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夏商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期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至夏、商、周后，伴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逐渐具备了雏形。此后中国传统文化一路向前，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缔造出永续传承的璀璨篇章。从夏朝的夏历、夏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周朝的礼乐兴盛的景象中，可以一窥当时文化进步和文化发展状况。

（一）夏朝文化：夏历

夏朝的出现，宣告中国历史上原始社会的结束，国家形态正式出现。关于夏朝的文化，虽因文献不足，还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①

夏朝文化为商、周两朝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②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向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夏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朝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是我国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

（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

盘庚迁殷以后，商朝国力不断发展，逐渐达到鼎盛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取得了不少新成就。青铜器的制作水准在夏商周时期达到了顶尖，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夏朝青铜器种类已较多，包括礼器、酒器、乐器和饰品等，但当时的炼铜技术不高，因而青铜器外形娇小、形式单一，外表的装饰纹路也比较单一。这些青铜器只能作为简单的装饰工具和粗糙的生活使用工具。

商朝是青铜文化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以特色鲜明的造型与纹饰闻名于世界，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商朝时期青铜冶炼的制作技术开始成熟起来，青铜器外形开始多样化，在相当数量的青铜器上出现了纹饰，而且较前更为花哨，青铜器上的装饰纹路表现了古人对神灵的虔诚信仰。

到了周朝，青铜器整体不再像夏商时期那样笨重，而是越发轻巧，青铜器也成了贵族的身份象征。

夏商周不同时期的青铜器在外形和纹样上都有许多变化，这与那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水平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青铜器外形的多变表现出了时代的进步。

青铜文化的出现，说明中国当时的物质文化、工艺文化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三）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

殷商时期，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殷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时期，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以鬼神为中心，以“天命观”决定一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商的祖先契，是母亲简狄吞食玄鸟之卵孕育而生，因此商人非常重“天命”，认为“天帝”是地位最高的神，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郭沫若《卜辞通纂》中有：“今二月帝不令雨。”“帝令雨足年？”可见，二月不下雨是帝的命令，饥荒出现与否也是帝的命令。

商朝的政治具有王权和神权相结合的特点，商王对每天发生以及要处理的大小事件都要征问上天和祖先神的意见，设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如巫、史、祝、卜等负责占卜活动。商王经常假借神意来统治自己的臣民，以天命之名行王权之实。商汤灭夏时就曾打着天命的旗号：“夏国犯下许多罪行，天帝命令我去讨伐它。”盘庚迁殷时受到很大的阻力，他以天命煽动臣民，最终成功将都城迁徙。

以尊崇鬼神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随着人们改造自然世界能力的提高，生活经验的不断丰富，个人智慧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对神的力量的崇拜渐次淡薄，人对自己开始充满自信，理性思维逐渐萌芽，于是，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其契机便是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

（四）周朝的文化维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铜是与礼乐相伴而生的，古人用青铜制作礼器和乐器，通过礼乐祭祀天地、祖先，同时教化民众，使民众得到文明的教养。

商周时期，礼乐思想和礼乐活动逐步发展了起来，并成为后世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文明”思想的重要基础。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朝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另一方面实行文化上的转换革新，正如《诗经·大雅·文王》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朝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尽管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依然以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为基本原则，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宗法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周朝的另一文化创新，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的“制礼作乐”。历史上有“周公制礼”的说法：西周开国之初，周公曾主持制定礼乐，对以往的制度进行补充、整理，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并逐渐形成了较系统的礼乐文化。正如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范文澜曾指出：周文化是一种“尊礼文化”。王国维也认为，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这些论断深刻地指明了“礼”在周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周朝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

周朝推行的种种制度礼典，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周初统治者还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思想趋向，皆肇始于此。

（五）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竞相争霸。据史料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然而，在这充满血污与战乱的动荡时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奏出了辉煌的文化乐章，并长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1.私学兴起

西周时期，秉承了殷商时的“学在官府”，贵族才有机会学习，普通人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东周时，各诸侯国相继崛起，原本垄断的官学开始转变为私学。而这一切的开端，就是孔子创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学，从此打开了阶级底层的人的学习之路。私学的出现，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2.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个以大变革为主要特征的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在此背景下，诸子蜂起，先后兴起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学派，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以尊“天道”尚“自然”的道家、以强化法令刑律为主的法家、以“兼爱”“非攻”为主张的墨家、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的阴阳家等，百家争鸣，宣扬各自的思想学术观点，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3.元典创制

从孔、孟、老、庄到商鞅、韩非等许多创立诸子学派的古代先贤，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著成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人文精神、天道自然的宇宙生成论、忧患意识等，以及阴阳、道器、有无、理气等范畴，在诸子辩难、百家争鸣中已传扬开来，为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垂范立则，建造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哲学、文学、史学全面繁荣，气势恢宏，陵驾百代，呈现出中国文化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局面。

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得到充分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容和方式，大多没有超出诸子百家的视野。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时期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