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微区位研究的背景

一 空间“理性主义”向空间“非理性主义”的转向

20世纪，伴随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物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出现高度抽象理论化的倾向，空间和时间的逻辑成为这些学科研究的核心。同时，人们通过研究发现，空间和时间之间存在特性差异，在过去100多年的空间哲学体系研究当中，时间和空间并没有受到相同的对待。总体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学科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时间性的研究范畴之内，而二战后诸多学科研究则更多地集中在空间转向上。从诸多学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例如亨利·路易斯·柏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均把时间性当作人的本质的东西，而科学哲学更是偏爱时间。马克斯·雅默（Max Jammer）认为，空间的测定可以还原为对时间的测定，时间在逻辑上优先于空间。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哲学理论过于偏重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于是开始思考空间的内涵。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呼吁批判社会理论应该从关注时间转向关注空间，认为我们必须批判几个世纪以来对空间的低估。福柯还认为，当今时代应是空间的时代，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当中，并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一个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棋布的年代，我们处在这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由联系着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认为，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关于空间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的社会日常生活建构意义（包亚明，2001）。后现代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了“时空压缩”的观点[1]，认为时间消灭空间或者时间取代空间，这种空间就是地理空间，地理空间意味着地球表面的固定空间，但是在交通技术的影响下，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从而被时间所消灭。因此，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伴随生活速度的加快，地理空间的重要性不断降低。海德格尔敏锐地观察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把空间看作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多年来，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到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一批哲学社会学者对当代空间的哲学社会分析当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空间实践所建构的社会深层意义和价值。这些基于多学科视角的空间体验和价值研究为微区位研究提供了空间哲学基础。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空间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的突出问题。

二 空间“数量主义”向空间“行为主义”的转向

数量方法（Quantitative Approach）试图以地图、图表和数学公式、统计数据等形式来描述城市的区域结构。采用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和功能主义社会学（Functionalist Sociology）[2]的启发。这些方法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科学地”，也就是通过使用一种不会受到观察者的价值和观点影响的分析方法来客观地描述城市中的各类现象。这种试图将观察者和观察物分开的方法被称为笛卡儿法（Cartesien Approach）。这种方法是以哲学家笛卡儿的名字命名的。然而，很多人质疑这种中立的可能性。关于知识理论，女权主义作家堂娜·海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科学的方法代表了对“上帝法术”（God Trick）的渴望，它试图能够“从虚无处看清任何事物”（Donna，2006）。她认为，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因为观察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数据的选择和理论框架上，以及用于描述这一数据的文字和修辞上。观察者对于人与空间的外部观察有时也可以被称为“凝视”（Gaze）或（由于通常多数城市分析者都是男性）被称为“男性的凝视”（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著，柴彦威、张景秋等译，2005）。

行为主义方法（Behavioural Approach）[3]是对非现实的新古典功能主义描述的标准假设（Normative Assumptions）的一个回应（也就是从理论上考虑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实际上存在什么）（Reynolds，1993）。20世纪60年代，欧美人文地理学发生了显著变化，空间数量主义学派的弱点逐渐在社会经济研究实践中暴露出来，在对空间及区位分析方法进行修正的过程中，行为主义学派逐步形成，并成为该时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吕拉昌、魏也华、林初升，2006）。我国地理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地理学界引入欧美行为主义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对人文地理学界的影响不大，缺乏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行为主义强调的是基于对人们在他们所感知的世界中的活动和决策制定过程的研究（例如去哪里居住？我为什么去那里？那里有什么？那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我为什么把企业布局在那里？）。许多解释概念都来自社会心理学，尽管现象学也对行为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现象学强调人们感受他们周围世界的途径）。

三 空间“结构主义”向空间“后结构主义”的转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空间数量主义受到各种非议，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方法逐渐融入空间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尤其是较为典型的经济、人文地理学领域，这种思潮也给有关“区位”理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约翰斯顿（R.J.Johnston）在其《哲学与人文地理学》（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一书中，将80年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派从哲学角度归结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及结构主义三大思想流派（约翰斯顿著，蔡运龙译，2000）。结构主义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结构主义不同于数量方法和行为方法，结构主义者对各类日常生活空间现象充满着质疑感，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主观反应和认知。结构主义认为，要了解社会，就需要研究者在明显的外部世界表象之下进行调查，以了解发生作用的根本机制。由于这些机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研究者必须通过应用抽象推理过程建立的理论来研究它们（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著，柴彦威、张景秋等译，2005）。结构主义者的研究方法最早是用来探究“简单社会结构”问题，尽管世界存在文化的地方性差异，但结构主义者认为，世界存在一种普遍的、规律的文化组织结构，并主宰和控制着人类的社会行为。众多的经济、人文地理学者将结构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非人类学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尝试将马克思在19世纪工业城市背景下形成的观点，按照20世纪的发展进行修正，并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4]方法（顾朝林、于涛方、李平，2008）。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机制是两大阶级在价值问题上的冲突：一个阶级由拥有资本的人组成；另一个阶级是工人阶级，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他的“资本逻辑”解释认为，社会中价值的主要源泉是工人用来制造商品的劳动力。这与当时主流经济学的解释不同。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认为，由于资本拥有者通过他们的投资和工厂承担了风险，因此他们应当获得最大的回报。当然，19世纪马克思写他的著作时，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和国家的作用变得更加复杂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根本上试图将当代的社会发展在价值上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结构主义方法强调通过社会组织和社会中权力集团与机构的活动对个人行为施加限制（Knox and Pinch，2000）。

马克思主义方法倾向于贬低个人主观解释（有时被称为“错误意识”）的重要性，所以通常看起来像解释世界的权威和最优的方法。尽管不同于数量方法和行为方法，但马克思主义方法确实认识到观点和概念代表了特殊的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过去许多数量方法代表了有权和有钱阶级的利益。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方法倾向于表达社会中弱势阶级的观点。尽管如此，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也是多种“上帝法术”中的一种。与数量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方法倾向于认为存在一种最佳的方法来理解城市。然而，批评者认为由于贬低了人的认识，这些方法忽视了社会中存在围绕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如围绕性别、种族、年龄、性、民族、身体、国家、政治联盟、邻里区位等的冲突（Johnston，1986）。因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内存在多种不同的利益、多种不同的“声音”和能代表这些利益的不同理论。批评者常常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经常被描绘成被广泛的经济力量所包围的不幸的受骗者，在这些经济力量面前，人是无能的。然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多种多样的特征是很重要的，并且近年来许多学者试图突破这些限制。因此，结构主义者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我们了解当代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然而，前文提到的各种批评也导致了后结构主义方法的生长。

后结构主义者认为，社会中存在不平等的大量变数和维度，强烈反对将世界解释为单一的、隐含的、根本的的观点。他还认为社会不平等现象会在各种行为文化空间结构中得到反映，这些形式包括区位选择、居住差异、建筑场所、休闲娱乐及其他不同城市景观。所有这些表现形式都包含一组共有的意义——我们称之为“景象”[5]。这意味着我们用以表达的词语和观点并非像镜子那样能反映外在的客观现实。要理解支撑景象的话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文化的分析。后结构主义对“区位观”的影响十分显著，这反映在跟“区位”有关的学科（如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空间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具有明显的“文化转向”趋势。我们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当人们聚集在一个特定区位（例如会场、餐厅等）中的时候，处于较高地位的人总要占据宽敞、核心的位置，而地位低的人则要退居偏僻、局促的位置，这表明社会关系会投射到日常生活的区位选择与区位评价当中（Ghita，Scarlat and Santos，2013）。而研究社会关系的区位则属于行为经济学的范畴，也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核心范畴。这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确定不同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区位布局而进行商品、权力需求、价值的分配的（Cloke，Philo and Sadler，1991）。

20世纪20年代以后，决定论已非地理学的唯一基础，卡尔·索尔（Carl Ortwin Sauer）的“文化景观论”[6]和美国的“地理调节论”冲击着“地理环境决定论”[7]，文化景观的概念逐渐兴起。与此同时，区位布局原理也开始从地理因素向文化因素转变。拉采尔的学生弗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首次具体定义了“文化圈”的概念，师徒联合阐释某一区域内部区位选择的历史地理关系。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进一步开展了对文化圈——地理空间中文化要素的独特复合形态的研究，其目的是要通过精致的分析，确认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从而阐释与其对应的区位关系（冯雷，2008）。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20世纪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研究已经从过去那种粗糙的地理区域视角转向社会和文化耦合的行为主义视角，这为丰富“微区位”的内涵研究提供了基础。

四 区位“实证主义”向区位“可选择论”的转向

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分析研究包括大量的区位选择行为研究，最初都是基于实证主义的传统。实证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席卷整个空间经济学领域，把定量和模式化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规范的理论，使整个学科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尽管实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在许多科学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已经根深蒂固，但它自身在哲学上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受到制约。通过详细描述实证主义的一些重要特征，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种哲学在整体上并不容易适用于区位选择行为研究（戈列奇、斯廷森著，柴彦威等译，2013）。实证主义的一些重要特征如下：（1）对存在的变化采用一种物理主义派的观点进行阐释；（2）把现实的特征描述成原子式的事实；（3）强调客观性和可观察性；（4）在被称为“科学方法”的推理模式中假设检验的重要性；（5）以寻求概念化理论为主旨，以建立过程理论为终极目标；（6）结果需要得到公开的验证；（7）强调逻辑思维的必然性；（8）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9）坚持假设科学家是一个客观现实的消极观察者；（10）坚持价值判断必须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原则（Golledge and Rayner，1983）。

可选择论强调对区位行为进行描述性和交互性更强的分析，并通过扬弃许多古典实证主义的内容而得到发展。由于认知作为人与区位环境之间中介因素的重要性得到了认识，那些不可观察的、非感觉的实证主义研究便显得站不住脚。在这种背景下，简化论的原则和对区位环境的物理主义的解释都有所削弱。在行为主义方面，“区位行为”与“区位中的行为”便产生了区别。科学家作为一个客观现实的消极观察者也常常遭到批判。在所有的时空情境中，人和区位环境总是互相影响的，正是这些不断进行的互动使人与区位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有意义（Golledge and Stimson，1997）。反过来，这也意味着那些可供选择的认识论，例如基于人与区位之间动态交互及相互影响的立场，作为实证主义的替代而得到了加强。随着研究者采取一种替代的认识论立场，传统的实证主义者对区位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便显得越来越不合理，用科学的行为分析方式来解释区位价值的尝试逐渐增多。由于价值观能够帮助决定显性区位的选择行为，许多区位选择行为研究也开始接受这一事实。这一认识论上的争论也摆脱了最初实证主义有关先验存在世界的立场，而代之以一种假设，即感应认知与区位之间总是处于动态的交互之中。

五 城市“工业主义”向城市“后工业主义”的转向

现代城市可以被看作经济组织变革的产物，是一种隐含着社会变化关系的空间载体，受日益发达的现代交通的影响，并不断被根植于时代主导的城市公共政策以及个人亚文化生活方式所重构。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城市不同类型的消费产品逐渐增多，使得传统的区位特征和价值产生了系统性的变化。高流动性让不同区位之间的组织结构关系也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并使城市消费产品更加多样化。同时，西方经济研究重心也日益由传统的种植业区位、采矿业区位、制造业区位转变为针对城市服务业、国际贸易以及各种公共服务设施与社会福利设施的区位控制与布局上。

在现代城市内部以及整个大都市区内部，城市的区位格局由分散化和集中化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所左右。一方面，大公司的集中使行政与管理活动向城市的中心商业区集聚；另一方面，许多商店和企业所具有的新的区位自由度也促进了工作的分散化，白领劳动者的大量增加及由此引起的平均收入的提升和汽车更大范围的使用，已经使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结构（居住区位—办公区位—工作区位—游憩区位）更加离心化，同时促进了低密度郊区的不断扩展。其结果是城市的土地利用更为专业化和分散化，城市的分散化以及由汽车促进的个人流动性的提升使城市居民就业、购物、休闲和社交活动增多。但是，与现代城市给予富人们的便利相比，穷人们并没有太多的便利以帮助他们通向城市的“新机遇区位”。从世界范围看，不熟练的城市劳动者仍旧陷在地方化的贫困区位附近，破旧的房屋、疾病、设备简陋的学校、低教育水平、受限制的工作机会、低薪水以及失业等形成了一种社会压抑和剥夺的环境。

在西方，早期的工业城市基本上是建立在贸易经济稳固的源于中世纪封建制度传统的社会秩序基础之上的一种模型。舍贝利（Sjoberg）提出，工业主义城市的理想区位模型将少数精英和多数无产阶级进行空间隔离，少数精英生活在舒适的、时尚的城市中心，多数无产阶级生活在破旧的城市边缘地区（Sjoberg，1960）。舍贝利认为，少数精英是那些控制城市宗教、政治、行政和社会功能的人，而商人——即使富有的商人——都被排除在精英行列之外，因为“对金钱的占有和对世俗的追求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宗教哲学价值观背道而驰”。与这种价值观相呼应，精英们更倾向于将居住区位接近行政、政治以及宗教机构，而这些机构的典型区位特征就是处于城市的中心。

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大部分城市则与早期工业化城市迥然不同。不仅城市内的大部分老建筑物被替代了（通常是多次被替代），而且彰显城市主要特征的一些相关区位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了。城市内部发生了变化，富人用城市中心区位交换穷人们的边缘区位。职业聚居区依据地位、家庭结构、种族和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了居住的社会空间分异。城市中的权力和地位不再由传统价值观标准所决定，而是由财富来决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工作地与居住地逐渐分化，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贫困大部分集中在内城，而财富则集中在城市边缘。这种深层次重组主要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而这种经济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且由工业革命期间不断出现的技术来巩固支撑。个人资本的积累变得不仅在道德上可以接受，而且成为地位和权力的主要象征，并且，企业家为城市事务输入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同时，对新工厂、仓库、商店和办公室等最佳区位的争夺引起了土地利用的第一次极为重要的变化。土地被用于获取最高地租，而不是被传统使用者所占有。工厂和商业用地相对固定，围绕着这些工厂和商业网点涌现了大范围的居住地，以容纳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新型城市结构开始日益分化，住宅不再被用作工作场所，而居住区按不同区位的地租要求形成等级。社会地位（以金钱形式来表达）成为支付地租能力的同义词，因此，邻里实际上是按社会地位来划分的。19世纪早期，新型交通设施的引进促使富人们住进了由瞄准这一有利市场的投机商兴建、位于郊区的新型时尚住所。此后，医疗服务和公共保障设施的改善，使出生率显著超过死亡率，同时移民大量增多（与城市不断扩展的范围与机会数量相对应），城市增长速度加快。建筑技术的革新使城市向上增长和向外扩展成为可能，并且，随着城市交通系统的不断改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增长促进了相应的城市扩张，使现代城市具有了一系列不规则的、明显的郊区地带。

后工业化社会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70年代，贝尔（Bell）认为，在后工业化城市社会中，重工业的地位正在下降，而且日益被服务业形态所取代，增长尤为显著的部门有金融、商业服务、零售、休闲及娱乐业。这些服务业的区位选择模式是相当复杂的，最早是在一些传统制造业的外围得到一定的发展，诸如美国服务业增长形成了明显的“阳光带”，英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则在其东南部。服务业经济的发展给城市的“微区位”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强化了“区位选择”中的社会极化效益（Pinch，1993）。在从事传统制造业能够获得相对较高收入的同时，技术和中等收入的工作以及服务业则向相对高收入和相对低收入两个方向分化，其结果是服务业企业具有更多的区位选择自由度。这一结果已经导致了城市为吸引主要服务业雇佣者而展开竞争。但是，某些服务业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工人，他们只能在少数大城市里找到。此外，城市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也是对全球化过程响应的最好理解。

后工业化社会中的典型趋势就是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改变了区位的价值属性，可以在远距离的区位市场中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产品。跨国公司在生产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位选择日益以全球尺度进行整合，所以产品在多个区位由位于不同地点的工厂生产。全球化对区位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导致了所谓全球城市（Global City）[8]的出现，公认的中心有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它们在新的集中化的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核心区位的角色。萨森（Sassen，1991）认为，全球城市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区位的社会极化，即日益增长的区位不公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不平等根源于金融服务业的特点，它依靠相对富有的劳动阶层，而这一阶层的劳动者需要更多的服务，如就餐、购物及清洁等（而这些服务又多由低收入劳动者所提供）。这种社会不平等同样在全球城市的区位选择中被强化。诸如金融服务业中富裕劳动者的住房区位选择——可能会邻近低质量住房，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服务享受，满足区位的可获得性。全球化让世界各地的不同城市都处于世界经济格局当中，形成全球一体化状态。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和地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宏观区位与微观区位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互动，这一过程也将直接影响我们对待“区位”的态度。

与后工业化社会相对应的还有“知识经济”和“信息城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区位”的尺度可以更大，可以更远，也可以更微观，新数字技术能够使所有类型的信息进行迅速传递和沟通，并形成了“赛博空间”区位[9]。但是，与变化中城市发展的经济背景相联系的一些最新观念指出了现代经济中知识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多种多样的术语被用来总结这些发展，包括网络社会（Castells，1986）、回流积累（Lash and Urry，1994）、柔性资本主义（Leyshon，Thrift and Pratt，1998）等。这些理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指向经济发展中的“知识性区位”。知识经济和信息城市加速了企业的柔性化生产、服务业的增长以及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区位不平等，进而会导致“信息富有”社会群体和“信息贫困”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同类别区位选择上的分异（见图1-1）。曼纽尔·卡斯特创造了“超大城市”的术语来揭示新型大城市区位布局模式的特征：掌握丰富的知识，占据全球信息网络的仅是少数人，大多数的人与网络无关。在世界城市的区位竞争关系中，基础设施在这里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例如，纽约有全世界最集中、最纤细的光缆，在这里知识和信息也是极化的。

图1-1 信息城市对微区位的重构机制

资料来源：参见Graham，Cornford and Marvin（1996）。

六 区位“经济价值”向区位“社会价值”转向

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区位论（诸如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论、胡佛运输区位论、帕兰德市场区位论、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廖什区位经济论等）是近两百年间经济学家、地理学家所创立的系统的、经典的区位理论。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一样，发展十分迅速。成果大量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对区位发展特点的分析，可从各不同方面着手。一些西方学者根据其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演变，从环境决定论、区域差异研究、空间组织与空间系统演化、行为主义、生态主义等诸方面来分析。这种分析对于认识微区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区位研究尺度的变化

20世纪上半叶，经济地理学发展中的最重大事件当属经济活动区位论的引入。如1909年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33年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1940年廖什的“区位经济论”。其有一个共同点，即侧重于对区域内的单体企业（农场、工厂、商业点）的微观分析，强调追求最小成本或最大利润，对环境因素关注不够，重视距离因子的主导作用，研究方法上采取逻辑实证思维。由于它忽略外部环境（尤其是社会经济问题和文化关系），忽视人的主观方面，其结论经常与现实生活错位，看上去有道理，实际上千差万别，影响了理论的应用与发展。

二战后，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区位论的基础上，开始对区域经济进行整体研究。20世纪50年代，艾萨德创立了区域科学。它联结经济学、地理学和规划理论，强调用理论和数量模型方法来分析区位问题，更加侧重对区域内不同区位的组织联系和协调关系进行分析。20世纪50年代以后，始于法国学者皮鲁的增长极理论，一些学者表现出对区域发展问题的关注，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诸如默戴尔的“循环积累论”，赫希曼的“极化-涓滴”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弗兰克等人提出的“依赖理论”，等等。与区域科学相比，该类研究的区位尺度进一步拓宽：从区域内转向区域之间，从一个区域转向多个区域。

（二）研究企业区位组织的变化

二战后，作为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客体的企业组织，加速向多部门、多区域、跨国经营和全球化经营方向发展。以单部门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典区位论，逐渐暴露出研究的局限性。孤立地对跨国公司的某一农场、工厂和商店区位的研究，已不能揭示它们的区位原因，更不能揭示经济实力远超世界多数国家的“公司帝国”的空间格局及演变。与此相应，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地理学家麦克尼提出了公司（企业）区位论的概念。其主旨是企图“使传统区位论中仅仅对物的分析转移到对人及社会组织机构的关注上来”。企业区位论尤其关注企业内部不同组分的微观布局结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相继开展了此类研究。其中，一些学者根据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日益提升的实际，更加侧重于大型跨国公司区位格局和演变的研究。

（三）区位研究思维方法的变化

20世纪前期的区位论研究，以规范性分析为思维方式。这种研究主要从经济区位选定的一些基本命题出发，演绎推理出结果。由于经济活动最佳区位是在一系列简化的假设条件下求得的，区位决策者被认为具有所有经济学的知识并一味追求最大化利润，其研究框架的实际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20世纪60年代的数量革命，带来了实证主义分析法。与规范区位论不同的是，这种分析法强调用统计和数学模拟来探索经济流动空间结构的区位布局规律。20世纪60年代末，规范区位论和实证区位论受到行为主义学派的冲击。行为主义强调对区位决策者行为的分析。认为基于同样的区位影响条件，不同的决策者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结果。对行为差异的考虑，与规范区位论的“经济人”概念相比，使研究结果更加接近现实。6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结构主义地理学应运而生。以哈维为代表的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他们在区位研究中，强调社会的实际需要，强调政治、社会力量在区位选择与布局中的作用。我国学者白光润在其著作《应用区位论》中强调，传统区位论在国民经济布局、城市规划、国土整治、区域规划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理论缺乏时空标定性，一切都高度抽象为空间距离关系和经济理想人，致使传统区位论在实际应用上，特别是在微观尺度的应用上，可操作性差。在现实的区位选址中很多区位的确定需要依靠行业经验，甚至充满迷信色彩的风水来进行（白光润，2009）。

伴随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日益兴起，传统区位研究日益转向区位与社会问题和空间结构的集合性研究，并形成了“微区位”的研究范式（Rediscovering Geography Committee，1997）。人文地理学者劳维系统阐释过经济地理与区位和社会空间结构的耦合过程（Lowe，1993）。同时，费丁（Fielding，2000）等学者编著的人文地理著作，也对城市社会、文化与区位布局问题做了系统的建构分析。奥格纽等在1999年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核心论文集》（Human Geography：An Essential Anthology）中从多维视角评价了现代城市区位社会论的理论基础（Agnew and Livingstone，1999）。总结这些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空间社会论已经将敏感性的区位因子和社会地理结构理论整合起来，集中诠释多变物质空间领域中区位竞争与合作的微观社会复杂结构特征（Harvey，1999）。现代微区位研究更倾向于“有人”的视野，“无人”的传统区位论则经由非社会性到抽象定量分析的经济学（本质是没有考虑区位布局中的人的社会行为结构特征）再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结构与行为主义的“区位”研究（将社会行为结构理论融贯到区位价值的分析领域），建立区位与社会融合的结构网络体系（Ley，1999）。

（2）传统区位观从早期的“距离决定论”转向“物质结构论”再到“区位融合社会、物质与精神性要素”，微观的社会行为文化区位论已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类生态学者用“区位的文化感知”或者“区位价值”“区位形象引力”等来解构或认知“微区位”，把区位当作社会行为结构竞争的平台、空间和社会发生耦合的现实基础，是经济社会演变的产物（见图1-2）。因此，“微区位”更具有社会、经济、空间形态等“多元”的价值诉求（Johnston，1997）。

图1-2 区位研究视角的转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