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虹》后之《霞》：“时代女性”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说(2)

北伐之梦与胡兰畦的第二次婚姻一起结束后，胡兰畦到尚称国民党左派的朱培德江西省政府做妇女工作。1929年蒋介石解朱培德职，抢在解职令生效前，省政府派胡兰畦到欧洲考察救济事业。1930年胡兰畦到德国，在柏林大学报名，先学语言，因此她参加了德共支部的活动。该年10月，胡兰畦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柏林分组”，领导人是成仿吾，成仿吾以《共产党宣言》为教材，帮助她学德语。由于胡兰畦与何香凝同住，宋庆龄在柏林居住二年，也与胡兰畦熟悉。

一如梅女士，30岁的胡兰畦是个讨人喜欢的少妇，尤其是名人特别喜欢她（访客之多，“学校里几乎要为梅女士特设一个号房”）；她还特别会在大会上演说（“鼓掌声便像风暴似的卷起来，仿佛那座讲台也在梅女士脚下轻轻颤动了”）；甚至敢于动手，抡起椅子与桂永清等国民党军官生大打出手（叫人想起梅女士骑马来往的英姿）。但是她在国外的第一个麻烦马上出现了：当时党小组的几个同志常说宋庆龄坏话，认为她是国民党的下台政客。胡兰畦多次争论，“彼此动了感情，达到近乎翻脸的地步”。如今写回忆录，胡兰畦当然理直气壮，但是当时，她争辩说宋庆龄是革命者，根据是否充足，真是很难说。这场争论给胡兰畦此后的命运种下祸根。

1931年10月宋太夫人去世，宋庆龄不得不用最快的方式，走西伯利亚铁路赶回国。她请胡兰畦以她的秘书身份陪同。宋庆龄放弃自我流放归国，自然国民党当局极其重视，从满洲里到上海一路隆重迎接，在葬礼上，宋家让胡兰畦作为亲属，站在“宋美龄夫妇”之后！为此行，国内各种报刊大量采访胡兰畦，甚至用她的照片作封面人物。

1932年初胡兰畦按原计划又乘船回到德国“求学”。她依然参加德共的中国小组，却因为一次由她主持的群众大会提了“南京政府”一词，小组的同志议决开除她的党籍。胡兰畦上诉中共和德共中央，两边都认为不应开除，但是这种留学生党小组实际上归属不明，一旦基层有人作梗，就很难迅速解决。此时正值纳粹党上台，形势日紧，胡兰畦就干脆应德共中央邀请，成为他们的宣传鼓动员。一直到被纳粹逮捕入狱，递解法国。此后德共组织已经破碎，恢复党籍问题就无人能帮助。胡兰畦一辈子是个“开除党籍分子”，为此受尽折磨。

如果当时在欧洲，胡兰畦能看到此后的无穷危险，她或许能处置得更积极一些。但是她看来不一定“认准了革命道路”，而是不在乎，卷入其他政团的活动。

几个月后，1936年初，胡兰畦第三次到欧洲，这次就不再用“留学生”名义，而是帮助陈铭枢进行国际联系。不料到达苏联后，正逢大肃反，“不知什么人”写信给苏共中央，说胡兰畦是托派。苏方立即严密监视，中国“同志”也避之如瘟疫，陈铭枢也不再搭理她。胡兰畦哭诉无门：法捷耶夫、胡愈之等人都表示同情，但无从搭救。胡兰畦侥幸离开苏联，狼狈归国。

这就是胡兰畦30年代的出洋生涯，几乎是梅女士在川南与上海生活的国际翻版：头脑聪明（有几个中国学生能用德语作大会演讲），思想积极，敢于出头，是个理想的政治活动分子。像在《虹》里一样，她容易出名，也更能引来流言蜚语甚至恶言诽谤。只是30年代的欧洲，背后受“同志”攻击，就不是在《虹》里那样，只消高傲地嗤之以鼻，就能对付。

30出头，应是更有成熟的风韵。胡兰畦模模糊糊提到她在德国与几个中国或西方男同志的“友谊”，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桩男女感情之事。这似乎不符合胡兰畦的形象，但是却是“梅女士性格”的内在逻辑。

陈建华分析茅盾从《蚀》三部曲到《虹》的一系列性感女革命者形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她们可以成为革命队伍的‘模范公妻’，而不愿从属于任何一个男子；她们对自己的性欲采取放纵主义，却不溺于此，仿佛更崇仰灵的价值。”陈建华说的不是“共妻”。

所谓“公妻”，是人们（尤其男人）很愿意看到自己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视的对象。但是有注视就有争夺。既然梅女士在川南师范弄得男女教师（都是些“自命进步”者）人人侧目，胡兰畦此后在“为革命留洋”的中国同志中，遭遇不会很不同。

胡兰畦在名人洋人中周旋的本领，绝对是女人（哪怕革命队伍中的女人）招祸的因由。从胡兰畦自述看来，她未必不喜欢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利用她作招牌的政治力量，能否保护她到底，就是大问题。胡兰畦被纳粹关牢房并驱逐到法国后，法国的中共组织就她的党籍问题，征求在德国的中共小组意见，得到的回信竟然是：“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

“女性活动”，说白了，就是“艳名”。与梅女士在川南的故事，如出一辙。须知，在《虹》中，“女性活动”，恰恰就是梅女士象征时代精神的因由。可见时代精神，赋予形体之后，哪怕在革命党中，都是争议无穷。长得太吸引人，就无法明哲保身。

归国后，胡兰畦更为出名：1937年底上海抗战时，胡兰畦组织了一个战地女子服务团，参加十九集团军，到沪西战场作鼓动，又一次大名远扬。长途跋涉撤到西南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少将指导员，是中国第一个女将军。后来她到江西办孤儿院农场，抗战后帮助李济深集团工作，1948年底，战火纷飞之中，远赴中原，策动张轸部起义，然后回到上海，当时秦德君参与上海地下党领导，让胡兰畦加入中共地下工作。

但是一解放，胡兰畦又发现每个人都避着她。她给从青年时就深交的陈毅市长写信，以前曾多次给她布置任务的潘汉年，代表组织找她谈话，说“有人对你有看法，认为你社会关系太复杂”。在她90年代的一篇回忆采访中，她声称她1937年与陈毅曾订终身（胡兰畦回忆录写到他们战地相逢，“彻谈终夜”），但项英当时要求她坚持地下工作，只能暂时分手。因此潘这次又说：“人家已经有妻有子，还找干吗？”革命队伍女性，一样有个如何嫁人的问题。

胡兰畦只能到华北大学工学院，做总务管伙食。此后当然每次运动都躲不了审查。据谢泳说，1957年右派本来没有她，她却去看望已成头号右派的章伯钧（因为章坐国民党牢时，她就去看望过），由此带上帽子，57岁下放农村，劳动20年，到1978年才平反。

从《虹》中的种种隐词来看，茅盾看来也感觉到他构筑的梅女士，今后的道路多灾多难。例如在“二百四十号”指挥五卅运动的梁刚夫，属于什么党派，一直没有说明，梅女士与此男子，有相互吸引之处，个性冲突却相当严重，不太可能在今后互相爱上，给全书一个爱情与革命共同胜利的美满结局。

《虹》中甚至说梅女士在五卅前，“接触各方面的政团人物，拿一副高傲脸孔给梁刚夫他们瞧瞧”，甚至“梅女士真觉得自己独立门户的年头是很对了”。对组织如此态度，茅盾的确给梅女士设计了一个不可能“走对道路”（也就是嫁对男人）的前程。

放弃写《霞》计划，茅盾推说是“人事倥偬，遂不能复续”，暗示没有秦德君，梅女士及其原型就一道消失。实际上按已定的梅女士性格，不可能写出《霞》，历史本来就不是精神史，而是权力史。

胡兰畦的遭遇，就是证明。当然，胡兰畦的自述，未必如此，难以全信；梅女士的逻辑，却未必不如此，不可不信。要做“时代女性”，要真正进入革命潮流，不能嫁给时代做“公妻”，必须嫁给能代表组织的男人。而随着叛逆与性感时代的结束，英雄末路，美人迟暮。那些趁自己美貌时嫁给革命的女人有福了，梅女士们如果活到中年以后，不可能有个自尊的晚年。

90年代，胡兰畦已经又聋又瞎，长年孤身住病房。看来切身体验到医院病房的照料态度吧，中国“劳保制度”正在解体，但是对老革命照顾备至。谁是“老革命”，依党龄计算。根据某篇采访，偶然有人看望时，胡兰畦总是泪流满面，哭诉“我是1930年入党的，但现在只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当时已经解体，只是对于“老革命”还是照料备至，当然1978年入党，就轮不上。

看来梅女士再特立独行，到失去象征时代精神的体型后，就是个平凡又平凡的女人。

1994年胡兰畦去世于家乡成都。2001年我重读《虹》，终于理解了梅女士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