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培根人生论(11)

现在，为充分说明友谊的这第二种功用，我们再一谈那个显而易见，流俗之人也可以注意到的事情，那就是朋友的忠言。赫拉克里特在他的隐语中说得好，“光明永远最佳”。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诤言中所得来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中所出的光明更是干净纯粹，这是无疑的：一个人从自己的理解力与判断力中得来的那种光明总不免是受他的感情和习惯的浸润影响的。因此，在朋友所给的诤言与自己所作的主张之间其差别有如良友的诤言与谄佞的建议之间的差别一样。因为谄谀我者无过于我；而防御自谄自谀之术更无有能及朋友之直言者也。诤言共有两种：一是关于行为的，一是关于事业的。说到第一种，最能保人心神健康的预防药就是朋友的忠言规谏。一个人的严厉自责是一种有时过于猛烈，蚀力过强的药品。读劝善的好书不免沈闷无味。在别人身上观察自己的错误有时与自己的情形不符。最好的药方（最有效并且最易服用的）就是朋友的劝谏。许多人（尤其是伟大的人们）因为没有朋友向他们进忠告的原故，做出大谬极误的事来，以致他们的名声和境遇均大受损失，这种情形看起来是很可惊异的。这些人有如圣雅各所说，“有时看看镜子，而不久就会忘了自己的形貌的”。讲到事业方面，一个人也许以为两只眼所见的并不多于一只眼所见的；或者以为局中人之所见总较旁观者之所见为多；或者以为一个在发怒中的人和一个默数过二十四个字母的人一般地聪明；或者以为一枝旧式毛瑟枪，托在臂上放和托在架上放一样地得力；他可以有许多类此的愚蠢骄傲的妄想，以为自己一身就很够了。然而能使事业趋于正轨者还数忠言。而且，假如有人想采纳别人的忠告，而愿意零碎采纳，在某一件事上问某一人，在另一件事上问另一人，这样的办法也好（这就是说，总比他全不问人的或者好一点）；可是他冒着两种危险；一是他将得不到忠实的进言；因为所进的言论必须是来自一位完全诚心的朋友的才好，否则鲜有不被歪屈而倾向于进言人之私利者也。另一种危险是他所得的进言，将为一种有害而不安全的言论（虽然用意是好的）一半是招致祸患的而一半是救济或预防祸患的；有如你生病请医，而这位医生是虽被认为善治你所患的病症，却是不熟悉你的体质的；因此他也许会使你目前的疾病可以痊愈而将危害你健康的另一方面；结果是治了病症而杀了病人。一个完全通晓你的事业境遇的朋友则不然，他将小心注意，以免因为推进你目前的某种事业而使你在别的方面突受打击。所以最好不要依靠零零碎碎的忠告；它们扰乱和误引的可能多于安定和指导的可能也。

在友谊的这两种高贵的功效（心情上的平和与理智上的扶助）之后还有那最末的一种功效：这种功效有如石榴之多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朋友对于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各种需要，都有所帮助，有所参加也。在这一点上，若要把友谊的多种用途很显明生动地表现出来，最好的方法是计算一下，看看一个人有多少事情是不能靠自己去办理的：这样计算一下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古人所谓“朋友者另一己身也”的那句话是一句与事实相较还很不够的话；因为一个朋友比较一个人的己身用处还要大得多。人的生命有限，有许多人在没有达到最大的心愿——如子女的婚事，工作之完成，等等——之前就死了。要是一个人有了一位真心的朋友，那末他就大可安心，知道这些事件在他死后还是有人照料的。如此，一个人在完成心愿上简直是有两条性命了。一个人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限于一个地方的；但是假如他有朋友，那末所有的人生大事都可算是有人办理了。就是他自己不能去的地方，他的朋友也可以代表他的。还有，有多少事是一个人为了颜面的关系，不能自己说或办的！一个人不能自承有功而免矜夸之嫌，更不用说是不能表扬自己的功绩了；有时也不能低首下心地去有所恳求；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但是这一切的事，在一个人自己的嘴里说出来未免赧颜的，在朋友嘴里说出来却是很好。类此，一个人还有许多身分上的关系，是他不能弃置不顾的。例如，一个人对儿子讲话，就不能不保持父亲的身分；对妻子讲话就不能不保持丈夫的身分；对仇敌讲话就不能不顾虑自己的体面：但是一个朋友却可以就事论事，而不必顾虑到人的方面。这一类的事情要一一列举出来是说不完的；总之，一个人如果是有某种事自己不能很得体地去做时，我对他有一条权言可讲，那就是，如果他没有朋友的话，那末他只有“下台”这一种出路了。

▲二十八 论消费

金钱是用来消费的，而消费应当以荣誉或行善为目的。因此，各种消费因其目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别。如果是为了国家利益，就值得倾家荡产。正如虔诚的信徒为了进入天国，就需要献出一切那样。

但是，日常的消费应以个人的财力为限。支出决不应该超过收入。要管理得当，谨防被家仆所欺骗。同时力求以低于估计的支出，收到高于它的效益。毫无疑问，要想使自己收支平衡，应把一般的花费控制在收入的一半以下。而如果想变得富有，那就只应消费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下。

即便你是一个大人物，自己动手打理自己的财产也并不会有失身份。有些人不愿这样做。也许未必是不把财产系挂于心，倒可能是怕因检点它而发现自己已破产，引起无穷的烦恼。然而你不找出伤口来，又如何能医治呢？不会当家的人一定要雇位得力的帮手。并且最好经常更换。因为新人往往比较谨慎。过问家计不多的人，至少应对财产的收支大数做出总的计划和安排。

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开销大，就必须在另一方面有所节制。比如在吃喝上花钱多，就应在衣着上节省，在住房上讲究就应减少在马厩上的花费。处处都大手大脚，将难免陷于窘境。

偿还债务时，不要急于一下还清。否则与久欠不还同样有害。—次还清债务的人还可能重走借贷的老路。因为一旦他们发现自己轻易摆脱了债务的负担，难免又会旧病复发。而一点一点地偿还债务，会使人养成节俭的习惯，这无论对他们的心灵还是财产都会有益处。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就不能不计较小节。减少自己零星的花费要比低三下四地谋求小利更为体面。对待自己的经济开支应该始终小心翼翼，但对那些一次性的开销倒不妨大方些。

▲二十九 论邦国的真正伟大之处

在一次宴会上，有人想请雅典人塞密斯托克立斯弹琵琶。他回答说，他不会弄琴，但是会把一个小城弄成一座大邦。这句话因为过于夸口，所以显得有些骄傲不逊；但是如果一般地用在一些人身上，则可算是很庄肃贤明的评论了。这句话（再用比喻的说法引申一下）可以把从事治国者之中两种不同的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如果仔细地观察一下议事和执政的各种官员，我们也许就可以发见几个（虽然很稀有，但）能使小国变为大邦，而不会操琴的人；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可以发现许多巧于弄琴可是不但不能使小国变为大邦，而且会使大国沦为小国的人，他们可能会把一个伟大而兴盛的国家引向衰败凋零的地步。并且，那些堕落的技巧智能，许多公卿大夫借之以邀宠于主上钓名于流俗者，确是除了“弄琴”之名，不值得更好的名称的：因为这些技巧智能不过是一时欢乐之资，参加宴会时虽可借以炫耀，而于他们所事的国家之幸福与进步，则无所裨益。当然，也有些公卿大夫够得上有才能（即所谓“干才”）。他们能够调理国政，不使陷于危难和明显的困境，可是若要把国家在力量，财富，国运上都增强长大，则他们断断无此能力。现在我们不管做事的人怎么样，且一谈事务的本身；就是，国家的真正伟大之处以及达到这种情形的方法。这是一个值得雄王英主常常考虑的题目；为的是他们既可以不至于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多事妄为，虚耗实力；又可以不至于因为过于卑视自己的力量而屈尊以从怯懦畏葸的计议也。

一个国家的疆土之大小是可以测量的；其财赋收入之多少是可以计算的。它的人口可由户口册卷而得见，城镇之多少及大小则可由图表而知之。然而在人事中没有比关于一国的力量的真正估计推断更为易于错误的。基督把天国不譬做任何巨大的果核或种子而譬做一粒芥子；即是一种最小的种子，但是却有一种迅速发芽及长大的特性与精神。同样，有些国家的疆土很大，可是他们却不能伸张国力或领袖他国；又一有些国家幅员很小，有如一种躯干微小的植物，然而却能为强大的帝国之基础。

坚固的城池、充足的武器装备、名贵的战马、大炮辎重等等，这一切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惟有人民的体质和精神坚强好战才是最为关键的。不仅如此，如果民无勇气，则兵士数目多寡是无关紧要的，维吉尔所谓“一只狼从不介意有多少只羊” 指的就是这个。阿比拉平原上的波斯军有如一片人海，这使得亚历山大军中的将领们不免有些惊惶；因此他们回到到亚历山大面前，并建议他到夜间再发起进攻；但是亚历山大却说：“我不愿通过偷取获得胜利”。结果他们非常从容地打败了敌人。阿米尼亚王蒂格拉涅斯率四十万大军驻于一座山头，当他看见那不过一万四千的罗马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他就说笑话道：“那些人若是使节则太多，若为战斗而来则太少了”。但是，在那天太阳落山之前，他已经发现这些人不但能够追逐他的大军，并且开始大肆屠戮他的军队了。关于数目不敌勇气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我们不妨断言，任何国家如果要伟大，其主要之点，就在要有一个善战的民族。“金钱是战争的筋肉”，这是句平常的老套，然而若是人民卑污淫靡，其两臂的筋肉无力，则金钱也不能算是战争的筋肉了。因为索伦对克瑞萨斯（当克瑞萨斯为了炫示他的富有起见把他的藏金给索伦看的时候）所说的话是说得很好的。“陛下，若是另一人前来，他的铁胜于陛下的铁，那末他就要变成这些金子的主人了”。所以任何君王或国家，除非自己的国民组成的军队是优良骁勇的话，最好不要对自己的力量估价过高。在另一方面，那些有强悍好战的臣民的君王则应当知道自己的力量——除非这些臣民在别的方面是有缺陷的。至于用金钱募集的雇佣军（那就是自己的臣民不可靠的时候的助力），所有的先例都证明任何倚仗雇佣军的政府或君主虽然可以得意一时，如鸟之张翼，然而不久将不免于铩羽也。

犹大和以萨迦的命运是永不会相合的，同一个民族或国家不会既是幼狮而又是负重的驴子；另外，一个困于租税的民族而要变为武勇好战，这也是不可能的。经国民同意而征收的租税比仅由掌权者强制征收的租税，更不容易挫伤人的勇气；荷兰的国税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特税也可算是一个例子。读者必须注意我们现在所论的是勇气的问题而不是钱包的问题。一样的赋税，不论是经国民同意与否，对于钱包的作用是同样的，但是对于人民的勇气，其作用可就不同了。因此你可以断定，凡是困于租税的人民是不适于建立帝国的。

凡是立志强大的国家应当小心，不可使国内的贵族和绅士阶级繁殖过快。因为这种情况将使平民变为农奴村夫，使他们意志沮丧，实际上成为上流阶级的奴仆而已。这就好象你在丛林中可以见到的情形一样；假如你把小树留得过密，那末你就永不会有清清楚楚的丛林，而只能有矮树野薮。同样的，在国家之内，如果上流阶级人数过多，则平民必降为贱民，其结果将至于一百个头颅没有一个配戴盔的；尤其对于那为军队之神经系统的步兵为然；如此的国家将有很大的人口而很小的力量了。

我所谈的这一点，若要找个例子来证明它，那末最好是把英国和法国比较一下：两国之中，虽然英国在疆土和人口方面都不及法国，然而和法国敌对起来，却居然不止是个敌手；这就因为英国的一般民众能成为优良的兵士，而法国的乡农则不能也。在这一点上英王亨利第七的法度（关于这个法度曾在拙著《亨利第七本纪》中详言之）真是用意深远，值得钦佩的。他把田庄农舍都规划齐一了。所谓规划齐一者，就是依他的规定，凡是田庄农舍必须要受一定限度的田地的维持，这限度就在要使那田庄农舍里的人能以生活裕如不至沦入贱役；他这种制度又使耕田的人就是田的主人而非仅仅是雇佣之徒。这样就可以达到维吉尔所形容的古意大利的性质了：一个兵强土肥因而伟大的国家。

还有一种情形（这种情形据我所知几乎是英国特有的，除了或者在波兰以外，别处恐怕是遇不到的）也是不可忽略的：就是服侍贵族和绅士的都是自由人；而这些人在武事上毫不劣于中产的平民。因此，贵族和上流人士的生活中那种种的荣华豪气，宾客之盛，礼仪之隆，一旦成为风习之后，的确都是很能引人到武功的伟大上去的。反之，贵族与上流人士的生活若是吝啬隐秘，则将使国内的武力大为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