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尝试集》
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要讲新诗，自然要从光荣的《尝试集》讲起。
我们的目的在乎“文艺”，即是说从新文艺创作本身上考察，不是注重新文学运动怎么起来的。我们现在谈《尝试集》，也是谈《尝试集》里面的新诗。大家知道，胡适的《尝试集》，不但是我们的新诗的第一部诗集，也是研究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首先要翻开的一册书。然而对于《尝试集》最感得趣味的，恐怕还是当时紧跟着新文学运动而起来的一些文学青年，像编者个人就是，《尝试集》初版里的诗，当时几乎没有一首我背不出来的，此刻我再来打开《尝试集》，其满怀的情意，恐怕不能讲给诸位听的了。别的什么倒都可以讲。我就本着我今日的标准从《尝试集》里选出新诗来讲罢。我今日来讲新诗，我自己感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在这个好题目之下，从头来讲《尝试集》，我自己又感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且请大家让我慢慢的讲。
看我上面的话，好像我很有把握似的，然而等我真个下手要从《尝试集》里选出几首新诗来，不是普通的选择，选出来要合乎我所假定的新诗的标准，这一来我又很没有把握。怎么样才算是新诗？这个标准在我的心里依然是假定着。《尝试集》里有几首诗，在我的心算里本来也早已选好了，并不待今天再来翻开《尝试集》看。但是，等到今天我把《尝试集》初版同四版都看了一遍，并且看了一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里胡适之先生自己论诗的文章，我乃自己觉得自己很可笑，我所干的大约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不敢说是有把握了。因为是我尊重“戏台里喝采”的，作者自己的话总比旁人靠得住些。我再一想，我的意见实在并不是同作者相反的，胡适之先生在论诗的文章里所谈的是做诗的技巧，我所注意的乃是中国自有新诗以来十几年内的新诗坛上有了许许多多的诗，因而引起了我的一种观察，什么样才是新诗。本着这个观点我来选《尝试集》里的诗，到底我还是觉得有趣。至于我这个观点靠不靠得住，也无妨就算我这一番工作是“灵魂的冒险”，等我把“新诗”这个总题目讲完了，然后是非付之公论。《尝试集》里我所选的第一首诗，就是《尝试集》增订四版第一首：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提到这一首《蝴蝶》，我不由得记起一件事情，大约是民国六七年的时候，我在武昌第一师范学校里念书，有一天我们新来了一位国文教师，我们只知道他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的，又知道他是黄季刚的弟子，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什么叫做新文学什么叫做旧文学，那时北京大学已经有了新文学这么一回事，更是不知道了，这位新来的教师第一次上课堂，我们眼巴巴的望着他，他却以一个咄咄怪事的脾气，拿了粉笔首先向黑板上写“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给我们看，意若曰：“你们看，这是什么话！现在居然有大学教员做这样的诗！提倡新文学！”他接着又向黑板上写着“胡适”两个字，告诉我们《蝴蝶》便是这个人做的。我记得我当时只感受到这位教师一个“不屑于”的神气，别的没有什么感觉，对于“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没有好感，亦没有恶感，不觉得这件事情好玩，亦不觉得可笑，倒是觉得“胡适”这个名字起得很新鲜罢了。这位教师慢慢又在黑板上写一点“旧文学”给我们看，先写晏几道的“梦后楼台高锁……”，再写元人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称赞这都是怎么好。当时我对这个“枯藤老树昏鸦”很觉得喜欢，而且把它念熟了，无事时便哼唱起来。我引这一段故事，并不是故意耽误时间，倒是想借这一件小事情发一点议论。我现在的意见是同那一位教师刚刚相反，我觉得那首《蝴蝶》并不坏，而“枯藤老树昏鸦”未必怎么好。更显明的说一句，《蝴蝶》算得一首新诗，而“枯藤老树”是旧诗的滥调而已。我以为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乎白话与不白话，虽然新诗所用的文字应该标明是白话的。旧诗有近乎白话的，然而不能因此就把这些旧诗引为新诗的同调。好比上面所引的那首元人小令，正同一般国画家的山水画一样，是模仿的，没有作者的个性，除了调子而外，我却是看不出好处来。同类的景物描写，在旧诗里尽有佳作，如什么“淡黄杨柳带栖鸦”，什么“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又如有名的“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都很好，都不只有调子，里头都有性情。胡适之先生在《谈新诗》一文里，也称引了那首元人小令，说：“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其实像这样的诗正是抽象的写法，因为它只是调子而已。如果因为它近乎白话的原故，把它算做白话诗，算做新诗，则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很是黯淡，我们在旧诗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这个意思就这样简单说几句。我们还是来讲《尝试集》里《蝴蝶》一诗。我觉得《蝴蝶》这首诗好，也是后来的事，我读着，很感受这诗里的内容，同作者别的诗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什么这好像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这回我为得要讲“现代文学”这门功课的原故，从别处搬了十大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回来，在《建设理论集》里翻开第一篇《逼上梁山》来看（这篇文章原来是《四十自述》的一章，以前我没有读过），作者关于《蝴蝶》有一段纪事，原来这首《蝴蝶》乃是文学革命这个大运动头上的一只小虫，难怪诗里有一种寂寞。我且把《逼上梁山》里面这一段文章抄引下来：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诗从略）。
这种孤单的情绪，并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一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
这一段纪事，我觉得可以帮助我说明什么样才是新诗。我尝想，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什么叫做诗的内容，什么叫做散文的内容，我想以后随处发挥，现在就《蝴蝶》这一首新诗来做例证。这诗里所含的情感，便不是旧诗里头所有的，作者因了蝴蝶飞，把他的诗的情绪触动起来了，在这一刻以前，他是没有料到他要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诗要写，这首诗便不写亦已成功了，因为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新诗所装得下的正是这个内容。若旧诗则不然，旧诗不但装不下这个诗的内容，昔日的诗人也很少有人有这个诗的内容，他们做诗我想同我们写散文一样，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他们写诗自然也有所触发，单把所触发的一点写出来未必能成为一首诗，他们的诗要写出来以后才成其为诗，所以旧诗的内容我称为散文的内容。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便是旧诗里例外的作品，正因为这首诗是诗的内容。旧诗五七言绝句也多半是因一事一物的触发而起的情感，这个情感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的，如“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又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约都是，但这些感情都可以用散文来表现，可以铺开成一篇散文，不过不如绝句那样含蓄多致罢了。这个含蓄多致又正是散文的长处。古诗如陶渊明的诗又何尝不然，一首诗便是一篇散文，而诗又写得恰好，若一首新诗的杰作，决不能用散文来改作，虽然新诗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诗的形式。这件事情未免有点古怪。我尝想，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很光明，但是偶然发现了这一线的光明，确乎是“尝试”出来的，虽然同胡适之先生当初用那两个字的意思有点不同。我又想，我们新文学的散文也有很光明的前途，旧诗的长处都可以在新散文里发展。这里头大概是很有一个道理，此刻只是顺便说及罢了。关于我所谓诗的内容在这里我还想补足一点，旧诗绝句有因一事的触发当下便成为诗的，这首诗的内容又正是新诗的内容，结果这首旧诗便失却它的真价值，因为这里容纳它不下，好像它应该是严装，而他便装了，不过这种例子很难得，我一时想起的是李商隐的一首绝句：“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这首诗是即景生情，望着远远的太阳想到什么人去了，大约真是天涯一望断人肠，于是诗人就做起诗来。诗意是说，追太阳去是不行的，——这是望了今天的太阳而逗起的心事，于是又想到明天早晨“日出东南隅”，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儿，太阳每天早晨都照着她罢！这首诗简直是由一个夕阳而变为一个朝阳，最不可及，然而读者容易当作胡乱用典故的旧诗，这样的诗的内容旧诗实在装不下，结果这首旧诗好像文胜质，其实它的质很重。我引这个例子是想从反面来说明我所谓诗的内容，不过话已经离题目远了。《尝试集》里我想选的第二首诗是《四月二十五夜》，我注意这首诗是读《初期白话诗稿》的时候，《尝试集》四版里这首诗却已删去了，现在我照《初期白话诗稿》引了来：
四月二十五夜
吹了灯儿，卷开窗幕，放进月光满地。
对着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来，遮着窗儿，推出月光，又觉得有点对他月亮儿不起。
我整日里讲王充，仲长统，阿里士多德，爱比苦拉斯……几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当年哀怨，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夜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这首诗真是写得很好。句子也好，才情也好。我羡慕不置。真是“即使杀了我，我也做不出来”。最后一句“怕明夜（按，《尝试集》初版作‘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其实是多余的，可以不要，作者的诗的情感写到“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已经完成了。我觉得这首诗可以算得《尝试集》里的新诗，这样诗的内容不是旧诗所装得下的。这首诗同那首《蝴蝶》是一样，诗之来是忽然而来，即使不写到纸上而诗已成功了。又难得写得那么好。像“放进月光满地”的句子真是写得同水银一样。“推出月光”一句也美丽得很。最后的“真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来得响亮明净，可惜作者没有就此打住。
《一颗星儿》，也是我所想选的《尝试集》里的新诗：
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时，月光遮尽了满天星，总不能遮住你。
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八年四月二十五夜）
这样的诗，都是作诗人一时忽然而来的诗的情绪，因而把它写下来。这个诗的情绪非常之有凭据，作者自己拿得稳稳的，读者在纸上也感得切切实实的。这样的诗在旧诗里头便没有，旧诗不能把天上一颗星儿写下这许多的行句来。我前次说旧诗是情生文，文生情的，好比关于天上的星儿，在一首旧诗里只是一株树上的一枝一叶，它靠着枝枝叶叶合成一种空气。“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这未必是作诗人当下的感兴，或者是前几天的事情今夜酝酿起来了，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上文，还要有下文。“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也是如此。“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都是如此。写到这里我记起一个故事，一个夜里唐朝诗人孟浩然同许多诗人在一个地方游玩，其时秋月新霁，大家联起诗来，轮到这位孟夫子头上，他得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大家叹息他这两句真写得好，群起而搁笔，这首诗乃不能完篇。我想如果要孟浩然一个人交卷，他总可以写些别的话头，而“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或者恰是他当夜的感兴，别的只是酝酿起来的，却又非酝酿一些别的话头不成其为一首诗。若《诗经》里《小星》二章：“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我们似乎可以说没有别的酝酿，因了天上的星儿当下便完成一个情绪了？这个情绪大约总是当下完成的，然而这里所写的也并不写的是星，在意义上说，星与“肃肃宵征”有什么关系呢？若胡适之先生的《一颗星儿》，便是写一颗星儿，诗的句子也写得好，清新自然，诗的情绪也是弓拉得满满的，一发便中，没有松懈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这首诗是诗的内容。若如《鸽子》一首：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迴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这里的句子也写得很好，然而不能同《一颗星儿》一样的看待，因为这一群鸽子虽然也使人抬头一望觉得好看，却至多只能写一篇散文，诗的内容则不够。我将《一颗星儿》同《鸽子》作比较，也是想使大家从例子上去体察我所说的“诗的内容”，这个内容确是与散文不同。我还想从《尝试集》里举出别的诗来说明我的意思。我读《一颗星儿》，总仿佛在这里感觉着一种灵魂的气息似的，能够吸引读者，即是能表现作者，若“一群鸽子”则一群鸽子转眼就飞了，人人可以有这一点“十分鲜丽”的感觉，要写诗人人都可以写一首诗，因此谁也不想写这一首诗。《一颗星儿》背后有一个作者，谁要照样来说这几句话一定是几句空话，那就同《老鸦》（也是《尝试集》里的诗）一样，虽然作者自己说是“具体的写法”，我总以为是照例的呼声。这回我重读《尝试集》，仍没有改变当初的印象，只是读到另外两首诗，我觉得与这《一颗星儿》都不无关系，我不免乃有一种叹息，一个灵魂真是随处吐露消息。我把这两首诗却抄引了来，一首是《一颗遭劫的星》：
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
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
那块黑云越积越大，
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
遮尽了一天的明霞；
一阵风来，
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
满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
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这首诗写得很好，如果我举出“胡适之体诗”，这首诗便应算是真正的胡适之体新诗了，句子之好，那是不待说的，我所觉得有意义的，是这个诗的内容，作者非真有一个作诗的情绪不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看作者叙他作这诗的原故，应该是一个很抽象的题目，何以这诗这么的真实逼人呢？第二节第四行“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一句，最显得切实，这不是因了叶韵的原故随便凑得起来的句子，这些地方最表现个性。这回我看了这首诗，我想我以前对于《尝试集》里的《一颗星儿》很有印象，大约是有一个道理，这《一颗星儿》一定是对于作者自己的印象很深，这里没有一点浮夸的必要，真是“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因为这是灵魂的光点，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偷偷的出现，我推想《一颗遭劫的星》便是这样非意识的写出来的，写出来乃能感人了。我还想说几句近乎穿凿的话，《一颗遭劫的星》，是作者在十二月写的，诗中景物却是“热极了！”的时候，而“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也决不是没有马缨花须打动过了的人所能在冬天炉火旁边描风捕影的，所以我们无妨硬派这《一颗遭劫的星》就是那《一颗星儿》，那时是夏夜，“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还有一首我因了《一颗星儿》想连带说及的是《尝试集》（增订四版）最末一首：
晨星篇
（送叔永莎菲到南京）
我们去年那夜，
豁蒙楼上同坐；
月在钟山顶上，
照见我们三个。
我们吹了烛光，
放进月光满地；
我们说话不多，
只觉得许多诗意。
我们作了一首诗，
——一首没有字的诗，——
先写着黑暗的夜，
后写着晨光来迟；
在那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我们写着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钟山上的月色
和我们别了一年多了；
他这回照见你们，
定要笑我们这一年匆匆过了。
他念着我们的旧诗，
问道，“你们的晨星呢？四百个长夜过去了，你们造的光明呢？”
我的朋友们，
我们要暂时分别了，
“珍重珍重”的话，
我也不再说了。——
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努力造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十，十二，八。）
这是真正的“胡适之体诗”，句子好，音节也好，没有松懈的地方。第一节末四行：
我们吹了烛光，
放进月光满地；
我们说话不多，
只觉得许多诗意。
紧接着第二节：
我们作了一首诗，
——一首没有字的诗，——
先写着黑暗的夜，
后写着晨光来迟……
我们读者读之，也感觉着这里有“一首没有字的诗”，真是写得真实自然。“你们的晨星呢？”这些都不是虚夸的情感，作者的诗意里实有此质量，故我们读着能觉其质朴，不同《老鸦》一样只是空泛的比喻了。所以我觉得作者同那“一颗星儿”是老朋友，能够在无意之中遇见。大概喜欢在晚上用功的人常忽然看见月光，因而对于月光有我们所没有的缘分。喜欢半夜里回家的人或者早行人，对于《一颗星儿》有特别的缘分，我们只可以领略，至少我个人没有此经验了。“放进月光满地”，与“遮着窗儿，推出月光”，与“回转头来，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之句，最能说是“胡适之体诗”，倘若胡适之体诗极力发展。真的，这些句子最见作者的个性，在这里无须乎要旁人的枝叶，或者是“放进月光满地”，或者是一颗星“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不过我这段话里有点语病，仿佛我认清楚《尝试集》作者是喜欢在晚上用功，或者喜欢半夜里回家似的，这岂不是一个大笑话？然而在另一意义上说，我这段话或者也有趣味，我前次讲《尝试集》选了《四月二十五夜》一首诗，称赞这诗的句子好，才情好，而今天讲到《晨星篇》又碰到“放进月光满地”的句子，作者自己大约也不记得，只是重复的写了爱写的句子，动了爱写的诗情，我也不知不觉的在这里又提醒了一下，——这或者正是我所认定的“诗的内容”很是可靠罢？新诗首先便要看这个诗的内容。
附记
前十二家的诗原系废名先生所选，今略有增减。胡适之诗在《尝试集》之外这里只多了一首《月亮的歌》，这支歌是隔了十几二十年的光阴忽然又度得这么一首月亮出现，不但好，也更令人觉得有意思。诗原载在二十六年五月出版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据编者说是得到他的一件宝贵的“贺礼”，我想那当然不是应制的东西，是他自制的而并非特为去找来送人的礼物。读过这首《月亮的歌》，我认为是诗品好，与废名谈则他说的确写得好，很不容易。可惜那时他的第一二讲已经印出来了，故我在这里重新加上去。而胡适所说的白话，以我的私意忖度之大约即是散文的意思，正如废名所修正者是也。
无心肝的月亮照着泥沟，
也照着西山山顶；
她照着飘摇的杨柳条，
也照着瞌睡的铺地锦。
诗句写得自然大雅，没有做作气固然无疑，写月亮写出杨柳来大约也是由于直寻，也老实得好；依旧不是我们轻易能比得的。与沈尹默的《月夜》正是初期的新诗人的双美了。我感觉最有兴味的还是那丛“铺地锦”来得可爱，亦很可敬，这真是一个可以有用的教训，把从前提倡新诗的八不主义无形中加以修正了，这样来一个学名，乃表现出绝不固执什么典雅或通俗与否等那种没有实益的观念了。有些很新的诗人连这个也不喜欢也原不为奇怪，因为胡适之先生最大的新诗功绩恐怕还是在白话而不在诗，但是，白话也不是容易说的东西，这正如白昼的光辉之不容人轻视，虽然现在我们已是日用而不知了；我们也可以嘲笑他在诗国里是一座“没字碑”，却是不能随手就推倒这块白石头或漠然去之，白话是时代的光荣，即使不可说伟大它也不会得是渺小的，若无白话试问我们又胡适之呢？老实说，我们今日就是无论怎样得益于知道参考古今海外的东西，也还得以白话做，还得靠它做基础吧（这我们只要看龚自珍那一篇《文体箴》近于沈痛的小文，就可知道。——自然这不能拉扯上古白话。那是历史上的感兴，却非今日实际上的批评，或，欣赏的事情）。这一点认清之后我们于诗才能有兼善之美可得。若这首《月亮的歌》是新诗的进步，乃是“铺地锦”的进步。
胡适之先生是作新诗的第一个人，而谈新诗的第一个人乃是刘半农先生（见《新青年》三卷五号）；胡先生有篇文曰《逼上梁山》，记他作诗的一个经验，但是后来的追忆，我曾在《东方杂志》上读过，后来他收在《四十自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