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美国的新一代(5)
同肯尼迪一样，赫鲁晓夫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斯大林主义者的压力，他们认为，只能使用强索豪夺等手段才能从对方手中得到想要的东西。赫鲁晓夫本人就很擅长于此，斯大林对其很欣赏。他也因此好像具备一种天生的力量。前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就有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这些年来，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因为刚果问题而名誉大损。还有U–2事件、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会议未能成行、美苏关系缓和希望不大等因素，早就让赫鲁晓夫感到不满。加之在加丹加省新受的耻辱，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开始，他一直埋怨达格·哈马舍尔德，骂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提议用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取而代之，这三个人分别代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三个集团。根据苏联人用三匹马并排拉马车的习惯，把这种安排叫作“三驾马车”。赫鲁晓夫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这让联合国大会上的人们吃惊不小。为了恢复秩序，爱尔兰的主持人几乎敲断木槌。制造此类混乱让这位苏联主席眉飞色舞，一到莫斯科，他就扬扬自得地说：“联合国真是没用，它就要消失了。”
1961年1月6日，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政策，赫鲁晓夫列出共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永远支持为解放而斗争”的“正义”的民族战争。过了6个星期，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杀害。于是，暴怒的赫鲁晓夫就称之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殊荣”，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令苏联右派力量不满的远不止这些，作为发言人，赫鲁晓夫也将这些不满统统表达出来。之前眼看就要加入他们阵营的老挝，现在却逐渐走向中立路线。苏联红军中有强硬派极力想恢复苏联核试验，而核试验1958年秋季就已暂停了。现在他们已拥有2000万吨级、3000万吨级、5000万吨级和1亿吨级的武器，正急于试验。每天，这些冷战的症状不断刺激着人们，让外交气候处于寒冷之中，但是又不会就此导致世界危机。另外，对他们而言，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赫鲁晓夫称之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也称之为“需要割除的毒瘤”，或者“萨拉热窝”，暗示此事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指的便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苏联始终觉得西方插足前德意志首都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斯大林在1948年曾试图赶走同盟国军队，却受到了大规模空运的阻挠。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时，赫鲁晓夫乘着这趟“顺风车”，要求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斯大林随后给了盟国6个月的期限，后来艾森豪威尔将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条件，他才推迟了期限。艾克也做出适当的让步。他对柏林的态度是“反常”地表示认同。艾克曾提出可以协商关于西方驻军的规模以及民主德国能多大限度地利用该市作为其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等问题。
现在赫鲁晓夫又让肯尼迪陷入同样的争端中。在他有关“解放战争”的演讲中，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了对柏林的强硬态度。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绝“考虑实际情况”，那么苏联将可能“采取坚定不移的措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便又要面对艾森豪威尔曾驱除了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这一协议将包含以下保证：任何对联邦德国边界的“侵犯”都将被视为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挑衅行为”，就是说西方要么放弃柏林，要么准备投入战争。这是他的真正意图吗？夏尔·戴高乐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敦促总统坚决抵抗（“要能忍受得了”）。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抵制并部署新一轮空运，那位主席就可能会有所动摇。一心期盼维也纳会议能解决问题的埃夫里尔·哈里曼同意戴高乐将军的提议，但他也建议改换一种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反应激烈，肆无忌惮地恐吓这位新总统。对此最佳的回应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却又不失礼节。肯尼迪也不必过度高估对手实力。在哈里曼看来，赫鲁晓夫本人也肯定很紧张。这位主席唯一的一次西方之行以失败告终。再者，美国和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也一致认为赫鲁晓夫从未忘记自己出身卑微。但难以避免的是，维也纳会议的气氛可能会有些紧张。这位苏联主席可能会恣意挑衅，因为他只会这一招。哈里曼建议，总统那时应超然处之，一笑了事。
肯尼迪在即将飞往奥地利的前夕在巴黎得到哈里曼的这个建议。巴黎站的行程对新上任的第一夫人来说仿佛初战告捷。11年前，她只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如今却满载着两卡车行李，全身珠光宝气，随从簇拥着她（还包括欧洲顶级理发师），故地重游。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法国报纸描绘她是那么“美貌”“迷人”“闭月羞花”。在进入一个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美国总统说：“我认为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位男士。”
维也纳的氛围却截然不同。肯尼迪夫人也曾调侃赫鲁晓夫：“哦，主席大人，别拿数字来烦我。”但当时的氛围过于凝重，不是她用这种玩笑就能缓和的。当赫鲁晓夫的俄产黑色海鸥牌汽车穿过铁丝网，驶入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用石头砌成，包裹着水泥和灰泥的巨大建筑时，那里的气氛便一下子如当时的天气般糟透了。肯尼迪对助理说，他的对手是“外表诙谐幽默、内心狂暴”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狂暴也显露在外了。在最后一次磋商后，詹姆斯·赖斯顿请求拜会总统。那天，肯尼迪戴了顶帽子，他走进屋子，赖斯顿正在那里等他。总统让整个身体都陷进沙发里，把帽子压到眉梢，发出一声长叹。赖斯顿感到他似乎有些震惊。他问总统：“局面很棘手吧？”肯尼迪回答：“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肯尼迪）走进美国大使馆的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浑身颤抖，异常愤怒。他试图像往常一样保持平静，理智地对待赫鲁晓夫。他极力想讲讲道理，要赫鲁晓夫明确说明苏联准备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但赫鲁晓夫却以柏林问题和以战争解决争端来威胁和恐吓他……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让我对以下事实深信不疑：
赫鲁晓夫已对猪湾事件了如指掌。若肯尼迪当初不对卡斯特罗采取行动，或干脆把他除掉，赫鲁晓夫倒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但肯尼迪鲁莽地攻打古巴，却无胆量坚持到最后，这让赫鲁晓夫觉察出，他面对的是一个初出茅庐、很易受到威慑和胁迫的年轻领袖。
谈话中，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极为粗暴、凶狠，有时像要向对方扑过来一般。只在一件事上他还是理智的：他认为老挝问题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之外，讨论其他任何问题时，他的态度都很恶毒，带着嘲笑的意味。他坚持要求撤换哈马舍尔德，改用“三驾马车”代替他。同时，要通过代表世界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美苏之间的所有裁军协议。肯尼迪辩驳任何一方行使否决权就会导致该设想失灵（“即便是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会有一个驾车的”），但这于事无补。对柏林一事，赫鲁晓夫下了最后通牒，他声称坚决要从苏联的喉咙中去掉这根骨头。无论美国人是否同意，他都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如果美国想因此而挑起战争，那他也无能为力。对于凡事都喜欢诉诸战争的疯子，就只能给他穿紧身衣了。
应肯尼迪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私人会谈。肯尼迪总统极力想说服赫鲁晓夫不要采取如此鲁莽的行动，但赫鲁晓夫断然拒绝了，“我要的是和平，但如果你要的是战争，那是你的问题”。他签订和约的决定已不可逆转，12月就是签订和约的时候。在他们道别时，肯尼迪说：“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他为何要这样做、为何要以如此敌对的方式；第二，弄清我们有何对策。我认为，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他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觉得他一定在想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是很容易对付的。任何惹了麻烦却又没能坚持下来的人都是缺乏胆量的。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打击我，这样我就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如果他坚持认为我既缺乏经验又没有勇气，那么，除非他的想法能改变，否则我们不可能和他达成任何一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而赫鲁晓夫是否一言九鼎将尽人皆知，这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一到莫斯科，他就下令公开发表两份有关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备忘录，而且在会上已经交给了肯尼迪。国务院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对柏林问题，他并没有设定什么期限，但这个现在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苏联的最后通牒。自此，赫鲁晓夫将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显露着沙文主义意味的演讲。
肯尼迪也不甘示弱。6月25日，他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讲：“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而不是自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问题，并把它当成发动战争的幌子。”他要求国会批准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美元，征集预备役，将征兵限额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上调战斗部队的上限，重启、检修已封存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请他宣布美国进入戒备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有此主张。可肯尼迪仍主张并不排斥谈判的方式。他不能贸然利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因为苏联可能真会逼他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是“存心要整整我”，要真是这样，那可就“全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感到压力骤然增加。为了安抚在柏林的德国人，让他们觉得不会被抛弃，肯尼迪总统派了副总统和“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出访德国。赫鲁晓夫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称，苏联现在已经能够造出威力为1亿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的原子弹，而且已经有了能够运载原子弹的火箭。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位苏联宇航员已经被送上了太空轨道。美国国内的紧张气氛日盛，肯尼迪催促人民修建防空洞。与此同时，柏林一片骚乱。7月，30444名难民涌入这个城市的西部。8月的前10天，又有16500人越界而来。12日一天，就足足过来了4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这些人正是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实施5年计划所需要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空寂的街道上，警笛轰鸣，由T–34和T–35型蹲式坦克保驾护航，满载民主德国军队的卡车穿越分隔东西柏林、长达25英里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民主德国人民警察占领了主要的通道。大量的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从卡车上被卸了下来。过了4小时，太阳出来了，一道初具规模的围墙也建了起来。4天后，这道墙竣工了，留在东柏林的人们就这样被圈禁了起来。
这个举动让西方国家惊诧不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花了4天时间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9月1日，赫鲁晓夫又将螺丝拧得更紧。美国的地震仪通过监测搜集了确切的证据证明苏联又在进行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试验，他们指出这种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但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随后，侦探设备又检测到苏联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核试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联进行了30次核试验，并且几乎都是在大气层之内进行的。这一系列核爆炸过后，苏联向空气中排放的放射性有毒物质比英、美、法排放量的总和还要多。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开始前的一次演讲中，苏联领导人宣布很快将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原子弹，这枚原子弹的威力是投放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2500倍，相当于战争史上投放过的烈性炸药总和的5倍。在第二次会议上，他对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该原子弹的威力比科学家们计算的5000万吨级还要大”，但科学家们当然不会因这个“错误”而受到惩罚，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代表们的一片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