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青少年时代的学思与批判精神的萌发

客观性在于正确的时间性。

——卢卡奇

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匈牙利是“最后拿起武器来保卫1848年革命的民族”。[1]在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中，裴多菲和科苏特成为匈牙利民族民主革命的杰出代表，并对后世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卓有成效的革命由于俄国沙皇派14万军队镇压而失败。因此，匈牙利仍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并成为多种民族和社会矛盾的焦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一些先进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时，在匈牙利，由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阻碍和民族分裂造成的对立，带有明显封建特点的资本主义只能以扭曲的形式缓慢地发展着。匈牙利官方政治的腐败和日趋恶化的社会经济问题，使人们普遍期待这个政权尽快垮台。欧洲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开始崩溃，危机意识在知识分子中间迅速滋长。尼采可能是最早和最清楚表达了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精神危机的人。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集中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危机所引发的悲观失望情绪。而这种危机和失望情绪必然引起许多有教养人士的深入思考。

对于当时受制于封建官僚统治的资本主义来说，匈牙利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更甚，这恰好成为进步思想生成的良好土壤，因而也特别适宜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匈牙利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思索、寻求新的出路。其中，卢卡奇不仅成长为匈牙利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且跃居于对20世纪有深广影响的杰出思想家之列。

第一节 优越的家庭教育

卢卡奇于1885年4月13日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里。1890年这个家庭把它的姓“Löwinger”（勒文格尔）改为“Lukács”（卢卡奇），而“Georg”（格奥尔格）则是他接受路德教派洗礼时所取的名。他的父亲尤若夫·卢卡奇是匈牙利通用信贷银行行长，于1849年获得贵族封号，并被称为“完全白手起家的人”。他经常给小卢卡奇讲述过去的家庭困境，这给卢卡奇留下了深刻印象。卢卡奇对父亲的工作和才智颇为敬仰和尊重。卢卡奇的母亲阿黛尔，出身于维也纳贵族魏尔特哈穆家族，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婚后与子女们用德语交谈。她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完全老一套地执行各种礼规，他的母亲主导着卢卡奇一家的气氛和意识。小卢卡奇不得不纯粹在形式上服从毫无意义的“礼规”。大约在小卢卡奇8岁时，曾经因不遵守礼规而被关在小黑屋，因此他与母亲的关系很差。当父亲对母亲采取较批判的态度时，小卢卡奇才同父亲有较好的关系。据卢卡奇后来写自传时所说，恭敬地和很客气地遵守礼规，对孩子来说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的，但他对此不得不在纯粹形式上服从。这种正式的和毫无意义的“义务”已成为一般儿童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卢卡奇童年时代的特征。小卢卡奇与其他孩童不同的是，他始终不满意礼规，但却能采取表面上认错的巧妙办法与母亲进行周旋，尽可能不在父亲长时间不在家里时犯错，以免被罚几个小时。这种有个性特点而又灵活（包括被迫的某些妥协）的做法，后来也扩展用于他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过，当时小卢卡奇已萌发“决心反对陈规旧套去达到对现实的独立理解”，而反对宗教则加强了这种效果。[2]但可以肯定的是，卢卡奇没有任何激烈的反抗，也没有任何对一切秩序、对一切顺从的自发的、盲目的反抗。

卢卡奇家里当时设了一个“沙龙”，一些政治家、企业家、教授、精神生活的各种代表人物定期在这里探讨问题，这种广泛的社会交往使卢卡奇从小就受到自由探讨的人文精神的熏陶。优秀的杂文作家吉尔捷·阿尔贝特和杰出的雕刻家菲伦济·贝尼（Ferenczy Béni）都在他家当过家庭教师。可以说，卢卡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卢卡奇孩童时代在家里完全不被家人看在眼里，而他的哥哥却被当成一个非常有出息的孩子，他被认为是一个“坏”的或持有不同见解的孩子。但是，卢卡奇比哥哥聪明，从上小学时起，他不特别用功就能获得好成绩，一直是班上的优等生。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对他有好处的东西。

第二节 博览群书与批判精神的形成

卢卡奇9岁时开始读儿童读物，主要包括意大利作家德·亚米西斯（De Amicis）的短篇小说《心》、印第安人科帕尔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匈牙利文本的《伊利亚特》等。他追溯作家描写的各种事件，并站在弱者、被压迫者和战败者一边。当他阅读《伊利亚特》时，他喜欢的主角不是阿喀琉斯，而是赫克托尔。因为赫克托尔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他是一个正直的英雄。据卢卡奇晚年所说，赫克托尔的命运决定了他“以后的整个发展”。[3]与他父亲相信成功是行为正确的标准不同，卢卡奇从《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伊利亚特》（这两本书对他很重要）中确认，成功并不是什么标准，一个人没有获得成功，他的行为也可能是正确的。英国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的《莎士比亚童话集》，更为他展示了一个新世界。他从中形成一种很深的印象：世界存在于它的历史之中，然而也存在于它的多种多样和丰富多彩的扩展之中，这同相当单调和墨守成规的家庭生活处于戏剧性的对立之中。他也读过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赫克贝利·芬恩历险记》。这些书使童年时代的卢卡奇知道应该有生活的理想，即应该像汤姆·索亚那样生活。卢卡奇在谈到他童年时代所走过的道路时指出：从童年时的拒绝礼规到对社会的逐渐具体的批判，是发展缓慢的，很少有意识的。卢卡奇思想的逐渐转变，就是由这种广泛的阅读造成的。小卢卡奇虽然一直是班上的优等生，但他并不认为其他同龄的学生就比他及其哥哥差。他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对穷人抱有希望”，并没有比同龄孩子的优越感，实际上他多与中等生和劣等生团结一致。喜欢自由地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是小卢卡奇的一个优长之处。

卢卡奇的转折点是在15岁左右才出现的。他在父亲的藏书中偶然看到诺尔道的《退化》。[4]他读了这本书，了解到在易卜生、托尔斯泰、波德莱尔、史文明等人的著作中，真正的颓废是什么。幸运的是，诺尔道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波特莱尔、史文明等人的诗歌。卢卡奇“被完全吸引住了，当然变成了遭到他家里人鄙视的易卜生和托尔斯泰的坚定拥护者”。这样，在15岁时卢卡奇“就达到了当时极端西方的现代立场”。作为一个青年人，他“梦想自己能写出易卜生和豪普特曼那样的剧本”。

在新教文科中学时，卢卡奇对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由于他学习过德文、英文、法文，所以他开始阅读很有价值的世界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恺撒》、约凯的小说《心灵教养者》、雅诺斯·阿拉尼的诗以及歌德、高特弗里德·凯勒、格尔哈特·豪普特曼[5]、易卜生的作品，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阅读和熟悉这些文学作品对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从而产生了他对社会的具体批判态度，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在15岁时发生的一个转折。博览群书，勤于思索，思想上异常敏锐，形成独特的批判精神，是卢卡奇青少年时代的突出特点。

易卜生的思想引起了卢卡奇的兴趣，以至于1902年夏天他到斯堪的纳维亚做了一次旅行，专门拜访了易卜生。在这一年里卢卡奇还到过剧作家F.赫伯尔[6]家里，并写过一篇作文《赫伯尔对戏剧文学的影响》。此后赫伯尔成了卢卡奇这一时期关于现代戏剧的创作的主角。

20世纪初，尼采关于“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在匈牙利旧价值观危机的气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卢卡奇、卡夫卡等知识分子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破坏旧的价值，更在于寻求新的价值。这种寻求导致卢卡奇在赫伯尔那里发现了现代文学的起源，而首先是赫伯尔和易卜生之间的联系成了他注意的中心。[7]

与此同时，从1902年起，卢卡奇开始在《匈牙利沙龙》《未来》杂志上发表文章，主要是一些剧评，如1903年写的《新豪普特曼》、1906年写的《关于易卜生的思想》以及《戏剧的形式》。这可以看出卢卡奇已显露从事文学评论方面的卓越天赋。他曾经把德国剧评家和作家阿·凯尔（1867～1948年）作为自己的榜样，并试图成为一个戏剧评论家。然而，当他意识到他这些文章的幼稚可笑，他自己没有当作家的真正天赋时，1903年他就把所有这些手稿都付之一炬。不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戏剧及其评论在卢卡奇的文学评论和美学理论工作中仍居于重要地位。

1902年高中毕业后，卢卡奇进入布达佩斯彼特-帕茨马尼大学法律系，但他很快就对法律失去兴趣。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906年10月在科罗茨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当时最著名的进步法学家之一——索穆罗·鲍多格（Somló Bódog）。在大学期间，文学和艺术史以及哲学成了卢卡奇兴趣的中心。由于当时欧洲戏剧富有社会批判意义，其中尤以柏林和巴黎自由剧场最受民众欢迎，卢卡奇就利用法律系的无拘无束，于1904年同马塞尔·伯奈德克、拉尤斯·巴林特、山多尔·海威西一道创立了“塔利亚剧社”，上演了高尔基、易卜生、契诃夫、豪普特曼等进步作家的剧本，演出达100余场。这个剧社在匈牙利近代戏剧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卢卡奇以导演和剧评家的身份参加了演出工作。关于参加塔利亚剧团的工作，卢卡奇曾经总结说：“塔利亚剧团是我超出了我的半孩子式的开端。这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导演赫维西和演员们的首创精神。真正的影响在于澄清戏剧问题，这是走向一种从未实现的转变的起点。这种转变只露出了轮廓。”[8]卢卡奇在中学时代就读了匈牙利和欧洲许多进步作家和剧作家的名著，其深刻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弊端和问题的敏锐思想，对卢卡奇无疑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评论和美学方面，并成为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所以，卢卡奇说：“我的真正文学活动一部分是从我论戏剧的著作，一部分是从我为《西方》杂志撰稿开始的。”

值得一提的是，卢卡奇在大学里，结识了塔利亚剧团团长巴诺奇·拉兹洛，并受到其强烈影响。当时卢卡奇正在寻找一条他自己的道路，他在巴诺奇家里认识到，必须以科学的和认真的，而且是非机械的方式学习理论和历史。正如卢卡奇自己所说，此时他开始了一个全面的学习时期，其中包括透彻领会理论著作。结果是，他的印象派评论被一种以德国哲学为基础并且倾向于美学的评论所取代。正是在这个时候，卢卡奇“最初研究了康德，然后在当代德国哲学中研究了狄尔泰和席美尔的著作”。[9]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当时对卢卡奇影响最大的要算20世纪初匈牙利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抒情诗人奥第·安德烈了。由于卢卡奇憎恨匈牙利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1906年出版的奥第的《新诗集》对卢卡奇“产生了绝对压倒的影响”，激起了他的革命热情。卢卡奇把这本《新诗集》看做匈牙利文学中第一部能够使他找到返回匈牙利道路的作品，是他的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奥第对他的整个文学发展以及文学以外的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持久影响，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之一”。他一生都“非常爱慕奥第的作品”，终生都是“奥第的崇拜者”。所以，卢卡奇在匈牙利是“第一个在三四年之后写文章谈奥第与革命的个人联系的人”。奥第对卢卡奇的影响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之一”。不过卢卡奇也说：“在当时，我必须承认，古典匈牙利文学我根本没有接触。我只是受世界文学，首先是德国哲学的影响。德国哲学的影响贯穿了我的整个一生。”[10]

1906年和1908年卢卡奇还分别参加了《20世纪》和《西方》这两个杂志的工作，并为其撰稿。《西方》是一份对复兴匈牙利文学起过作用的知识分子杂志。卢卡奇因倾向于唯美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而对围绕这份杂志形成的小集团持保留态度。卢卡奇曾回忆说，他虽然在《西方》杂志社中“采取一种特殊的反对派立场，但在实质上毕竟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对派”。[11]而他批判的对象就是匈牙利的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同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563页。

[2]参见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0，第14～17页。

[3]参见〔匈〕平库斯编《卢卡奇谈话录》，龙育群、陈刚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2页。

[4]《退化》是诺尔道最著名的作品，发表于1892年。该书认为当代的文明、新发明和大城市的成长造成人类的退化，尤其是上流阶层的退化，特别是表现为文学艺术和音乐水准的降低，以致趋向堕落。

[5]高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年），瑞士德语区最有民主精神的作家，以自传体小说《绿衣亨利》闻名于世。格尔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年），德国著名剧作家，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6]赫伯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年），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悲剧作家之一。根据《圣经》故事写成的《犹滴》1840年在德国汉堡和柏林上演，并使其一举成名。他的现实主义悲剧《玛丽亚·玛格达莱娜》（1844年）是一部构思精致的剧本，在技巧上成为“日常生活悲剧”的典范，是中产阶级下层社会的真实写照。《吉格斯和他的戒指》（1845年）是他最成熟、最精巧的作品，显示出他对复杂心理问题的偏爱。

[7]参见István Hermann，Georg Lukács：sein Leben und Wirken，Verlag Hermann Böhlaus Nachf.，Wien.Köln.Graz，1986，S.16。

[8]参见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19页。

[9]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60页。

[10]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68～69、87页。

[11]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