6]曹子西：《北京史研究与首都两个文明建设》，《北京历史与现实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9。
[7]王玲：《众志成城书写神都历史画卷——北京史研究三十年回顾》，《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68页。
[8]陆奇：《学术卓著 寿比青松——贺曹子西先生80华诞暨北京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史苑撷萃：纪念北京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第167页。
[9]李建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75—76页。
[10]马建农：《改革开放30年北京历史文化类图书的出版》，《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105页。
[11]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年鉴（1990）》，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第569页。
[12]王玲：《众志成城书写神都历史画卷——北京史研究三十年回顾》，《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69页。
[13]吴建雍：《北京史研究的现状及展望》，《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4]王玲：《众志成城书写神都历史画卷——北京史研究三十年回顾》，《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69页。
[15]马建农：《改革开放30年北京历史文化类图书的出版》，《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106页。
[16]王岗：《对北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史研究30年》，《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84—85页。
[17]孙冬虎：《追寻古都北京的文化之魂——〈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读后》，《群言》2007年第11期。
[18]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01）》，北京出版社，2001，第481页。
[19]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03）》，北京出版社，2003，第634页。
[20]段柄仁、张明义主编《北京年鉴（2004）》，北京年鉴社，2004，第427页。
[21]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06）》，北京出版社，2006，第633页。
[22]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07）》，北京出版社，2007，第841页。
[23]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00）》，北京出版社，2000，第352页。
[24]王玲：《众志成城书写神都历史画卷——北京史研究三十年回顾》，《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72—73页。
[25]王岗：《对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科学发展：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97页。
[26]马建农：《改革开放30年北京历史文化类图书的出版》，《2008学术前沿论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第106页。
[27]熊远报：《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唐晓峰：《新华街：民国北京城改造个案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1卷第3辑，2016。
[28]程为坤主要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考察了清末民初北京普通女性的生活经验，他认为，此时的女性已经开始倾向于将公共空间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成日常的生活空间，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展示出主体性的力量，但同时也为寻找生活的这种意义而付出了代价。参见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杨可译，三联书店，2015。
[29]鲍宁、赵寰熹：《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以近代北京城市分区研究为例》，《理论月刊》2016年第8期。
[30]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北京年鉴（2010）》，北京年鉴社，2010，第102页。
[31]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11）》，北京出版社，2011，第821页。
[32]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北京年鉴（2012）》，北京年鉴社，2012，第205页。
[33]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北京年鉴（2013）》，北京年鉴社，2013，第111页。
[34]《中国地方志年鉴》2014年第1期。
[35]http://dfz.beijing.gov.cn/ShowNewsLevel3.jsp?NewsID=2912。
[36]http://dfz.beijing.gov.cn/ShowNewsLevel3.jsp?NewsID=3170。
[37]http://dfz.beijing.gov.cn/ShowNewsLevel3.jsp?NewsID=4065。
[38]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北京史学（2018年秋季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4页。
[39]陈娜娜：《百余年北京史研究述略》，《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