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体育生活化研究进展透视
生活方式具有深邃内容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何安排人类的生活，是历史永恒的课题。
现代生活方式犹如一张巨大的网，而体育生活化研究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如若这网上的纽结，只有在这张网上作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概念，即作为其纽结而存在的，而不只是作为其空白或连接线而存在的概念才真正具有活力和意义。因为，“体育是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体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1】。而Digel说得更明了“体育运动是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项产品”【2】。也是作为在日益成长的工业文明中的特殊社会文化因素和生活的必要因素，并与当代文化创设和文明过程连接起来。充满活力的城市人口状况，日益增加的休闲时间，日益发展的工作分工和大众文化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正勾划出当代体育运动的特殊方面和社会功能，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体育社会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和研究热情，出现了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第一个明显的研究高潮。
0.1.1 世界背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
在20世纪世纪60年代起，随着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3】。具体表现在“……促进了诸如工作、休闲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基本改变和更大需要”，引发了70年代的研究高潮【4】【5】【6】。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讨论。并且已经有了多种解释。其中有：体育运动的新进展，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只是最近才成为如此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过去没有，而是说大众传播工具电视的发明和工业社会财富的日益增多才使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发展得如此普遍，并成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成为社会风景线上的主体画面。这正如Coakley所指出的那样，在60年代和70年代间，体育运动之社会风景线的意义是难以回避的。在美国，60年代初期，由总统肯尼迪号召美国人民，开始进行一项新的承诺，通过参与体育运动，发展和改变身体健康和体型。他创设了白宫健康和体质委员会以及每年一次的国家青年体质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者提倡体育运动参与和体质强健。他告诉美国的父母们和教师说，我们不想要我们的孩子们变成一代旁观者，而是想要他们中的每一个成为充满活力的生活中的参与者。肯尼迪的话使体育运动在美国生活方式中日益发展，变成合理、合法，并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问题连结起来。在这段期间，“在美国，其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体育运动和政治经济’、‘妇女和体育运动’、‘种族和体育运动’、‘运动员的权力’、‘体育运动作为社会概念的建构和分割者’等方面”【7】。
在新西兰，体育运动对于社会生活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1）体育运动与休闲的关系；（2）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特点；（3）妇女在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学分析【8】。对此，Staikov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激发大众体育勃兴的因素和大众体育新的社会功能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他指出：“在生活方式中的伟大改变——科技革命，增加了劳动的职业化、特殊化，更长的平均寿命和整个世界趋于老龄化而带来了不利的后果。诸如一般的丧失机动性，日益增加的无能，职业性的和慢性疾病，所有这些产生了身体健康问题和迫切需求的问题。它们显示，体育运动对于当今的人口再生产以及对社会再生产和与此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整个系统有一个直接的和必不可少的影响。”【9】继Stikov，Kunick也从反向为切入，利用经验研究法，联系波兰社会，对于影响大众身体娱乐的社会障碍以及存在于社会认知和个体观念中的主客观因素，改变个体形式和社会群体的信念、价值系统、文化模式和标准等这些决定个体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进行诊断，指出：“不解决这些问题，大众以大规模形式参与运动是困难或不可能的，所有这些复杂、缠绕在一起的因素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类型：（1）思想障碍；（2）文化障碍；（3）心理学障碍。现存在社会认知中的这些因素确实限制了大众体育活动的有效性。尽管，毫无疑问，日益增加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和闲暇时间，教育的发展，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体育的组织模式的改善和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性将有助于身体娱乐之社会局面的拓展。然而，这些过程将不会自动解决现存的问题，也不会消除现存的障碍，他们只能为此创设更好的条件，假如身体娱乐要遍及整个社会的话，需要人们认知的极大改变和长期艰苦的工作而显示出渐进性和长期性。”【10】
显然，这一阶段的研究是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和体育自身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然而，如果我们想对此阶段世界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勃兴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应将研究的焦距拉长，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事实上，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在社会学中，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已传统地成为最少带来声望和利益的从属领域”【11】。在世界一片“体育救国”“体育根治人类劣根性”的呼声中，人们的研究视角纷纷聚焦于竞技体育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将善良的人们从美好的遐想中唤醒，人们似乎这才发现，在近乎苛刻的企盼中，竞技体育显得那样的力不从心。它既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也不可能以和平的战争形式去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进而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的崇高理想。于是，在现代社会中，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方面相继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呼声中，我们看到体育也在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这一重要转向。
尤其是60年代以来，“经济高度成长政策”正式展开，给人们生活带来急剧的、极大的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接触信息的面更广了，余暇时间增加了。然而，技术的进步并不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是在每一个阶段都引起新的困难，并为人们的生活追求带来新的任务。技术、机器以及大众生活远没有穷尽人的存在。生活秩序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以不可避免的不完善性不平衡地向前运动。辩证法自身揭示了人类意识的这种转变。意识的每一次博动都是由自我意识发动的，每一次认识都改变了认识者。改变了的认识者必须在他的世界中寻找关于他自身的新认识。这就是：我们生活在一种运动、流动的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认识者意识的变化。这一运动、流动的过程把我们投入了无休止的征服、丧失与获得的漩涡之中。物质生活的富足，并没有使精神生活追求相同步。难道不是吗？当人们面对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而感到欢欣鼓舞时，又不得不接受所谓个性丧失、人的异化、世代隔绝，地方团结意识减退，交通灾害、公害、自然被破坏等严酷的现实。对此，人们不能不承认他的活动的结果远非取决于他所致力的目标。正如鲁道夫·奥伊肯所指出：“目标仅仅是尘世的富足而没有更高的要求，文明便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而且，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12】人们已经开始感悟：仅仅迷恋于物质带来的富足、享乐生活不可能给生活以真实的内容。在它提供给我们的生存背后，永远有一种深刻的、无法满足的渴望。它是一种情绪极为热烈的生活，但它缺乏实质，倘若体育将提供这一实质的话，我们就必须在那里寻找我们的真正的本性。确实，“我们能够通过我们日常生活的成就来达到自我表现，而实现我们的生命实在的方式则表现在体育运动中”【13】。
生活意识的改变带来了人们生活价值观的变化，形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三阶段变化的格局。即“50年代以前，人们把获得更多的金钱和物质享受当作是最大的快乐；60年代以后，人们把快乐与肉体的满足等同起来，放纵欲望，寻欢作乐；而70年代以后，人们又重新给生活快乐下了定义，认为这种生活快乐就是要使身体感到舒适和健康，这种快乐才是最高质量的快乐”【14】。
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关体育与生活方式的第一次研究高潮会出现在70年代，同样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决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有关闲暇问题和运动不足的“文明病”，以及精神压力过大和营养不平衡造成的疾病率不断上升，以及由于人口急剧老化，国民医疗费用的无限增大，妇女问题等，呼吁通过大众参与体育运动，整合社会道德价值标准，转移一些社会问题，寻求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
0.1.2 积极探索：大众体育生活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第二个研究高潮，在此期间，发达工业国家为了在21世纪成为健康国家而制定了具体的体育方针政策，建立了有关的法律基础，并会同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制定“大众体育发展大纲”【15】。同时，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际奥委会”对此“最强大的社会现象”（萨马兰奇语）经过长时间的沉默、观望后，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转变了态度，“开始积极投入‘大众体育’运动，向组织大众体育活动的机构提供了财政援助，1985年，国际奥委会成立‘大众体育’委员会，其宗旨是‘扩大活动范围，探索新的发展前景和新的平衡，更全面地满足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欲望’。在国际奥委会的帮助下，从1986年起，开始举办两年一届的‘大众体育’国际代表大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口号，即‘每个人都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1994年召开的第五届代表大会，主题是‘大众体育与健康’”。
在此背景下，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学者们围绕有关体育与现代、未来社会生活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例如，Edginton指出：“大众参与体育有助于发展终生的闲暇技能，以增进健康和体质强健，不懈地锻炼有助于生活的平衡和健康的行为进而导致创设生活的满足。”【16】Baines为我们描绘了更为精彩的图景。他说：“运动是当今世界上五种通用语言（金钱、政治、艺术、性和运动）中的一种，在运动中，将不会有穷人和富人之别，因为它适合于所有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动能成为我们生活哲理的一部分。”【17】
如果说Edginton和Baines对于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体育的社会生活功能有了独到的见解外，那么，Haydon的观点更具有深刻性。在他的研究中，一口气提出了六个问题。他说：“工业和信息时代使社会转型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是闲暇时间增多的挑战，闲暇如何能最有效地为进步文化服务？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和其它有关体育活动能使个体和社会受益吗？另一个挑战是维系文化的内聚力，随着社会教育的改变，值得期望的社会价值标准如何能得以被保存下来呢？由于体育运动经常通过建立体育运动中的规则将传统与未来的游戏联结起来，所以体育运动能有助于社会价值的加强吗？随着工作的重新组合，在追求更高水平的身体健康和团体内聚力以及与传统的社会价值水平的提高上将会面临什么问题呢？体育运动和闲暇活动有助于解决以上在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所有问题。”【18】
与Hagdon的乐观结论不同，Brown和Frankel在他们的研究中，通过对居住在加拿大等中等城市的成年人进行随意分层样本的提取进行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极有可能，加强生活满足正引导体育运动参与的更高水平和休闲的满足，相反，非常清楚的是，身体活动和生活满足之间的整个关系问题，仍未能解决”【19】。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以人类发展新思路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体育领域的研究。多少年来，为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现象相当严重，为此，人类已经或正在痛苦地承受着由此而来的无情惩罚。就象Digel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在一个被污染的环境里进行运动，它的原本有利于健康的功能被转向反面。为此，被污染的自然有害于体育运动，然而，体育运动也有害于我们的自然环境，随之而来的，体育运动不得不付出诚实的努力来解决由他们制造的环境问题”。
诚然，在此期间，人们更多的认识是：今日体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应对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起独特的支撑作用。换言之，体育今日之发展应为明日大众身体健康之发展开辟道路，提供前提。而青少年将是21世纪的主人，是世界整个人口阶层中最有代表性而最具说服力和生命力的代表。所以，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已向青少年聚焦。如Stoljarov通过经验性的社会学测试，对东西伯利亚地区的2000多名学生进行调查，结论是：无论是谁，只要热心于运动的人，那么，生活中其他领域的价值也更高【20】。Sack首次在应用Bourdieu的社会阶级差异理论，将着重点置于德国家庭日常生活、同辈群体、学校班级、运动俱乐部和大学间的网络里，试图证明以下四个问题：（1）爱好的各种因素是如何贯穿于体育运动状况的；（2）体育运动状况如何，为什么并不适合于整合不同爱好的人；（3）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运动是一项有助于垂直地辨别社会的社会系统；（4）Baurdieu的阶级（爱好）的概念也许能够比较传统的阶级概念或社会层次概念更好地解释在体育运动参与中的社会差异【21】。与此相类似的研究，还有Mielke的“年青运动员的基本价值构成和优势，对于与非运动员和年青人在可供选择的休闲活动中是否存在差异【22】？等，以及Piethsch的“民主德国的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的体育运动活动”。【23】
根据以上资料表明，在这段期间的国外有关课题研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70年代开始，更紧密地与人们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构成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热潮；（2）以哲学为基础，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理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3）不重视宏观方面的研究，不在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总体把握对体育的研究和解释，而偏重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人结合得更紧密；（4）研究热点呈现动态发展趋势，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特征。
0.1.3 我国目前研究现状
目前，据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影响我国体育生活化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有四种因素。
一是世界性大众体育改革浪潮的影响。80年代至今，是我国大众体育历程中非凡的时期，人们从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进行的大众体育的运行与变革中，看到其所涉及的内容是如此广泛、深刻而且集中，所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又是多视角和大跨度的，所进行的大众体育发展决策和战略性调整，又表现得如此果断、坚决和迅速。所有这些反映出来的对大众体育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都被深深地印上时代发展的印迹。
有人说，当今世界大众体育的变革（诸如，从向竞技运动的倾斜向大众生活领域的平衡；从国家控制向大众基本权利的回归、时空的延伸与拓展；从当前的时间座标向21世纪延伸；从本国利益向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共同承担责任。这其中，大众体育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始终扮演着媒介角色）主要来自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挑战、压力和驱力，不如说是由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未来发展给大众体育的启示和吸引更为强大；有人说大众体育是为了消极地摆脱日益陷入的困境，排除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种种隐患，不如说是为了积极地创造条件，使本国在21世纪成为健康国家，以及造就和储备一支足以使本国人民在21世纪健康生活与发展的人才和劳动大军；有人说，当今世界范围内大众对体育的运行与变革是立足于各国社会自身的迫切需要，不如说是以大众体育这种国际通用语言为媒介，以达到世界大同——为人类文明进步共同承担责任，创造和谐美好的未来生活的宏伟目标。
二是我国大众。他们既是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也是我国体育生活化运行的主体，他们能否了解、认同和选择体育生活化决定着我国体育生活化运行的速度和规模。
诚然，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很长的时间里，我国人民一直在为温饱而辛勤劳作，过着以食为天的生存型低水平的生活，尚无暇顾及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然而，这种低水平的生活从来不曾，也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从来不曾，也决不可能给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们的生活以真正完美的满足。人们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为追求享受和发展的强烈欲望一刻也不曾消失过。一旦“左”的禁欲主义的思想被打破，主体意识跃动和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它将首先被激活。而大众体育活动在此适宜的土壤和空气里，也将获得极大的发展，由此而作为提高大众生活质量，形成大众体育生活方式的个性化，满足大众的享受、发展需要的中介，和成为体育生活化课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学术成果产生的源泉。
三是我国政府的法令、方针、政策的导向性。我国是高度政治整合的社会，作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配套工程，体育生活化建设也应该是由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例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从此，生活方式变革在我国开始引起重视。体育亦在生活方式研究中重新找到她的文化定位点。而后，我国《体育法》以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又为我国体育生活化的运行指明了方向。
四是形成了进行有关体育与现代生活方式课题科学研究的群体。他们一直在苦苦探索，以求为长期处于低谷的我国大众体育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通道，他们以其敏锐的思维、紧紧地抓住了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伴随着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复苏，不断探寻、开拓大众体育研究领域。自80年代起，开始了对我国体育与大众生活方式变革问题进行研究。最早是曹湘君发表了《论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首开先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不仅要求物质生活的提高，而且要有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正是这些社会的客观需要和人的主观需要是体育运动发展的动力，使它成了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体育这种社会现象，也必须首先从研究社会开始，把体育放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研究，这样才能从社会发展的整体上恰如其分地评价和认识体育。”此后，我国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有关体育与生活方式的论文、译作。
然而，自1984年起，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有关研究论文数量并不多见，主要集中在提出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功能，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有：曹湘君的《论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体育与现代生活方式初探》，梁晓龙的《体育与现代生活方式》，许瑞勋、袁旭明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体育》【24】〔【25】【26】。这些研究所产生的效应，主要是启发人们科学地认识大众体育，开阔研究视野，把体育引入大众生活中去从而显示体育的深刻的人文内涵。
如何来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因素。
其一，是体育理论界自身对体育与生活方式这一范畴的认同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体育理论界从未对此理论课题进行过研究，一方面是，即使是在社会学领域，生活方式也是作为一个研究的禁区，从未被作为科学范畴认知；一方面是大众体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带有鲜明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的“单位制”形式后，其本身的许多局限性和不足也日益显出来，却又苦于找不出一条有效的发展对策来，与此同时，在我国，在“竞技运动超前发展”的思想支配下，国家对体育的投入，大部分流向了竞技运动，科学研究的重心也始终是朝向竞技运动的，而作为一种“普及”，作为竞技运动的“基础”，大众体育就象一座大厦的底基，总是处于地表，默默地承受着来自整个大厦（竞技运动）传来的压力而难以被重视，长期处于“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衡状态。
其二，解放以来，我国大众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有明显的跃升（尽管在建国以来并非是持续提高，甚至某些时期还出现过波动或倒退），但是，与国际作一横向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直到1982年，我国仍属低收入国家，生活质量高于印度，低于泰国和墨西哥。显然，在我国“以食为天”的生存型低水平的生活氛围里，既不可能为大众体育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土壤，也不可能给我国体育理论界以新的研究视野和创作灵感。
所以，当有的学者最早敏锐地提出体育与生活方式这一范畴后，整个体育理论界对这一范畴、课题的认同，依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然而，这却是一个静中蕴动的时期。如果说，曹湘君以其敏锐的感悟为大众启示出一个新的生活意境，为大众体育的研究展示了一个新的视角，那么，随着梁晓龙的《体育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研究论文为全国第五届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选用，则预示着，这一范畴和课题已为国家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在今天看来，事实上，它为90年代国家体育战略转移和体育生活化研究的兴起预设了伏笔。
综合1984年后的6年时间里，有关研究所持主要观点有：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人们体育观念的变化和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推动体育与现代生活方式结合的两个主要因素。因此，通过体育运动调节人们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体质，丰富人们的生活，这是个体与社会的共同需要，随着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人们对精神方面享受的需要和发展需要的迫切性必然大大提高【27】。在此过程中，应注意解释两个问题：第一，我国人民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体育运动的关系是怎样？第二，体育运动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如何？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体育运动在现代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必将在工作和生活上需要体育活动【28】。不少研究支持这种观点【29】【30】【31】。
经历了80年代的前期研究，到了90年代，有关体育生活化的研究，逐渐转入比较扎实的深入时期。人们的研究触角已开始深入到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具体人和社会现象以及体育本身的结构和功能。以求掌握转型时期我国大众生活现状与体育发展的实际的原始材料，为确定我国今后大众体育发展特点和目标提供依据。例如，受国家体委的委托，李树怡等人完成了大型委管课题“90年代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特色和发展目标的研究”【32】【33】。
通过对于沈阳、南京两大城市的不同社区（工人区与文化区）的17980户居民进行有关问卷调查，显示出：“（1）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产生了新兴的闲暇生活方式，导致了我国城市居民闲暇生活方式的多样性；（2）看电视的催化媒作用促进了体育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发展；（3）随着时间的推移，体育在中国城市居民闲暇生活中的地位将愈来愈显要，这种发展趋势可能刺激一些娱乐性、消遣性较强的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发展。”【34】
通过采用问卷调查与面访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职工体育活动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职工对体育的爱好与实际参与存在较大的差异，职工参加体育活动，对其劳动观、余暇观及人生观的确立，有积极的影响【35】。
在此之后，谭建湘等人也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访问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顺德地区生活质量变迁与体育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结论有六点，其中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们的体育意识观念和参与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社区人口的分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使体育人口正在扩大等【36】。此类研究，后亦有人做过【37】【38】。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有关余暇运动的研究也日渐增加，例如，程志理在追朔余暇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历史背景下，阐述了余暇运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论证了作为运动目的论的理论基础的游戏论，结论是：真正的余暇运动，本质代表着人类最高的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文明趋向，它对于理想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39】。这些观点也散见在其他一些研究中【40】【41】【42】。
到了1997年，有关研究出现了两个新视点：
其一，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王景连、赵崇珍指出：“今日体育必将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与体育的关系，正是在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这一交汇点上。”【43】之后，谢琼恒也撰文论述了有关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呼吁：“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真考察体育的现状，谋划未来的发展。”【44】
其二，在1997年广州、深圳国际社会体育研讨会上，不少体育工作者本着面向21世纪，“全民健身青少年是重点”这一观点，对体育在青少年生活中的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有了初步研究【45】【46】【47】〕【48】。其精神恰与作为迈向21世纪的社会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体育生活化的提出，既是体育本身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更是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呼唤。正如全国普通高校体育理论教程之开篇中所提：体育产生以来伴随着人类文明与进步，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对健康、力量、和谐与美的执着追求中，为了寻求美好的生活方式，不惜倾心血，努力使自已向至善至美的境界升华。
为此，综述和分析国内外有关研究的现状和观点，对启发我们的思维，拓展、推进我国有关体育生活化的研究，配合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及中国面向21世纪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实施，为大众启示一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无疑具有学术和现实社会实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