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经济活动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行为，经济发展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最重要且最富活力的形式。人类是由不同人群构成的，不同人群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模式。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就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的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克思还曾经说道：“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且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正如恩格斯在其光辉论著《反杜林论》中所揭示的那样：“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还认为，虽然经济活动对于人类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绝对唯一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非经济因素的人文研究，造就了经济人类学这门跨领域的边缘交叉学科。换言之，经济人类学就是探讨不同社会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一门学问，她秉承人类学这一学科固有的通过研究“他者”的世界来反观自身社会的批判主义精神，试图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命题以及推论做出整体的反思，以求还原人类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比如关于交换、货币或市场等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和社会交往的本来含义。因此，经济人类学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与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和收入分配等相关变项，这些变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们的社会制度关系。经济学把经济理性作为最基本的分析手段和最重要的假定，认为每一个社会交换和经济过程的参与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即使其利益和价值在经济交往中最大化。但是当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全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学中关于理想的原则或假定，并非适用于人类发展的每一个过程，而更多的显现出作为一种变项而存在的性质。

经济人类学把对人类本质实现的关怀和对人类发展方式的反思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通过对人类不同群体的相异性研究，来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含义和时代特征。因此，经济人类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扩展、延伸自己的研究领域，学习和接受新的理论解释和研究方法，从而实现对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超越和新的融合。正是这种跨学科的融合，使得经济人类学能够比经济学更深入到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中，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史、各种具体的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贫穷、不平等和发展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从整体上看，人类学在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而作为其分支学科的经济人类学，基本上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别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不仅特别需要包括经济人类学在内的理论研究和指导，而且也为我们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创造了条件。由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应用人类学专家田广博士和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罗康隆博士编写的这本教科书，在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方面是一次有意义的实践，值得推荐。

这部经济人类学著作对于从事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经济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而言，是一部系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作者所提出的理念、方法与建议等，不仅能够让读者获取新知识和启迪，而且能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对如何将西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实践之中的思考。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学者，我非常欣赏两位作者的贡献，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提炼和完善相关的理论阐述，在对中国的相关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不断在理论上归纳和升华，为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作出新的贡献。

周大鸣

2013年2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