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跨国风险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1．相关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回顾

目前，一般对于创业风险投资跨国流动的研究都运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把创业风险投资活动纳入直接投资的范畴，所以有必要对于学者经常运用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

（1）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的研究

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中，指出对于企业区位选择，区位理论提出三个标准：①成本最低化；②接近市场；③获得集聚经济。海默（S. Hymer）认为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有差异的、投资环境不同的市场；趋向于流向拥有发达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国家；趋向于流向具有寡占型市场结构的国家。约翰逊（H. Johnson）和凯维斯（R. Caves）进一步发展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投资区位理论。他们认为知识资本是垄断优势的核心，知识资本的转移过程就是跨国公司走向海外的过程。拥有研究和开发能力的企业所在的国家往往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输出国，而不具有研究和开发能力的企业所在的国家则是接受国。跨国公司更乐于进入被关税保护的差异性行业。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60）将市场不完全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他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道国存在着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或是存在着造成市场分割的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干预。

（2）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理论的形成，得益于当代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ohn Dunning）于1977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所谓的区位优势是指某国能为外国厂商在本国提供比其他国家更有利条件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个是东道国先天固有的要素享赋优势，如优良的地理位置、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巨大的市场规模等；另一个是由东道国“投资环境”所形成的后天优势，如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投资政策、健全的金融体系、低廉的运输和通信成本等。同时跨国间的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习俗、商业惯例等心理距离也会对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造成影响。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在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上，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从宏观的角度做出了新的解释，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邓宁（1998）进一步指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发展的新趋势：第一个趋势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能否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资本；第二个趋势是跨国公司从寻找能发展其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区位转向寻找那些能强化或补充其核心竞争力的区位；第三个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决定因素的综合性大大增强。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弗农（R.Vernon，1966）是在结合了贸易理论和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这一理论的。该理论以产品的生命周期作为横坐标，结合垄断优势动态分析论证了区位因素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跨国公司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由最初的创新逐步走向成熟、标准化，其国际生产区位也将由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发生转移。国际经济发展至今，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全球网络，而且战后美国与其他国家技术差距也在日益缩小。网络的形成及差距的缩小，使得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区位预测能力大大减弱，如研发投资方面，跨国公司目前已不再把研发活动局限于本国内部，而是纷纷利用东道国的研发资源在当地进行研究与开发。不过该理论目前仍然可以解释某些类别产品的国际区位投资现象。

（4）FDI区位选择综合动因假说

江心英（2004）认为，以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机理，但其研究视角都仅以投资主体作为国际生产资本域运动的唯一内生变量，并以此为出发点对FDI区位选择进行分析，而把东道国看作FDI的被动接受者，是外生变量。她认为FDI是在特定国际环境下，东道国、投资主体及母国三大行为主体责权博弈的结果，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ESP系统即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二者存在正态关联。东道国的ESP系统与投资主体OIL特征及其投资战略间存在动态关联。

（5）外商投资区位的OL模型

崔新健（2001）从企业层面介绍了决定外商投资区位的OL模型，该理论来源于折中理论，但又突破了折中理论。崔新健认为，折中理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决定FDI的几维变量——企业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之间存在重叠或冲突。这三个变量并非属于同层次并列的、性质相同的变量。具体表现为：第一，变量性质各异，特定时段企业变量和区位变量都是相对静态的，而内部化变量则代表着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二，变量关系层次交错，企业变量与区位变量是一对平行的、同层次的、不可分割的变量，而内部化变量则是两者结合的产物；第三，内部化变量自成一体。因此，崔新健把内部化理论置于一个更加一般的层面上，同时将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置于平等的研究层面上，提出了由企业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区位优势两个变量构成的OL模型。

就发展中国家对FDI的需求角度而言，OL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是因为，OL理论将区位变量和企业变量对FDI的决定作用放在了同等位置，事实上，更加强调了区位变量的重要性，由此将东道国在FDI中的作用突出出来。这无疑更有利于反映当今跨国公司FDI的内在规律性趋势。在一个完全整合的世界经济中，全球化导向的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竞争优势，努力寻求实现企业优势与区位优势的最佳结合的生产布局。

（6）国际投资区位环境评价理论

东道国投资环境构成了对投资国的引力作用，不同的投资者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都有自己的标准。出于安全性、盈利性、服务的完善性、优惠性的考虑，迄今为止的环境评价方法，大多属于因素打分法，其主要的思想是找出影响投资环境优劣的若干重要因素，再对每一个因素打分，评定其好坏优劣，并给每一个因素分配权重，最后求其得分之和，以此评定某一投资环境的优劣。这种方法实质上是定量化研究。这种量化研究分为两种：初级因素打分法和多因素系统评估法。

初级因素打分法的代表为美国学者斯托伯的等级尺度法、心理评估法和“冷热国”对比法。等级尺度法是由斯托伯提出来的，斯托伯从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与鼓励入手，具体分析了影响投资环境的微观因素。他从资本抽回、外资股权、对外商的管理程序、货币稳定性、政治稳定性、给予关税保护的意愿、当地资本的可供程度、近五年的通货膨胀率八个方面进行评分。通过这种方法，投资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评估出投资环境的优劣，总分越高，投资环境越好。心理评估法又称“问卷法”。它是社会经济统计中经常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对待评估事物周围的人们心理的归类研究，得出评估事物的真实情况。一般包括以下内容：实施途径、确定调查对象、确定调查方式和内容、分析并得出结论、注意事项。心理评估法依赖收集到的问卷资料得出结论，因此参考价值还取决于设计问卷的水平。“冷热国”对比法认为有七个因素在投资环境中最为重要。它们是：政治稳定性、市场机会、经济发展及其成熟程度、地理与文化差距、法令障碍、实质阻碍、文化一元化程度。这七个因素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子因素。当这些因素处于有利于投资和获取利润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热因素，反之为冷因素。处于中性影响地位的则可以称为温因素。在这个评价体系中热因素越多则投资环境越好。

多因素系统评估法也是定性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发展。这种方法认为，任何一国（地区）的投资环境，是一个由现成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有机体系。这个环境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其层次性。由于多因素评估法侧重于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做出一般性的评价，较少考虑一般项目的投资动机。因此，阂建蜀教授后来提出了一种与此相配套的关键因素评估方法。该方法从具体投资项目的动机出发，从影响投资环境的众多因素中，找出影响投资动机实现的关键因素，然后根据这些因素对投资环境做出评价。

2．跨国创业风险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1）国外主要研究现状

Meyer & Shao（1995）强调文化及地域上的差异将给跨国创业风险投资带来很多问题。它解释了很多创投公司在开始国际化时首选邻国进行投资，再选择其他国家逐渐实现国际化。

Baygan & Freudenberg（2000）指出创业风险资本可能会跨越国界而流入到创业企业家最多、创新能力最强、增长前景及预期回报最多的国家。他们还分析指出政府有意于培育当地对创业风险投资的需求、创新能力及企业氛围的政策将有助于吸引外国的风险投资。

David Ahlstrom，Garry D. Bruton & Kuang S. Yeh.（2007）从欧洲视角分析了中国创业风险投资的情况。文章分析了有关创业风险资本的投资范围、创业风险投资的生命周期过程、国际化及跨国创投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地方创投公司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市场信息、网络资源因而吸引外国创投公司主要以辛迪加的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Martin Kenney，Kyonghee Han & Shoko Tanaka（2002）通过考察创业资本国际化投资的历史进程，总结了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一些特点。认为创业资本能成功跨国界扩张依赖于一个可接受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允许大资本获利的商业机会。因此，要吸引外国创业资本，政府应提供必要的协助，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Sophie Manigart，VeroniekCollewaert（2006）等人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出，欧洲的创投公司的跨国投资是受其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驱动的。如果拥有越多的创业风险投资方面的高级人才以及拥有越多曾经有过专门的创业风险投资经验的人才，那么就有更高的可能会进行跨国创业风险投资。Mike Wright（2007）指出如果要吸引国外创业风险投资者，本国的创业风险投资公司本身就应聚集足够多的资金，扩大自身的规模和市场。从而使外国创投公司设法模仿或去适应本国的市场，以求尽快本土化。

Joshua Aizenman & Jake Kendall（2008）选取100个国家近三十年来创业风险投资公司的数据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距离、语言和殖民地关系是明显影响创业风险资本跨国流动的因素；此外，优质的人力资本、良好的商业环境及发达的金融市场将更好地吸引国外创业风险投资。

一些学者选取了1970—2005年间的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数据样本，对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评价体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Wells（1974），Tyebjeeetc（1984）， Macmillan etc（1985），Merrified（1987），Clouse（1991），Ray etc（1991，1993）， Riquelme etc（1992），Hall & Hofer（1993），Rah etc（1994），Pandey & Jang（1996）， Zacharakis & Meyer（1998，2000），Zutshi etc（1999），Shepherd etc（2000），Coster & Butler（2005）。这些实证分析的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研究的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英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这些指标可分为新创企业家及其团队、技术和产品、市场、财务四大类共计89项指标。目前最常用的“前十位评价指标”分别为：创业者素质、创业团队的知识和经验的完备性、产品的竞争力、产品享有的保护权、目标市场成长性、目标市场规模、市场进入壁垒、技术创造需求能力、盈利能力以及投资退出机会。

Martin Haemming（2003）从企业层面上系统研究了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人员、技术、资金的“可转移性”决定了新创企业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建立；对于跨国创业风险投资而言，创业风险投资家的经验和才能又是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制定具体战略时，行业选择、地理位置、企业内部组织形式、公司创业基金结构、企业家报酬、执行网络等方面，是创投公司进行跨国投资时须解决的问题。Gompers & Lerner（2001）从创业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创业风险投资国际化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对于希望参与创业风险投资国际化的国家来讲，应注重做好创业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培育工作。供给依赖于三因素：投资者信心、支持创业风险投资的风气、活跃在商业领域有经验的创业风险投资家的数量。需求依赖于三条件：有规章的投资环境和法律结构，良好的投资基础结构、技术条件和人员培训，尊重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文化氛围。

（2）国内主要研究现状

曹洪军、张伟（2003）指出外商创业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初期、成长期、快速发展期之后，目前正处于调整期。外商创业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已形成五大特点和三大趋势。五大特点分别是：总量增长迅速，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开始进入我国，进入方式采取的多是在境外注册、在国内设立办事处的形式，整体不太活跃，投资偏好于扩张期、收益较高。三大趋势是：加快外商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势在必行，注意吸引单项投资规模大的外商创业风险投资、提高引资质量，积极引导外商创业风险投资向战略性产业和核心技术项目转移。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不配套、管理办法不完善、税收政策不合理、退出机制不健全等。要加快外商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应当采取出台与修改相关法律、完善管理办法、调整税收政策、健全退出机制等对策。

区位条件可以说是吸引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客观因素。与一般国际直接投资相比，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特殊性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更为苛刻（曾一军，2005）。该投资接受国在国际投资环境、东道国创业风险投资环境、创业风险投资退出环境等方面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张陆洋（2007）分析了文化、法律法规、劳动法和破产法、金融市场以及政府支持对创业风险投资的影响。此外，金雪军、戴志敏（2006）分析认为，国际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使得跨国创业风险投资成为必然。而知识经济引发了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新趋势，其中就包括建立创业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这是由知识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

在区位优势方面，张陆洋（2006）指出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创业风险投资的热土，就是因为美国具备特定的区位优势，具体体现在知识优势、人才优势和专业的商业基础设施优势。此外，他还运用区位优势理论分析了中国本土各个地区间优势差异所在，如各地区创新技术的多少、经济发展状况、创业风险投资的传统以及政府的支持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跨国创业风险投资在华的区位选择。张陆洋（2007）认为，国际创业风险投资公司与一国创新企业的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实现自己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为自己全球化战略打通了一条捷径。

刘广明、施国庆（2001）指出为吸引更多的国际创业风险资本进入我国，我国政府应该创造有利的环境，可设立中外合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我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或加速国际化来吸引国际创业风险资本的关注。

苏启林、郑海天（2003）分析了外商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在中国运作的六大特点，指出了外商创业风险投资进入中国的三个阻力因素。在比较国际政策优惠的基础上，指出吸引外商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对中国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尤其重要，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主要对策有：借鉴国际经验，将资本利得与经营所得分开课税；允许外国养老基金以有限合伙制注册，享受免税待遇；适当降低台港地区创业风险投资进入大陆地区的门槛；针对进入中西部的外商创业风险投资单独制定有效的优惠政策；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刘忠（2003）认为，吸引外国创业风险投资的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影响外国创业风险投资者在该国或该地区进行创业风险投资活动的综合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接受和吸引外国创业风险投资者前来投资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由五大要素构成，即经济发展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商业环境和金融环境，这五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国创业风险投资的进入、运作和退出过程。

曾一军（2007）认为在做投资决策时，应包括项目搜寻、项目评估和投资决策三个步骤。其中项目评估包括对项目的价值评估、项目的风险评估及创业团队的能力评估。由于跨国创业风险投资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因此对风险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在跨国创业风险投资决策中，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创业风险投资公司自身的投资偏好；二是项目的风险情况。他认为每个公司的投资偏好是固定的，但项目的风险是不确定的，所以项目的决策模型应以对风险的评估为主。因此他建立了一个以汇率、政治、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等为主因子的跨国创业风险投资项目决策模型。

戴志敏（2008）指出，国际创业风险资本在寻找项目及投资地区时主要关注的是：创业者的素质、市场及风险资本增值的潜力、风险创业未来的资本需求、产品技术、公司管理和退出渠道。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关于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一是许多学者从全球或某国现状的角度探讨了影响区位选择的决策因子；二是一些学者分析了创业风险资本跨国流动的现状、特点、趋势及问题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应从哪些方面引导创投资本的跨国流动；三是在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已经有少数学者（如曾一军、张陆洋、戴志敏）开始从理论角度探讨创投资本跨国流动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区位选择的决策模型。但可以看到，关于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研究仍较少，研究已经明显落后于行业的发展速度。原因一是由于跨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历史较短，规律性较难把握；二是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数据很难搜集，其科学性研究受到限制（曾一军，2007）。综合而言，我认为现有研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理论分析较片面，只能解释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某一方面，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分析；二是很多研究只是对原有研究的简单拿来主义，未结合现实情况以及创业风险投资的本质特征，因此不适宜我们的分析；三是现有的研究中，对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理论分析、评价体系和决策模型的衔接性不够，理论与实际分析脱节；四是以前的国际投资理论不适用于跨国创业风险投资，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主体不是产品，而是企业， FDI是一种长期持有行为，而创业风险投资相对而言是短期持有，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退出，它是一种介于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之间的投资行为；五是现有的研究更注重实际操作、重视现实市场的分析，而不注重对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原理、动因、模式的研究。在对目前研究成果和不足较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我们拟构建能充分解释跨国创业风险投资的理论机制，弄清在华外国创业风险投资的战略动机、进入方式和组织管理形式，在此基础上构建跨国创业风险资本在华的项目评价模型和区位选择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理论和模型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