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虹》后之《霞》：“时代女性”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说(1)

茅盾的第一部长篇，1929年的《虹》，其主人公“梅女士”的原型，在文学史界已经不再是一个必须为尊者讳的题目，讨论已经很多。我简单重述一下各家大致同意的“事实”：茅盾1929年寓居日本，其时开始同居的女友秦德君，告诉茅盾她的好友胡兰畦的故事，3月起茅盾就秦德君的描写，勾勒了《虹》的主人公形象：梅女士（“梅”应“兰”）是“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

《虹》以1920－1925年中国的政治动荡为背景，原拟续篇《霞》叙述1925－1930年的事（茅盾在“跋”中说“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胡兰畦出生于1901年，小说中梅女士出生年月不那么明确，但也是二十多岁的事，都是世纪同龄儿。

1985年出版的《胡兰畦回忆录》附有一些20年代照片，那时的照相技术太让人遗憾，但胡兰畦的确引人注目，难说一定是绝世美人，却看得出身材高挑，浓眉大眼，健壮硕美，在当时的中国女性中，可能很惹眼。

须知，秦德君自己是漂亮得出了名的（胡风夫人梅志回忆40年代已届中年的秦德君“雍容华贵”；柳亚子在40年代末还有诗称秦“雪肤花貌”），可见秦德君对茅盾描写的胡兰畦形象，肯定有某种与中国传统女性美一般概念很不相同的东西，或许是当时只有枕头上才说的东西，打动了茅盾：胡兰畦有某种“时代女性”的身体特征，可以写成时代精神的形式。

吾友陈建华在研究茅盾从《蚀》三部曲到《虹》的创作，检查了茅盾塑造的一系列新女性形象，发现这是从晚清以来女子的“值得欣赏性”之一大变：“经过茅盾的一番革命化狂想，这些时代女性显得元气充盈，不像鸳鸯蝴蝶派笔下的女子那么温顺柔媚，也不像新感觉派那么苍白无血”，她们有“模特儿式魔鬼般身材”。《蚀》中篇三部曲中的性感女子，革命方向颇为混乱，要到长篇《虹》中，这个健美的女性，才真正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成为历史方向的象征。

在《虹》的结尾，在梅女士找到了历史的方向后，她的“革命”性肉身，完成于一幅再无掩盖的图画：在五卅运动的上海，梅女士不满足于幕后组织指挥，直接到街头冲锋陷阵，被高压水龙冲击。她赶回到指挥部开会，“单旗袍已淋湿，紧粘于身上，掬出尖耸的胸部。聚集在指挥部的六七位青年看见梅女士像一座裸体模型闯进来，不由得发出一声怪叫”。

这场面之生动，在革命小说中独一无二，让人想起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那袒露上身高举战旗的女性，而街垒上尚未战死的男人，眼光都集中到那两点而热血沸腾。《虹》丢弃了老式《玉梨魂》恋爱＋革命模式，提出女性身体＋时代精神新模式，而女性身体的“投亮”之处，则是革命性的乳房崇拜，这是一个完全违反中国传统心理的 “性感凝视点”。

《虹》无尽无穷至今余波未息的后事中，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小说与自传之间的互动：1978年茅盾发表回忆录，对《虹》背后的故事一字不提；1979年秦德君在香港刊物上爆“茅盾艳事”内幕，文学史界为之震动，秦的说法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虹》的故事出处。后来秦德君出版自传，把她当时对茅盾如何讲胡兰畦，更详细地重述了一遍；1985年胡兰畦回忆录，对自己在1925年前的经历，叙述更为细致生动。

这两个女子的回忆录，与《虹》中的有些细节之应合，令人惊奇，让人感叹她们对细节的记忆力竟然如此准确：例如婚后极其失望的梅女士从成都下重庆，正好在路上与她心中的情人错过，只看到对面来的轿子上垂下的苍白的手，她心里一动，却未停下，竟成永别；又如泸州师范的体育教师兼童子军教练，特别热心好事，搞了一场提灯夜操，这在小说与传记中都有；再如《虹》的开场，是梅女士出川见到的三峡船航之惊心动魄，而《胡兰畦回忆录》，写的是出成都三江汇合处水势之险。

我不是说胡兰畦的回忆有意攀附《虹》的情节，以证明自己就是梅女士。胡兰畦逃离包办婚姻的丈夫，五四前全川轰动；胡兰畦与杨森的诸多妻妾“共同主持进步事业”，但最后杨森要她做小姨太，却被她断然拒绝；胡兰畦后来作为四川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胡兰畦的这些经历，也就是《虹》的主要情节框架，不需要这些细节的影证，梅女士的模特是胡兰畦无可置疑。

其实茅盾的自传，也不免受自己小说的影响。《虹》结束于上海街头的五卅示威。1925年五六月，走上街头的是茅盾自己。他在1981年的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详尽描写了那几天在上海街头的经历，其中甚至写到明知会挨水龙冲击，茅盾在此书中说，他的妻子孔德祉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说：“偏不穿雨衣，显示我们什么都不怕。”（不穿雨衣的结果，自然是上引的妙句“像一座裸体模型”的来头。）甚至《虹》的最后一句——“自行车队给街头群众送来命令‘包围总商会去’”——茅盾的自传都仔细写到了。

我不是说秦德君、胡兰畦、茅盾写自传时作伪，让历史往《虹》上靠，我认为是“生平模仿艺术”，小说写出了本人可能忽视的细节，写自传时，生平的记忆点自然被“记忆”照亮。“文革”后几年内，有关的三个人，竞争似的给《虹》添加背景，这个奇妙的局势，把文学史逼到了文学之外。梅女士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携带着胡兰畦的灵魂，体验着茅盾秦德君的经验，取得了自己的生命。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有如此炫目的实证背景。

既然第二部《霞》没有写出，我们就无法知道梅女士在1925年后，会有些什么故事。但是在《虹》里，梅女士曾到一个法国神父那里学习法语，准备留学，却颇为犹豫（秦德君在1924年得杨森资助留法，未能成行）。革命进入高潮，出国留学的计划就置之脑后。那么，我们可以问：一旦革命再度进入低潮，梅女士是否又会考虑按原计划出洋？

胡兰畦倒是果真出洋了：从1930年到1936年，三次到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前后7年。出洋后的胡兰畦，简直比梅女士更加梅女士：1932年底，由于在德共的群众大会上演说，被警察密探注意到了，1933年春国会纵火案发生，她与德共积极分子一起被捕，关进政治犯单身牢房。放风时德国女同志告诉她，作为外国人，她可以争取递解出境。她按这方法上诉，三个月后被驱逐出境到法国。在巴黎，她的回忆《在德国女牢里》先在巴比塞主持的《世界报》连载，迅速被翻译成俄英德西等文字，引起轰动，胡兰畦成为敢在西方迎战法西斯的中国英雄女作家。凡是经过巴黎的各界名流，张发奎、冯友兰、冯沅君等，都要设法会见她。胡还作为中国代表，与阿拉贡和马尔罗等一起出席了1935年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高尔基特别赏识她，特地由苏共提供一套公寓，让她在莫斯科写作。1936年胡兰畦再过莫斯科时，高尔基去世，在隆重葬礼上，苏联领导人抬棺，她与高尔基那位出名的儿媳妇同为执绋人。邹韬奋见到胡兰畦后，约她重写中文稿，1937年由《妇女生活》连载，并由生活书店出版，半年内重版三次，成为抗战前出版界的一个兴奋点。这本书如此有名，以至于胡兰畦晚年写的回忆录，全部略去在德国坐牢的经历，以免重复。

茅盾在小说中称梅女士为四川女界“出名的暴发户”，真给他说中了。只是这次名声响到国际上去。不过胡兰畦真是中国留学生中唯一在西欧做过政治犯的人。如果坐牢也是文化接触的一种特殊方式，那么胡兰畦是中国留学史上第一人。

在茅盾小说的理想境界中，女性的革命式性感，必须与历史潮流结合，才能融合成时代精神。但是历史潮流流在哪一条河床里？是否只要有此意图（或称觉悟）就能顺利地进入“正确”的历史潮流？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种黑格尔－马克思式理想，在实践中无比困难。连胡兰畦那样敢于冲锋在历史的风口浪尖的人，也会发现“政治错误”（到60年代明白地叫作“跟错人，站错队”）这个鬼魂，恐怖地追踪着每一个“进步青年”。而且，越是漂亮性感的女子，越是积极进取的心灵，越容易把这种结合弄得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