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历史的贫困及书写的空间
陈雪虎
[内容摘要]史学中历史观问题的争论有助于我们撇开当代社会诸情势中牵扯进的诸多政治意图、重大原则、道德伦理和文学商业化等复杂问题，而从根本上重新反省当代中国文学写作尤其是历史题材写作中日益僵化并且贫困的历史观。而鲁迅、冯至等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用现代的眼光去解释古事”，把握如何不将“将古人写得更死”。如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摆脱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陷阱，打开书写的空间，是当代包括文学和历史在内的历史书写和文化重建的共同课题。
[关键词]历史观 历史主义 实证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书写
当代世界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变化很大，历史哲学和历史学也发生重大波动或变革。西方学界在60年代以来，经过数重反思，取得不少成果。如美国历史学者伊格尔斯所指出的：
大家都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自从兰克以来史学家们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左右了历史学的伟大事件、人物和思想上的那种狭隘的局限而感到自豪。然而，随着增加的问题变得日愈明显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所依靠的那些乐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他们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从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已经极大地动摇了。
在当代西方，许多先锋思想家和新锐哲学家以一种突破文学与史学界限的表述方式，打破了作为他们前辈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计量史学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历史自信；他们试图对历史、进而对世界达成新理解。比如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抱怨：
历史学论文的现实主义乃是普遍文化模型的一部分……（它）指向一种正在对“现实”异化的拜物教，人们借此力图逃避自己作为意义的创造者的那种自由和那种角色。
再比如近20年来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更深切检讨学科分工下的史学自身客观主义的幻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中学者已较为熟悉的海登·怀特：
人们迟迟不肯把历史学的叙述看做就是它们最为明显昭著的那种样子：它们乃是言词的虚构，那内容更其是被发明炮制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它们那些形式与其文学的对应部分、而不是与其科学的对应部分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
显而易见，这种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观念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否定了古典史学、尤其是历史学研究专业化以来人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方式。其激烈的立场和结论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正如另一位法国学者罗杰·夏蒂埃所指出的：“哪怕历史学家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在写作，他也不是在创作文学。”作为一种专业研究，史学毕竟是以真实性为基础的，不管他是基于进化论或循环论历史观，也不管他是写编年流水账还是要构建有激情乃至有意识形态意图的叙事。
但是，史学界的争论对于文学界而言未必不是一种富有滋养的启发。如果换以文学理论的方式，或者说重新反省一下当代中国文学写作尤其是历史题材写作中日益僵化并且贫困的历史观，则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激发的、对现代历史观的重审，以及基于现实思想和体验而书写历史的现代立足点，在文学世界中、尤其在当代中国的历史题材写作中，未必不具有某种启发意义。因为就是那种为后现代主义以激进姿态所否定的传统历史观，在现代社会确实占据着某种主导地位，而且近乎可笑地日常化、生活化和庸俗化了。历史进化据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几成教条的历史观其实是值得反省的意识形态，而且并不是每个个体主体或群体主体基于现实而真正体悟和服膺的。这里并不是要鼓吹引进和移植这种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历史观，而是反省当代历史写作（主要是作为文学的“历史题材创作”）中日益贫困了的历史观以及当代历史书写的空间问题。
或许只有在当代中国，才会出现关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所谓真实性和艺术性的问题。这种问题逼迫人们二者取一、非此即彼。近年来，在新的社会情势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的牵扯进许多政治意图、重大原则、道德伦理和文学商业化等复杂的问题，而且形成了对所谓“戏说历史”、“历史演义”、“经典改编”乃至“红色经典桃色化”等诸多问题的争议甚至声讨。其实，不必整天口号地去鼓吹所谓“尊重历史”、“尊重主流”、“尊重感情”，也不要必欲争之以“历史即当下”、“历史即权力”、“历史即游戏”而简单对抗，只须思理问题的关键，即作为文学活动，我们究竟是如何地看待历史与现实的？历史与现实之于“我”的书写又有怎样的关系？是不是“我”在书写历史？又为何书写历史？
从这样的思想立足点或出发点，我们可以来看看先贤的历史写作方式和体会。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自然，关于鲁迅《故事新编》的理解历来见仁见智，但自从《故事新编》问世，人们便为它那特有的与众不同的色彩和韵味所惊奇和倾倒，人们惯常所理解的线性历史及其秩序在这里消融了，在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历史、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的随意自如的转换中，在长期积淀的传统或现实中习以为常而且冠冕堂皇的事物和行为，消失了其庄严神圣，暴露出其内在的平常、庸凡、畸形、荒谬乃至滑稽可笑。你能说这是“戏说历史”？茅盾先生赞叹道：“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故事新编”其实是鲁迅先生带领我们去凝视世俗化了的英雄和圣人，透视出历史和生命的幽微层次，揭示出文化和历史的秘密。那么，为什么鲁迅先生的历史写作会有如此魅力呢？根本在哪里？还是茅盾概括得好：“他的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这一面，而他的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则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一句话，根本在于“用现代的眼光去解释古事”，是基于作者自身所处所立的现代、以其“现代眼光”、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至于激发爱憎、古今交融，则是这种“现代眼光”的自然结果和合理应用，不在话下的。鲁迅先树立什么“尊重历史”、“尊重主流”、“尊重感情”的原则了吗？没有。相反，鲁迅先生自己宣称是不打算“将古人写得更死”，因为古人的历史书法太单一，而且在他的眼中，古人的“历史”无不映现着“吃人”。鲁迅敢于堂堂正正地宣布更愿意“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他说“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立脚点和体验即“现代”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人们把历史会看成什么呢？是一条永恒不变的，与自己永无关系的外在进化链条，还是就在作为自己身体的具体前因的“世界史”？与近几十年来许多思想僵化者选择前者的“历史主义”做法相反，鲁迅看重并信奉的其实是后者，并且强调转身的波动中的历史。作为一位心灵深邃而又敏感的文学家，鲁迅甚而常常宣言自己感到没有历史，“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中国“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命运”。你能说这仍是传统的循环论历史观吗？这种现代意识所思想和体验的，又岂是那种没有切肤之痛的进化的、客观的、外在的“历史”？而且，这种历史题材的写作绝不是针对局部的和现实的几桩事情，而是在历史把握和现实体验之后得到的严肃的洞察，而这种洞察正来自于穿越现实和历史之间障碍的“现代眼光”。显然，正如学界已经认识到的，我们既不能否认鲁迅在体验上痛感中国的“无历史性”，也不能否认鲁迅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恰恰是鲁迅的深刻所在。
经常有论者认定，《故事新编》中的人物，如羿、宴之敖者、禹、墨子等是“中国的脊梁式英雄”，而伯夷、叔齐、老子、庄子等作为传统语境中圣者贤人的符号，在鲁迅这里是完全否定和讽刺的对象。事实上，《故事新编》中的主人公都是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先圣先贤和勇士侠者，不可以被卑视；只不过伴随着恶俗闹剧般的背景和环境，主人公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意义都不断被消解、否定，最终一切真诚的主观努力都演变成“无聊”的结果。前一类人物中，羿的搏击和战斗结果使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宴之敖者复仇的坚定性却伴有自我毁灭的绝望感，墨子成功地阻止楚国攻宋却无力逃脱宋人募捐救国队的勒索，而禹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却在“万人传颂”之中不知不觉地又掉进了包围上来的淤泥中，历史的阴影最终又吞噬了他。后一类人物中，伯夷、叔齐虽是迂腐的弱者，在巨大的邪恶的环境中却能信守道德、宁死不悔，其中有其悲壮的色彩，但他们的反抗或自洁却无法改变他们弱者的地位。老子和庄子思想深刻，却也无法现实中拯救自己，反而使自己陷入“出关”和尴尬的境地，成为被人们嘲笑的对象。唯有无意义和虚无才是真实的，这其实正是鲁迅所自剖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惟其以“黑暗与虚无”为“实有”，鲁迅没有在绝望中走向虚无主义，反而在与绝望的抗争中超越历史和人生，而走进现实。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明确反对那种读后声言作品会带着“坠入孤独和悲哀去”，他反对那种动辄企图从这种历史题材创作中找到固定立场或倾向性的标签式做法。也就是说，在历史小说的世界中，应当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应当基于世界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去解构历史的躯壳，把抽象化和符号化了的历史化为具体的事件，把历史中的英雄或圣贤化解为平凡之人，使历史转化成为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你、我、他。这其实是现代眼光打通古今、让历史与现实进入同一时空的妙招。只有将抽象的过去的历史，理解为具体而日常的现代，理解为具有生命意志力的自我，才是当代历史书写和阅读的正道。
由此，我们或许也就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史取得较大成就的历史题材的作品。比如诗人冯至在1942年写的中篇小说《伍子胥》。伍子胥在诗人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伍子胥弃家逃亡无异于生命的投掷，那生命的弧线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诗人笔下的历史人物是出人意料的，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能获得认同的。在经历了战乱之后再来重述这个古代的复仇和逃亡的故事，是现代与古代相融合的真正的契机，而这一契机是饱含着诗人的体验和精神的，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正如文学史所表彰的：“浓郁的诗情与现代生命哲学的思考，融会在流水般明净而深邃的叙述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再比如，在80和90年代之交的先锋小说中，相当一些关于历史的写作，其实也是融入了当代人在僵化历史之外的别样理解。莫言、余华、苏童们的对历史的“先锋书写”，是对传统历史的解构，尤其是对在当代社会中流行的标准“历史”的消解。这种书写唤起人们对进化论的“历史”或历史主义式客观性的重审，进而启发人们对历史真实进行重构。有人把这种历史书写看成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戏说”潮的先声，其实是历史的贫困者们的绝大误会。
以上主要讨论的是历史题材作品在现实与历史结合体中“现代眼光”的主观性、生命性和体验性的一面，下面就历史事件及其认知价值这一方面谈谈当代历史书写的空间问题。鲁迅先生并不反对历史小说的认知价值，虽然在他看来认识只是小说艺术价值的初级部分——如果失却了对历史书写的主体性和精神性的把握，这种认知也往往只剩皮毛或流入偏见。他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阅读了大量欧洲西来的历史小说的鲁迅，对如何把握历史事件或真实性的艰辛必有会心。但是，可以推论的是，在鲁迅眼中历史及其叙述其实是立足于社会和文化的总体性上的，应该能够超越学院与社会的隔阂、跨越文学与历史的分工，历史是一门立足于社会的、博学的技艺：它既不应该成为一种只停留于学院内、完全实证化的“科学”，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完全游戏化、狂欢化的、商业化的虚构和想象，更不应该受到某种固定意识形态的操控而仅仅作为一种宣传。
自古以来，历史就一直受到政治权力、金钱财富和道德法律等各方面的约束，但在现代社会以来，这种约束越来越体制化、意识形态化了。有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规划，有以政治意图为指标的规定，有以娱乐搞笑为目的的浪漫化和无机化，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由于民族国家建设和整体文化安排，以及各种现代文类的规划和禁忌，历史写作领域萎缩成为文艺战线之一线，成为帝王将相的人生舞台或革命政策的宣传话筒。可以说，长期以来，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理解是日趋狭窄化的。要不是革命历史题材，要不是重大历史题材，而忽略了古代社会的民众基础、文化内涵以及日常生活和平民历程。
当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束缚还可以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现在看来，体制分工和学术合理化导致的约束对历史的伤害也是不能忽略的。还是伊格尔斯看得清楚：
至少早在西方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及东方的司马迁的时代，人们就有意识地做出努力要把历史和神话区别开来，并过去的事件进行一番真实可信的描叙。可是并没有任何尝试是要求历史学具有与自然科学的严谨性相类似的那种科学地位的。历史学这门行业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力求如实地而且忠诚地重行掌握过去的真实，但却是出之以一种美学上的优美形态，那从古典古代的西方和东亚一直持续到了最近的时期。只是到了19世纪，历史学才被转化为一种专业化了的规范而使它自己成为了由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们在实践着的一种“科学”。
这段话主要追溯了历史之于真实性的关联性，但同时也彰显了现代历史的狭窄化和科学化带来的问题，即以自然科学和历史哲学为蓝本的历史叙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听命于自然科学的规划和历史哲学的安排，历史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变得越来越纯净、空洞而且意识形态化。历时地看，文明以来的历史叙述，无数的形形色色的历史文本都在提醒我们：在那时，历史和文学一直是相互交融的，虽然在各自追求上又略有不同，前者重真实和意义，后者重人情和彩色；在那时，历史具有着与文学一样广博的视野和丰富的文类，它们追求着对过去和回忆的真实呈现；在那里，它们不仅包含着“二十四史”和各类官修书志，而且更丰富以史诗传说、民间野史、私家行状、个人笔记。在这方面，历史萎缩和贫困的教训是极为惨痛的。不幸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的研究和叙述仍然都囚禁在学院的牢笼之中，并且受到学术体制、著述纪律和考评机制的折磨和抹杀。在中国，可以发现，人物传记和历史通俗读物是何等的贫乏，而大街上却又到处都流行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谣言和笑话。所以，这样看来，许多改变历史撰述正史化和通史化的样态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比如，朱东润先生突破学术体制、撰写历史传记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同样，鼓励历史撰述的片断化、社会化的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也是有意义的。甚至，后现代史学影响下历史撰述的微观化和想象化的著述，如史景迁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也是有意义的。至少它们都是激发历史探究和想象的功能，从而成为逼近历史和现实的、一个也相当有意义的进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