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古今字”學術史的研究

在全面搜集、整理、纂了歷代“古今字”材料後，“古今字”學術史的研究纔能有所依憑，纔能分析出真相。

（一）學術史研究的基本原則——求真

我們曾提出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是“學史求真，學理求通”。[30]這需要首先具有“學理”“學史”相區别的觀念。就古今不同的用字現象而言，如果從用字事實出發，考察甲字和乙字是否在不同時代記録了同一個詞，記録同一個詞的甲字和乙字是怎麽來的，彼此具有哪些屬性關係，這些關係在歷史上有没有發展變化，對漢字系統和漢語系統有没有影響，等等，這些都屬於學理研究。如果從學者認知出發，考察有哪些學者關注了歷時的同詞異字現象，他們是怎麽標注這些現象的，指出過哪些字例，有過哪些論述，形成了哪些成果，這些成果解决了什麽問題，對學術産生了什麽影響，在現代有無價值，等等，這些屬於學史研究。

“‘古今字’學術史叢書”研究的“古今字”當然是“學史”性的，是前人通過標注、論述、列舉等方式認知的“古今字”，我們把它們簡稱爲“注列‘古今字’”。這種“古今字”有的符合事實和學理，有的衹是一家之言，甚至是不符合事實和學理的錯誤認知，因而“注列‘古今字’”不等於文獻中實際存在的古今字，也不等於今人理解的古今字。爲了區别，我們給學史性的“注列‘古今字’”加引號，表示這是帶有古人主觀認識的，衹能評價，不能篡改；文獻中客觀存在的古今字和今人理解的古今字不加引號，可以根據學理和自己的認識指認。區分學史的“古今字”和學理的古今字，纔能針對學史的“古今字”做實事求是的研究，纔能真正理解前人的“古今字”觀念和學術發展的過程。

站在學術史的立場，研究“注列‘古今字’”，必須堅持“求真”原則，包括求真有、求真意和求真評。[31]

所謂“求真有”，就是前人確實認定過某某是“古今字”，也就是我們搜集的“注列‘古今字’”材料必須真實可靠。上面關於“注列‘古今字’”材料的處理就是確保“真有”的措施。此不贅述。

所謂“求真意”，就是準確理解古人有關材料的原意，避免以今律古，强人就己。要做到這一點不太容易。首先，不宜拘泥於某些表述的字面意思，而要儘量結合材料實例來理解。例如許慎把“古文”跟“籀文”“大篆”“小篆”等概念並提，後人大都理解爲着重書寫風格的“字體”。但我們看許慎使用這些概念時，所舉的字例都是在形體和結構上有差異的，基本不是同一字形的不同書寫風格問題，而且《説文》裏所説的“體”（“改易殊體”）也基本是就形體而言，後來的“或體”“俗體”“獨體”“合體”“繁體”“簡體”等就是繼承形體含義的，所以從實際材料和使用目的看，與其把“古文”等理解爲後世的“字體”概念，不如看作古人指稱字形來源的材料概念更爲真實。其次，不宜囿於局部片面，而要全面綜合考察某個人的學術思想。例如有人認爲清代學者王筠提出的“分别文”“累增字”是要把前人説的“古今字”限定在有“造字增偏旁”的孳乳字範圍。其實在王筠的著作中，這幾個術語是跟“古今字”並行的。“古今字”指稱用字現象，“分别文”指稱造字現象，彼此内涵不同，用“分别文”取代“古今字”並非王筠本意，而是後人强加給王筠的。最後，準確理解古人原意有時還得結合學術大背景。例如前文提到的《説文》“古文”，一方面可以就許慎論許慎，另一方面也可以聯繫同時代的司馬遷、鄭玄等學者的“古文”，甚至漢代的“今古文經學”來理解許慎的“古文”。任何學術問題都有産生的時代背景，任何學術思想也都會受到時代學術大背景的影響，注意到這一點，纔能避免泛時誤解和隨意解釋。理解“古今字”也有學術背景問題。“古今字”最初由漢代學者提出，一直是訓詁家的注釋用語，指出不同時代記録同一詞項而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字符，意在用易知的字（通常是“今字”）解讀難懂的字（通常是“古字”）。因此，“古今字”的性質屬用字問題，而非造字問題。就用字而言，既包括用不同的字種記録同一個詞項或詞音[32]，也包括用同一字種的不同字形來記録同一個詞項或詞音。但20世紀以來，大多數學者把“古今字”看作造字現象，認爲“有造字相承的關係”，在造字時間上有先後之分，還有就是古字義項多，而今字衹有古字多種意義中的一個。這種認識忽略了“古今字”的訓詁目的和解讀經書的學術背景，自然難以符合古人的初衷。

所謂“求真評”，就是對古人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的評價要符合實際，不拔高，不貶低，客觀公允。對“古今字”學史的評價，也要從學術事實出發，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學術環境中，在準確理解古人原意的基礎上，客觀指出其學術史意義和現代價值。如段玉裁有時會把“古今字”的古字稱爲“假借字”或把今字稱爲“俗字”等，有人從概念對立出發，批評段氏混淆失誤，認爲段玉裁既説某某是“古今字”，又説某是“假借字”，某是“俗字”，自相矛盾。其實段玉裁是從不同角度來分析同組材料而已，説它們是“古今字”乃着眼於用字時代的先後，説某字是“假借字”或“俗字”則是進一步説明這個字的來源或屬性；這些概念所處層面不同，解釋目的不同，根本就不矛盾。又如現代學者在評述“古今字”學術史時，常常拔高王筠的“分别文”“累增字”。如洪成玉説：“王筠没有囿於漢人關於古今字的見解，也没有因襲段玉裁的説法。他在分析了古字和今字的關係以後，提出了分别文的説法。……王筠所説的分别字，就是古今字，此外，他還從造字角度提出了累增字這一術語，累增字其實也是古今字。”[33]李淑萍也因爲“分别文”“累增字”而評價“王筠在古今字研究上的貢獻應當肩負着‘概念轉向’的地位”[34]。其實“分别文”“累增字”是王筠發現的兩種形成原因比較特殊的“異部重文”，和“古今字”在學術來源上就不相同。所以在王筠的著作中，“古今字”跟“分别文、累增字”是兩套共存而有明顯區别的術語，不是可以相互取代的同一性術語。客觀地説，王筠的“古今字”觀念和漢人及段玉裁的是一致的，並未因“分别文”“累增字”術語的發明而改變。

（二）“古今字”學術史的分期研究

前人的“古今字”觀念當然也是會發展變化的，特别是就總體而言，所以纔有“古今字”學術史。要想還原歷史面貌，正確認識“古今字”學術的歷史作用和現實價值，不能滿足於對零散材料的辨析和概念印象上的争辯，必須全面利用“注列‘古今字’”資料庫材料，系統歸納各家的古今字觀念及其傳承脈絡，遵照古人原意考察該問題的産生和發展過程，如此纔能正本清源地描寫古今字學術史，修正學界長期以來因舉例方式而産生的對古今字術語以及前人古今字觀念的有關偏見。因此，縱向的“古今字”學術通史是必須建立的。

通史是連貫的，但往往需要分期分階段來描述，而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是共時的、横向的，所以通史可以表現爲若干斷代史。根據不同時代的“古今字”研究特色，我們把“古今字”學術通史劃分爲四個階段：唐以前“古今字”研究、宋元明“古今字”研究、清代“古今字”研究、近現代“古今字”研究。大致説來，唐代及以前的“古今字”，主要目的在於解讀文獻，一般由某個“今字”溝通某個“古字”，以便解讀使用該“古字”的文獻。宋代以降，隨着大型字書的編撰，彙聚“古今字”字形的材料增多，往往出現一個“今字”對應多個“古字”或者相反的情况。這種多組“古今字”的繫聯，目的顯然不是針對某種具體文獻的，而是帶有搜集材料供人查找的工具書性質，既可以爲更廣泛的文獻解讀服務，也可以爲描寫文字現象、總結用字規律的研究工作服務。到了清代，“古今字”研究進入理論探討階段，段玉裁、徐灝等都有一些論述，特别是段玉裁，對“古今字”的概念、性質、範疇等多有界定，同時擴展至用字現象和用字規律的研究，涉及對大量古今字“某行某廢”的分析。徐灝曾試圖給“古今字”分類，認爲“古今字”包括“載籍古今本”和“造字相承增偏旁”兩類，實際上是把段玉裁所論述的“古今字”和王筠所提出的“分别文”“累增字”簡單相加，屬於誤解王筠原意而導致的不合學史也不合邏輯的一種理論框架。進入現代，“古今字”研究走向歧途。既有誤解古人原意的，也有替换古人概念的，主要癥結在於把“學史”研究混同爲“學理”研究，用現代人的學理思想去解讀和要求古人的學史事實。比如現代人把“古今字”誤解爲“分化字”，實際上就是從學理上認爲“古今字”應該是“分化字”，所以把用字性質的“古今字”改造成造字性質的“分化字”。這種思想的源頭可能跟清代徐灝有關。徐灝不僅誤解王筠的“分别文”“累增字”並混同段玉裁的“載籍古今本”，還在舉例分析時基本上衹涉及“分别文”“累增字”，以致後人進一步誤解“古今字”衹有“分别文”和“累增字”，非增偏旁造出新字的其他古今不同用字不算“古今字”，而“分别文”“累增字”又被後人看作“分化字”，於是“古今字”就完全被“分化字”同義替换了。現代人對“古今字”的誤解既有因襲也有發揮，致使現代的“古今字”很多時候已不再是古代的“古今字”，特别是將“古今字”推入“異體字”“通假字”“同源字”等不同系統概念辨析的泥潭，使得現代的“古今字”研究紛繁複雜，亟須疏清源流，撥亂反正。

根據以上思路，我們對“古今字”學術通史的研究，共産生4種斷代史研究專著。它們是蔣志遠《唐以前“古今字”學術史研究》、張燕《宋元明“古今字”學術史研究》、鍾韻《清代“古今字”學術史研究》、温敏《近現代“古今字”學術史研究》。這4部“古今字”斷代學術史專著首次對古今學者的古今字研究史進行全面梳理和總結，以兩千多年的歷史視野對“古今字”學術傳承脈絡進行溯源探流，全景式展現古今字研究如何從訓詁學領域演變到文字學領域的整個過程，澄清了今人的許多錯誤認識，引發對系列相關概念的重新定位。

（三）“古今字”學術史的專題研究

“古今字”學術通史的研究是粗綫條的、總括式的。其中會碰到許多材料辨析、具體問題的討論和代表性專家專著的詳細評介，這些内容如果都放到通史和斷代史中展開，可能使“古今字”學術通史變得繁雜枝蔓。因此，我們把一些需要重點研究和詳細評介的代表性專家和專著單獨提出來作爲“專題”，同時平列地納入“‘古今字’學術史叢書”，以便從某些特殊角度和視點來反映“古今字”學術史。這些專題性專著有：蘇天運《張揖〈古今字詁〉輯佚與研究》；張青松、關玲《顔師古“古今字”研究》；張志麗《韓道昭〈五音集韻〉“古今字”研究》；劉琳《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古今字”研究》；蔣志遠《王筠“古今字”研究》。這5種著作除了全面搜集考辨特定學者和有關著作的“古今字”材料外，重點評析相關學者在“古今字”學術史上的特點和貢獻，以及跟别的學者的關係。

作爲專題性研究，項目組成員還正式發表了40餘篇相關論文。其中標題中含有“古今字”關鍵詞的就有：

李運富《早期有關“古今字”的表述用語及材料辨析》，《勵耘學刊（語言卷）》總第6輯，學苑出版社，2008。

李運富《“余予古今字”考辨》，《古漢語研究》2008年第4期。

李運富、蔣志遠《論王筠“分别文、累增字”的學術背景與研究意圖》，《勵耘學刊（語言卷）》總第16輯，學苑出版社，2013。

李運富、蔣志遠《從“分别文”“累增字”與“古今字”的關係看後人對這些術語的誤解》，《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蘇天運《〈古今字詁〉文獻性質研究》，《學術交流》2013年第5期。

關玲《顔師古和鄭玄、段玉裁的古今字觀念比較》，《漢字學微刊》2017年8月3日。

李玉平《論“古今字”觀念的産生時代》，《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蔣志遠《魏晉南北朝“古今字”訓詁論略》，《勵耘語言學刊》2015年第2期。

鍾韻《〈段注〉“古今字”的字用學思想淺析》，《勵耘語言學刊》2015年第2期。

温敏《黄侃的“古今字”和“後出字”》，《勵耘語言學刊》2016年第2期。

李運富《“古今字”研究需釐清概念》，《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9月5日第3版。

俞紹宏《古今字考辨叢札》，《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第3期。

李運富《異時用字的變化與“古今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1月15日第5版。

温敏《“古今字”的現代研究價值探析》，《中國文字學報》，商務印書館，2019。

張青松《顔師古〈漢書注〉古今字研究與辭書編纂》，《阜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李運富、温敏《古代注列“古今字”的材料鑒别與學術價值》，《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張青松《古今字研究應該重視出土文獻——以顔師古〈漢書注〉古今字研究爲例》，《漢字漢語研究》2021年第1期；人大複印報刊資料《語言文字學》2021年第8期全文轉載。

張青松、關玲《顔師古〈漢書注〉“古今字”字際關係略論》，《阜陽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

這些論文雖然没有作爲獨立表現形式收録於叢書中，但其作爲專題研究的材料和觀點是融匯在了叢書的著作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