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2:1932~1972年美国叙事史(1941~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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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国内战线(1)

1942年3月,全美国都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一名女士在公交车上大声说道:“打仗以后,我丈夫的工作比以前好,挣的钱也比以前多,所以我想让战争多打几年。”听到这些,另一名女士愤然起身,给了她一记耳光,说道:“这一耳光是为我在珍珠港死去的儿子打的。”接着又给了她第二记耳光,说:“这一耳光是为我在巴丹死去的儿子……”

这个故事不太可信:什么样的母亲会在瓦胡岛和吕宋岛都有儿子?这个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反映了战时美国自身的问题。的确,战争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宝藏,它带来了经济复苏,人们在“大萧条”时期的梦想成为现实,但这却让人们充满负罪感。当然,人们还没有内疚到拒绝赚钱的程度——这样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符合人类的本性,而且这并不能帮助参战部队。但这种负罪感足以让他们参加回收废铁活动、购买战争债券、为民事防护组织服务,以及偶尔请孤独的士兵喝酒。

每场伟大的战争都会带来社会的变革,像“二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注定会给美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纽约每日新闻》真的相信美国大兵打仗是为了“回来看球赛,并把油箱加满”。有时,美国大兵自己认为他们是为妈妈和苹果派而战,但历史没有这么简单。1941~1945年,美国经历了变革带来的阵痛,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像美国这样经历过这些后依然故我。思想、习俗、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以及不同性别和社会各阶层关系都在美国国内展开较量。像基尔罗伊一样的女子铆钉工随处可见,战前女性的形象一去不复返。

产生变化最明显的原因就是紧缩的经济被注入大量资金。1942年,华盛顿每天给美国市场注资3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结束,据统计战争开支达2450亿美元,比1789~1940年年度预算之和还多,其间,美国还打过5场战争。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人民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为910亿美元。1945年,则达到了2150亿美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1940年,失业人口一度达到800万。战后,这一危害美国社会的顽固毒瘤消失了。就业人口从4500万攀升到6600万,其中包括500多万女性。保罗·班扬[1]回来了,整个国家的信心复苏了,回到了股市大崩盘之前。1943年的公司利润就超过了1929年的。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嘲笑说:“美国人孤立无援,以至于他们必须不停地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夸下海口,说每天造1000架飞机和坦克,但打仗的时候却拿不出来,只能连吃败仗。”戈培尔的话没有经过大脑,甚是滑稽可笑。美国可以派出1200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强大的帝国作战,建设的海军规模比敌军和盟军海军加起来还庞大。即使这样,1939年美国国内消费额仍增长20%。这让人十分困惑。爱德华·R·默罗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生活环境相对舒适,安全也有保障。‘二战’开始以来,唯有美国生活条件有所提高,未像欧洲国家一样,被战争所困。”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因为战争有所好转,他警告道:“如果苦难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那么安逸也会。”

《时代周刊》鼓吹道:“美国突然间富裕了起来——美国各地一夜暴富。”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人的财富有所积累。许多小企业被高效的大企业排挤,这是事实。然而,纳税申报表显示,战争带来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是普通家庭,他们在“大萧条”时期几乎一无所获。这并不是人为安排好的,发生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深藏于美国的国民性格之中。有“20世纪的托克维尔[2]”之称的D·W·布罗根,向欧洲同胞解释说,他们的盟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是生意,而不是艺术;他们不在意能否占领道义的高地,只关心能否打赢战争……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公司,公司的股东都希望能盈利,该国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种期望。”

农民也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原因显而易见。“大萧条”时期,产量过剩让农民损失惨重。“二战”初期,由于害怕悲剧重演,农民们有些畏首畏尾,不敢投身于大规模生产。到1942年秋,总统终于使他们相信美国必须成为世界粮仓。等他们回到田间地头,粮食产量已比之前高出25%。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萧条”时期,发明家、化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发明了新型肥料、高产种子、杀虫剂和新型机器设备,科技已经可以改变农田的面貌。其他行业也如此,战争使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高管、国家公务员通力合作,凝聚各方智慧,不仅寻找解决战时棘手问题的方法,也在寻找应对战后世界各种挑战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被搁置的发明,这时却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有管理天赋的年轻人,比如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助理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认为雷达、装配式住宅、冷冻食品、柴油机以及原油热裂解等战时使用的技术,在和平年代也能帮助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战争已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但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赢得战争将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显然,战争给人们的思想以相互启发与激励。总的来说,美国科技在战争中经历了如温室培育般的爆发式增长。”

30年后,当年的生产奇迹已经渐渐成为平常事,但其深远的影响开始显现。“二战”使得平等主义盛行,传统的标准逐渐消失,财富、社会地位、年龄、种族、性别和家庭出身不再让人本能地顺从。之前,人们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而尊重他;现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的“人人平等”摧毁了这一传统。理查德·惠特尼不会再被新新监狱视为座上宾。即使巨大成就赢得了社会地位,也没什么。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解放了美国的生产力,开辟了科学技术的新世界,后来却被遣散,被人们当成“书呆子”。

这些并非都是“二战”的产物,社会变革酝酿积蓄已历经半个世纪。“一战”、禁酒令、“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冷战,还有核战争乌云笼罩下领袖们的无能为力,这一切都让人们不再相信权威,无论是国旗还是十字架,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家中长辈。然而,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之间的几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国家总动员中肩并肩、不分你我,模糊了阶级界限。更重要的是,经济大权转移到了普通民众手中。经济繁荣之前,美国人寻找产品;随着战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商品开始寻找人。下层阶级的富裕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工资的积累。那时,人们认为花钱大手大脚是不爱国的表现,而且商品匮乏和反通胀控制也都导致不鼓励疯狂购物。不过,银行存款不断增加让经济学家忧心忡忡。1943年夏,美国财政部估算美国国内现金、支票账户存款、战时债券总额达到700亿美元。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弹”,考虑到之后其对美国人性格特质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这样的想法只能为当务之急让步。在没有彻底打败轴心国之前,考虑战后和平时期的挑战显得为时过早,甚至很危险。1942年,当局提出让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研究战后问题,但国会解散了委员会,这项研究也就不了了之。有时,总统也无暇顾及国内事宜。1943年12月28日,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总统向一位没有离场的记者透露,他已经厌倦了“新政”这个词语。他说,10年前,“新政医生”是一名内科医生,治愈了国家内部的急性病。但在1941年12月7日,痊愈之后的病人遭遇“严重事故”,“新政医生”不懂如何治疗此类疾病,将病人交给了“外科医生——战争胜利医生”。

社评人们一片欢欣鼓舞。《时代周刊》写道:“揭示死亡:10岁的新政在营养不良的长久病痛中,最终病逝。1932年选举后,新政诞生,经过4年的健康成长,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色斑点,后因战争冲击始终无法完全康复。上个星期,新政之父——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新政病逝。”他真的这样做了吗?罗斯福只是感兴趣于将其转化成其他形式的改革,他正在起草两个重要法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一个是《美国军人权力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和其他权利;另一个提案是允许每一位军人投票。

想当年,国会议员像聆听圣旨一样听他讲话。然而现在,那样的日子已经不再,他不得不被国会牵着鼻子走。在新任的第78届国会中,保守派势力大增。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派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已经慢慢地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他支持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仍旧执迷不悟地坚称美国应该“单干”,他与他的想法正逐渐消逝。1943年秋,约翰逊最后一次发表鼓吹孤立主义的演讲。在随后的投票中,关于“参议院是否应该下定决心参与建立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问题上,85票赞成、5票反对、6票弃权。另外,众议院以360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一项由阿肯色州年轻议员傅尔布莱特提出的类似决议。这为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8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该草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字斟句酌地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世界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并为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提供重建资金。温德尔·威尔基为其1943的新书取的名字似乎恰如其分——《天下一家》。

与此同时,各条生产线都在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用品,供给苏联、英国、英联邦国家、自由法国和美国自己的军队,准备1944年的决战。生产打字机的工厂转而生产机枪,汽车工厂则生产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格·西科斯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直升机生产线。另外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工厂坐落于斯特拉特福德城,则生产了6000多架海盗式战斗机。单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就为陆军制造了25507辆坦克。

由于精密机械的复杂性,没办法预计下星期哪种民用物资会出现短缺。敢于领先瞬息万变的市场而囤积货物的人,只有那些人手和资金都很充裕的专业投机者。糖、黄油、酒、肉、香烟,这些物资出现短缺情有可原,战场上的部队和家乡的人民都需要这些东西。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这个星期刚有了香烟却没有了火柴,为何政府对汽车轮胎执行配给政策,开车的人进城买自行车时,却发现自行车也开始执行配给政策,战争又为何会消耗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割草机、纸张、腰带、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电炉、烘烤模、打蛋器、小锡兵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调酒器、爆米花机、进口皮草和龙虾叉。任何疑问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你知不知道我们正在打仗?”是的,知道,不过……这有点儿不合情理,执掌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办公室在拥挤的白宫东区,那里还在装修。(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只能放在男厕所里。)生产小东西的工厂多数情况下都在为战争机器服务,所以战时不会生产像游船、烘烤模和龙虾叉一类的东西。但那些小东西的库存没理由不被清理,真正的原因是,全国性的大动员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全美91%的人口,也就是12260.4万人,都需要发放糖配给证,不能指望发放过程中不出现任何纰漏。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错误让人难以置信。有一次,费城配给办公室忘了给自己发燃料导致其暂时关闭。每个被住房短缺困扰的家庭都听说过一个故事:洛杉矶发生一起谋杀案,当地记者奇克·费尔顿赶到案发现场,确定受害者已经死亡,他立刻前往受害者的住处,气喘吁吁地问房东:“能不能把死者的房间租给我?”房东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刚才过来的警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