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鲁迅小说的多元主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

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鲁迅《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

鲁迅的小说产生于“五四”思想革命时期，受时代气氛的影响，具有启蒙主义的色彩。即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3]梁启超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到改造社会的重要位置上。而文学革命的呼声，在使小说获得了正宗地位的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小说启蒙大众的神圣使命，这就使初创的白话小说，天然地具有改造社会的功利性目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谈到了受钱玄同鼓励写小说的原委，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己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中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24]这使鲁迅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思想启蒙倾向。鲁迅小说着力描绘了20世纪初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两大类人物群体：知识分子和农民。他以小说的样式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问题，勾画了“沉默的国人灵魂”，从而具有思想上的启蒙意义。其创作的领先性、思想的深刻性、视角的独特性，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势。当然，我们在看到鲁迅伟大的一面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作为“历史中间物”的鲁迅，也存在时代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本身的局限性。从时代历史上看，鲁迅的创作意在启蒙大众，然而他的创作却根本无法被大众所直接接受。即使是鲁迅写农民的乡土小说，也只能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和理解，这就大大制约了其小说可能具有的启蒙作用。如能够接受新式通俗小说的鲁迅母亲，就从来不看儿子的作品，赵树理曾把鲁迅的《阿Q正传》读给识文断字的父亲（农民）听，他父亲却明确地表示“听不懂”。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又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5]因此，鲁迅的小说是政治小说。鲁迅小说具有突出的启蒙主题（现实主义主题）内涵。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包含着启蒙运动和政治救亡运动两方面内容。而历史的选择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作为倡导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必然借助于西方的先进文化。因此，人的发现、人的解放成为特定时代的文化内容。也就是说，启蒙的时代赋予文学启蒙的使命。在中国，诗一向占据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而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度采取了以诗取士。那么，小说则一向是不被看重的，因为小说是“下里巴人”。只是在梁启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鼓动下，特别是小说拥有的民众量，才使小说在现代社会脱颖而出。梁启超正是看到了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才特别突出小说地位的。

现代文学确立了小说为文学正宗的观念模式，这实际上是与初创时期现代文学负有的时代使命分不开的。所以作为整个现代文学的创作，它都不是纯文学的文学。就像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里面讲到的一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个不中不西的不像文学的文学”，那实际上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文学赋有着一种社会改造的使命。而鲁迅当时的小说创作就是依据这样的一个使命，使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像鲁迅最早创作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就形式上来说，是比较单薄的，不过是短短的十三则日记构成，这中间也没有很多的艺术性。它似乎就是一般的日记，而且这日记也是不连贯的。但，这部小说之所以影响大，主要在于这部小说拉起了“反封建”的大旗。也就是通过狂人讲了封建礼教“吃人”。它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从小说文本来进行艺术分析，可以分析出象征手法、童年视角、日记体等。但实际上，这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部小说震撼人心的启蒙主题。

还有《阿Q正传》也是这样。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对《阿Q正传》作的评价是有保留的，也就是说《阿Q正传》这部小说，在形式上确实有些许苍白之处。比如说我在看这部小说时，就感觉到鲁迅似乎不适合写长篇小说。鲁迅实在是一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小说开头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26]然后，散散漫漫地谈了“文章的名目”、“立传的通例”以及“阿Q”的名字、籍贯等。一看就像是话匣子打开了，要写一部长篇巨制出来的样子。但是，接下来读着读着就发现，前面写得很松弛，后面越写越紧促了。尤其是到阿Q革命以及阿Q最后的死亡，感觉较仓促。《阿Q正传》是鲁迅应北京的《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之约而写的一部连载小说，也就是说整篇小说的开端有长篇小说的格局，而到了中间，也许是厌烦编辑的催稿，鲁迅改变了它的创作计划，就“给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悲剧的收场，然而对于格调上的不连贯，他并没有费事去修正”。[27]因此，《阿Q正传》的结构框架前松后紧。从小说的基调来看，开篇讲的是俏皮话，似乎要写一个喜剧似的故事，而后来，写着写着作者就越写越严肃了。似乎当时的编辑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把《阿Q正传》这部原本放在《开心话》栏目里的小说，后来转到《新文艺》栏目里去了。当然，《阿Q正传》尽管在形式上有些许的弊端，但是，它确实表现阿Q这个人，而这个人是很具有国民代表性的。这一点正是该小说最值得称道之处，即塑造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个典型人物形象。

相比较而言，鲁迅同一时期的另几篇小说，艺术性更强些，比如《药》、《风波》。这里贯穿的也依然是启蒙主题。

《药》注重的是艺术上的双线结构。小说以华家为明线，以夏家为暗线。通过“人血馒头”，揭示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就是群众的麻木不仁。而先觉者的鲜血并不能治好华小栓的肺痨病，这在整体上又是一种象征。小说的侧重点似乎是在启蒙大众。但在当时，鲁迅要启蒙的显然不是大众，而是大众中的“小众”，也就是说鲁迅启蒙的是知识分子。从特定历史条件看，鲁迅20世纪20年代启蒙的重点也只能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迂腐的、保守的、恪守传统的。这一类知识分子不会来阅读鲁迅的小说。而能够来阅读鲁迅小说的大抵是先觉的知识分子。而鲁迅小说要启蒙就必须超越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站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前面。鲁迅做到了。所以鲁迅是思想者，是先觉者中的先觉者，是老师的老师。还有《风波》的主题也在于揭示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社会的改造。小说以七斤的头发被剪为契机，意在暗示所谓的革命最多也不过是在乡村掀起了一场小小的辫子风波。很快的街市又“依旧太平”了。这是鲁迅一直贯穿的主题。还有《离婚》，表面上写的是爱姑的离婚，实际上则是爱姑被丈夫休了，而这个所谓的“丈夫”却还能不在场。表明封建势力的异常强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思想，一般也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8]尽管我们看到爱姑敢说、敢干。但是结果呢？无法和强大的制度抗衡，最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鲁迅这类启蒙主题小说，主要体现了鲁迅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浓厚熏陶，当他们在西方现代文明入侵的条件下接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时，又必然地是以复兴民族文化为根本旨归的。诚如李泽厚所说：“当他们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的传统。”[29]然而，正是这种客观上的不彻底性却矫枉过正地使全盘性反传统的偏激主张获得了历史的合理内涵。

鲁迅小说的第二个主题：象征主题。

鲁迅曾说到他的杂文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这个类型的描绘，构成了鲁迅小说人物塑造的一种策略和方法。也就是说，鲁迅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选择了类型表现的方法。鲁迅小说人物主要由两大类群体构成，一类是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农民。我们每每津津乐道于鲁迅笔下的农民，说鲁迅塑造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形象。但在我的阅读中，认为鲁迅小说的中心人物，真正的亮点不是农民，恰恰是知识分子。鲁迅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改良者。鲁迅小说中真正突出的不应该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才是最重要的人物。因为鲁迅自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知识分子存在。更何况鲁迅启蒙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实际上只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愚昧、落后、勤劳的符号。以此来彰显封建势力对劳苦大众的桎梏。那么，鲁迅为什么选择农民与知识分子这两类人？从启蒙主题意义上说，它构成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知识分子代表着城市、现代，农民代表乡村、传统。鲁迅站在理性的意识上，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揭露农民的愚昧、落后、保守。但是，在情感的立场上，鲁迅又是同情这些善良又勤劳的人们。鲁迅的情感和理性经常处于矛盾的状态，就如对于农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也是一样。鲁迅表现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传统知识分子，另一类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这两类知识分子而言，肯定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否定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同情的可能是孔乙己了，因为他一方面很传统，但另一方面又很善良。对于现代知识分子，鲁迅也不是一味肯定的，鲁迅着力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种种艰难。主要体现了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窘况。鲁迅小说突出体现了先觉的知识分子——刚刚产生的新生力量，在封建势力最强大时期，“梦醒以后无路可走”的悲哀。因为是先觉者，先觉者每每处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代环境下，觉醒的人势必左右碰壁，就如小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伤逝》中的涓生。这些都是先觉者，他们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人，然而，他们却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强力制约，最终被社会强大的洪流所吞噬。鲁迅是带着深深的理解和同情的心理来描绘这些所谓的孤独者们的，表现他们种种的无奈。而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些人物的时候，反而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我觉得是没有对鲁迅有深入的了解。因为这些人物正体现了鲁迅自我心态的一个侧面。比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的所作所为，有些是鲁迅在现实中所做过的。也就是说，描绘这批失意、落魄的知识分子，鲁迅并不是取完全批判的态度，而是着力表现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无奈。既如新生事物在刚刚萌生时一样，必然是渺小而脆弱的，必然要面对种种无奈。这才显示出先觉者的先觉，这才体现出先觉者的可贵。而鲁迅小说在人物塑造的整体设置上，就是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愚昧的农民作一组对照来象征，表现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下人的整体生存状态的，表现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劳苦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双重的悲凉。还有《示众》、《头发的故事》，也在于整体上表现当时民众的普遍不觉悟。以至于知识分子事实上无法进行启蒙。因为对于大众而言，启蒙者不过是等同于“疯子”。而鲁迅写的这类知识分子，无异于表明鲁迅的思想是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才会一家独大。因为客观地说，把鲁迅摆在世界文学的位置上，或者摆在大师的立场来，可能都不好评价。但鲁迅的地位却如此崇高。鲁迅固然有自身的弱点，比如说，视野、学识、胸襟，创作亦缺少长篇巨作。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确是无人可及，也就是说，我们不说鲁迅是大师，但并不意味我们否定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正是因为鲁迅的创作，中国文学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现代思想，这就是周作人通过理论张扬的“人的文学”。周家两兄弟一个用创作、另一个用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周作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没有给予较高的评价，但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随着时间的延续，必将逐渐提升。

鲁迅象征主题的小说，带有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每每构成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两极对立与比照。这与鲁迅的思维偏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鲁迅小说的第三个主题：隔膜主题。

在鲁迅的所有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隔膜的。沈雁冰在20世纪20年代分析鲁迅小说创作时就说过：“看鲁迅的故乡，觉得鲁迅故乡这个小说，着力表现的人与人的隔膜。”其实鲁迅小说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表现比较深刻的。这在鲁迅系列小说中，都可以看到。鲁迅小说中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是隔膜的、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是隔膜的、大人和小孩是隔膜的、男人和女人是隔膜的；在《肥皂》、《离婚》、《伤逝》中夫妻是隔膜的，《在酒楼上》、《孤独者》、《头发的故事》中朋友之间是隔膜的，《药》、《风波》中母子是隔膜的，《兄弟》中兄弟是隔膜的；即使是人与动物之间也是隔膜的，如《鸭的喜剧》、《兔与猫》。《祝福》即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多重隔膜。小说通过叙述人“我”回乡过年，表现了“我”访同学、会朋友的落空，因为他们“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接下来，写同为读书人的鲁四老爷到“我”房间的造访，结果是“我便一个人剩在房里”。然后，写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我”与“祥林嫂”的相遇。当“我”在街上闲逛，走着走着，远远地看见祥林嫂向我走来。于是“我”就自作聪明地把手伸到口袋里。因为祥林嫂是个讨饭婆，我打算拿两个小钱打发她了事。这就是“我”与祥林嫂最初的隔膜。结果，祥林嫂走到我面前，并不是向我讨钱，而是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这时候想，祥林嫂怪可怜的，她可能是想她的亲人了。于是，“我”本来是不相信所谓天堂、地狱的，但是出于为祥林嫂的考虑，“我”进行了善意的欺骗，说：“也许有罢”，“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结果这一回答引发了祥林嫂的刨根问底的追问。“我”被追问得只好以“我也说不清楚”而仓皇逃走了。小说交代了之前柳妈曾和祥林嫂说过，你找了两个男人，你以后麻烦了，这辈子受苦，下辈子还要去十八层地狱。每天晚上要被小鬼把身体锯成两半，你的前夫和后夫各取一半。所以祥林嫂才要去土地庙捐门槛。而“捐门槛”并没有改变祥林嫂的命运，反而使她更加沦落，祥林嫂开始困惑了、怀疑了。面对着全是封建观念的鲁镇人。当祥林嫂看到“我”这么个从城里来的读书人，就很想听听“我”的意见。结果“我”却出于善意的欺骗，导致祥林嫂当天死去。所以，祥林嫂的死，“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我”是给祥林嫂最后致命一击的人。这也是鲁迅小说叙述策略之一大特点。凡事都与“我”有关系。诚如他说的“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祝福》这篇小说主题的深刻性即在于此，表现了启蒙知识分子的尴尬。小说最重要的人物显然是“我”这个启蒙知识分子，而“我”与祥林嫂之间的巨大隔膜导致祥林嫂在大年三十死去。“我”在听到祥林嫂死去后，又表现出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认为，祥林嫂的死与“我”有关系，使得“我”整个年三十晚上都沉浸在对祥林嫂的回忆中，从而构成了小说主体部分的回忆。到小说结尾，是外面的鞭炮声把“我”从回忆中带回到现实。时间已经是半夜了。而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却仓皇得逃回城里去了。第二种状态认为，祥林嫂的死和我没关系，我已经说了我也说不清楚。鲁迅在小说中调侃了一番，“‘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恨，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30]。但实际上，鲁迅在这里表现了祥林嫂与我脱不了的干系。这种干系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根本上是隔膜的两类人；从象征主题上说，它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民众的价值对立；从启蒙主题来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实际上是存在于不同的生活层面的。当启蒙者迎合大众的常态要求时，启蒙者失去了启蒙的作用；而当启蒙者被要求启蒙大众时候，大众往往把启蒙者当成“神经病”。于是，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就形成了悖论，即如果启蒙者被当作常人，他便失去了启蒙的作用；如果启蒙者被当作非常人，他便被大众当成狂人或疯子，二者都无法实现启蒙。鲁迅小说突出表现了作为启蒙者梦醒以后无路可走的状态。

鲁迅为什么特别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固然与鲁迅小说的启蒙目的有关。而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看，鲁迅小说的隔膜主题是很具有时代超前性的。早在鲁迅创作小说之前，他主要接受了尼采的思想。而尼采的思想被后来的哲学家秉承，发扬光大，形成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代表人物是萨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又成为20世纪后期的主导哲学思潮。鲁迅创作的时候，还没有产生存在主义哲学。但却表现了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这一点，汪晖在《反抗绝望》中已有论述，日本学者也谈到过鲁迅小说的存在主义倾向。解志熙的博士论文就突出分析了鲁迅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总之，鲁迅小说所透射出的思想是超前的。

其实三个主题合起来就是一种社会整体情状：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看是隔膜主题；从人的当下生存状况来看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象征主题，而从时代的角度来把握是启蒙的主题。也就是说，鲁迅小说整体上是至上而下的，从时代高度、从现实环境、从具体的人来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