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的“国文讲义”

“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的“国文讲义”

“国文讲义”与《支那文学史》及《奏定章程》的关系

《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

结语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除了为“文学”的学科地位立下规模之外，还启动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活动。

林传甲撰成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出版，长时间被视为国人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经过一个世纪的操演锻炼，至今“文学史”书写已变成一项极为陈熟的作业方式，在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畛域内走进走出。然而，今天我们再回顾一百年前“文学史”的起动机缘，会发现无论是当时的撰述还是日后的批评，都存在种种错觉和误会。以下我们就林传甲这一份京师大学堂讲义做一考析，梳理其中的“文学”或“文学史”的理念，并试图澄清过去一些误解。

“中国文学史”的撰述，由外国学者草创，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只是“谁是第一”的问题，多年来学界仍然有兴趣追问。早期不少论述都重复郑振铎在1922年所说的话，以为英国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191年写成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31-35页；《我的一个要求》，36-38页）。此说后来不断被修正，最近的意见是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V。P。Vasiliev；汉名：王西里，1818-19）在18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才是世界最早（参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13-22页；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92-95页；陈福康《谈“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234-237页；陈福康《再谈“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238-239页）。

那么，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究竟是谁、什么时候面世的？这是193年代有关“文学史”的论述一个习见话题。譬如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11页）、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1-3页）、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2页）、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7页）、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2页），都提到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是国人所著的最早一本文学史；然而各人对林著的评价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负面的。这个评断很有可能源出于郑振铎在1922年9月发表于《文学旬刊》的一篇文章：《我的一个要求》。同一年的3月，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写成《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长文（后来单行出版）正如题目所言，检讨了1922年以前五十年的文学发展，而以该年教育部规定“国民学校的国文完全改成国语”，作为“文学革命”宣告成功的依据（胡适，14-15；又参古楳，46）。就在“新文学运动”已告功成的文化背景下，郑振铎充满信心地回顾前瞻，不仅评断“过去”，还要重新审视有关“过去”的书写，提出新的要求，为“新”文学开路。他在文章第一句说：“我要求一部‘中国文学史’”，然后评论所见的九本“中国文学史”。他对林传甲之作的评价是：

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36-37页）

郑振铎不满意于过往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在篇末感叹：“实际上却还可以说没有一本呢！”于是，他就自己操刀，后来写出两本重要的文学史——《文学大纲》（1927）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二三十年代涌现大量新撰的“中国文学史”，其实也是在回应郑振铎的要求，试图从内容到形式，给“文学史”的书写找出一个合乎“新时代”标准的模式。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当然引人注目；除了在大学堂流通之外，又曾在报刊连载，继而正式刊印发行全国，例如武林谋新室的刊本，到1914年已刊印六版；现时还可以见到同年广州另有存珍阁版，估计当时争刊此书的书店不少。相对于约略同时撰写，却流通不广的黄人《中国文学史》或者窦警凡《历朝文学史》，林传甲之作更容易被锁定为攻击目标。于新文学运动礛定文坛，无论教育、学术都在追寻新气象的情况下，“第一本”之称，大概招来的是“毁”多于“誉”。

事实上，郑振铎确有理由怀疑林传甲“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也不曾懂得”。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回溯林传甲这份讲义的制作目的和过程。

林传甲（1877-1922），字归云，号奎腾，福建闽侯人。六岁丧父，由母亲刘氏教养成长，后来就学西湖书院，“博览群书，旁通舆地数学”。又在湖北开办小学，学识才干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柯劭□、吴树梅等为湖南督学时，他都受聘任教襄校；太守刘若曾又请他创办辰州中学。光绪二十八年（192），他以监生资格回福建应试，考取第一名举人。接着到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光绪三十年（194），经严复推荐，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5）拣选广西知县，同年赴黑龙江，参与黑龙江的教育改革。后来更致力于《大中华地理志》的编纂。1922年在吉林省教育官署任内逝世，年四十五。著作除了《中国文学史》以外，还有：《代微积浅释》、《图史通义》、《筹笔轩课程》、《黑龙江乡土志》、《黑龙江女学文范》等等（参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序》，《吉林纪略》，249-25页；万福麟、张伯英，57卷13上下；李江晓，37-39；王桂云，47-48、46；马放，273-275）。回顾林传甲一生的事业，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段不算重要；他在京师大学堂任中文教习只短短一年。林传甲的事功应该以他在黑龙江等关外地区兴办“普及初等教育”和“女学”最为重要，众多著作中亦以“舆地、方志之学”更有时代意义。

光绪三十年（194）五月，林传甲入京师大学堂任国文教习。当时分科大学尚未成立，大学堂只有“豫备科”，附设“仕学馆”和“师范馆”。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4年1月）《奏定章程》颁行，“师范馆”改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改为“优级师范科”。林传甲到任后，就在此负责国文教学。

就在林传甲上任的那一年，京师大学堂有一份《详细规则》颁布，规定教习要在上课前一星期（至迟五日前）将讲义送教务提调察核；每学期毕（至迟十日）又要将期内所授功课做一授业报告书，送教务提调察核（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1卷231）。林传甲五月到任，马上要赶编讲义；边教边写，“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同年十二月学期完结之前共写成十六篇，就以这份讲义为学期“授业报告书”呈交教务提调。可以想象，林传甲是非常匆促地草成这份“国文讲义”的，尤其我们考虑到他要面对不同的限制和要求。

按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此科的课程共有三节：开始是“公共科”，学生在未“分类”以前共同修习，一年毕业；继而“分类科”（共分四类：第一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第二类以地理、历史为主；第三类以算学、物理学为主；第四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三年毕业；“加习科”则供“分类科”毕业生自愿留习一年，深造教育理法。

“公共科”有八科，其中有“中国文学”一科，课程说明是：

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

“分类科”共有四类，但都要修习“中国文学”科，三年课程的内容都是：“练习各体文”（璩鑫圭、唐良炎，413-424）。

林传甲到任后要教的是“分类科”课程，但他发觉班上学生，根本没有上过“中国文学”的课。于是他以半年的时间，为“分类科”学生补讲“公共科”一年的“中国文学课程”（《中国文学史》“目次”24）。林传甲说：

今“优级师范馆”及大学堂“预备科”章程，于“公共课”则讲“历代源流义法”，于“分类科”则“练习各体文字”。惟教员之教授法，均未详言。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又采诸科关系“文学”者为子目，总为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为十数章，每篇三千余言，甄择往训，附以鄙意，以资讲习（1）。以上详细交代林传甲实际教学需求和具体目标，目的在于揭示他的“国文讲义”是何等芜杂不纯的材料总汇。我们要注意的有几点：第一，按章程他要教的是“分类科”的“练习各体文”，但他要用半年去追补“公共科”的“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的课程。第二，因为章程没有说明“优级师范科”的教法，他就“越级”取资于“文科大学”中的“中国文学门”的说明。第三，他取材并不专据“历代文章流别”一科，大概因为这一科的说明太简略——只有“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一句，他只好到处张罗；先借用“文学研究法”的四十一项说明作大纲，再掺杂其他科“关系文学者”，作为子目，凑成一部讲义。第四，这个“四十一篇”的初步构想，到后来大概因为教学课时所限，也可能是教学过程中发觉难以完全发挥，于是顺着次序编到“研究要义”的第十六项就告一段落；完稿时还得自圆其说：

大学堂讲义，原系四十一款，兹已撰定十六款。其余二十五款，所举纲要，已略见于各篇，故不再赘（“目次”24）。

第五，林传甲也没有忘记《大学堂章程》“历代文章流别”的指示，于是他就在开卷时声明：

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

事实上，《奏定大学堂章程》的“研究文学要义”，与日本《中国文学史》根本是两回事；目标不同，要求不同。林传甲如何结合、能否成功结合“研究文学要义”与日本“文学史”之意，将在下一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