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和大脑

希望和其他形式的幸福的生成确实存在遗传和神经科学因素，尽管这是相对未知且可能存在争议的领域。一些早期的工作（卡斯皮等，Caspi et al.）基于对美国全国代表性出生队列的前瞻性纵向研究，探讨了为什么负面生活事件会导致某些群体患抑郁症，而不是其他群体。他们发现，5-HTTLPR血清素转运基因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减轻了早期生活事件对后期生活中抑郁的影响。与具有两个短等位基因的人相比，具有至少一个多态性长等位基因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因遭遇负面冲击而出现抑郁症状、被诊断为抑郁症和自杀的可能性较小。他们的研究表明，基因作为中介调节了个体对环境冲击的反应。（2003）

大约三十年前，内伊（Nei）提出了遗传距离的概念，即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基因组成的差异。迁移较少的同质人群往往比跨种族和国家融合较多的人群具有更近的遗传距离。他从马莱科特的亲属关系系数[1]（Malecot’s coefficient of kinship）开始，发展了遗传替代率的概念（进而决定遗传距离）。（1972）尤金尼奥·普罗托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Eugenio Proto and Andrew Oswald）随后对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展，并探讨了它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人群和国家之间的幸福差异。（2017）

他们基于内伊对各国人口之间遗传距离的研究，发现它与国际幸福差异相关。这种相关性不能用潜在的遗漏变量来解释，例如繁荣程度、文化或宗教，遗传学家将这种混杂变量称为“筷子问题”。随后，他们的研究发现了5-HTTLPR血清素转运基因的长度变化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但有争议）的证据。他们假设溢出效应大于个体效应，展示了这种变化在社区、人群和个人之间的差异。他们还研究了移民的幸福水平，以探讨移民到美国的个人的幸福，与美国还是与他们的祖国更密切相关，并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验证这一点。[2]

同样，金泽和洛佩兹（Kanazawa and Lopez，2021）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了某些性格类型人群的外迁为什么有助于解释斯堪的纳维亚人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他们认为，当这些移民在各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足够大，并且该比例保持的时间足够长（如持续了几个世纪），那么他们就会对各自的基因库产生持久的影响。虽然这项研究不像奥斯瓦尔德和普罗托那样全面，但至少具有启发性。

扬-伊曼纽尔·德·内夫（Jan-Emmanuel de Neve）和奥斯瓦尔德2012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发表的基于对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携带相同的传递基因多态性，并且无论他们在哪里长大，基因都会影响他们以后的生活。该研究中一个有趣且鲜为人知的部分出现在补充材料中，并且与希望中的种族差异的讨论直接相关，即美国黑人是5-HTTLPR血清素转运蛋白多态性水平最高的群体，而白人的水平最低。卡斯皮的国际研究证实，有色人种的这种基因转运蛋白水平也高于白人（尽管这又是基于有限研究的结论）。

最后，沿着同样的思路，美国心理学家S.G.扬和罗伯特·麦格拉思（S. G. Young and Robert McGrath）最近关于人格特质的一些研究表明，原始信念——你可以信任别人、事情会好起来、世界终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美国黑人是最有可能持有积极观点的群体，而消极观点更有可能与阴谋论和相关现象联系在一起。（2020）

虽然规模有限，但这项研究与我们在上述数据中发现的差异相呼应，肯定了大脑研究——以及试图理解大脑的神经科学——在解释人类情感和行为（包括经济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卡洛斯·阿洛斯-费雷尔（Carlos Alos-Ferrer）2018年的文章认为，神经科学和经济研究不仅相互借鉴，而且相互促进。对于这一探索，他指出思考大脑特定区域和功能相互关联的重要性。这些相互关联适用于大脑社会方面的研究，即社会大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实际上，这在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两者都与幸福和不幸福相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这些功能超载或失效时，就会产生压力和/或抑郁。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往往会在早期经历社交剥夺和承受压力，经常表现出认知障碍，例如难以控制冲动或情绪。与此同时，精神分裂症不能仅用基因来解释，环境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因此，神经科学家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对于决策通常如何受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遗传特征影响的新思考可能有助于神经科学家进一步思考大脑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联系。在经济决策方面，这也支持超越理性、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模型扩展到智人（Homo sapiens）和有限理性、背离自利行为、战略行为、共同价值观和制度的模型。它还与理解不同个体和地方的幸福和不幸福模式直接相关。

根据国番、根人和山川（Kokuban，Nemeto，and Yamakawa）撰写的一些关于大脑健康和四因素幸福量表的著作，大脑中参与情绪调节的区域也与韧性有关，它影响年龄和幸福之间令人费解但日益确立的U形关系。（2022）[3]虽然大脑的通用功能往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但大脑异向性指标不会。异向性指标与幸福感和情绪调节的相关程度更高（其作用的区域更多地涉及压力和情绪调节），并且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所有这些都增进了我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在我看来，也增进了我们对希望所表现出的能动性及其如何影响人类生活的理解。大脑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情绪调节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基因的作用，是人类生活尚未被充分理解的关键。就像基因或环境在决定智商方面的重要性一样，虽然人们一致认为两者都很重要，但对于每个维度的解释力有多大，人们尚未达成共识。

[1] 马莱科特（Malecot，1959）。

[2] 参见阿什拉夫和加洛尔（Ashraf and Galor，2013）。

[3] 参见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2008）；布兰奇弗劳尔和格雷厄姆（2021）；克拉克（2019）；和韦斯等（Weiss et al.，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