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

大家一起共进早餐：基姆·芬特、芬特夫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胡吉托·芬特、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和我。早餐有煎鸡蛋、炸火腿片、面包、芒果酱、草莓酱、黄油、鲑鱼头和咖啡。胡吉托喝了一杯牛奶。芬特夫人（她看到我后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做了她称为薄煎饼的东西，但丝毫不像薄煎饼。早餐的其他部分都是用人准备的（我不知道或者想不起她的名字来，实在不可饶恕）。最后我和巴里奥斯负责洗碗。

后来，基姆去上班了，芬特夫人开始安排她的日程（她告诉我她是一家创办不久的墨西哥家庭杂志的撰稿人），我最后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只有婶婶玛蒂塔一个人在家里，她听到我的声音时像个疯婆子般尖叫起来，然后开始大哭。她一个劲地连声感谢圣母，说些关于责任的道理，又零零碎碎地说昨天晚上我“让叔叔伤透了心”，用一种与其说是训斥不如说是共谋的口气警告说叔叔大清早就在认真考虑要惩罚我了，说完这些后，我好不容易才插进一句话，向她保证我一切都很好，我晚上跟几个朋友一块儿玩得“太晚了”就不想回家，因为打算直接回大学。婶婶答应说会在上班时给叔叔打电话，她让我发誓只要我还活着，如果决定在外面过夜的话，就一定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有一瞬间我考虑是否自己给叔叔打个电话会更好，最后想想还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跌坐到一把带扶手的椅子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好。早晨余下的时光和整个白天都可以由我来随心所欲地处置，也就是说，我很清楚时间在我的掌握中，在那个意义上，我深感时光好像跟别的早晨以及别的白天（那时我就像一个孤魂，在大学里晃悠或者握着自己的处男贞操不放）不同，可是，此刻，面对变化的最初征兆，我却不知所措。我有着太多的可能性可以选择。

酒足饭饱后——芬特太太和芭芭拉·帕特森谈论博物馆和墨西哥家庭时我却像匹狼一般大吃——我略感昏沉，同时再次唤醒了我想跟玛丽亚做爱的欲望（吃早点时我尽量回避正视她，把自己的心思转移到兄弟之爱或者无私的同志情谊这些概念上，我觉得她父亲是很留恋这些概念的，他看到我这么早出现在桌边似乎毫不吃惊），可是玛丽亚已经准备要外出，安格丽卡也打算出去了，胡吉托·芬特已经走了，芭芭拉·帕特森在冲澡，只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女佣在大房子的宽敞书房里四处转悠，好像一场灾难性沉船事故中的幸存者，我想离他们远点而且急需让内心平复下来，就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后院，到芬特姐妹的小房子里舒服地待着，床铺还没有收拾（这清楚地表明床铺是由那位女佣或仆人或清洁女工——或胡吉托口中的钢铁纳卡——收拾的，这个细节强化了而不是减弱了玛丽亚对我的吸引力，我乐于增添她的轻佻和冷漠感），我回味着走向辉煌之门时依然湿漉漉的景象，我本应该哭泣或者祈祷，可我却躺在其中一张未曾整理的床上（后来我发现那是安格丽卡而非玛丽亚的床）睡着了。

潘乔·罗德里格斯捣醒了我（我想他没准还踢了我呢，但我不敢肯定）。我没有朝他的下巴狠狠地给上一拳来招呼他，完全是因为我的风度使然。寒暄过早上好后我来到后院的喷泉下洗了把脸（证明我还处于昏沉状态），潘乔在我后面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家里没有一个人，”他说，“我只好跳墙进来。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告诉他在这里过夜了（我尽量说得低调，因为我讨厌潘乔鼻孔抖动的样子，然后又加了一句说巴里奥斯和芭芭拉·帕特森也在这里过夜了），后来我们试图从后门、厨房门、前门进入大房子，但所有的门都紧锁着。

“如果邻居看见了，说不定会报警，”我说，“我们怎么解释说这不是抢劫呢？”

“我才不在乎呢。有时我挺喜欢搜索女朋友们的屋子。”潘乔说。

“不过，”我没有理会潘乔的话，“我好像看到隔壁家的窗帘在动。万一警察来了……”

“你跟安格丽卡做爱了吗，恶心鬼？”潘乔忽然问，把目光从芬特家的前窗上掉转过来。

“当然没有了。”我向他保证。

我不知道他相信了没有。不过我们只好又翻过墙，离开康德萨区。

我们走过（默默地穿过西班牙公园，来到帕拉斯街，又穿过圣马丁公园，然后走到特奥蒂瓦坎大街，白天这个时候在那地方活动的主要是家庭主妇、女佣和流浪汉），我想着玛丽亚说的关于爱情的话，她还说爱情让潘乔内心痛苦不堪。我们走到起义者大道时，潘乔的情绪才好了一些，开始谈起文学，向我推荐了几位作家，设法淡忘安格丽卡。后来我们又走到曼萨尼约街，再掉头来到阿瓜斯卡连特斯街，又向南拐进曼特宁街，最后来到泰派吉大街。我们在一幢五层高的大楼前站住，潘乔邀请我上他们家吃午饭。

我们乘电梯上到顶层。

到了那儿，我们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直接走进某间公寓，而是爬上一条通向屋顶的楼梯。在花盆以及蔓延进过道和洗衣间的蓬勃茂盛的花草中，一片如同遭到核武器袭击般灰蒙却明亮的天空映现在我们眼前。

潘乔家住在楼顶的两间屋子里。

“暂时的，”潘乔解释说，“等我们攒够了钱就搬进附近的楼房去。”

他很正式地把我介绍给母亲朵娜·潘奇塔、他的哥哥莫克特苏马，十九岁，卡图卢斯风格派诗人和该派别联盟的组织者，还有十五岁的弟弟、高中生诺伯托。

其中一间屋子白天用做餐室和看电视的地方，晚上就用做潘乔、莫克特苏马和诺伯托的卧室。另一间有点像个巨大的壁橱或者衣柜，放着冰箱、厨房器具（白天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可以移动的炉子搬出来放在过道里，晚上又放回去）和朵娜·潘奇塔睡觉用的床垫。

我们就要吃饭时又来了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家伙，他二十三岁，是他们的屋顶邻居，介绍说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我告辞前（几个小时过去，时间快得恍若一瞬）又请教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卢西欧斯·思肯，讲得自然又自信（要比我说胡安·加西亚·马德罗自然和自信得多），我一时还真以为在我们墨西哥共和国的穷街陋巷中果真有人家姓思肯。

吃完午饭后，朵娜坐下来看她喜欢的肥皂剧，诺伯托开始学习，几本书摊在桌子上。潘乔和莫克特苏马在一个池子里洗碗，从那儿可以看到大片美洲公园的风景，后面是医疗中心、儿童医院、总医院抛出的危险废弃物——看着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当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星球。

“住在这里的好处之一，如果你不介意这些近邻的话，”潘乔说，“就是上哪儿都很近，它就在墨西哥城的心脏位置。”

卢西欧斯·思肯（当然，潘乔和他的哥哥都叫他思肯，连朵娜都这样称呼他！）邀请我们去他的房间，他说家里还有点上次举办大型聚会时剩下的大麻烟。

“机不可失啊。”莫克特苏马说。

跟潘乔家占的两间屋子不同，思肯的家简直就是简朴的典范。我看不见放衣服的地方，看不见任何家具，看不见任何书（潘乔和莫克特苏马都很穷，可是在最想像不到的地方，我居然看到埃弗拉因·韦尔托、奥古斯托·蒙特罗索、胡利奥·多里、阿方索·雷耶斯的书，还有前面提到的由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海梅·萨维内斯、马克斯·奥布、安德烈·埃内斯特罗萨翻译的卡图卢斯作品），只有一张薄薄的垫子和一把椅子——没有桌子——一只漂亮的装衣服的皮箱。

卢西欧斯·思肯一个人生活，不过，我从他和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片言只语中推测出，不久前一个特别困难的女人（和她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他们离开时搬走了大部分家具。

我们抽了会儿烟，望着那片风景（我说过，这片风景基本上由医院以及绵延不绝的这种顶楼，和一片布满迅速向南移动的乌云的天空构成），后来潘乔开始讲起早上在芬特家的历险故事以及跟我相遇的经过。

他们老质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是三个人同时发问，可他们并不想从我这里掏出我还没有告诉潘乔的故事。有一阵子他们谈起玛丽亚。从我收集的信息看，好像卢西欧斯·思肯和玛丽亚曾是情人关系，而且禁止思肯上芬特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有一天晚上他俩在小房子里做爱时，芬特夫人走了进来。大房子里正举办一场派对欢迎一位刚到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聚会进行到中途，芬特太太想介绍她的大女儿——当然是玛丽亚——给这位作家——却找不着人。于是她挽着这位作家去寻找玛丽亚。他们走到小房子时那里漆黑一片，他们听到里面传来拍打声：很响亮、很有节奏感。芬特夫人绝对不会想到（如果她先动动脑筋，莫克特苏马说，就该带上这位西班牙佬回去，再独自返回来看看女儿房间究竟出什么事了），可情况却是，她不假思索直接把灯打开，然后吃惊地发现玛丽亚就在那里，在小房子的另一头，只穿了件衬衣，卢西欧斯·思肯正抽打着玛丽亚的屁股。

“抽打得可真凶啊，”卢西欧斯·思肯说，“他们打开灯时我看见玛丽亚的屁股一片通红。我其实挺害怕。”

“可你为什么抽她啊？”我生气地问，担心自己会脸红。

“他可真天真。因为她要那样。”潘乔说。

“难以置信。”我说。

“离奇事儿多了。”思肯说。

“全怪那个法国女孩西蒙娜·达里欧，”莫克特苏马说，“我知道其实玛丽亚和安格丽卡邀请她去参加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会议，后来她们就谈起性来了。”

“谁是西蒙？”我问。

“阿图罗·贝拉诺的一个朋友。”

“我走到她们跟前。我说了句，怎么样啊，姑娘们，这两个小婊子正在谈论萨德侯爵。”莫克特苏马说。

这个故事接下来的部分不难想像。玛丽亚的母亲想说点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那个西班牙佬，据卢西欧斯·思肯说，看到玛丽亚抬起和突出的腰臀时脸色明显变得煞白，以仿佛精神病发作般的焦急劲抓起芬特夫人的胳膊，拽她回去。在小房子骤然而至的沉默中，卢西欧斯·思肯听到他们在后院里说着什么，在匆匆地窃窃私语，那个下流的西班牙杂种在向可怜的芬特夫人支什么坏招，她就斜坐在喷泉边。后来思肯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向大房子的方向逐渐远去，玛丽亚说咱们继续玩吧。

“实在难以置信。”我说。

“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思肯说。

“你们被打断后，玛丽亚还想继续做爱吗？”

“她就是这样说的。”莫克特苏马说。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被这第二句话弄得更加忧虑。

“我也操过她，”莫克特苏马说，“她是墨西哥城最放荡的女孩，但我从来没有抽过她，绝对没有；我不喜欢那种变态的把戏。可我绝对知道她好这样。”

“我也没抽过她，伙计，事实上玛丽亚太迷恋萨德了，她想尝试一下抽打屁股的感觉。”思肯说。

“玛丽亚可真了不得，”潘乔说，“她读书又特别认真。”

“你们接着又做爱了吗？”我问，我记不得当时是压低了声音还是吼了出来，但我肯定记得自己长长地吸了几口大麻烟，他们好几次请我传递一下，说那不是我一个人专享的。

“没错，我们继续做了，我继续抽打她，不过越来越轻了，不知怎么我不再那么上瘾了。我担心她妈妈过来逮住我，虽然她从此再没有出现过，我也不怎么想操了，好像兴致已经萧索了，我就想出去，想看看派对进行得怎么样，我想可能来了些著名诗人，包括那位西班牙作家、安娜·玛丽亚·迪亚斯、迪亚斯先生、劳拉·达米安的父母，诗人阿拉莫、拉瓦卡尔、贝罗卡尔、阿特米奥·桑切斯，电视演员阿梅丽卡·拉戈斯，当然我还有点担心玛丽亚的母亲会再次出现，然后这次是带着个混账建筑师，这样我就真的玩完了。”

“劳拉·达米安的父母也来了？”我问道。

“那个圣洁女神的父母亲自来了，”思肯说，“还有些别的名流。相信我，我看到了那些东西。之前我曾在窗户外头看过他们，还跟诗人贝罗卡尔打过招呼。我上过几次他开的研讨班的课，但我说不准他还记着我没有。我想自己大概饿得太厉害了，想想他们在另一个房子里大吃大喝，就已让我垂涎。当然我不在乎跟玛丽亚在那里露面，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通。我感到精疲力竭，大概是做爱的缘故吧。但说真的我并没有一个劲地想这事儿，你知道吗？我没有想玛丽亚的嘴唇，也没有想她的口水……”

“饶了我们吧。”潘乔说。

“少啰唆。”他的哥哥说。

“别这么慢条斯理了。”我这样说的目的是不想被忽视，事实上我感觉已经被彻底耗干了。

“哦，我就这样跟她说了。我说：玛丽亚，我们下回再做或者改天晚上再来吧。我们一般都是在这里搞，在我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掌握时间，但她从不过夜，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离去，简直痛苦死了，因为我老得送她回家。那个时辰，我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回家。她回答说继续，别停下来，太好了。我想，她是说我应该继续抽她的屁股。你们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吗？（潘乔说差不多吧。）于是我又开始抽她，用一只手抽她，另一只手抚弄她。说真的，我们完事得越早越好。我随时准备着完事。可是，当然，她要不到高潮，我也不会的。这荡妇的要求没完没了，我简直要疯掉，所以我抽得越来越重。抽她的屁股、她的大腿。你们干过这种事儿吗，伙计们？我向诸位推荐。首先是那声音，那抽打的声音，虽然有点不对劲，但会让你神魂颠倒。那感觉就像一盘炖熟的菜里有那么点新鲜的生菜。但是，这时抽打声好像跟你正在做的咬合在一起，那姑娘的呻吟声，玛丽亚的呻吟声，跟抽打声咬合在一起，你打她一下，她就呻吟一声，那呻吟声变得更加响亮，高潮来临的瞬间，你能感觉到她的屁股都燃烧起来，你的手掌也燃烧起来，你那家伙开始像心脏般跳起来，扑通、扑通、扑通……”

“你这牛可吹大了，哥们儿。”莫克特苏马说。

“我发誓说的全是真的。她的身子也跳个不停，她的屁股在跳，她的大腿也颤跳着。我知道，因为每次我抽过她，我都会抚弄她，都会抚摸那里，我注意到了，我实在感觉太刺激了，我得尽量别达到高潮了。她不停地呻吟着，我抽她时，她的呻吟声就更猛烈了。我不抽她的时候，她也一个劲儿地呻吟（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是我抽她的时候，呻吟就更激烈了，我是说那呻吟声，好像她的心都碎了，我成心想折腾她，可是不能这样干，她会疯了的。跟玛丽亚在一起就有这个问题。跟玛丽亚做可能非常刺激，可你得照她的路子来。”

“然后呢？”我说。

“她高潮了，我也高潮了，就这样。”

“就这样了？”莫克特苏马说。

“就这样了，我发誓，我们开始清理——当然了，我是自个清理的，梳了梳头发什么的，她穿上裤子，我们就去看派对进行得怎么样了。后来我们就分开了。跟她分开是我的错误。我开始跟贝罗卡尔交谈起来，他正好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里。后来诗人阿特米奥·桑切斯跟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走过来，据说那女的是《埃尔瓜约罗特》杂志的副主编，我当场问她杂志要不要诗歌、短篇小说和哲学短文。我告诉她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表过，我跟她说起我兄弟莫克特苏马的翻译作品，我说话的时候一边还用眼睛的余光搜索着食品供应台，因为我忽然间饿得要死，这时我看见玛丽亚的妈妈又出现了，她爸爸紧跟其后，紧随几步就是那位著名的西班牙诗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把我赶了出去，警告我，永远不要再踏进他们家。”

“玛丽亚就没有任何动作吗？”

“没有。她什么反应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起先还佯装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好像跟我毫无关系，可是，老大，后来就再也装不下去了。形势已经很明朗，他们就是要像条他妈的狗一般轰我出去。让我难为情的是他们当着贝罗卡尔的面这样对待我。说老实话吧，当我被推到门口时，这杂种可能在偷偷地笑呢。我不相信有一阵子我还真有点钦佩他。”

“你钦佩贝罗卡尔？你真是个傻蛋。”潘乔说。

“其实，开始他对我挺好。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你们是墨西哥城人，你们生长在这里，可我到这儿时一个人都不认识，没有一个他妈的比索。那是三年前，我二十一岁。当时一个困难接一个。贝罗卡尔帮了我很多，让我进他的作家班，把我介绍给可能会给份工作提携我的人。我就是在这个作家班上认识玛丽亚的。我的生活就像一首波莱罗舞曲。”卢西欧斯·思肯说，忽然换上一种如梦如幻的声音。

“接着讲：贝罗卡尔看着你笑呢。”我说。

“不，他没有笑，是我觉得他心里偷偷地笑。阿特米奥·桑切斯也看着我，但他完全晕了，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位副主编，我想她一定吓坏了，何况她完全可能被吓坏，因为玛丽亚妈妈的表情足以让你不寒而栗。我发誓，我觉得她恨不得手里抄把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慢慢后退着往外走，因为我还指望玛丽亚出现，指望玛丽亚从客人中间挤出来，走到她父母中间，抓住我的胳膊，然后搂着我的肩膀——玛丽亚是我认识的惟一喜欢搂男人肩膀而不是腰的女人——然后颇有风度地帮我解围，我是说然后跟我一起扬长而去。”

“她过来了吗？”

“过来？没有，至少没有在你所谓的意义上过来。我倒是看见她了。她的头在一群狗屁人物的脑袋和肩膀上方露了一秒钟。”

“她究竟有所表示没有？”

“什么破表示都没有。”

“也许她确实没有看见啊。”莫克特苏马说。

“她当然看见我了。她看到了我的眼睛里，但她就是这样。你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她盯着你，却好像没有看你，有时她能看穿你。后来她就没影儿了。于是我心里对自己说，你失去了这个人，朋友。还是悄悄离开，别再招人眼目了。这次我是真的想走了，我就要走出去时，玛丽亚的那婊子妈妈向我冲来，我以为这女人会踢我的卵蛋，或者至少会抽我。当时我想，很好，撤退得挺有序的，我最好还是跑吧，可就在这时，那婊子凑近我好像要吻我或者咬我，猜猜她对我说什么了……”

罗德里格斯兄弟一言不发。毫无疑问他们早已知道。

“她侮辱你了？”我犹豫不决地问。

“她说：真替你害臊，真替你害臊。就这么句话，她说了至少十遍，距离我只有一寸之远。”

“真是难以置信，那巫婆居然生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莫克特苏马说。

“离奇的事儿多着呢。”潘乔说。

“你现在跟她还是情人吗？”我说。

卢西欧斯·思肯听到我的话了，却没有回答。

“你们多久做一次爱？”我问。

“我都记不得了。”思肯说。

“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潘乔说。

“我不知道，只是好奇。”我说。

那天我很晚才离开罗德里格斯兄弟家（我跟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晚餐，甚至还能在那里过夜，他们实在太慷慨了）。我在走到起义者大道公共汽车站时，忽然觉得对家里等待我的那场漫长、复杂的讨论而言，自己的感情还没有坚韧到足以应付的程度，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兴致。

我应该搭乘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去，最后我索性从自己坐着想事、看车（或者说观察着打在我脸上的车灯）的路边站起来直奔芬特家。

我到那里之前先打了个电话。胡吉托接的电话。我告诉他找姐姐。片刻后玛丽亚过来接电话。我说想见她。她问我在哪儿。我告诉她在附近的波波卡特佩特尔广场。

“再等几个钟头，”她说，“然后再来。不要按门铃。从墙上翻过来，尽量悄无声息地过来。我会等着你。”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差点告诉她我爱她（但还是没有说出来），然后就挂了电话。因为我没有钱上咖啡店，就在广场待着，坐在一个条椅上写日记，还读了潘乔借给我的一本塔布拉达的诗集。两个小时刚过，我就立刻起身向科里马大街走去。

我跳墙前先打量了一番道路两边，然后撑到墙头，跳了下去，尽量不要踩碎了芬特夫人（或者用人）在花园这一侧栽植的花花草草。我在黑暗中向小房子走去。

玛丽亚在一棵树下等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她就吻住我的嘴，把舌头伸进我的喉咙。她的嘴里散发着香烟和贵重佳肴的味道。我的嘴里是香烟和廉价食物的味道。不过两种食物的味道都挺好。我的恐惧感和悲伤顷刻间化解。我们没有去小房子，就在那里做起爱来，就站在那棵树下。这样不会有人听到我们发出的声音。玛丽亚咬着我的脖子。小房子里安格丽卡睡得很沉，或者假装睡得很沉，我们又做了一次。后来我从床上起来，感到浑身疼痛，我知道，如果说出我爱她，疼痛就会立刻消失，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找遍每个角落，想看看是不是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叫帕特森的女孩睡着，然而除了芬特姐妹和我没有别的任何人。

后来我们又说了会儿话，安格丽卡醒来了。我们把灯打开，三个人一直聊到很晚。我们聊了诗歌、已故诗人劳拉·达米安、用她的名字命名的诗歌奖、利马和贝拉诺计划出版的杂志，聊到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生活，还聊到胡兰坎·拉米雷斯在摔角竞技场外摘掉面具后的样子，聊到安格丽卡的一位住在代比多的画家朋友以及玛丽亚在舞蹈学校的朋友们。说了很多话、抽了很多烟后，安格丽卡和玛丽亚睡着了，我熄了灯，钻到床上，又开始在想像中跟玛丽亚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