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国文讲义”与《支那文学史》

第二节 “国文讲义”与《支那文学史》及《奏定章程》的关系

上文提到，林传甲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草成这份“国文讲义”。他在这个学期完课以后不久，以拣选广西知县而离任，同年底又远赴黑龙江新职。一般授课讲义如果打算正式出版，往往通过不止一次的讲授试验，以更长的时间打磨修订；林传甲的讲义有没有机会再用，目前的资料不足以查考。事实上，当这一部讲义四处流通的时候，林传甲人在关外，其事业的重心也不在“文学史”。十年后，他曾经回到北京，但交往的是“中国地学会”中人，不再措心“文学”（参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序》，《吉林纪略》，25页）。其他人赋予这本讲义任何深义，与他已无关涉。

然而，今天我们重读这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确能发掘到不少深义。2年代以还，郑振铎等人批评林传甲，主要是为了拆解不合时宜的“过去”，建构新的文学传统——寻求一种配合当前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模式。此一拆建工程，可说非常成功。以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专业的学者，大概都没什么兴趣去细读这一本老朽之作。直到晚近，当时代不单容许、更催促我们反省自身的“位置”，究问一切的“理所当然”，我们才看到精彩的“林传甲研究”。

夏晓虹的《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95），最先带我们“回到现场”，看到这本《中国文学史》不外是一本“贯彻教学纲要的教科书”，不要误以为是“个人独立的撰述”（《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345-35页）；这种举重若轻的评断，自然与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思潮有关。

戴燕《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写作——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例》（1997），则比照现今和过去，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刺激我们的阅读和思维的习惯，“反思近百年来文学史著述所经历的过程”，并“借助早期文学史的桥梁去沟通古代，温故而知新”（《文学史的权力》，171-179页）。

米列娜（Milena Dle□zelvá-Velingervá）又从“文学”多义的角度重读林传甲的文学史，认为他紧守旧儒家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所谓“文学”，于林传甲而言，只是宽泛的“人文学”（humanities）。对这本《中国文学史》，米列娜只能表示失望（“Literary Histrigraph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Apprpriatin f Cultural Capital，129-134）。

上述几篇精彩的论文，让我们受益匪浅。这里可以补上的一笔是：林传甲的“文学史书写”，其实是历史上一次有意无意的“错摸”。其间的周转过程，或者可以从林传甲的讲义与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的关系说起。

（一）仿日本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之意

日本文学史的书写，可以明治二十三年（189）为一个标记。作为日本第一本的国家文学史，由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的《日本文学史》，在这一年正式面世。同年又有上田万年编选的《国文学》，芳贺矢一、立花铣三郎《国文学读本》出版；落合直文、池边义象、裻野由之的《日本文学全书》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89-1892）完成。这些著编的出现，代表日本学术中的“国学”蜕变为“国文学”的时代；一时间，与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密切相关的“国语文学”和“国家文学史”的思潮大盛。为了适应时世，汉学研究亦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新进的汉学研究者，开始借用新近输入的方法，重新讨论“支那”的“文学”。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就是这个风潮下的产物。这本《文学史》出版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全书分九期论述“春秋以前的文学”到“清朝文学”。其特色有两点：一、从地域人种风俗的殊相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色，二、以“想象”、“优美”等概念论述文学。前者源自欧洲的“国族”思想，尤其丹纳《英国文学史》（Hipplyte Taine，Histry f English Literature，1864）的“人种、环境、时代”的分析架构；后者也是从西方输入的现代“文学”规范。至于现代中国论者将这本《文学史》与林传甲之作相比时，就特别重视笹川对小说戏曲等文体的论述（参黄霖《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页；夏晓虹，348页；戴燕，176页）。

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出版后，很快就传到中国。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4年1月），也就是《奏定章程》颁行的同时，上海中西书局把这本书翻译，改题为《历朝文学史》印行。林传甲固然有可能看过这个翻译本，但他对日本资料似乎很熟悉，他说“仿其意”之所本，应该是指日文的《支那文学史》。不过，林传甲究竟掌握了几多笹川之“意”，实堪怀疑。除了主张“师其意”等比较概括抽象的说法之外，在他的“讲义”的细节讨论中，共引述笹川三次，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批评笹川《文学史》之重视元代小说戏曲：

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之风俗史犹可。（坂本健一有《日本风俗史》，余亦欲萃“中国风俗史”，别为一史。）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182）。

今天我们会觉得林传甲的文学观极端保守，其实当时戏曲小说在民间已非常通行，也开始有知识分子认识到小说的社会功能。不过，林传甲这种鄙视通俗世界的态度，却是身在建制的知识分子的正常表现；尤其在京师大学堂的环境之内，他并没有很多选择。我们注意到，《奏定章程》的众多文件中包括一份《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其中《学堂禁令章第九》有一则规定：

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璩鑫圭、唐良炎，482）。

这个禁令，大概执行得颇为认真。京师大学堂光绪三十年（194）的档案中有这样的纪录：

总监督示：查《奏章》以学生购阅稗官小说，垂为禁令。瞿士勋身为班长，自应恪守学规，以身作范。乃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既经监学查出，犹自谓“考社会之现象，为取学之方”；似此饰词文过，应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特示（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52）。

我们可以想象：林传甲要督导如这位班长一类的学生，如果他的思想不能配合，也会是相当痛苦的事。由是，我们固然不会欣赏林传甲的守旧，但也不必过于深责。反之，他从体例角度去思量“文学史”与“风俗史”分流划界的问题，似乎保存了一种严格的学术态度。可惜，他大概没有真的去编写“中国风俗史”，他的“国文讲义”的体例，也不算很严谨。

林传甲在“讲义”第九篇《周秦诸子文体》另有两次提到笹川《支那文学史》：一是论庄子，另一是论韩非子。复检笹川原书，可见《支那文学史》在这两个地方的讨论都能配合全书的宗旨，以南北人种之说立论；例如说庄子与孟子分别绍述南方老子与北方孔子的精神（57-64），韩非子的文学是南北合流的表现（69-74）。笹川又能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各家的思想文辞，赢得夏晓虹、黄霖、米列娜等学者的赞赏（夏晓虹，348；黄霖《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著作》，1页；Dle□zelvá，13-131）。

林传甲虽然引述笹川的论点，但他自己的观察点却完全不同。论韩非子“创刑律之文体”，重点在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11-111）。论庄子文辞时提及孟子，但依林传甲的体例，两者更重要的分野在孟子属“经部”，而庄子入“子部”（78、13、18-11）。又如林传甲辨屈原《楚辞》之体，结论是应入“子部”。《中国文学史》由第七篇到第十六篇，先是经、子、史等体的辨识；然后是集部的历朝各体、骈散分合等的体认。这种辨体工夫，主要从功能角度做剖析，例如说“《周髀》创天文志历之体”、“《神农》《本草》创植物科书文体”、“《孙子》创兵家测量火攻诸文体”、“《老子》创哲学卫生家之文体”。因为立足点在区别功能的异同，是“共时”（synchrnic）意味的分析描述，并没有探究“历时”（diachrnic）轨迹上的变化承传。因此，与笹川的论述倾向，明显不同。

（二）取大学堂章程以为讲义

上文指出，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各篇题旨，包括各种文体的标目，都是从《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课程中的“研究文学之要义”一节，顺次抄来，因此学者们都说林传甲这部教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章程》中有关文学研究”的规定（戴燕《文学史的权力》，7页；又参夏晓虹，35；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117-118页）。然而，经过细心查考以后，我们发觉林传甲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循规蹈矩”。

上一章分析《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门”的设计，曾指出这是一个形式上相当工整匀称的架构，具备现代“学科”的规模。虽然就“文学”定义的内容来看，其观念还是不离传统“词章”之学；但规划方式却有现代意义：论文学的本体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从历时角度讨论文学的有“历代文章流别”，从作品于读者的接受层面着眼的有“古人论文要言”；周边的支援科目有“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研究文学要义”是总纲科目“文学研究法”的说明，其范围当然广及整个课程的各个环节；这四十一款的说明与“历代文章流别”或者“中国文学史”根本广狭有别，重点不同。林传甲为了讲授“优级师范科”的课程，顺手借用另一级别、另一科目的课程说明头十六款，其效果必然超出《奏定章程》原来的设计。

再者，林传甲还有不少“不依规矩”的地方。例如《奏定大学堂章程》特别交代：“文学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璩鑫圭、唐良炎，357）；《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再声明“周秦诸子……文章家尤不能废”（璩鑫圭、唐良炎，424）。其原意固然是“尊经卫道”，却适时地带给“文学”一个“专业”的学科地位。于此，林传甲完全表现出一种反抗的态度，说：

“文学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此张南皮之说也。窃以为学周秦诸子，必取其合于儒者学之，不合儒者置之，则儒家之言已备，何必旁及诸子？所以习诸子者，正以补助儒家所不及也。吾读诸子之文，必辨其学术，不问其合于儒家不合儒家，惟求其可以致用者读之；果能相业如管仲、将略如孙吴，胜于俗儒自命为文人矣（116）。

林传甲这套论说，大概是维新派的主张，与康、梁的思想相近。然而，若就“文学”专科的发展而言，林传甲之轻蔑“文人”，可说是“走回头路”。我们又说过，林传甲在《周秦诸子文体》一篇，曾征引笹川《文学史》两次。可是，同篇中却曾引述日本小宫山绥介《孙子讲义》三次、大田才次郎《庄子讲义》一次、远藤隆吉《中国哲学史》三次（15、16、18、19、112、113）。由此可见林传甲对诸子“学”的兴趣，远远大于诸子“文”。再如论《史记》，林传甲批评“今人”之“不求其实，而求其文”，他的愿望是：“愿学者博考乎图史，以成有用之文”（129）；又批评《昭明文选》及“近世选古文者”，不收江统“关系民族兴衰”的《徙戎论》，“可谓无识”（156）；又说：“吾惟祝今日之实学，远胜古人；不欲使才智之士，与古人争胜于文艺”（169）。这种思考，充斥全书。从这个角度而言，林传甲的见解并不反映《奏定学务纲要》所说“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的“专业”取向（璩鑫圭、唐良炎，493）。

林传甲于《奏定大学堂章程》的“变通”，还见于“研究文学要义”中两则纲领式说明的借用。原来《章程》第五则是：“‘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则是：“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璩鑫圭、唐良炎，355）。两项说明都是传统文学观念的表现：前句认为文字著述要本于至诚之心，不慕浮华；后句说明为文必须言之有物，也要合乎规式程序，有一定章法。然而到了林传甲手中，却变成“修辞”、“章法”和“篇法”的讲授，变成纯粹的语文操作的指导了。他的“国文讲义”第五篇题下注说：

日本文学士武岛又次郎所著《修辞学》较《文典》更有进者，今略用《文典》意，但以修辞达意之“字法”、“句法”，著于此篇；又以“章法”、“篇法”，著于下篇。其详则别见《文典》（52）。

不过“国文讲义”中，以两篇共三十六章来讨论“修辞”、“章法”，看来是要照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的课程要求；因为按规定，“公共科”和“分类科”的“中国文学”都要“练习各体文字”。“写作”及“指导写作”，都是师范教育的重要环节。篇中若干夹注如：“此篇多本家慈刘安人之家庭教育法……谨质之留心教育者”（52）。“此章为蒙学教授法”（53）。“此章原于《内则》，今西人蒙师多以妇人充之，中国乃以为老儒娱老之事，故不能体察孩提性情，诸多窒碍”（54）。清楚说明“教育法”是这些章节的目标之一。林传甲这个做法，以“师范科”来说，当然合情合理；但把这部分课程的讲义，归并到题作《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就不伦不类了。所谓《文典》，大概是讲授规范语法的教本；有没有正式成编，一时未能详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