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到古典与建设国语：文艺复兴理解的两种方向

1917年，胡适（1891—1962）在美国留学回国途中，曾仔细阅读了薛谢尔（Edith Helen Sichel）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著作The Renaissance，在日记中，他详细抄录其中的内容，并且做了一些重要批注。[3]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部著作的内容也就是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归纳为“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从胡适日记的摘录以及后来形诸文字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显然极为关注欧洲文艺复兴的这一结果，即文艺复兴改变了中世纪文字著作都用拉丁文的传统，在各自“俗语”基础上形成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语”，而形成“国语”，则对这些现代“国家”的形成非常重要。[4]从欧洲反观中国，胡适把拉丁文与文言并列，而把意大利语、法语等现代国家语言（国语），和中国宋代的语录、元代的小说以及民众口语相提并论，他认为，这就是普及国民文化，提升国民意识，形成现代国家的重要途径。[5]

“白话犹未成为国语”，依我看，这正是他努力在中国推动“白话文学”以及“建设国语”最重要的思想来源。[6]“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对胡适来说，重点并不是“向后”，即重回古典发现传统，而是“向前”，即推动启蒙运动和建设民族国家。在这一点上，他和五四时期另一重要人物陈独秀（1879—1942）是一致的，陈独秀也把“文艺复兴”看成是“革故更新”，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且应当是政治、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全面革命。[7]因此，他们与晚清民初学术界对于“文艺复兴”的一般理解，似乎出现了微妙分歧。简单来说，就是把“文艺复兴”看成是精英阶层的，还是面向平民的，是“古学复兴”，即回到古典重新发现传统，还是把它看成是“再生时代”，即走出中世纪的蒙昧进入近代的文明。

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余英时先生有一篇讨论五四运动的论文《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题目就已经暗示五四时期思想和学术世界对于“文艺复兴”的两种不同理解和想象。[8]他在另一篇论文《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更直接地指出，“文艺复兴”的“复兴”表示古典与传统尚有值得发掘与继承之处，而“启蒙运动”之“启蒙”则把古代中国视为蒙昧时代，重心在于走出中世纪。[9]而罗志田教授也曾特别地指出，对于“文艺复兴”的两种理解，蕴含了民国思想界关于究竟是“温故知新”还是“推陈出新”的不同思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