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

今天我又去了芬特家。基姆来开门让我进去，还拥抱了我一下。在小房子里，我见到了玛丽亚、安格丽卡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们三个都坐在安格丽卡的床上。我一进去，他们就本能地靠得更近了，好像不让我看见他们正在分享的东西。我想他们以为来人是潘乔，发现是我后脸色才松弛下来。

“你应该养成锁门的习惯，”安格丽卡说，“他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安格丽卡跟玛丽亚不同的是脸色洁白如雪，但肤色的基调仍然是橄榄色或粉红色，我不知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哪一色，我想是橄榄色吧。她的颧骨高挺，额头宽大，嘴唇比姐姐的略微厚些。我看见她时，或者毋宁说我看见她在看着我时（别的时候来这儿她可从不看我），感觉好像一只指头修长细嫩却很硬的手在揉捏着我的心脏。我知道，利马和贝拉诺不会喜欢我用这个比喻，可这个说法像手套般跟我此时的感觉很熨帖。

“我又不是最后一个进来的。”玛丽亚说。

“就是你。”安格丽卡的语气非常决然，几乎是霸道了，刹那间，我都觉得好像她是姐姐而不是妹妹。“把门锁上，找个地方坐下。”她命令我。

我照她说的办了。小房子的窗帘拉了下来，透进来的光绿绿的，射进来时还带着黄颜色。我在书柜旁的那把木椅里坐下，然后问他们在看什么。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抬起脑袋仔细打量了我片刻。

“你不是记下我书名的那个人吗？”

“是。布莱恩·帕特、安德烈·亨利，还有个书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失踪的消防队》，斯派克·霍金斯写的。”

“没错。”

“你还没买啊？”他的语气中略带揶揄。

“还没呢，不过打算要买了。”

“你得去一家专营英语文学的书店。普通书店里找不到。”

“我知道。乌里塞斯给我说起过一家你们都去的书店。”

“噢，乌里塞斯·利马。”桑·埃皮法尼奥说，特别加重了“塞斯”的发音，“他会打发你去波德莱尔书店，那里法语诗集挺多的，可英语诗集不多……‘你们都’到底是指谁啊？”

“‘你们都’？”我不解地问。芬特姐妹盯着我看不见的东西来回传阅。她们不时发出大笑。安格丽卡的笑声像一道汩汩小溪。

“常去书店的人啊。”

“噢，当然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了。”

“本能现实主义者？拜托。只有乌里塞斯和他那位智利小朋友读书。别人全是一群跑腿的文盲。我全告诉你吧，他们去书店只干一件事：偷书。”

“可他们偷回去不也要读吗？”我说，略微有些气恼。

“不，你错了。到时他们把书交给乌里塞斯和贝拉诺，这两位读了后再把内容讲给他们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四处吹嘘说读了比如格诺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干的只是偷了格诺的书，没有读过。”

“贝拉诺是智利人吗？”我问道，想把谈话内容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不过我也的确不知道。

“你看不出来啊？”玛丽亚说，连眼睛都没有从正在盯着的东西上抬一下。

“嗯，我倒是注意到他的口音稍微有点异样，不过觉得他可能是塔毛利帕斯或者尤卡坦人，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是尤卡坦人啊？噢，加西亚·马德罗，你这个可怜的天真儿。他以为贝拉诺是尤卡坦人。”桑·埃皮法尼奥对芬特姐妹说，三个人同时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笑起来。

“看着不像尤卡坦人，”我说，“可也没准。反正我又不是研究尤卡坦人的专家。”

“噢，他不是尤卡坦人。他是智利人。”

“那他在墨西哥生活多长时间了？”我想找点话说。

“皮诺切特政变后就来了。”玛丽亚说，仍然不抬一下脑袋。

“早在政变之前就住在这里了，”桑·埃皮法尼奥说，“我1971年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又回智利去了，政变发生后又返回墨西哥。”

“可是我们不知道当时你们两个都回来了。”安格丽卡说。

“那段时间，我和贝诺拉关系非常密切，”桑·埃皮法尼奥说，“我们都才十八岁，是布卡雷利大街上最年轻的诗人。”

“能告诉我你们在看什么吗？”我说。

“我的照片。你可能不会喜欢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看看也没什么。”

“你是摄影师吗？”我说着起身朝床边走去。

“不，我只是个诗人，”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给我让出点空地，“对我来说，有诗歌就足够了，不过，我迟早会干起写小说这种低俗事来的。”

“给你，”安格丽卡把看完的一小叠照片给了我，“你最好按照时间顺序看。”

足有五十或六十张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是抓拍的。背景在同一房间，可能在宾馆，两张例外，是在夜晚一条光线暗淡的街上拍的，还可以看到一辆红色野马，里面坐着几个人，脸影模模糊糊。其他照片的主角是一个留金色短发的男孩，十六七岁的样子，也可能只有十五岁，还有一个人是可能比他大两三岁的女孩，然后还有桑·埃皮法尼奥。肯定还有拍照的第四个人，但此人始终没有露面。第一批照片拍的全是那个金发男孩，他穿得衣冠楚楚，越往下看身上的衣服越少。到大约第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和那个女孩出现了。桑·埃皮法尼奥穿一件紫色运动衫。女孩穿一件迷人的晚礼服。

“这是谁？”我说。

“别说话，仔细看完照片再问。”安格丽卡说。

“他是我挚爱的人。”桑·埃皮法尼奥说。

“噢，这女孩又是谁？”

“他姐姐。”

快看到第二十张照片时，那个金发男孩开始穿上他姐姐的衣服。那个有些黝黑、微胖的女孩摆出放荡的姿势，望着给他们拍照的那个不知名的人。此时桑·埃皮法尼奥还能自我控制，至少在第一批照片里是这样，他面带笑容却很严肃，不是坐在扶手皮椅里就是坐在床边。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幻觉，到了第三十张或者三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脱掉衣服（他腿臂修长，身体似乎特别瘦削而且瘦骨嶙峋，比真实生活中要瘦很多）。后面的一批照片上，在男孩姐姐始终警觉的注视下，桑·埃皮法尼奥开始吻金发少年的脖颈、嘴唇、眼睛、后背和勃起的那东西（对外表如此柔嫩的男孩来说，那东西也够抢眼的了），姐姐时而露出全身时而露出半身（只有一条半胳膊、一只手、几根指头、脸的一侧），时而只是在墙上照出个影子。当然了，没有任何人预警过我说桑·埃皮法尼奥是同性恋。（只有鲁佩提到过，但她说我也是个同性恋。）所以，我尽量别流露出自己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这感觉可是一派混乱）然后继续往下看。我最担心的事出现了，接下来的几张照片上这位布莱恩·帕特的读者开始跟那个金发少年做爱。我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想到看完这些照片后该如何面对芬特姐妹和桑·埃皮法尼奥。男孩的脸扭曲得看上去怪怪的，我想那就是所谓的痛苦和喜悦交织的表情。（或者说是虚情假意，不过我是后来才想到这点的。）桑·埃皮法尼奥的脸好像显得非常严峻，就像薄薄的剃刀或者小刀。那位正在欣赏的姐姐的表情五花八门，从暴力的快感到深深的忧伤什么都有。最后几组照片拍的是三个人在床上的镜头，看上去假装要睡觉或者对着摄影师微笑。

“可怜的孩子，看那表情好像是有人逼他去那儿的。”我故意这样说来激怒埃皮法尼奥。

“逼迫他去那儿吗？那是他的主意呢。他是个变态小子。”

“可你全心全意爱着他。”安格丽卡说。

“我是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我们之间也有很多其他交易。”

“比如？”安格丽卡说。

“比如钱。我是个穷光蛋，他是个宠坏了的富家子弟，生活奢华，到处旅行，要什么有什么。”

“可从照片上看他不富有，也没有被宠坏啊。有些照片够残忍的。”我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他家里很有钱。”桑·埃皮法尼奥说。

“所以你们去了一家还不错的旅馆。那灯光看着像在桑托的电影里。”

“他是某国大使的儿子。”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向我投来阴沉的一瞥。“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他又补充了一句，后悔向我坦白了这个秘密。

我把那叠照片还给他，桑·埃皮法尼奥放回衣兜。安格丽卡赤裸的胳膊跟我的左臂仅有一寸之遥。我鼓起勇气朝她的脸上望去。她也看着我，我猜自己的脸又有些红了吧。我的心情好极了。可是很快我又毁了这份开心。

“潘乔今天没来吗？”我像个白痴似的问道。

“还没有，”安格丽卡说，“你觉得这些照片怎么样？”

“赤裸裸的性照。”我说。

“赤裸裸的性照，就这些了？”桑·埃皮法尼奥站起来，然后坐进我刚坐过的那把木椅。他用刀刃般微笑的目光望着我。

“嗯，有那么点诗意。不过，要是我说是因为诗意而打动了我的话，我肯定是在撒谎。这些照片挺奇怪的。我只能管它们叫色情照片。不过没有否定的意思，但肯定是色情照片。”

“人们就是喜欢给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桑·埃皮法尼奥说，“这些照片让你兴奋了吗？”

“没有，”我强调说，其实我也说不准，“没让我兴奋，也没让我反感。”

“那么它就不是色情照片了。至少对你来说不是了。”

“不过我喜欢这些照片。”我承认说。

“那么只能这样说了：你喜欢，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吧。”

“谁拍的啊？”玛丽亚问。

桑·埃皮法尼奥盯着安格丽卡大笑。

“这还真是个秘密。那人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任何人。”

“如果是比利的意思，谁会在乎拍摄者呢？”安格丽卡说。

看来那位大使儿子的名字叫比利了。很贴切，我想。

不用问为什么，我已经猜出照片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我又马上开始琢磨起那个有趣的（对我来说）信息：贝拉诺是智利人。后来我又观察起安格丽卡来。但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多半是趁她埋头读尤金·萨维茨卡亚的诗集《痛苦的地方》而没有看着我的时候，她偶尔抬头望一望，然后加入玛丽亚和桑·埃皮法尼奥关于情色艺术的谈话。我又开始琢磨照片会不会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同时又想起在基多咖啡店听到的故事，说利马是毒品贩子，我想，假如他是毒品贩子，几乎可以肯定他也染指别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么多，然后巴里奥斯挽着一个极其漂亮的美国女孩（她永远都面带微笑）的胳膊出现了，她名叫芭芭拉·帕特森，还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诗人，叫塞尔维亚·莫雷诺，后来我们所有的人就开始吸大麻了。

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不过跟大麻无关，那东西其实对我没有作用），可是后来又有人引出贝诺拉的国籍问题——也许是我提起这个话题的，我搞不清楚了——然后大家都开始谈起他来。确切地说除了我和玛丽亚，人人都开始贬低起他来，他们有时从肉体和精神上多少跟我们游离开来，但是，即便保持某种距离（也许是大麻所致），我依然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有时谈论利马，谈到他去格雷罗州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搞毒品，然后卖给墨西哥城的作家、画家们。可是利马怎么可能一直跑到这片大陆的另一端去买毒品呢？人们大笑着。我想我也笑了。我想我笑得很厉害。我闭上眼睛。他们说：阿图罗让乌里塞斯干得很辛苦，现在风险更大了，他们的话刻印在我的大脑里。可怜的贝拉诺，我想。后来玛丽亚抓起我的手，我们离开了小房子，就像潘乔和安格丽卡把我们赶出去时那样，只不过这次潘乔没有在这里，没有人赶我们出去。

后来我想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三点，我发现自己直挺挺地躺在胡吉托·芬特身边。

我一跃而起。有人脱掉我的袜子、裤子和衬衣。我四处摸索着寻找衣服，尽量小心翼翼地不要扰醒胡吉托。我先是在床脚下的地板上找到了背包，书本和诗稿都在里面。我又在更远的地方找到裤子、衬衫和搭在椅子上的夹克。我在哪儿都找不到鞋子。我爬到床底下去找，可看到的却是胡吉托的几双旅游鞋。我穿戴整齐，想着打开灯呢还是就这样光着脚走出去。我决定不了，于是走到窗前。我撩开窗帘，发现自己在二楼。我向外望着漆黑的后院和芬特姐妹的小房子，它掩映在几棵树木后面，在月光下隐隐闪亮。很快，我意识到照亮那幢房子的不是月光而是就在我窗户下面亮着的一盏灯，稍微靠左一点，就挂在厨房外面。灯光极暗。我试图辨认出芬特家的窗户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些树枝和影子。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权衡是否可以回到床上继续睡到黎明再说，可我又想出几条不能这样干的理由。首先，我从来没有不跟叔婶打招呼就在外面过夜；其次，我知道回到床上我也睡不着；第三，我得去看看安格丽卡。为什么？我忘了理由，不过这时我有一种想看看她的迫切需要，看看她睡觉的样子，像条狗或者孩子那样蜷卧在她的床脚下（这情景很恐怖，但却很真实）。于是我悄悄向门口溜去，心里默默地感谢着胡吉托给了我一块睡觉的地方。再见，小内弟！脑子里思索着这个词（它源于拉丁语cognatus，congati，即内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词的坚强支撑下，我像猫一般溜出房间，来到犹如最漆黑的夜晚般黑暗的过道里，像置身于一家充满了凝视的眼睛、所有事物一触即发的电影院，我沿着墙壁摸索前进，最后，历经漫长的煎熬，细述起来让人神经紧张的痛苦之后（再加上我又讨厌细节），终于找到了从二楼通往一楼的那条坚固的楼梯。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极度苍白，双手停在半空，蠢蠢欲动又犹豫不决），两种选择轮流向我袭来。我要么找到起居室和电话，立刻给叔婶打个电话，因为这时他们恐怕已经把不止一个疲惫的警察从床上拽了起来；要么找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在左侧，紧挨着类似家庭餐室的房间。我把每个计划都思来想去，最后倾向于采用不太扰民的方案，这需要尽快溜出芬特家的大房子。我的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突如其来的意象或者幻觉的支持，我仿佛看到基姆·芬特在黑暗中坐在一把高背椅里，全身笼罩在硫黄燃烧时散发出的那种鲜红的烟雾中。我使出浑身解数，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房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可是我听不到任何人像在家里那样的打鼾声。过了几秒钟的工夫，我确信自己头顶没有危险盘桓，或者至少没有近在眼前的危险，于是展开行动。在房子的这一侧，后院的亮光隐隐约约照亮我的去路，我很快来到厨房。进去后，我松弛下有些过分的警戒心，关上房门，打开灯，然后跌坐在一把椅子里，疲惫得好像跑着爬了一英里的山路。我打开冰箱，倒了一大杯牛奶，用牡蛎沙司和第戎芥末做了份汉堡和奶酪三明治。吃完后仍然很饿，然后又做了份三明治，这次是用奶酪、青笋和两三种红辣椒腌制的泡菜。第二份三明治还没有填饱肚子，我决定再去搜些主食来。我在冰箱底层塑料盛器里找到一块吃剩的鸡肉，在另一个盘里又发现了若干米饭。我猜这可能是晚饭吃剩的——接着再找些除了三明治面包以外的地道面包，动手给自己做晚饭。我挑了瓶草莓露露喝了，那味道其实更像芙蓉花。我坐在厨房一声不响地吃着，同时思索着未来。我仿佛看到了龙卷风、飓风、潮汐和大火。接着我把炸锅、盘子和银器都洗了，清除掉碎屑，然后打开通向后院的门。离开前我还把灯熄了。

姑娘们的屋子房门紧锁。我敲了一下，轻轻地唤着安格丽卡的名字。没人应声。我朝后望去，院里的暗影和像愤怒野兽般蹿跃而起的喷泉水阻挠着我不能再回胡吉托·芬特的房间。我又敲了一下门，这次稍微加重了。等了几秒钟后，我决定改换策略。我向左侧走了几步，用指尖在冰凉的窗户玻璃上叩了几下。玛丽亚？我说，安格丽卡？玛丽亚，让我进去吧，是我啊。我又沉默了片刻，看看会有什么动静，可是小房子里面没有任何响动。我怒气冲冲地或者准确地说是怒气冲冲又无可奈何地拖着身子回到门口，然后靠着门慢慢滑坐到地上，眼里一片茫然。我感觉我最终会进去，像条狗一般（一条在这个冷酷之夜里的湿狗！）睡在芬特姐妹的脚下，像我几个小时前愚蠢又恐惧地憧憬的那样。我可能哭了起来。为了清除眼前地平线上的阴霾，我开始琢磨所有应该读的书，所有应该写的诗。后来我忽然想到，假如我睡着了，芬特家的用人会发现我在这里，然后弄醒我，把我从被芬特夫人或者她的某个女儿或者基姆·芬特本人发现的尴尬中解救出来。然而，如果是后者发现了我，我乐观地推论，他可能会以为我为了忠实地守护女儿们，牺牲了一夜甜美的睡眠。如果他们唤醒我，请我进去喝杯咖啡，我分析道，那将毫发无损；如果他们踢醒我，不由分说把我扔出去，那么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另外，我怎么向叔叔解释说我是光着脚丫子穿过整个城市回来的呢？我想这样的推理可能让我兴奋起来，或者绝望让我无意识中用后脑勺撞击了房门，不管怎么样，我忽然听到小房子里传来脚步声。过了片刻，门打开了，一个昏睡的咕哝声问我在这里干什么。

是玛丽亚。

“我的鞋子掉了。如果能找到，我马上就回家。”我说。

“进来吧，”玛丽亚说，“千万别弄出声音。”

我像个盲人似的伸出胳膊跟着她走进去。立刻就撞上了什么东西。那是玛丽亚的床。我听到她命令我上去，然后看到她顺着原路走回去（姑娘们的房子其实很宽敞），关上还留着一道缝的门。我没听到她折回来。现在这里漆黑一片，但是过了会儿——我坐在床沿上，没有按照她指示的那样躺下——我终于借助巨大的亚麻窗帘辨清窗户的轮廓。接着我感觉有人溜到床上躺下了，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那人又稍稍坐起，也许是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把我拉过去。从呼吸的气息我感觉自己离玛丽亚的脸庞只有一寸之隔。她的手指开始在我脸上游走，从我的下颏走到眼睛，合上我的眼睛，仿佛是邀请我睡觉。她的一只手，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解开我的裤子，抚摸着我的那家伙。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我说睡不着。我知道，玛丽亚说，我也睡不着。接下来的一切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具体的动作、相关的名词、动词，或者犹如花瓣般散乱掉落的解剖手册里的书页，全都凌乱地联系在一起。我在克制的沉默状态下开始探索玛丽亚赤裸的身体，玛丽亚美轮美奂的裸体，我已经喊出声了，舒服地享受着每个角落，我所到之处的每个光滑、无尽的空间，都是那么令人畅快。玛丽亚不怎么克制。她很快就呻吟起来，她的操纵动作，起先还很胆怯或者克制，当她引导着我的手把它放在无论是因为无知还是疏忽还不曾到达的地方时，她变得更加放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词能准确描述此刻的情景）。我不到十分钟就明白了女人的甜心在哪里，明白了如何揉按或者抚弄和扣压，当然，必须保持在温柔的限度内，话说回来，玛丽亚总在不断地超越这个限度，因为我的那家伙，在最初的蹂躏中被温柔款待的它，很快就在玛丽亚双手的折磨中痛苦起来。她那双在黑暗和凌乱的被子中的手，有时让我感觉就像一只猎鹰的毒牙或者小鹰，使劲地在我身上拽着，我担心会把我拉断，有时又像侏儒（她的手指就是可恶的侏儒！）在其间探索着、丈量着，后来（但我先把裤子脱到膝盖上），我爬到了她身上。

玛丽亚的大腿时而勾住我的脊背，时而又放开（我真希望一直那样，让我开心得死了也值得），我却趁机朝床的两边打量。从这个距离，我能瞥见安格丽卡床铺的影子和她臀部的曲线，两瓣屁股的形状就像从一个小岛眺望另一个小岛那样。忽然，我感觉玛丽亚的嘴唇吸着我的左乳，那感觉几乎就像在咬我的心脏。我跳了起来，猛地一用劲，想把她钉在床上（床铺的弹簧开始凶恶地轧轧作响，我只好暂时罢手），同时我以百般的细腻吻着她的头发和前额，还忙中偷闲琢磨着我们弄出如此巨大的声响居然没有吵醒安格丽卡。我甚至连自己到了高潮都疏忽了。

我们俩都忙着喘了会儿气。我问她有了高潮吗，她的回答让我匪夷所思：

“我来了两次，加西亚·马德罗，你没感觉到吗？”她一本正经地问。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没有，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你还硬着。”玛丽亚说。

“我想是吧，”我说，“我们再做一次好吗？”

“好吧。”她说。

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又达到高潮了。这次我不禁喊出声来。

“现在该我了。”玛丽亚说。

“你还没有到高潮吗？”

“没有，这回没有，可是感觉很舒服。”她抓住我的手，挑出我的食指，引导着它在阴部揉着。“亲亲我的乳头。你还可以咬咬它们，不过开始要轻点，”她说，“然后可以再咬重点。然后搂着我的脖子。抚摸我的脸庞。把你的手指放进我的嘴里。”

“你难道不更想让我……舔你吗？”我说，徒劳地想找到一种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

“不，现在别这样，用你的手指就够了。不过可以亲我的奶子。”

“你的乳房好大啊。”我说不出“奶子”这个词。

我在被子里面把衣服脱了（我忽然开始出汗了），然后迅速开始执行玛丽亚的指令。先是她的喘气接着又是她的呻吟声马上又让我硬起来。她也注意到了，开始用手抚弄我的那家伙，直到手都软了。

“怎么了，玛丽亚？”我对着她的耳朵细声轻语，好像担心会伤了她的喉咙（揉啊，她不停地轻声说，揉啊），又担心把她的一只乳头咬得太重了。

“别停啊，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依然在黑暗中微笑着，然后开始吻我。

当一切结束后，她告诉我她来了至少五次以上。说实话，我死活不肯相信居然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可是她既然这样说了，我只好相信。

“你在想什么呢？”玛丽亚说。

“想你。”我撒了个谎。其实，我在想叔叔和法学院以及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发行的杂志。“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那些照片。”她说。

“什么照片？”

“埃内斯托的照片。”

“那些黄色照片？”

“嗯。”

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战栗起来。我们的脸紧紧贴在一起还能够聊天和发出声音，这得归功于两人的鼻子创造出的空间，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她的嘴唇在贴着我的嘴唇活动。

“还想再做一次吗？”

“想。”玛丽亚说。

“好吧，”我说，心里略微不情愿，“如果你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了，请告诉我。”

“改变什么想法？”

玛丽亚轻轻地哼叫起来，我开始在逐渐炽烈的激情中加速运动。

“小心声音别太大了，我不想让安格丽卡听到。”

“你自己小心别弄出声音来，”我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给安格丽卡服了什么药，让她睡成这个样子？”

我们两个都轻声笑了，我贴着她的脖颈，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完事儿后我甚至都没有气力问她舒服了没有，我一心只想着一件事儿，那就是把玛丽亚搂在怀里慢慢地飘进美梦中。可是她却起来让我穿好衣服，跟她去大房子的卫生间。我们出来走到后院时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那是自从昨晚以来我第一次把亲爱的人看得这么清楚。玛丽亚身穿白色睡袍，袖子上绣着红色图案。她用一个丝带或者发筋把头发朝后扎起来。

我们晾干身子，这时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玛丽亚说叔叔和婶婶肯定还在睡觉，让我过会儿再打。

“那现在干吗呢？”我说。

“现在我们再睡会儿。”玛丽亚说，然后搂住我的腰。

然而，夜晚或者白天还替我保留着最后一份惊喜。在小房子的一个角落，我看到巴里奥斯和他的美国朋友紧紧地搂在一起。两个人还打着鼾。我很想把他们给吻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