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美国的新一代(6)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禁止在大气层核试验建议的唯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重启核试验计划，但是他只批准不产生放射性微粒的地下核试验。对于苏联政府的行为，肯尼迪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措施，再谨慎的人也会觉得这些措施很有必要。”这天是9月8日，双方的信任危机到达了冲突一触即发的临界点。柏林墙完工了，一道砖石和水泥围成的栅栏横亘于柏林的中心地带。8月22日后，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允许盟军通行，其他部分都被封闭了，但就算在那一处，也有东柏林的警察检查士兵们的证件。界墙以外110码的范围禁止任何人靠近。巴黎、波恩和华盛顿收到通知，正式要求联邦德国领导人不得乘飞机进入柏林。对这一点，联邦德国的态度很强硬。9月8日，赫鲁晓夫坚持联邦德国飞机进入柏林需要受到控制的指令被联邦德国断然拒绝。10天后，肯尼迪准备离开海厄尼斯港回到华盛顿时，收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达格·哈马舍尔德在飞赴刚果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原因始终不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来，战争从没像这次一样让人感觉这么近。

两周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往回退。他对正在访问苏联的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巴克说：“我原以为西方国家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后来发现正好相反……我不想将你们置于不堪忍受的境地；我非常明白，你们也不会让自己被踩在脚下。”这样的话，卡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你知道”，他继续对比利时的客人说，“对我来说，柏林不是什么大问题。对10亿共产党人来说，200万人又算得了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没那么急了。他之前给肯尼迪下的最后通牒中的时间是“今年年底”，但他又对斯巴克说：“我不受最后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好，现在他似乎在尽量取得西方的某些妥协，以挽回一些自己的面子。他做了一些缓解紧张局面的举动，包括大方地夸赞肯尼迪的成熟稳重和睿智。但他发现他的这些举动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只得草草收场。10月17日，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宣布：“西方国家对现在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正在寻找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争端的办法。”他总结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坚持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签订和平协议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了。当时看起来是美国胜利了，但真正付出的代价，以后才看得出来。莫斯科的表态、柏林争端以及重启核试验这几件事之后，施莱辛格写道：“总统无疑已经感觉到了，一旦美国撤出亚洲，世界局势就会失衡。”肯尼迪认为，他应该进一步向他的对手证明他的无所畏惧和坚定毅力。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敢于向西方开战的唯一地点就是中南半岛，“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我们力量的强大，看起来越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些日子可不那么愉快。一年前，他还是美国参议院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他成了副总统——美国政府中最没有实权、最令人窝火的职位。每天，他都从各方面体会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在白宫，他只有一个停车位，只有一部与白宫连通的分机电话（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3部）。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坐过总统的专机。他自己曾上去过，但不是受邀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有三次发现约翰逊单独在机舱里四处张望。他们是因为正好当时总统要使用飞机才进去的，因此不得不请他下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令约翰逊很尴尬，但他还是一次次回来，总统专机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让他很是痴迷。

肯尼迪的人将约翰逊的人都看作外人。除了沃尔特·詹金斯之外，副总统的下属们对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而言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参观者进过白宫。这种被当作不存在一般的处境甚至连约翰逊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讲，他们的地位与总统的警卫人员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被排除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他们不能使用白宫的车、办公室，不能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中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得到这种待遇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被精英们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要护卫的人无足轻重——再也找不出其他词来形容了。

肯尼迪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像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副总统，肯尼迪选择了敬而远之。或许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或许是出于人的天性，美国选举出来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和睦。一些早年和行政首脑关系密切的人在当选为副总统后，会发现他们曾经的情谊被冷冰冰的社交礼节所取代，他们因此备感受伤。他们忘记了，对总统而言，副总统的存在就等于每天提醒他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也许还不止这些。虽然有些人也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他们并不想让接替他职位的人如影随形。那些希望总统们能够详细向副总统介绍情况的人很少考虑到其中的深层含义。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须清楚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以及第二号人物所继承的会是什么。一家之主可以毫不畏缩地写下遗嘱，可要是他知道死后，隔壁邻居会成为他孩子的父亲、他妻子的丈夫，他肯定会面无血色。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烦恼外，还有另一个烦恼。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选票，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来自不同地区，而他们在不同选区的号召力不同，性格也可能完全对立。也就是说，那位丈夫可能要选一个与他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且价值观也不同的人替代自己。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是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就是一个非凡的并且很滑稽的怪才，他的自我膨胀无耻而放肆。出国访问时，他每天打电话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报道他的活动。他总是在为竞选作秀，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天哪，他在和一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名赶骆驼的人充当亲善大使，这让巴基斯坦举国欢呼。他告诉那位受惊的赶驼人巴希尔·艾哈迈德：“我们已看过了你和你的骆驼，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他打算帮你改善生活。”事实上，总统根本就没有这打算，似乎这个险招要坏事，结果却没有。艾哈迈德的美国之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肯尼迪很是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会担心骆驼在白宫草坪上拉屎。”

得知副总统的心结后，肯尼迪开始想尽办法表示对约翰逊的尊重，为他创造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事情的影响还很大。讽刺的是，有两件起初在他看来毫不起眼的事情，回想起来却变得无比重要。第一件是柏林之行。在去柏林之前，约翰逊心情很差，但他的演讲很成功，而且还赶上了参加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欢迎仪式。东道主认为他的到来是这座遭到围困的城市的命运转折点，因此，他回国时的情绪也深受感染。

第二件事就是那年5月出访西贡（现胡志明市）。刚开始此事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后来其意义之深远才被觉察。这是一次南亚之旅。人们期望副总统此行能为非共产主义政权鼓劲儿。但这次并不像在柏林时那样，副总统此行并不是表示美国愿意同他们并肩作战。那时候，美国在越南还没有承担这样的使命。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西贡信誓旦旦。他也表示十分欣赏吴庭艳，称他是“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团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约翰逊是否真是那样想的。副总统回答说：“呸，老兄，他是我们在那儿唯一的人！”

这位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又黑又胖，是个烟不离手的单身汉，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从他那栋巨大的黄色的以灰泥建造的独立宫（现称“统一宫”）走出来的人，都要听他六七个小时甚至长达12个小时的独白，而且中间不停顿。除了这点他倒没什么别的缺点。60岁的他，仍然行事果断、目标坚定、富有献身精神，是一个典型的铁腕当权者。他的头衔是总统，却不怎么关心民主，完全是一个暴君，或像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就是尊重他、服从他。反对他的人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媒体，也没有真正的改革。政府官员候选人都是军官，挑选时看中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诚。虽然吴庭艳本人很廉洁，但他的宫殿里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和野心勃勃之人。他严厉而又固执，认为天主教徒就该享受特权，只因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他的专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他的允许，部队的连队指挥官都无权调动自己的部下；到他快要下台时，没有他本人亲笔签名的护照一律无效。月复一月，他的专断统治越来越严苛，他只同少数几个亲信以及他的亲人商量，尤其是他那个嚣张跋扈的弟弟吴廷瑈以及吴廷瑈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廷瑈夫人曾经解释过吴家的统治哲学：“如果我们打开窗户，进来的不仅仅是阳光，还会飞进来许多坏东西。”

进去的少了，出来的也不多。在情报方面尤其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谜团之一是：为什么这里让许多西方专家声誉扫地，缺乏有力的证据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著名人物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上犯下如此荒唐的错误。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提前宣布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而丢了脸，许多士兵和政客也错误判断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可能的发展趋势。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参议员为了给他的同事们释放一下压力，引述了一些早期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军事情形看起来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迪安·艾奇逊，1952年）、“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形势正在好转”（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森，1953年）、法国打胜仗的“可能性很大”（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1954年），以及“法国就要胜利啦”（海军上将雷德福，1954年）。可是法国败了，7年里牺牲了19000名法国人。这些言论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自己后来也受困其中。在白宫，他对越南的政策也是根据1960年参议员委员会报告中刘易斯·卡罗尔估计的情形做出的：“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国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年初，肯尼迪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前提条件是战争会在18个月内取得胜利。

另一个越南之谜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包括4位美国总统（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位民主党总统）都认为美国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而这个国家在亚洲，距美国7000英里，是位于遥远的中南半岛的原始土地，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10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力排众议，甚至不顾国内的局势也要保证那些饱受争议的人物执掌越南。然而，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肯尼迪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他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麻烦的人。1951年，他以众议员的身份访问越南。回国后，他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道：“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美国就不可能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取胜。”后来，他也受到冷战派言论的影响。冷战派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再不能“失掉”中南半岛了。

美国对西贡的承诺始于1954年，1957年又重申了一次。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在给吴庭艳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美国“会帮助越南政府成为一个强大而又自食其力的国家，能够抵御军事颠覆和侵略”。艾克给这项承诺带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越南也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他的目的就是“以防任何人将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贵国自由人民的身上”。

林登·约翰逊在白宫的几年里，每次提到越南时都会说：“艾克做出过的承诺，我就必须遵守。”可事实上他没有，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的协议，参议院没有参与，该协议甚至缺乏合法性。然而，约翰逊和肯尼迪都觉得受到这项承诺的束缚，认为必须遵守不可。西奥多·C·索伦森写道，撤销美国对越南的支持会让“整个世界对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进一步写道：

无论在1954年以前我们与越南是否有重大利害关系，艾森豪威尔的信件都让这种关系产生了。无论我们是否应该画下那条曾经画好的线，一旦画下了，就永远要受这条线的束缚。无论多米诺骨牌理论在1954年是否有根据，7年后，当邻国政府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是否有能力信守对西贡的承诺时，这一理论就已经得到了印证。肯尼迪……必须继续完成这一项他承接下来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