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世纪之初的2001年是风云变幻的关键年，这一年发生了诸如阿富汗战争等众多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在今天看来，其中两大事件至为重要，深刻地改变了新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对之后10余年的中国经济和金融影响深远。

中美关系改善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奠定基础

第一件大事是当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也是包括经济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和维护者。客观上说，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有重大影响。冷战结束之后的1997—1998年，是20世纪末中美关系的高点，克林顿政府更是于1997年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但好景不长，因一系列双边摩擦事件影响，1999年后中美关系迅速降温。2001年1月上台的共和党小布什政府更是带有较为浓厚且强硬的保守主义，在国际关系上奉行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将中国崛起视作美国及现存国际秩序所面临的重大外部挑战。小布什政府在执政之初便改变了其前任克林顿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更多地将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遏制。中美关系随之进一步陷入低潮，2001年两国局部摩擦不断且双边关系有紧张升级之势。紧张的中美关系给中国对外贸易等带来诸多外部不确定性，不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

但是，2001年9月11日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促使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并逐步升温。“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既标志着极端国际恐怖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也表明崛起中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才是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头号共同敌人。该事件促使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重心转向推行全球合作反恐的战略，美国外交政策的大转向为中美关系由冷转暖提供关键契机。之后美国与各大国合作反恐的需要凸显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这促使小布什政府逐步调整其上台之初所采取的大力遏制中国的战略。在美国官方外交语言中，中美关系也从“战略竞争关系”升格为“建设性合作关系”。之后虽然小的双边摩擦仍时有发生，但总体上中美两国进入政经联系日益紧密的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升温为中国日后进一步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国际关系基础。

此外，为稳定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冲击后疲弱的美国经济，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美联储也两次降息以稳定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而之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战争持续多年，使得美国国防开支等高烧不退，推动美国财政支出持续扩张。2001年后，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率不断攀升，直至2009年攀顶。

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到2004年6月30日美联储开始连续加息，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以及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环境总体宽松、各期限国债利率均有所下行。这侧面显示联邦政府公共需求增加并未显著挤出私人部门投资，从而美国的财政赤字推升了美国经济的总需求。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5.25%，累计上行425基点。但由于中国等外国央行所增加的外汇储备继续大量投入以债券市场为主的美国金融市场，因此美国中长端国债利率上行幅度仅约100基点。在2005年6月底前，虽然美联储加息导致短期利率上行超200基点，但5年期以上的长端国债利率几乎没有上行，甚至较美联储加息前还略有下行，这种情形一度被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为“利率之谜”。于是乎，虽然美联储加息使得2004年后美国总需求趋弱，但由于市场流动性充裕和市场利率上行速度偏慢，因此在2007年6月次贷危机爆发并升级前美国经济总需求增长下滑幅度有限。

此外，美国国内总需求旺盛和国内总供给能力相对不足所导致的过剩总需求为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部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由于美国私人部门投资需求旺盛且联邦财政赤字相对较高，因此美国经济总需求相对旺盛。但这一时期美国国民储蓄不足，这也体现为美国国内总供给能力不足，于是其国内总需求存在一定程度过剩。这自然增大了美国进口全球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给中国贸易部门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契机。

加入WTO，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驶入“快车道”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

历经13年艰苦谈判后终于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2001年之后的数年，全球经济处于上行周期。加入WTO打破了诸多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贸易壁垒，为我国分享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增长盛宴创造了关键条件。实事求是地看，在2001年后的全球化盛宴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以今日眼界观察昨日之事，可见加入WTO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国制造业成为全球分工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参与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益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这一时期得到明显提升，特别是在2002—2007年这一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第二，贸易部门崛起，一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之一。快速发展的贸易部门和扩大的贸易顺差，利于我国通过对外贸易消化在20世纪90年代堆积的过剩产能，为国内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积累资金，并极大地重塑了国内的产业格局。另外，由于出口部门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一批经济分工协作密切的城市经济带（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快速发展，我国进入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向前并互相提振的时期。

第三，中国更深地融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央行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供给的主渠道，我国整体流动性从偏紧走向过剩。2001年之前，我国基础货币供给主要依赖央行的再贷款、再贴现等投放渠道，国内流动性总体偏紧。2001年之后，在资本项目未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以及强制结售汇等制度安排下，经常项目下由贸易部门带来的大量净出口和资本金融项目下快速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等，都导致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快速增长，央行外汇占款也成为10余年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事实上依靠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来背书，人民币汇率和美元也从未真正脱钩。高能的基础货币快速增长，既直接增加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可用资金，也间接推动了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使我国流动性从之前的偏紧走向相对过剩，并一度流动性泛滥。而央行用外汇占款购买的外汇储备则主要投向以美国固定收益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这既使得我国在另一个层面更深地融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也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第四，基建和房地产开发等主导的投资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一方面贸易部门积累的过剩流动性，为资金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提供了较好的流动性支持。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巨大债务融资需求也推动了金融系统更大规模的信用创造。而投资相对刚性的高增速使得其所对应的债务融资规模快速扩大，对流动性的吞噬能力越来越强。这为2008年后我国投资率过高、债务规模不断膨胀埋下了伏笔。

不容否认，2001年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的新起点。之后在国内和国际特定货币金融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导向下，我国形成并强化了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02—2007年间，这一模式帮助我国分享了全球化繁荣，并推动实现了国内经济光辉夺目的高增长；不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数年里，过于滥用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也让我国积累了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压顶等大量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