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2）

（四）以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要理论为基本参考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冲突不断，西方社会学者逐渐认识到其根源在于社会不平等，而过度的冲突和斗争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对社会分层现象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进而提出了一些分层理论和模式，用以解释和干预国家的社会政策。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在概念体系、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西方社会学者的社会分层理论研究良莠不齐，但是，由于社会现象之间客观上具有的广泛联系，用开放的观点看，他们的研究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对分析我国的社会分层和流动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借鉴。

1.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分层的主要理论

韦伯的“三位一体”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西方社会学中最早提出了社会分层理论。韦伯提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三重标准，即财富和收入（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声望地位（社会标准）“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法。［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韦伯采用了多元社会分层标准，进而又引申出对累积性、扩散性［累积性分层结构也称刚性社会分层结构，刚性分层结构意味着多元分层结构标准高度重合，用其中任何一个对社会成员进行分层，其结果与运用其他标准大体是一致的。扩散性分层结构也称为弹性分层结构，社会成员在多元分层中的地位是分散分布的。由于社会成员在不同领域的资源占有状况不同，用不同领域的标准对社会成员分层，其结果是不一样的。参见《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233页。］分层结构，以及地位一致、地位相悖等新课题的研究，丰富了社会分层理论。

帕雷托的精英理论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认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存在是普遍和永恒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地位是凝固不变的。稳定的等级结构是稳定的经济状态的产物，因而它仅是静止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结构。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创新、竞争、变革基础上的动态性工业社会，因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终身的或世袭的阶级。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于个人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决定的，社会成员最终归属于哪个阶层，取决于他们天生的才干、能力和努力。这种天生的差异把社会上的人分为群众和精英，这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他同时也认为，现代社会是个开放的体系，能力才干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变异性，通过个人的努力，社会下层可以晋升到社会上层。同样，在竞争中，社会上层也有可能落入社会下层，即形成一个精英循环体系，实现社会成员间的地位流动。［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227页。］帕雷托的精英理论在研究社会分层结构的同时，也开创了社会流动研究的先例，认为社会流动可以将不平等现象由静态转变为动态，从而形成社会稳定的平衡机制。

帕森斯的职业分层观

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职业是最重要的分层标准。他认为个人的社会职业决定其财富和声望。职业等级是与个人成就大小相一致的，是社会对个人成就的一种酬劳与认可。［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帕森斯的理论是建立在其对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社会结构分析基础上的，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米尔斯的权力分层理论

美国冲突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把权力因素视为社会分层诸标准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依据权力标准，他把西方工业社会分成三个阶层：最高权力精英层，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权贵人物；第二层是中间层，包括一般官员和社会名流、影视明星等对社会有影响的人士；底层是一般社会大众。［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8页。］

华纳的六分法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华纳运用韦伯的分层理论，由财产、收入、职业、文化程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等指标组成综合标准，提出了把社会划分为六个阶层的方法。上上层是老财阀；下上层是新财阀；上中层是医生、教授、律师等高级白领；下中层为小店主、一般职员；上下层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工人（蓝领）；下下层是非熟练工人，以及处在贫困线下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

布迪厄的后现代文化分层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分层思想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文化、生活方式、品位、习惯等在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方面的重大作用。他融合马克思的理论和韦伯的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传统阶级研究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区分社会阶级的首要差异，在于各阶级占有的资本总量不同。这些资本总量是人们可以实际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他以这四种资本的占有量多少将人群划分为：支配阶级、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每个阶级中又以占有资本的数量多少区分为顶部集团、中间集团和底部集团。布迪厄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引入了社会空间概念，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都置于社会空间之中。社会空间是日常生活的实际空间，它与物理空间不同。物理空间上的两个邻居，在社会空间上可能很疏远。［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5页。］

2.西方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主要理论

西方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理论对于理解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很有帮助，在此择其要者进行评介，作为我们分析中国社会流动的借鉴。

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

美国学者索罗金认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永久性的、全球职业性的，因而也是社会性的不平等。他认为垂直流动具有稳定效应，可以给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提供一种突破现行制度的动机。高社会流动率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释放社会地位较低阶级的不满。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越发展，社会流动率越高。工业社会的流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世袭现象减少了；二是所有职业群体都是由来自不同社会出身背景的人组成；三是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不清；四是父辈的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地位仍有较大影响；五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等级位置相近或相似的职业群体间更容易发生流动；六是分层体系的中间层比两端更稳定。［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5页。］

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对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的研究重点是工业社会中社会流动资源的决定、社会继承，以及流动趋势与社会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他们认为，影响社会流动率的五个主要因素是：可得到的位置数（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其中高级岗位均呈增加趋势，而非技能劳动岗位呈减少趋势）、不同的出生率（高收入家庭出生率低，即便他们的子女仍保留其父辈的地位，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仍有地位上升的空间）、职业等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职业声望会发生变化，一个人职业不变社会声望也可能发生变化）、可继承的地位——位置数的变化（现代社会结构中可以继承的职位数正在下降，只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和获得较高地位的动机还对子女有些影响）、关于潜在机会的法律限制方面的变化（许多限制人们为自己创造新的和较高职业职位的法律被废除）等。另外，在现代社会，家庭背景对子女受较高等级教育的机会具有重要作用，教育是个人生涯发展中的决定因素。他们还指出：在一个发展与动荡的社会中，类似继承性等级这样的流动障碍可能是导致不稳定的根本原因，而较高的社会流动率有利于政治稳定。［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62页。］

布劳与邓肯的流动研究与地位实现模型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与邓肯的研究证实，美国社会职业结构的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中有两条阶级界限，即区分蓝领和白领的界限，以及区分蓝领与农民的界限。这些界限限制了事实上的两个类别间的向下流动。人员流动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不同职业之中的，一般都固定在两条阶级分界线之上的一个临近职业上，即最低的白领群体和最低的蓝领群体。这种防止人们降入较低阶层的阶级界限，有可能使一个人虽然留在较高阶层，但却不能充分展现其才华，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他们认为社会人力资源在一个拥有较高流动性的变动的阶级结构中比在一个僵化的社会系统中能得到更充分的开发。美国社会较高的教育水平对降低地位继承和促进职业结构开放有重要影响。出生于体力劳动者家庭的社会地位低下的美国人流入高阶层的机会（0.85）比其他社会高得多，也明显高于欧洲最高的葡萄牙（0.66）和西班牙（0.62）。从中产阶级进入精英层的比例看，美国也是全球最高的。他们将社会经济的生命周期概念和路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用于社会流动分析，使社会流动问题研究从抽象的议论进入明确化、具体化的阶段。［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63页。］

关于代际可传递资源的理论

社会学家马奇和韦索罗斯基发现，仅把职业作为进行社会流动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遗漏了三种重要资源：资本、权力与文化。资本指经济资源。财产继承与代际流动的过程，使资本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资本在许多家庭中还扮演着职业收入之外的重要角色，对孩子教育与训练方面的代际投资也至关重要。家庭对于新的一代来说是导致不同“机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上一代传递下来的经济资源有助于人们接近较好的职业，而收入高的职业往往有助于资本的积累。权力即政治资源，通过政治组织来运作。其作用表现在，在阶级阶层变动中，政治组织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流动途径；政治资源可以使其拥有者的子女获得较好职业的机会明显增加；拥有政治资本有助于获得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累积的权力有助于其他资源的累积，这一资源转换必然更深刻地影响社会流动。文化指文化资源，可以理解为“统治文化”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提供不同的“服务”。出生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继承了不同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像经济资本一样是可以创造并传递给下一代的，而且教育系统倾向于使文化资本的大多数从家庭中获得，它们是为维护现存社会结构服务的。文化资本对个人在家庭和学校中的教育和社会化有着累积性的效果，从而对人们的流动机会产生影响。［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4～92页。］

三、本书研究的实践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要求人才工作必须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把握大机遇，开阔大视野，策划大思路，推动大发展。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以及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等，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是本书研究的实践依据。

军事人才建设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军事人才建设研究要有新突破，必须放到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人才竞争的大背景下来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是我国社会结构变化最深刻的原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且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深层动因。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市场经济发展最显著的影响表现为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即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由于与其他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出现了新的变化，发生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社会性流动。这些变化对军事人才队伍建设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从理论上搞清楚产生这些影响的原因和发生影响的机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也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军事人才群体，由于服役时间普遍比一般士兵长，受到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尤为突出。过去，我们一般从人才学角度研究军队人才流失问题，从市场经济引起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经济利益驱动的角度分析军事人才流失的原因。这样分析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把问题放到整个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中来研究，因而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整个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人才市场化配置及其对军事人才队伍的深层影响这个关键因素，难以进行深入分析。尽管对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问题能及时发现，但由于对深层次的原因把握不够，提出的对策往往局限于从军队内部着眼，试图用传统的思路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结果是“研究成果”不少，问题依然存在，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突破原有的思路和框框，拓展解决军事人才建设问题的思路，以社会结构转型为大背景，深入研究现阶段军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状况，特别是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揭示现阶段军队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深入研究军事人才建设问题的必然。

四、本书研究的方法、框架和创新点

（一）研究方法和关注的问题

军事人才建设问题研究涉及许多社会科学门类。本书之所以从社会分层与流动这个视角来研究军事人才建设问题，是因为军事人才建设是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的。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些改革综合作用的效果，最终都会通过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体现出来，而研究社会阶层结构问题的通用办法就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改革实践在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在继续，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国内学术界发表了大量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成果。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作了新的表述之后，受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鼓舞，又有一批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新成果问世。比如，陆学艺等提出的“中产化”观点、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理论、李强和李培林等作出的“碎片化趋势”分析、李路路提出的“结构化”论点，等等。学者们对当前经济社会分化主要特征的描述，对分化的未来趋势的预测，都有其研究的视角和一定的社会调查数据支持。虽然这些成果的有些具体结论笔者并不苟同，但这些研究方法和视角，启发了笔者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认识，借鉴这些方法对研究军事人才建设问题无疑是有帮助的。另外，笔者还评介了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是对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它们对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转型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书对国内外各种理论观点的评介，是为了应用学者们丰富的实证资料和成果，借鉴相关的研究方法，考察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流趋势和主要特征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提出军事人才建设应对社会变化挑战的对策建议，为有关决策者和关心军事人才建设的人们，提供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

笔者注意到，学术界关于我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中，涉及军人群体的很少。目前发表的与军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之于《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1998）［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51页。］、《军事社会学》（2001）［许祥文，《军事社会学》，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421页。］、《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2001）［张明庆、刘光明，《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军事社会学》（2002）［张明庆，《军事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影响及对策》（2003）［沈礼清，《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影响及对策》，国防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1月。］、《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研究》（2004）［韩国庆，《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研究》，西安政治学院硕士论文，2004年7月。］等。这些研究主要是军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完成的。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对军人在社会分层中位置的研究具有接力的特点，在借鉴和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并有所创新，特别是张明庆教授和韩国庆、刘光明从社会分层角度对军人地位的研究，是目前见到的比较早且比较系统的研究。但专门系统地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研究军事人才建设问题的成果目前尚未查询到。本书正是笔者受他们研究成果的启发，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军事人才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把军事人才群体作为研究的重点，从社会分层与流动对我军人才建设的影响这个视角，来寻求在社会变迁大背景下解决军事人才建设难题的对策。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本书重要借鉴和参考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成果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领导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课题研究课题组的三份重要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郑杭生［郑杭生、李路路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强、李路路、许欣欣［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周雪光［周雪光等，《国家社会主义的分层动力机制：中国城市案例，1949-1993》，参见《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春玲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中涉及军队与地方比较的，主要以陆学艺主持的这项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社会阶层调查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为参照。为了对军人社会地位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在掌握有关军人生活状况数据的项目上，就把这些数据嵌入该调查的同期相关调查数据统计表中进行比较。因此，尽管陆学艺主编的《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后，社会各界对报告中的某些观点有各种不同看法，但该报告中的社会调查数据，仍是本书的重要参考。该报告中以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并以在全国10个省市所作的1.1万份抽样调查和近千份各阶层人员访谈的数据资料为基础，用国际通行的社会学定量研究手段处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是值得借鉴的［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但是，该项成果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抽样调查的范围还不够大，样本也不够全面，没有把军人和武警这两个重要群体包括进去，因而得出的结论存在一些不足是难免的。在这份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发表两年后，陆学艺课题组又发表了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在该书中专门提到“此次抽样调查的抽样框架未包括军队”，“总体上来说军人没有被纳入这里的阶层分类”。在地方的调查中涉及住在军队营区以外的军人家庭时，该报告又把军人归类为：排级及排级以上军官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排级以下军人为办事人员阶层。［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这种归类比较笼统，其结论不能准确反映军人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真实状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另一项研究《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中，虽对军人和武警在职业分类中作了进一步细分，但在归类时仍然把排以上军官（警官）归入最上层，即社会管理者阶层，把士兵归入职业分类中的中间层（第5级），即办事员阶层，这种归类显然也有待商榷。由于地方学者的上述研究没有对军人群体进行进一步细分，因而对研究军人社会分层和流动问题直接的参考价值不大。本书对军人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分析主要是在前人分析结论的基础上，补充新数据资料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本书研究的重点不是军人社会地位变化本身，而是这种变化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有关单位出于保密原因，拒绝有关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社会调查进军营，这可能是必要的，但绝不应忽视社会转型对军队建设的影响。

军队历来是一个人员高度流动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对军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和流动影响极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军人阶层的社会调查，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切实搞清楚在社会急剧变迁的形势下军人阶层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军人阶层中的各部分特别是军队干部群体的自我评价、社会评价和需求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对军事人才群体的社会流动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些什么特点；如何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利用好社会逐步开放、人才流动加快的有利条件加强军事人才建设；如何认清社会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建立科学合理的与社会整体转型相协调的军事人才流动机制；如何完善军人工资福利待遇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合理的军事人才流动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等。

我们必须看到，军人近30年来在社会分层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了［张明庆、刘光明，《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这种状况对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只是对一定时期社会结构变动的社会学描述，现实的社会变革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其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丝毫不会由于对它减少关注而减弱。我们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用上述有关研究成果，借鉴发达国家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形成合理社会流动机制的经验，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性地研究这个社会变迁过程对军队建设，特别是对军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流动模式等方面的影响，认真研究军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和社会流动的特点、规律和趋势，为加强我军人才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及早采取有效措施抵制其消极影响，才能适应军队转型对人才建设的要求，把军队建设搞得更好。

军事人才建设面临的许多问题，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露出端倪，有些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变得越来越突出。随着形势的发展，研究必须不断深入，然而由于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常常把目光局限在传统思路涉及的范围，而没有最大限度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虽然一些传统的解决办法不断翻新，却一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问题。社会变革对军队建设的影响在继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军事人才建设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思路。因此，笔者试图从理论上拓宽研究军事人才建设问题的视野，期望能够得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研究思路的结论。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已经出版的几本军事社会学著作，有的虽涉及这个问题，但尚未从军事人才建设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本书从解决军事人才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出发，力图通过弄清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机制变化对军人这个特殊社会群体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分析其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进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在研究写作中，笔者努力把军事人才建设问题放到宏观的改革开放大环境、中观的国家人事制度亚环境和微观的军队内部人才政策制度小环境三个层面来研究，以有关社会调查统计数据和社会学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军人群体与整个社会中的其他职业群体在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机制变动中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二）研究框架

本书由一篇绪论和六章内容组成。第一章简要分析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是本书所讨论的问题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第二章就社会分层与流动对我军人才建设的影响进行分析，着重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结构转型中军事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作了系统论证，为解决军事人才建设问题展示一个宽广的视野。第三、四、五、六章提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机制变化的历史趋势，加强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和建议。其中第三章是针对军事人才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下降、部队吸引力减弱问题提出的解决对策，主要是通过构建科学的干部工资福利待遇制度体系，淡化军队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制度中的“官本位”导向，提高军人工资福利待遇的法制化水平，解决靠晋升职务提高人才待遇、保留人才的问题，提高军事人才经济地位，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第四章主要针对军队吸引保留高层次人才难，特别是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用人机制活力下降等问题，从分析工资福利待遇时间结构与军事人才贡献时间结构错位、军事人才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具有一般人力资本的特性入手，研究解决社会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与军队人才资源计划配置的矛盾，提出将军人工资福利待遇高点前移，解决工资福利总待遇时间结构与军事人才贡献时间结构错位问题，建立军事人才资本产权制度、消除军事人才按要素分配的制度障碍，解决军队吸引、保留和培养高层次军事人才问题。第五章是从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军人转业退伍安置难题切入，提出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考虑转业退伍军人安置问题，把转业安置工作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制度体系之中进行重点建设，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统筹解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难题和军队吸引保留人才难题的设想。第六章在前面三章提出的关于保障军事人才物质利益的对策建议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设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军事人才价值观体系，把实现军事人才社会价值、推动军队建设发展与实现军事人才个人价值统一起来，应对社会价值观念变化对军事人才建设提出的挑战。一方面要坚持把大力弘扬“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军人价值观体系建设的重点，积极探索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形式，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渗透到军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融入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之中；另一方面，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研究探索正确评价和认可军事人才的贡献和价值，全面实现军事人才价值的制度机制，营造有利于把弘扬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广大官兵的价值追求，转变为广大官兵自觉的行为准则的制度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既要在广大官兵中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也要重视营造有利于核心价值观在心灵深处扎根的制度环境。只有正确对待军事人才合理的利益诉求，把弘扬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与保障广大官兵的合理利益科学地统一起来，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社会生活的运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平台”这个最大的实际，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这样才能确保各级各类军事人才的价值真正得到全面实现。也只有这样的军事人才价值观体系才比较科学，能够成为广大官兵的自觉追求。

（三）主要创新点

本书应用当代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把军事人才建设问题放在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中研究，深入分析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人才价值观念的异同，军地人才资源配置方式和人才管理政策的差异，信息化战争与半机械化、机械化战争对人才能力素质要求的区别等因素对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寻找军事人才建设问题的根本症结，提出了解决我军向信息化军队转型中面临的人才难题的对策。笔者认为，最能体现本书研究的独特视角、理论价值和创新性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现行军人工资福利待遇的时间结构与军事人才贡献的时间结构错位，是军队吸引保留优秀军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难的重要原因。军队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军事人才在为军队建设做贡献的黄金年龄获得的报酬和社会地位与其实际贡献的价值差距过大，与地方同类人才形成巨大反差。现行军队工资福利待遇由货币化工资和实物性待遇两部分构成，其时间结构的特点是：工资性待遇随服役年限、职务晋升线性增长，且起点较低、增速较慢；实物性待遇随职务非线性增长，多数年轻、职务低的干部基本享受不到。这种工资待遇时间结构设计的价值取向是向资历和职务倾斜，隐含着退休（或获得较高职务）后可以享受较高待遇。这种滞后于军事人才当前贡献的远期激励，虽然可以鼓励军人长期服役，对一般人才吸引力较大，但是，对于军队急需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吸引力不大。这是因为高层次创新人才人生价值的实现是与他们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竞争意识、效率观念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既在年轻时就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也在自身创新的黄金年龄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因此，在人才资源国际竞争国内化、白热化，各竞争主体都以特殊优厚待遇“猎取”高层次人才的当今时代，现行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对高层次军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难以起到预期的激励作用。这就找到了军队吸引保留高层次军事人才难题的一个重要症结，为深化军人工资福利待遇制度改革，建立以贡献和能力为导向，体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原则，实现知识、技术、技能、科研成果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向优秀人才倾斜的激励性工资福利待遇制度，提高军事人才管理科学化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提出必须客观认识军事人才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特性，建立军事人才资本产权制度，为军事人才资源市场化运作提供基本制度支撑，从而确保军队建设发展与军事人才价值实现的科学统一。决策部门应重视军事人才资本产权制度建设问题，改变军事人才产权全部属于国家和军队的传统观念，把军事人才资本产权分解为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并根据各种权益的不同特性，明确界定、合理划分人才资本投资者（国家、军队、单位）与军事人才个体在人才资本收益分配中的关系，确保军队与高层次军事人才合理分享人才资本收益，既保护军队和相关组织的利益不受损失，又保护军事人才个体的合法权益。这就为我军运用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配置人才资源，吸引地方乃至全球的高层次人才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服务，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第三，从国家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高度，提出把军官转业安置问题纳入国家制度建设总体布局中，进行统筹设计，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的设想。在借鉴中外近代国家军人退役安置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近年来我军干部转业安置遇到难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把军官转业（退役）安置问题纳入国家制度建设全局中进行整体设计，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与现代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相协调的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建议。建立这项制度，既可以解决转业军官安置难题，降低国家安置转业（退役）军官的整体社会成本，促进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又可以提高军事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优秀社会青年从军，对于形成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讨论的军事人才建设问题，是从整个国防和军队建设这个宏观视角来讲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从总体上分析论述。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军事人才”具有集合性和抽象性，其内涵是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和士官、士兵中所有具有较高军政素质和专业技能的人。在本书中，除吸引培养保留高层次人才这个难点问题外，并没有细化到各类人才队伍具体如何的建设的微观层面来讨论，因而，本书中笔者使用的主体概念是“军事人才建设”，而不是“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使用这个概念的依据是中央军委[2003]11号文件中关于“加快推进我军人才建设”的权威表述，以及此后的许多重要文献对“人才建设”概念的进一步阐述。在分析社会变迁对军事人才建设的总体影响时，以整个军人群体为对象来讨论；有些部分由于讨论所涉及的因素本身只对现役军官和文职干部队伍产生影响，或者某项对策只针对军队干部队伍，这种情况下则缩小了讨论的范围；还有些部分，比如第三章，深化军队工资福利待遇制度改革，以军队干部为重点；而第六章关于军事人才价值观建设的部分，由于讨论的问题涉及所有军人，所以，书中以全体军人为对象来论述，仅在讨论其中针对部分军事人才的问题时，把论题集中到特定军事人才群体，这与书中对军事人才概念的界定并不矛盾，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