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地方志全面编纂以来，产生了上千部新方志，成为催生新方志理论的肥沃土壤，同时极大地激发各地修志专家研究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的热潮。伴随着两轮地方志的编纂实践，新的方志理论论文如雨后春笋般问世。笔者正是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怀着为方志学大厦构建添砖加瓦的热情，拿起笔来投入到理论探索和编纂实践的行列。回顾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兵要地志”，到本世纪参加并指导编纂宁夏三级军事志走过的路程，联想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并寻找方志理论上的回答，确实感到需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一

地方志，又称方志，简称志，前人称为“郡县之书”。这种著作形式，绝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地方志学经历了早期方志诞生、传统方志学、现代方志学的历史时期。由于方志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决定方志学理论从来没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只是以某一门学科的附属形态出现。传统方志学，或因方志被认为是历史书而作为历史学的附属，或因方志被列为地理书而作为地理学的附属。从中华民国开始的现代方志学，虽有梁启超首开“方志学”一词之先河，继而有不少著名方志学家的方志学著作问世，但终未能建立起完整、独立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第一轮地方志编纂开始，陆续有方志论著发表，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说明问题，出现了一大批有关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著述和文章，但是在社会科学分类中依然没有改变其附属学科的地位。全国、全军两轮地方志的编纂，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志学提供了基本条件。我认为，方志界有识之士，应该积极为新地方志学的学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首先，下一轮地方志编纂需要新地方志学理论指导。第一轮编纂地方志是在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下“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编纂出来的地方志几乎“五花八门”，热切地呼唤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开展。第二轮编纂开始后，全国、全军相继出台有关编纂法规，标志着方志学理论研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今后方志编纂仍然呼唤着系统的地方志学学科建设。其次，全国、全军第二轮修志的相继完成，各省（自治区、市）、地（市、州、盟）、县（市、区、旗）编纂方志的经验与做法，为新地方志学理论体系研究与阐释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广大编修人员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著述的成果十分丰富，为建立独立、完整的新地方志学形成有利态势。再次，全国、全军在编纂地方志中，锻造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修志专家队伍。这支专家队伍，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创建能力，他们在与学术界有志于方志学的学者结合，有希望承担起构建独立、完整的新方志学的可能。本书就是在这种冲动下，把过去散落的一些文章汇聚成册，形成一些条理性论述。这样做得到方志工作者的普遍认同，也是全军军事志编纂领域里的主流意识。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但理论的形成往往落后于实践。在第二轮修志期间，方志学学术发展突飞猛进，在方志研究方面有许多发展。本书编纂目的是学习和继承传统方志理论，对传统方志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同时为构建新地方志学的框架和体系提供部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我清楚地知道，学科理论必须具有理论的系统性，而实践的总结大多是一些“个性化”行为。笔者所谈之意，企图循着这条思路，结合军事志编纂实践，使之成为后人的一些借鉴。

二

何谓地方志？顾名思义，地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资料著述。中国地方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其名称多变，有的志书名称叫“记”“书”“史”“典”“考”“鉴”“览”等；有的偏重地理，则以“地理”“沿革”“指南”等为名；有的偏重掌故，常名为“掌故”“典”“故”等；有的偏重文征，则以“备征志”“足征录”“文献备考”等取名。反映在军事内容上，多有“战典”“兵事”“兵防”“武备”“马政”等，最著名的就是明代茅元仪所辑《武备志》。尚未定稿的方志，通常以“志稿”“未定稿”相称。同一地域内多次修志，往往以“新”“旧”“前”“后”“续”“补”“重修”“新纂”等加以区别。还有随历代建置的变迁，同一地方在历史上几易名称，其志名也就随之有别，其类别繁多，形形色色，难以尽述，但大多是名异而实同。进入近现代以后，一般都通称为志、方志，只是根据所记述的地域范围、专业范围及其内容而确定名称。在军内，古代曾经出现过《武备志》，近现代则有兵要地志、军事气象志，还没有完整、系统的各类军事志概念，就是2011年2月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也还没有军事志的定义。

综观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民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形成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地方志功不可没。它纵述历史，横陈现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不仅没有化为历史的尘埃，相反从诞生之日起，其编纂修订工作就一直前后相续，代代不辍，绵延2000余年，终于集成如今这座巨大的文明矿脉，堪称不可比拟的“中国特色”，不由得令后人“拍案叫绝”。方志作为中国一种文化典籍，其内容的广泛性和记载的多样性，使得其他任何一种书籍都难望其项背。它的作者上至皇帝宰相、豪门大吏，下至穷儒布衣、乡贤郡望，他们广征博引、皓首穷经，承载着历史的衰落与荣华，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在典籍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并因此被后人所铭记。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定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相匹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承接，方志工作者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勇敢地承担新时期的历史责任。

地方志与其他学科一样，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是一种最具时代特色的著作。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方志亦不例外，在受当时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风气等影响与制约的同时，又反过来作用和服务于后代。地方志的功能与作用，先哲显达和当今方志学家以及从事地方志编修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诸如：旧志称“资治、存史、教化”。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提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其功能在于“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夫史之大用，在于以古传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有的方志专家总结为“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斫求民生之荣枯”。有的方志专家认为，提供历史经验，可掌握发展规律；备载厚生资源，可擘划勾建设模式；评说一方人物，可激发千秋爱憎；保存地方文献，可延续文化命脉；介绍风土景物，可促进文化交流等。几乎各位专家都有很多具体表述。但我认为都没有超越“资治、存史、教化”的范围。“资治、存史、教化”这个提法，虽然有些陈旧，没有讲清其科学性和逻辑性。但是，我认为“好记”“易懂”，而且这六个字也不并列，“存史”是其根本功能。因为资料性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其价值在于能提供科学的资料。失去资料性，地方志也就失去了编纂价值。所以，保存资料是方志的首要功能。有些志书出版后虽然“无人问津”“束之高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功能愈显。因此，地方志作为各级政府主修的志书，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必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时代的发展呼唤着方志理论的与时俱进，实践的深入推动着方志理论的不断创新。由于本书作者亲自参加并指导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市）、县（市、区）三级军事志的启动、编纂、审查和出版发行的全过程，参加《宁夏通志》和《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汶川地震医学救援志》的编纂，同时参与全军第一轮、第二轮有关军事志编纂政策法规文件的制定与讨论。因此全书是作者的一些实践经验之谈，不是一部关于方志编纂基本理论的著作，重点记录、总结、反思修志经验体会，摸索探讨继承、改革、创新之路，读者必须结合地方志编纂理论的论述要求来了解，包括对一些具体问题、具体做法的探讨，这里基本上坚持“原则加部分事例”的传统做法，前面几章重点讲编纂原则，后面几章大部分列举事例。为避免重复琐细，对于多篇文章、多次讲话，内容相同、相近作适当处理，尽量减少重复和繁琐，使其内容更加丰富饱满，概括、论述性更加突出，操作性更加可行，特别是在其他同类著作中没有接触到或谈得很不够的重要问题，在本书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记录。关于本书的选材问题，只是把过去的文章进行梳理、编纂，尽量保留原始资料，个别对原来文章进行简单纠正，因此谈不上“鉴裁精当”，个别论述还可能有些陈旧，停留在当时的水平上。

本书涉及有关方面，其中有些文章点到的具体单位、具体问题，只是当时的一些看法，就志论志、就事说理，其志书在后来的编纂和总纂时都已作了很大的改动，有的志书出版后还被评为优秀志书，甚至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就我所知，《山西省志·军事志》《邯郸军事志》就获得北京军区优秀志书一等奖。细心的读者通过阅读全书，可以感受到一位老方志工作者对方志事业的执着。但是，仅就这部书而言，不可能成为培训方志人才的完美读物，对于那些正在为续修下一轮新志进行准备的同志，也仅仅是一本参考读物。

“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一部文体兼美、有别于其他著作特色的方志读物，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可资参考的文献史料，而且还会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心灵的共鸣。广大新老修志工作者，要呵护好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文化传统，使其能够正常地代代相传，而不要在我们手里使其变味或消亡。本书仿照志书体裁设置篇目，使用志书语言（语体文）记述，读者读后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也许还可以取得一点为方志事业奋斗的力量和信心呢。

热忱欢迎方志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