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符号权力理论与法国语言政策

第一节 布迪厄与符号权力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 Pierre，1930-2002）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他的理论中关注到了语言问题，集中思考语言问题的著作有《语言交换的经济》和《语言与符号权力》[1]。布迪厄对语言问题的重视，与西方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时期有关。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特别是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诞生后，引发了近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如果说结构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索绪尔引发的一个结果，那么布迪厄的思想可以说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一个结果（朱国华，2015）。

值得一提的是布迪厄其人和他的学术环境。布迪厄1930年生于法国南方一个小镇，父亲是乡村邮递员。1951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美国专家施瓦茨评点：“由于布迪厄来自法国最偏远的西南山区，他在高师学生中，属于极少数的贫寒子弟，这些外省学生没有任何文化与社会优势可言。”布迪厄生活的时代正好与法国语言政策的变革期（1958年至今）相吻合，他的语言背景反映的正是地方弱势语言与强势巴黎法语的权力关系，笔者认为，法国语言的现实状况应该是布迪厄演绎其理论的重要蓝本之一，因此，在研究法国语言政策事实的同时，希望考察共时层面的思想者是如何看待他所身处的语言环境的本质属性的。

布迪厄关注的语言本质并不是语言学家经常探讨的普通语言的内在或外在结构，他思考的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在他眼里，语言学家在语言中试图寻找的某种东西，实际上是社会关系中的东西，他甚至觉得语言学家是在从事社会学家的工作。也就是说，布氏更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他认为语言学家研究的语言，是去除掉了语言社会性一面的抽象的理想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思和质疑，引发了他对语言社会层面的关注和思考。因此，他反对索绪尔在纯粹语言学层面对语言的二元对立划分（Hasan，1999；Collins，2000）。他反对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1980：232），反对研究一个自身规则一致的语言体系的语言学才是“真正的、学科的语言学”，而不是个人行为的话语（索绪尔，1980：29～30），更不赞成他对“语言”和“言语”的界定，即认为语言是整个言语社团共有的、静态的语言系统，是超越个人的，而言语是单个言说者在现实生活里使用的系统。布迪厄认为索绪尔的这一划分表明他忽略了社会历史条件对语言的影响，也忽视了在历史过程中言语的运用能改变语言体系这一事实（Bourdieu，1990）。

布迪厄反对索绪尔的语言模型，因为他认为如果按照索绪尔的模型及其预设，那就要把社会世界看成一个符号交换的领域，并且把语言行为简化为一种交流行为，而在布迪厄看来，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行动和权力工具。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在语言市场上，在语言交换的过程中，追逐着最大化的象征性利润。“我们大多时候认为语言是来传递新信息的，而事实上单纯以这个功能进行的语言活动非常少，因为人们在表达信息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还在交流着语言态度或表达风格，而这些态度或者风格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性。”（布迪厄，2005）

布迪厄通过对索绪尔、乔姆斯基、奥斯汀和其他学者的批判，发展了他的语言和语言交换的实践理论，他的研究旨趣不在语言学的句法结构或者规则，而是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即语言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权力问题。

人类对语言（符号）与权力的关系已做过长期深入的思考。蕴含于语言（符号）之中的权力问题，已构成当下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比如翻译研究、社会语言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等。在诸多研究者中，布迪厄显然是研究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代表性人物。布氏的研究力图使世人认识到：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关系，权力隐身为各种符号资本，并附着于语言之中。因此，他力图揭示在语言实践中始终存在却又往往难以辨认的符号权力及其支配作用。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概念：语言市场、语言资本、符号资本、符号权力、语言权力等。布迪厄的语言符号权力理论主要是基于他的政治和社会关怀，他希望从人们的语言实践中看到背后的社会学规律，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对于其他学科，比如语言学、翻译研究等，尤其是在语言政策研究领域，无疑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需要我们广泛深入地加以研究。

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布氏符号权力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及其与语言政策研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