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教育史及思想史上的“文学教育”

像鲁迅那样有学问且能讲课，那是最理想的。万一做不到，若周作人之文采飞扬，或者如顾随（1897—1960）、罗庸（1900—1950）之擅长讲课北大学生追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校园生活，常提及北大研究院国学门毕业的罗庸，称扬其讲课很精彩；可他的著作实在太少，只有《鸭池十讲》（昆明：开明书店，1943年）等，有点配不上北大名教授的名头。读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的《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可大略了解其讲课风格。，也都值得大力肯定。只不过，纸墨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学术史上，“著述”备受关注，而“讲课”则似乎可有可无。熟悉大学生态的都明白，“名著”不等于“名师”；反过来，“名师”也不一定有“名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之所以受人欣羡，就因为师长们的课堂讲授（及日常生活），无法在专业著述中完全呈现。文学课堂的微妙之处，或许正如鲁迅所描述的，专业内容“一句也不记得了”，可“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6页。。这是“课堂”与“著述”的最大差异——后者可以突破时空的阻隔，前者则落实为师生间精神上的对话。单看《中国小说史略》，你明白鲁迅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但体会不到让听众啧啧称奇的机警、幽默等演讲风采。

谈论那一去不复返的“课堂”，毫无疑问，只能依赖老学生们的再三追忆。所有的“追忆”，都有其盲点——只有符合当代人的趣味，方才可能被不断提及；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言说”，又可能导致故事变形（比如提及黄侃，必想起其课堂上“骂人”）。但反过来，长期不被“追忆”，虽说不等于抹杀其存在价值，但对当事人来说确实造成某种“压抑”。北大英文系学生、日后在北大及辅仁大学、北师大、河北大学等任教的顾随，因其文人气质与现代学术之隔阂，加上晚年境遇不佳，若非叶嘉莹等老学生再三鼓吹，很可能早就湮没无闻。如此说来，是否被后世学人追慕，并因而站立在学术史上，其实是有偶然性的。除非当初有意记录（如罗常培之速记刘师培讲课），所有的追忆，都只能是“只言片语”。单凭这些零星文字，不足以评判“学者”，但可以形塑“教授”。“课堂”之所以不同于“著述”，就在于强烈的“现场感”，只有当事人才能感觉到其重要性。诸多“刻骨铭心”的教诲，抽离具体的语境，不具普遍意义，很难“放诸四海而皆准”。而这恰好正是“因材施教”的魅力所在。

“课堂”不同于“讲义”，“讲义”又不同于“著述”；作者在修订成书时，往往删去那些契合听众趣味的“闲话”或“借题发挥”在《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9期）中，我曾剖析从《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的变化，说明鲁迅是如何压抑“借学术表政见发感慨”的冲动。。从学术史看，如此处置是明智的，因其保证了著述之学术水准，让其流传久远；可失落了课堂上的“欢声笑语”，也未尝不是一种损失。刻意引入若干追忆文字，呈现那些对当年的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声音”，目的是破除对于“学问”的迷思——作为教育机构，大学的第一职责是“教学”，即最大限度地让学生“获益”。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远非区区个人著述所能涵盖。谈论“文学教育”，在“学术史”之外，必须引入“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视野。

经历“文学革命”的洗礼，古典诗文已退居边缘，不再是中国读书人必备的修养。可作为中文系的学生，那仍是他们的主课。如何在新的学术视野中，恰如其分地讲授古诗，是个难题。1934年，朱自清抱怨，“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眼下做文学考据的颇多，“但在鉴赏与批评方面做工夫的还少”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朱自清全集》第八卷41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原因很简单，后者显示不出“学问”。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如何帮助年轻学生思接千古，进入古代诗人的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前三年，朱自清为《中学生》杂志撰写《论诗学门径》，专论“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其中特别提及“吟诵”的重要性：“中国人学诗向来注重背诵。俗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现在并不劝高中的学生作旧诗，但这句话却有道理。‘熟读’不独能领略音调的好处，并且能熟悉诗的用字、句法、章法。”朱自清：《论诗学门径》，《朱自清全集》第二卷83—8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话没错，但了无新意；从“吟诵”入手教古诗，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效，只是显得相当笨拙，既显示不出现代教育与传统私塾的差异，也看不出大学中文系与高中语文课程的分别。在清华大学，朱自清就这么教古诗，强调背诵与默写，难怪学生们不太买账参见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拾荒集》1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苏景泉《回忆二十年前在北平清华园的大学生活》，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6期，1963年11月。。除了“吟诵”，朱自清建议多读注本与诗话，因为，“说诗有三种：注明典实，申述文义，评论作法”朱自清：《论诗学门径》，《朱自清全集》第二卷85页。。即便遵照朱先生的嘱咐，多读注本，勤翻诗话，加强吟诵与摹写，也不见得就能学好古诗。

对于学古诗的人来说，第一步是喜欢，知道其好处何在。而正是这万里长征第一步，卡住了很多年轻学生。因为，对于崇尚科学，讲究条分缕析，追求引经据典的新时代读书人来说，古诗其实不太好进入。张中行回忆俞平伯在北大课堂上品鉴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张中行：《俞平伯》，《负暄续话》34页。何炳棣描述俞平伯在清华讲《诗经·豳风·七月》的“春日迟迟”和《古诗十九首》的“白杨何萧萧”：“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61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对此，张、何二君是持理解的态度，称“课确是讲得好”。可这种营造特殊的氛围，导引学生进入规定情境，然后以心传心的讲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就在《篱槿堂自述》中抱怨，俞平伯等名教授实在“讲不出东西来”赵俪生：《篱槿堂自述》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背景知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这些都好办，难的是如何引领学生进入古诗的境界。进得去，自能领悟；进不去，那就只能瞎子摸象了。作为新文化人，朱自清在大学中文系教古诗，内心充满焦虑。知道传统讲诗的那一套有缺陷在1933年4月21日日记中，朱自清提及顾随“全用中国批评方法”讲辛弃疾词：“其讲词颇有趣味，然牵引太多，于稼轩词本身，未说出所以然。其读词声调采大鼓调，甚清脆可听。”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21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可又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但反过来，若胡适讲“中国文学史”，或者像郑振铎提倡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讥讽中国文人只会“鉴赏”，而不懂得怎么“研究”，整日把卷，反复讽诵，沉浸在诗的意境中，然后轻轻呼了一口气：“真好呀，太白的这首诗！”这与后人对于俞平伯课堂的追怀，恰成鲜明的对比。此文收入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中国文学研究》，很能代表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学术趣味。，固然是视野开阔且很有“系统性”，可对于学生读诗能力的培养，没有多少帮助。

相比朱自清在“科学方法”与“个人体味”之间徘徊，北大教授黄节则显得游刃有余，因他不是新文化人，没有“破旧立新”的精神负担。1931年入学、1935年毕业的国文系学生张中行，曾在文章中提及黄节的“旧”：“现在回忆黄先生，与其他人比，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旧。一贯是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是旧。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其后并印成书，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等，也是旧。作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更是旧。”张中行：《前辈掠影》，《话说老北大》77—78页。晚清的革命斗士，在新文化大本营北京大学，竟然成了典型的“旧人”，说来让人感慨。好在黄节本人并不气馁，一如既往地专注于“汉魏六朝诗”。针对胡适讲文学史应有系统性，不应仅局限于一二诗人的批评，国文系主任马裕藻予以辩解：“查此类科目为汉魏六朝诗之一部，逐年更换，并非以一种为限。”马裕藻：《致胡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一册600—607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其实关键不在于讲阮步兵还是教鲍参军，而是黄节讲课的方式。

黄节撰有《诗学》一书，分朝代论列各种诗体的兴衰如论及“六朝诗学”时称：“由是观之，六朝七言诗，由古诗而创为后世七绝七律七言排律之体，其源流又可递数者也。是故以六朝之词藻，上承汉魏，而下开唐宋，凡诗之体格，无不备于是时。”见黄节《诗学》4页下、5页上，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谈及具体诗人，则点到为止：“魏晋之间，以阮籍别为一派，与陈思相匹”；“若夫七言之作，则以六朝之大，惟鲍照一人，最为遒宕”黄节：《诗学》5页上。。如此文学史架构，符合胡适的学术趣味。可这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印行的讲义，是黄节早年执教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时的著述。进入北大后，黄节更弦易辙，专注于汉魏六朝各家诗的笺注。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的，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孟德诗注》、《鲍参军诗注》、《谢康乐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曹子建诗注》等。“余方在大学说诗”的黄节，谈及如何从友人处借得钱振伦《鲍参军诗注》稿本，抄录一遍，而后“既与诸生讲习，时有所增注，又间采前人论鲍诗诸说附焉”黄节：《鲍参军诗补注自序》，见黄节注，叶菊生校订《鲍参军诗注》8页。。从这段自序可以想见作者讲课的情景，必定是采纳笺证及补注的方式。作者恪守传统的诗教说，有感于“世变既亟，人心益坏，道德礼法尽为奸人所假窃”，因而选择为阮籍的《咏怀诗》作注，原因是“念参军沈抑藩府，康乐未忘华胄，其诗虽工，其于感发人心，不若嗣宗为至”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学衡》57期，1926年9月。。其《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表达此中幽怀：惟诗之为教，最入人深，独于此时，学者求诗则若饥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繇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于人之为人，庶有裨也。……余亦尝以辨别种族，发扬民义，垂三十年。其于创建今国，岂曰无与。然坐视畴辈及后起者，藉手为国，乃使道德礼法坏乱务尽。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繇。天下方毁经，又强告而难入，故余于三百篇既纂其辞旨，以文章之美，曲道学者，祈其进窥大义。不如是，不足以存诗也。同上。从晚清的创办《国粹学报》，力图“辨别种族，发扬民义”；到民国之讲学北大，希望“以文章之美，曲道学者，祈其进窥大义”，作为诗人及教授的黄节，始终借诗歌关心世事。你可以说他的诗学观念“保守”，但如此执著，依然让人感动。

更何况，无论古今，诗歌确实有通达人生、“理其性情”的一面。能引导学生顺利进入此古诗境界，就是好老师。至于才厚才薄，学深学浅据说陈衍曾称：“清华教诗学者，闻为黄晦闻，此君才薄如纸，七言近体较可讽咏，终不免干枯竭蹶。又闻其撰曹子建阮嗣宗诗笺，此等诗何用注释乎？”见钱锺书《石语》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反而不是特别重要。北大德文系学生、日后成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曾追忆当年在北大听黄节讲“中国诗”，如何深受感动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精神的魅力》21—22页。。时隔半个多世纪，仍然能让老学生魂牵梦绕，这课确实值得骄傲。可见传统的“说诗”，并非一无可取。就看讲者是否真有感悟、真能投入。黄节笺注的汉魏六朝各家诗，日后虽多次重刊，学术成就不太高；可对于初学者来说，此等课程及书籍，引领之功不可没。

黄节说诗，不以学问渊博见长，而是注重自家体会，这与教授本人就是当世著名诗人有关。黄节著有《蒹葭楼集》，其诗作兼有唐诗的风华与宋诗的峭健，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不仅黄节长于诗，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吴梅的撰曲与刘毓盘的填词，也都是当世名家。至于大名士黄侃，章太炎表彰其“文章自有师法，研精彦和《文心》，施之实事”，挚友胡小石则称扬其“所学兼儒林、文苑之长”参见周勋初《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47—4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其实，话可以反过来说，正因其“为文单复兼施，简雅有法”，深谙文章之道，故其讲述古诗文时，更能鞭辟入里。

经由“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双重夹击，国文系的古诗教学，面临诸多危机，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学者们都直奔考据而去，其讲授越来越偏重“学问”而非“性情”。新文艺研究及写作的课程，历经十年坎坷，终于正式启程参见《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1921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1931年9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而后是如何蓬勃发展的问题；至于古诗文的教学，若北大国文系长期开设的“中国诗名著选”和“中国文名著选”，均注明附“作文”或“实习”，而清华、燕京等大学也都要求学生修习此类课程时须练习写作新文化人郑振铎对此很不满，在《〈刀剑集〉序》（《水星》1卷1期，1934年10月）中称：“不少大学里的文学教师们仍在课堂上迫着学生们写律绝诗，写草窗、玉田词（乃至以此种古体诗文作为月课，强迫全校学生交卷的也有）。”。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古诗文习作，越来越徒具形式。看看石民对于黄节“汉魏六朝诗”、刘文典“汉魏六朝文”及刘毓盘“词史”考试方式的描述石民：《应征的自述》，《宇宙风乙刊》43期，1941年4月。，就可明白师生之间，对于古诗文“拟作”已逐渐失去信心。

在黄节看来，大学里讲授乐府，不该纠缠题目源流等枝节问题，关键是如何直探文心，并努力追摹先贤。否则，“开篇不能明其义，则秉笔不能续其词；只有批评，而无感兴撰作；又无益之甚矣，非仆倡言乐府之本意也”黄节：《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清华周刊》39卷8期，1933年5月。。老一辈由“诗人”而“教授”，对自家擅长的诗词歌赋充满感情；而年轻学生则徘徊在新旧文学之间。也有若干因修习此类课程而沉湎于摹拟写作的，但构不成潮流。不是教授不用力，而是时代风气变化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大学校园，很难再出古诗文方面的大家。

能不能培养古诗文“大家”是一回事，学习此类课程时，需不需要“拟作”又是一回事。研修文学的，需要知识与眼界，也需要鉴赏与品味。懂一点古诗文的写作，对于体会古人吟诗作文的“用心”大有好处。可惜的是，当初从注重技能训练的“文章源流”，转向知识积累的“文学史”，过分强调科学性与系统性，相对忽略了文学感觉与写作技巧。这是个遗憾。但此举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据说鲁迅讲“中国小说史”，时常穿插若干写作技术的介绍。具体怎么“穿插”，因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不好妄加评说。刘师培“口说”《文心雕龙·诔碑篇》时，有“罗常培笔受”，这就好办多了。刘君此文最后，从文学史论述，一转而变成了写作指导：故凡作碑文，第一须辨体裁，第二须畅文气，第三用典须妥贴，不可辗转比附，致有痕迹。大致用经典成篇者可以蔡中郎为法，用杂典成篇者可以六朝人为法。不拘长短，皆有一定之格式。倘能就以上所讲六篇熟读深味，则于碑志之文庶可得其体要矣。刘师培：《〈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17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更有趣的是，论及王仲宝《褚渊碑文》时，刘师培甚至动手为古人改作文：“试删削此篇首段，以明两汉异于齐梁之迹，藉供学者参究，凡字外加黑体括号者表示其可删，外加圆括号者示其宜增。”同上书，172—173页。

在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刘师培负责指导的科目最多，包括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门。至于正式讲授的课程，则是中古文学史和中国文学两门。作为一代名篇，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就连鄙薄其为人的鲁迅，也对此书褒奖有加。1928年2月24日，当被问及何种文学史最好时，鲁迅的回答是：“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十一卷609—610页。此前一年，在广州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专题演讲时，鲁迅也曾多次征引此书。除了这广为人知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在北大的讲义，还包括由罗常培记录整理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二书对照阅读，可见刘师培思路，也可见老北大教学特色。

单看章节，你也能大致明白《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的特点：“学文四忌”、“论谋篇之术”、“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论文章之音节”、“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等。引一段第七节“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的文字，以见此书风格：“文章有生死之别，不可不知。有活跃之气者为生，无活跃之气者为死。文章之最有生气者，莫过于前三史。……大抵记事文之生死皆系于用笔：善用笔者，工于摹写神情，故笔姿活跃；不善用笔者，文章板滞，毫无生动之气，与抄书无异。”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124—125页。第二十节“轻滑与蹇涩”甚至引入自家的写作体会：“故过求蹇涩，亦为文之大戒也。七八年前，余尝好为此体，为文力求艰深，遂致文气变坏。欲矫一时之弊，而贻害于后人者已非浅鲜。今观外间蹈此弊者不一而足，文求艰深，意反晦而不明，矫枉过正，殊有害而无益也。”同上书，146页。如此挥洒自如，明显不同于《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持论谨严。而这，正好对应了刘师培在北大开设的“文学”与“文学史”两门性质截然不同的课程。

回头看1918年北大发布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所谓的“中国文学”，分文、诗赋、词曲三类教授（小说课程必须等1920年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起，才正式成型）。按照该“教授案”的规定：“第一第二两学年各类文（文、诗赋、词曲）皆当教授。第三学年用选科制，使学生就文、诗赋、词曲三类中，各以性之所近选择一类或二类精心研习。一类中又可分时代家数，或专习一代，或专习一家。”《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真没想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门的教学，“文学史”与“文学”两门课程，竟然分得这么清。1925年和1934年，北大中文系的课程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整，眼看教学体制日趋完备，专业分工日见细密，选修课越开越多，但文学类的必修课包括“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两门，这点没有变化。

“文学史”与“文学”，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记得胡适晚年曾称自己的小说考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作品集》二十四卷《胡适演讲集》（三）第24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此文因系答问，并非正式论述，有点语焉不详；可细察胡适一贯思路，不难明白他是将系统的、科学（实证）的、侧重历史演进的、可以“拿证据来”的研究，称为“文学史的看法”；而将零碎的、感悟式的、侧重审美批评的、无法“拿证据来”的研究，称为“研究文学的看法”。当初以为是胡适的个人偏好，现在看来，那很可能是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的共同趣味。

至于其他学人，在具体论述时，也都隐约受制于“文学史”与“文学研究”这一对概念。如1927年郑振铎编《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极力推销“进化的文学观念”，且要求研究者“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称只有如此，才算上了文学研究的“正轨”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1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文章发表后不久，张荫麟撰文反驳：“首篇为郑振铎君《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实即文学史之研究。夫文学之研究而仅限于史的方面，亦已狭矣。”素痴（张荫麟）：《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初刊1928年2月27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又见《素痴集》9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本是各有千秋，可强调大视野、关注历史变迁、注重史料钩稽的“文学史”，很长时间里，对于突出技巧与审美的“文学研究”造成很大的压抑。当然，如果进一步划分，所谓的“文学史”，其实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专题研究四类，很难一言以蔽之。若“小说史”或“词史”这样的专题研究，是可以较好地协调“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张力的。

更何况，很多教授同时讲授这两类性质不同的课程。除了刘师培讲“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吴梅、刘毓盘等，也都是左右开弓。查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北京大学文科一览》（1918），提及国文系教员吴梅讲授的课程包括：“词曲”，每周十节课；“近代文学史”，每周两节课。而据《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的《各研究所研究科目及担任教员一览表》，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共开列十个专门科目，吴梅担任指导教授的是“文学史”、“曲”两门《各研究所研究科目及担任教员一览表》，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册359页。。论者谈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文学课程的革新，常以吴梅的讲授词曲为例。在最高学府持笛讲曲，改变国人对于文学等级的错误观念，当然值得表彰。可现实生活中的大学教授吴梅，除了词曲，还教诗文，还讲文学史。前者广为人知，后者则被有意无意地抹去。而抹去了这些边边角角，只谈其主要功业，既非“全人”，也非“全文”。

北大讲学期间，吴梅除了撰写《词馀讲义》，还校勘或编选了《词源》、《古今名剧选》、《词选》（《诗馀选》）等，可谓硕果累累。至于文学史，则似乎没有任何著述。其实，按照当时北大校方的规定，教授讲课，必须发放讲义，像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吴梅的《词馀讲义》等一代名著，最初都是发放给听课学生的讲义。念及此，偶尔也会遥想以词曲名家的吴梅，其讲授中国文学史，究竟是何等模样。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得以梦想成真——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吴梅当年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参见陈平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1期。。

在北大国文系开设“词史”课程并刊行“我国最早的一部通代词史”的刘毓盘刘扬忠《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和词史的编撰》（《江海学刊》1998年3期）称：“全书虽仅仅是粗略地罗列和联缀材料，缺乏理论的探究和规律性的把握，偶有评论也欠周详，但毕竟对词的通史的研究建构起初步的框架，其草创之功实不可没。”，当年曾在北大及其他高校讲授“中国文学史”。1924年上海古今图书店印行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全书共四编，62页。书前有弟子查猛济所撰序言，称“钩元提要，无美不赅，时或采别醇驳，间亦参以己见。其论断之眼光，则尤合于现代批评文学之旨焉”查猛济：《中国文学史序》，刘毓盘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这自然是门人的过誉之词，讲“丁部之学，必本于宗经”刘毓盘：《中国文学史》1页。云云，与“现代批评文学”实在相去甚远。倒是钱恂在序言中把刘氏的这部文学史放在“国学”的范畴内考察，称“我友子庚，治丁部之学者四十年，以所辑《文学略》视予，是固能言人所难言也”钱恂：《中国文学史序》，刘毓盘著《中国文学史》。，还比较符合实际。刘君多年治集部之学，所撰之书，原名《文学略》，只是为了适应新形势，刊行时改名《中国文学史》。这才能理解此书的结构，为何不讲唐宋元明清，而分文略、诗略、词略、曲略四编，且采用纲目体如“文略”内，有如下小标题：“文字之肇始”、“文体之初起”、“学术之竞争”等。。每一略首尾，各有一小段论述，阐释其文体观，以作者最为擅长的“词略”为例：“后人作词之法，即古人言乐之法也。盖忠臣义士，有郁于胸而不能宣者，则隐喻以托其情，繁称以晖其旨。上不与诗合，下不与曲合，不知者以小道目之，胡不察之甚已。”“顾词之盛必曰南宋者何？盖故国之思，其用情有独挚者，陶写风月，而比兴之义存焉。”参见刘毓盘《中国文学史》39、50页。这样的论述，从思路到笔调，在同时代著述中，都显得过于“古雅”，缺乏时代感与独创性。此书的学术质量，明显不如作者的另一部著述《词史》。不仅刘毓盘如此，吴梅的《中国文学史》和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也都乏善可陈。那是因为，文学通史的研究与撰写，需要更长时间的酝酿与积累。这一时期北大教授的文学史著述，最为得心应手的，还是断代史（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或专题史（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从事文学或文学史研究，既需要“功力”，更需要“学问”。清人章学诚曾严格区分二者，称其“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章学诚遗书》33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针对时人视功力为学问的偏见，章学诚打了个比喻：“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章学诚：《博约中》，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1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秫黍可以造酒，但本身还不是酒；功力可以达到学问，但功力本身并不是学问。因“整理国故”思潮的激荡，国文系教授往往偏向于考证，并以此为批评尺度，这本就有些偏颇；后世学者缺乏历史感，单看作者“功力”是否深厚，这样来谈学术史，难免压抑那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大胆“尝试”。所谓“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注重的是大的学术判断，或者说“方向感”，而不是具体而微的名物考辨。做考证的，有可能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而大的学术判断，当初振聋发聩，日后则可能因“范式转移”而失去效应。比起“小考证”的精致来，“宏大叙事”之粗粝，也自有其美感。不应该因后世学术之推进，而否定那些持“开山斧”者的披荆斩棘。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著述，要说“功力”，新人明显不及老人；但在学术史上的贡献，胡适等新人的作用值得肯定。据说胡适刚到北大教中国哲学史时，因“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蔡元培对此非常欣赏，称：“这是何等手段！”见《〈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88页。，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哲学门学生讨论是否将胡适赶下台，请当时在北大校园很有影响力的国文门学生傅斯年前来鉴定。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适作品集》二十五卷《胡适演讲集》（二）55页。以上这段逸事，见胡适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而当年哲学门高才生、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先生，晚年在《三松堂自序》，这样谈论胡适的著述：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暑假后开学，他就担任了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时印发讲义，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前面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13—214页。关键是“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这门课及这部书意义重大，这就够了。也就是说，评判学者，除了“功力”是否深厚（书读得多不多），更得看有无学术上的前瞻性（路走得对不对）。

与此相类似、但名气没那么大的著述，可举出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这册刊行于1918年的北大讲义，包含第一卷希腊，第二卷罗马，第三卷第一篇中古与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二篇十七十八世纪。查1917年秋《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北大中国文学门课程，周作人还讲授“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可惜这部分讲稿失落2009年6月团结出版社推出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插图珍藏本），据整理者称，原稿系线装一册，目录3叶，正文79叶，正文栏外有“近代欧洲文学史国文门二年级周作人编”字样。除第一章绪论外，还有第二章古代、第三章古典主义时代、第四章传奇主义时代、第五章写实主义时代，以及“余论”等。。对于在北大最早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并出版讲义，周作人本人相当低调，多年以后，他这么评价此书：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我的那册文学史在供应了时代的需要以后，任其绝板，那倒是很好的事情。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知堂回想录》427页。该书论述确实不够深入，颇有将前人成果“拿来作底子”的，但这毕竟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史，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方面，北大校方的判断是对的。1918年9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推出北京大学出版部广告，包括周作人《欧洲文学史》、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等；可192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为校庆而制作的专刊，谈及北京大学出版品，首先介绍由本校编译会审定、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北京大学丛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心理学大纲》（陈大齐）、《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人类学》（陈映璜）、《印度哲学概论》（梁漱溟）。在校方看来，这五种著作，更能代表当年北大的学术水平。对于周撰《欧洲文学史》，当年学界的反应也很不错。眼界甚高的外国文学教授吴宓，曾如此评价本书：“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北京大学教授”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2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吴宓的这一称许，看中的正是周著“开风气之先”。作为北大教授，周作人的讲课从“欧洲文学”转“日本散文”再转“六朝文章”，要说个人心得或专业成就，后两者都在“欧洲文学史”之上。可前者的学术史意义，却是后两者所无法比拟的。

谈论大转折时代的学者，“功力”或许不及“眼光”重要。傅斯年没说胡适学问好，只说“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反过来，有的学者功力深厚，但主旨错了，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就不及生气淋漓的胡适或周作人（如在北大讲哲学史的陈汉章以及讲英诗的辜鸿铭）。在北大讲堂上，黄侃以才气横溢著称，日后转战武昌高师及中央大学，获得很多掌声。可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1885—1956)，1935年10月10日获悉黄侃病逝，在日记中写下：“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半个多月后，意犹未尽的杨君，又在日记中称：“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104、1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如此苛评，缘于时人对黄侃的过度褒扬。“治学力主保守”，这确实是黄侃的特点；至于为何如此“信而好古”且不轻于著述，章太炎曾专门撰文为其辩解章太炎《题中央大学所刻黄先生纪念册》称：“或病其执守泰笃者，余以为昔明清间说经者，人自为师，无所取正。元和惠氏出，独以汉儒为归，虽迂滞不可通者，犹顺之不改，非惠氏之戆，不如是，不足以断倚魁之说也。自清末迄今，几四十岁，学者好为傀异，又过于明清间，故季刚所守，视惠氏弥笃焉。独取注疏，所谓犹愈于野者也。”见《章太炎全集》第五卷1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学术史上，“笃守”与“开创”，各有其价值。但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展现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无疑更让人羡慕。

学者之“守旧”与“创新”，往往兼及政治立场、学问类型、文化趣味以及人事纠葛。台静农在评述杨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时称：“亮功读书北京大学时，正是北大学术思想在剧变中，可是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龙坡杂文》163页，台北：洪范书店，1988年。此说很有见地，看到了“异”中之“同”；但另一方面，此说无意中掩盖了各方政治立场的巨大分歧。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蔡元培明明提及其选择教员“以学诣为主”，即便像辜鸿铭那样“拖长辫而持复辟论”，或者“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的刘师培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271页。，也在聘请之列。同为中国文学门教授、对白话文没有好感的黄节，1917年10月22日致函校长蔡元培，力陈：“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当俟其自行刊集，留示后人，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盖学科事小，学风事大。”黄节此信收录在及门弟子李韶清编《顺德黄晦闻先生年谱》“民国六年”则，见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30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至于积极支持白话文运动的朱希祖，在“文学观”及文学史撰述方面，远远落后于刘师培。可见，所谓人物之“新旧”，其实错综复杂。政治上激进的，不见得学问好；学问好的，不见得会讲课；会讲课的，不见得有人缘……大学校园里，学术风气与个人气质相互激荡，有人意气风发，有人牢骚满腹，这都很正常。位于“中心”与身处“边缘”，自我感觉以及对学界的理解，自然迥别。可这种政治/文化上的“站队”，不一定会影响其友情。在具体人事关系方面，“新旧”之间，并非总是“壁垒森严”。陈独秀主持刘师培葬礼，刘毓盘送鲁迅词集，周作人为黄节写挽联，都是很好的例证。

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大学之所以“大”，就因其“兼容并包”。有激烈的竞争（如新文化运动刚刚崛起时），但更多情况下，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有各的表演舞台。对于大学来说，这种文化立场及知识类型的“新旧杂陈”，是好现象。新旧之间，立场有别，也不无意气之争（如黄侃与钱玄同）人们只记得黄侃在课堂上谩骂钱玄同，可钱也有反制的时候，如在《新青年》6卷3号（1919年3月15日）发表《随感录五五》，不点名地批评黄侃的词。据说，这让黄很愤怒。，但总的来说，若能“多元”且“互补”，是理想的大学生态。学生们需要不同的教授，思潮上需要不同的学派，如此竞争态势，成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激荡。杨亮功的判断没错：“当北大新旧文学论战最高潮时期，也是中文学系在教授方面人才最盛时期。”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15页。

为何论战高潮时人才最盛，道理很简单，除了蔡元培之“兼容并包”之办校方针，还有“水至清则无鱼”的常识。现实生活如此，历史研究也不例外。过于单一化的描述，图像固然清晰，但可能失真。着眼于思想史的，往往凸显新文化人的披荆斩棘，提及校内的《国故》及校外的《学衡》，都只是陪衬其高大形象；着眼于学术史的，很可能侧重“整理国故”的贡献，而相对忽略同时期北大学者在哲学、宗教以及文学批评方面的功绩。即便谈及“文学教育”，也多在陈独秀、周作人、胡适、鲁迅等新文化人上下工夫，很少顾及“旧派文人”的业绩。其实，学问路数不同，旧派文人在古诗文教学方面，自有不可及处。新派学者喜欢高屋建瓴，侃侃而谈，条理十分清晰；旧派学者则注重感悟与体味，有时如茶壶里煮饺子，说不出来，但心里有数。就治学而言，大刀阔斧与细致入微，本是各有千秋，只是一时风气，黄侃、吴梅、黄节这样的教学方式显得“落伍”。

描述北大校园里最具灵性的“文学教育”，本该是不同气质的学者百舸争流；可随着新文化运动之日渐被神化，研究者在谈论这段历史时，几乎一边倒，懒得体察“旧派文人”在著述及教学上的功力及特色。当初他们被边缘化，有各种原因（时代风气以及个人的学识与脾性）；时隔多年，后人当有更为通达的见解。换句话说，关注那些成功者，也关注那些不太成功因而可能被遗忘的教授。单说周作人教欧洲文学、吴梅讲戏曲、鲁迅开小说史课还不够，还得追问各门课程如何高低搭配、错落有致，不同教授怎样暗自较劲、各领风骚，还有新旧人物（教授及学生）之对峙、竞争与互补，如何推动北大的文学教育。

相对于其他专业课程，文学教育既有“诗教传统”，又有“革命神话”（从梁启超到陈独秀），虽也讲求学问与功力，但往往兼及思想启蒙和家国兴亡。从思想史角度谈论北大的文学教育，必须明白，北大师生对于“大学”之功能及义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1921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来华进行教育调查，其题为《大学之职务》的演讲，就很合北大人的口味：“要来和社会的顽固、腐败、迷信……种种的恶势力来奋斗时，这个先锋队便是大学。无论在什么社会中，大学总是站在战线上当先锋的，当与社会种种的恶势力开战的时节。”孟禄讲演，廷谦笔记：《大学之职务》，1921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想想那句广为流传的口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北大的支路》中，周作人郑重其事地两次引用蔡元培的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见《苦竹杂记》215—21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及校方“爱国不忘爱校”的策略1925年6月29日至7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刊登《教务处布告》，称“诸生爱国不忘爱校，必能共体此意”。因“近年以来，国事艰难，教育危殆”，北大继续推进，实属不易。而五卅运动爆发，群情激愤，既要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又不希望泯灭学生的政治热情，校方决定不断刊发沪案粤案交涉文告，同时作了延期考试的变通。，就能明白这所大学的风格。当他们提倡“文学革命”或发起“疑古思潮”时，背后有政治或思想上的考量；当他们创办《歌谣周刊》时，也都有压在纸背的心情。所谓“纯学问”，并非北大师生的特点；不安分守己，时常“越位”，有“干预时政”的冲动，方才是其魅力所在。因此，谈论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必须考虑这种学问背后的精神性。

新派人物的壮怀激烈，常被后人赞叹；其实，即便旧派的教授，也有这方面的情怀。1917年吴梅应邀到北大国文门讲授戏曲，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嘲骂文章王寿遐（周作人）《红楼内外》称：“大学国文学系里有戏曲的功课，始于北大，大概也是民六吧，当时文化界听了还议论纷然，记得上海的《时事新报》有过嘲骂的话，这还是在研究系参加新文化运动之前，所以也是不足为怪的。”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402—403页。。文科学长陈独秀单枪匹马，出而迎战：“不知欧美日本各大学，莫不有戏曲科目；若谓‘元曲’为亡国之音，则周秦诸子、汉唐诗文，无一有研究之价值矣。至若印度、希腊、拉丁文学，更为亡国之音无疑矣。”陈独秀：《随感录三》，《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此举之是非一目了然，不必作过多阐释。倒是黄节1930年代的说诗，值得仔细辨析。

北大国文系教授黄节，“虽然是革命老同志，在国民党中不乏有力的朋友”，但不愿当官，而喜欢呆在校园里“说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四》，《知堂回想录》555页。，这自然是别有幽怀。可在北大，黄节与蔡元培及其支持的新文化人意见相左，心情不好，变得愤世嫉俗章太炎《黄晦闻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五卷263页）称黄节为学无所不窥，“然尤好诗，时托意歌咏，亦往往以授弟子”；“晦闻始因京师大学校长蔡元培招充教授，然议论与元培不相中。其后睹学制日颓，与人言辄愤叱久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四》（《知堂回想录》555页）称：“他平常愤世嫉俗，觉得现时很像明季，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早年与邓实等筹组“国粹学社”（1904），创办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的《国粹学报》，撰写《黄史》等，黄节其实是很有政治激情的。新文化运动后，郁郁不得志的黄节，在北大课堂上“说诗”，特别感怀阮籍的“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参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学衡》57期，1926年9月。黄节刚去世，曾从其问学的吴宓撰《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初刊1935年1月27—29日天津《大公报》，收入香港1964年刊本《诗学》）称：“黄先生《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一篇，极关重要。其以诗救世之志，明具于此。”。如此“以诗为教，盖将以正民志，立国本。由陶冶个人性情，进而淬厉道德，改善风俗。期于明耻笃行，尚勇合群，以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而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确实如私淑弟子吴宓所说的，“诚今之人师也”吴宓：《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见黄节《诗学》23页上，香港1964年刊本（此本据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之讲义影印，但附录若干相关文章）。。

称黄节的“以诗救世之志”，与英国安诺德之论诗教以及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遥想呼应，有点牵强；但吴宓断言，“先生实乃今世之顾亭林”吴宓：《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见黄节《诗学》25页上、25页下。，确实让人震撼。黄节临终前半月，吴宓前去拜谒并借抄讲义，得到的教诲是：“今日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之自待自策当如亭林。”参见吴宓《空轩诗话》16页，1935年初版，香港龙门书店1967年影印。1934年秋，眼看国事日非，黄节放下一直分头讲授的汉魏六朝诗，改教顾亭林诗，可谓寄托遥深。此举得到时人的赞誉，如章太炎称其“最后好昆山顾氏诗，盖以自拟云”，周作人也说“在北大讲顾亭林诗，感念往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参见章太炎《黄晦闻先生墓志铭》及《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四》。。黄节曾解释其为何在北大讲顾亭林诗：“亭林之诗至伟。我亦非常人。以我而讲亭林之诗，真北大诸生之奇遇哉。”参见吴宓《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见黄节《诗学》25页下。而当年的学生，半个世纪后追忆，依旧感叹不已：黄先生的课，我听过两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张中行：《黄晦闻》，《负暄琐话》7—8页。这样的教授，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及诗歌理论，却不能不为其志向所感动。我猜想，这也是周作人在黄节去世后，为其撰写款款深情之挽联的本意周作人为黄节所撰挽联：“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见《知堂回想录》555页。。

这就说到，在有悠久“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教育”所承担的功能，远不只是文学常识的传播、审美情操的熏陶、写作技法的练习；往往还兼及思想启蒙，乃至介入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不仅仅是学问渊薮，也是精神家园。这一点，从毕业生日后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优异表现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乃1916、1917、1918三个年级。北大国文门学生中，日后表现突出的，政治（及教育）方面有傅斯年（1916级）、许德珩（1916级）、杨亮功（1917级）；文学有杨振声（1916级）、俞平伯（1916级）；学术有罗常培（1916级）、郑天挺（1917级）；新闻有成舍我（1918级）、孙伏园（1918级）。，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并非每个北大教授都值得尊敬，也并非每个历史时段的北大都群星灿烂。以国文系为例，1919年刘师培去世、黄侃辞职，1922年吴梅回宁，1926年鲁迅南下，都是致命的打击——北大国文系在学术上顿显颓势。对于20年代北大之“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胡适多有反省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有胡适为纪念北大建校25周年而撰写的《回顾与反省》，称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只适合于个人，不适应于大学。“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级！”，后世史家对此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见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28—6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对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第一，北大文科长期为太炎门生等浙人所把持，而这“不仅有碍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和声誉”；第二，“包括输入新知、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整理国故几方面，新文化运动者的‘学行浅薄’，恐怕是难以一概否认的事实”。。所有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评价北大人的“学问”，必须顾及以下两点：

第一，北大校园涌动着的各种思想潮流，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政治走向；正因此，北大学人更多济世救民的抱负，以及介入社会的热情与能力。其得失成败，皆系于此。辨析众说纷纭的“某籍某系”，谈论莫衷一是的“文学史”，或者比较考据功力之深浅，需要在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展开；说白了，就是兼及“学问”背后的“政治”。尊重北大教授的选择，也理解校园文化的复杂，这才可能有持平之论。就好像办杂志，北大人擅长的，不是纯学术的《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而是兼及思想、文艺与政治的《新青年》、《新潮》、《语丝》以及《现代评论》等。这么一种特殊风格的“问学”，你可以认同，也可以反对，但不能用“学行浅薄”来描述。

第二，教授上课，不限于讲义，常有很好的引申发挥。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在文化批判、小说作法之外，还兼及思想启蒙参见顾明远等著《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37—41页。。学生追忆时，有说“鲁迅先生讲小说史课，并不限于讲义，他常联系课文宣传反封建礼教，并结合讲文章写作方法”《许钦文同志访问记》（1980年），顾明远等著《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508页。；有说“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原载《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又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331页。；而最夸张的，莫过于“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鲁彦：《活在人类的心里》，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121页。。如此“包罗万象”的讲授，似乎普泛有余，专精不足；可这正是文学教育的特点——有专业，但不限于专业，才华横溢的主讲人，往往喜欢引领听众“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论及前辈“学者”，世人多看重其传世之作，可据此判定“教授”的功业，则不无偏颇。引入早就随风飘逝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在“课堂”与“校园文化”、“社会思潮”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是希望进一步落实大学“教书育人”的功能。在我看来，只有兼及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方能在“知识”与“技能”之外，体现“文学教育”之“情怀”。

§§第三章 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第三章 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八十多年前的初春，南京想必是莺飞草长；八十多年前的残冬，京城应该是地冻天寒；八十多年前的中秋，上海、天津的花好月圆，也在预料之中。公元1922年，中国南北四大城市，其风景到底如何，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气温没现在高，能见度比今天好，也不至于“不知有夏，无论秋冬”。可说到人物活动的空间，以及故事展开的背景，可就不一样了：没有基本的历史氛围，很难驰骋想象。故还是提供基本的坐标，以便读者尽快进入规定情境。

从政治史上看，1922年不算什么好年头。2月，广东北伐军举行誓师典礼；6月，陈炯明叛变，率部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8月，孙中山因领导北伐失败离粤赴沪——这是南方的局面。北方呢？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八万，奉军十万，在北京西南展开殊死搏斗，杀得天昏地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书人实在看不过去，5月间，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领衔，胡适、李大钊、丁文江、梁漱溟等十六位社会贤达共同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希望“好人”过问政治，实现“好政府主义”。此举除了表示读书人的焦虑、天真以及责任感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种局面，对于小民百姓来说，有百弊而无一利；对于文人学者，则不好一概而言。因为，乱世也有乱世的好处，政府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放松；各种太平年代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的改革，反而因其“无关紧要”而容易得以落实。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国语运动的成功推进，教育独立运动的开展，非宗教大同盟的论争，壬戌学制的通过，诸多国立学校的升级以及私立大学的筹建，还有整理国故运动的精彩亮相等，都是日后影响深远的事件。政局不稳，经费短缺，这明摆着的两大困境，并没有完全扼杀文化人的理想。

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例，这一年的工作，除了不断领衔向政府追讨拖欠的经费，以至不惜以集体辞职相威胁；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率领北大逐渐走向学术化与正规化。后者包括议决创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文艺四大季刊，邀请众多国内外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前来讲学，成立专业性质的北大化学会、北大史学会、北大经济学会等。所有这些会议，有长短不一的讲演；而讲台上下，又常常可见蔡先生的身影——或亲临讲演，或为讲演者发布公告如1922年4月1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便刊有以校长名义发布的《美国山格夫人在北大讲演启事》，强调“无限制的生育，使人口之增加超过教养的能力，小之可致一身一家之贫篓，大之实为世界文化与和平之一大危机”，故有必要讨论如何实行“生育制裁”。。蔡先生之所以如此热心讲演，背后的思路是“教育并非全靠学校”，如演讲会、植物园、博物馆、图书馆等，“都有教育的作用”蔡元培：《市民对于教育之义务》，《蔡元培全集》第四卷300页。。

将学校、报纸、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晚清的时尚话语，其发明权虽属于日本人犬养毅，但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有赖于梁启超的精彩发挥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而早在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有意培养学生们的演说能力。据黄炎培追忆：“师又言：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因设小组会，习为演说、辩论，而师自导之，并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令习国语。”黄炎培：《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1940年3月23日重庆《大公报》。读读晚清众多提倡演说的文章，以及关于各地如何开展演说的新闻报道，当能明白这种“口头启蒙”对于下层社会的意义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四章“宣讲、讲报与演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不过，这里所说的演说，主要属于政治动员或社会启蒙，即针对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另外，还有一种同样值得关注的演说，那便是章太炎1906年至1910年的东京讲学，以及1910年创办于东京的以“浅显之语言”系统“演述各种学术”的《教育今语杂志》《教育今语杂志章程》，《教育今语杂志》第一册，1910年3月。。此类口头或书面的“演说”，针对的并非“粗通文墨”者，而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读书人”。随着新式学堂的迅速扩大，此类带有学术争论与文化交流性质的讲演，也在现代中国得到很好的推广。

就在这很不太平的1922年，有四位著名的文化人，分别在四座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举行若干有声有色的学术讲演。如此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本身便耐人寻味，更何况其相互激荡与对照补充，蕴涵着白话文学发展的某种不大为人关注的潜在动力。钩稽这一早已飘逝的“风景”，既是对先贤表示敬意，也希望借此展开有效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