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古兰经》注释发展史(10)

⑤阿米尔·舍尔斌

阿米尔·舍尔斌（‘Amir al-sha‘abī，伊历20-109），库法法官。舍尔斌传述了欧麦尔、阿里、伊本·麦斯欧德传述的圣训，即使“没有亲耳聆听他们的传述。”[148]“舍尔斌自称他幸遇500名圣门弟子，学者阿哲林考证他聆听了48名圣门弟子的传述与教诲”[149]，主要有艾布·胡莱赖（Abu hulayrah，601-678）、伊本·阿拔斯、艾布·穆萨·艾什尔里、阿伊莎。

舍尔斌由于聆听多位圣门弟子教诲，以及在多座城市求教学者而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涉猎广泛，成为同时代人中的圣训传述家、注释家、法学家、诗人。巴士拉法学家，以注释教律经文著称的再传弟子伊本·西林（Ibn sīrīn，？-729）讲道：“我来到库法，看到阿米尔·舍尔斌独开讲席。彼时，圣门弟子有很多。”在诸多学识渊博的圣门弟子犹在的情况下，舍尔斌能够独自判断教律，众多学者求教于他，都说明他学识出众及其学术权威。

尽管舍尔斌学识渊博，但在注释领域，他小心谨慎，既不轻言注释，更不轻易凭借个人见解作注释。如果有人请他注释某节经文，他只根据经训依据和圣门弟子的注释给予解答，如果没有经训与圣门弟子的注释依据，就绝不妄言。他说：“以真主起誓，只要我被问及一节经文，其回答都来自《古兰经》。”“三件事情我至死不妄言：《古兰经》、灵魂与个人见解。”[150]注释家伊本·阿廷耶（Ibn ‘aiyyah，伊历481-546）对此考证，“诸如赛义德·本·穆西布、阿米尔·舍尔斌等先贤注释家，都视注释《古兰经》为大事。尽管他们知识丰富，学识出众，但因顾虑重重，保护自己[免于犯罪]而不轻言注释。”[151]

较之再传弟子时代的其他注释家而言，舍尔斌不仅是注释家，而且还是注释评论家。他常常依理依据、直言不讳地评议同仁的注释，如批评艾布·萨利赫（Abu āli）：“你在不诵读《古兰经》的情况下注释《古兰经》。”舍尔斌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看到艾布·萨利赫注释《古兰经》时过于随意。”[152]舍尔斌的批评，一方面说明先贤注释家对注释的严谨态度，以及他们务必使注释符合法理与学理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再传弟子时期的注释学术工程，较之此前有了新的发展，并启迪历代注释家根据注释的法理和学理，与时俱进地注释《古兰经》。

⑥哈桑·巴士里

哈桑·巴士里（Al -asan al-barī，642-728），麦地那人。他是圣门弟子栽德·本·萨比特（Zayd ben thābit，？-665）的释奴，早年主要师从宰德学习《古兰经》、圣训和教法。他还根据阿里、艾布·穆萨·艾什尔里、伊本·阿拔斯、伊本·欧麦尔、艾奈斯等传述圣训，研习经训。哈桑·巴士里的弟子中，尤为著名者是穆尔太齐赖派的创立者瓦绥勒·本·阿塔（Wail ben ’Ata‘，699-749）和阿慕尔·本·欧拜德（’Amr ben ‘ubayd，？-762）。[153]

哈桑·巴士里由于通晓经文、熟悉圣训、精于教义、明辨合法与非法事物而成为伊斯兰教早期的圣训学家、注释学家、教法学家、教义学家，定居巴士拉后，一度出任巴士拉法官。“他死后（伊斯兰纪元110年），出殡之日，巴士拉倾城参加殡礼，甚至当日晡时的礼拜，也没有留下一个人到礼拜寺去举行。”[154]哈桑·巴士里著有《古兰经注释》、《致阿布杜·马立克·本·麦尔旺有关答复反宿命论的书信》。[155]

作为伊斯兰教早期学者，哈桑·巴士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圣门弟子艾奈斯·本·马立克——侍从先知穆罕默德10年（622-632）、与先知历经8次大小战役、熟悉先知言行思想、晚年定居巴士拉，也将请教他的人推荐至哈桑·巴士里：“你们请教哈桑吧，因为他记得，而我们已忘了。”[156]圣训学家、历史学家伊本·赛尔德（Ibn sa ‘īd，？-845）以“学术集大成者、学者、杰出者、法学家、权威者、可信者、修士、宗教功修者、学术涉猎广泛者、演讲家”的美誉，评价了哈桑·巴士里。同样，六大部圣训实录收录的哈桑·巴士里传述的圣训，也充分肯定了他在圣训学和注释学领域的权威地位。由于“他信仰虔诚和学术上的声誉，赢得各方的尊敬。苏菲派推崇他的简朴和苦修生涯，尊为‘谢赫’；穆尔太齐赖派推崇他在学术上重视理性，尊他为本派的‘思想先驱’；逊尼派的学者赞扬他的虔诚和德行，并常引用其宗教格言。”[157]

哈桑·巴士里的注释，主要彰显在经文中的教法与教义层面。作为教法学家，“他认为，在教法上无《古兰经》和圣训的明文可据时，就用自己的‘意见’（Ra’y）解释律例，使之与经、训相辅而行。”[158]作为教义学家，他“主张人类有意志自由，能辨别真伪是非，选择自己的善恶行为”[159]，故在他的注释中，不难看出他“肯定了意志自由，并言及：‘凡否认意志自由者就是异教徒。’”[160]毋庸置疑，哈桑·巴士里明确主张“意志自由”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伊斯兰教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教义分歧，教义学派初见端倪。同样，由于他的思想主张影响到了他对《古兰经》的注释，从而使注释首次烙上了教义分歧的印迹。

⑦盖塔德·本·迪阿麦·赛杜欣

盖塔德·本·迪阿麦·赛杜欣（Qatādah ben di‘āmah al-saydūsī，伊历61-117）天生目盲，超强记忆力使他入耳不忘。他精通阿拉伯诗歌，熟悉阿拉伯历史，通晓阿拉伯谱系。他根据艾奈斯·本·马立克、阿克勒穆、阿塔尔·本·兰巴赫、伊本·西林等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传述圣训，学习《古兰经》及其注释，终成为伊斯兰教早期的《古兰经》背诵家、注释家。伊历117年，盖塔德逝于瘟疫，时年56岁。

盖塔德凭借惊人记忆力成就的学术造诣，得到同人和后学的尊重与肯定，伊本·西林讲道：“盖塔德是人们中最能背诵的人。”[161]艾哈迈德讲到：“盖塔德是《古兰经》注释家，精通学者们的各家之见，记忆力最强的巴士拉人，但凡听到的知识都过耳不忘，鲜有人超越他。”[162]

超人的记忆力，使盖塔德不但听背了《古兰经》，而且听背了有关经文的注释，“但凡一节《古兰经》文，我都听到了关于它的注释。”[163]其弟子迈尔麦勒（Ma‘mar）就此讲道：“我曾就经文‘我们对于它本是无能的’（43：13）问及艾布·阿穆尔·本·阿拉厄，但他没有作答，而我听盖塔德注释了该节经文，艾布·阿穆尔·本·阿拉厄遂无语。我问他对盖塔德的回答有何看法，他说：‘盖塔德的回答足矣，如果不是他对前定说三道四的话——先知说：‘如果有人提到前定，你们就禁言’，我肯定不会将他同时代的任何人与他相提并论。’”[164]此番言论证明了盖塔德在注释领域的权威，但他因涉足前定论，故许多传述家对他关于前定的言论和注释避而远之，六大部圣训实录家也没有收录他传述的圣训。

综上，再传弟子时期的三大注释学校，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注释家。他们在以经注经、以训注经的基础上，继承了圣门弟子的注释。同样，他们既有原则地溯源有经人注释有关经文，也有原则地运用创制注释相关经义。他们凭借渊博的经训知识，深刻理解了经义；凭借对阿拉伯语知识的精确掌握，明确阐释了经文的微言大义；凭借与圣门弟子时代的相近性与文化事业上的近似性，成功承继了圣门弟子的注释事业，使他们的后人——三传弟子也成功传承了这一学术遗产，使注释学术工程代代延续，注释方法更加精益求精，日臻完善，注释内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伊斯兰文化的整体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思想资源与精神养分。

二文字记录注释时期

《古兰经》注释发展史上，再传弟子时期是一个上承圣门弟子，下启后学的关键阶段。从传承注释的形式来讲，尽管停留在口耳相传阶段，但这种近乎没有失真的考据式传述方法，为后期文字注释奠定了坚实基础，使注释学术工程绵延不绝。

如果用现今学术视角考量的话，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时期的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古兰经》的收集、书写和定本，以及“口耳相传”（Al-naql）地传述经义、圣训、教律和历史等层面上。再传弟子之后，从伊斯兰文化体制形成的角度来讲，伊斯兰文化及其学术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则是伊历一世纪末与二世纪初的文字记录和整理圣训。[165]自此，再传弟子时期依然是口耳相传的注释，到伊历二世纪初期，随着文字记录圣训的开始，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文字注释时期。注释家基本上遵循“以经注经、以训注经、溯源圣门弟子注经、理解与创制注经、有经人传闻注经”的方法，既通过文字记录方式整理与梳理先知穆罕默德与早期先贤的注释，由此最大程度、最大限度地传承注释；同样运用文字记录方式，记载他们对《古兰经》的注释、传承和发展。

根据伊斯兰教义视阈中的时间观，文字注释的起至时间较之口耳相传阶段，是一个有上限无下限的时期。同样，从文字注释的兴起与发展，及其自身发展的特点来讲，这个客观上无下限的注释时期循序渐进，历经四个阶段的递进式发展，终使注释学科形成和完善。

（一）圣训学范畴内的文字注释阶段

再传弟子之前，穆斯林以文字从事文化工作主要体现于记录和定本《古兰经》。《古兰经》定本后，逐渐出现了由记录圣训延伸至教律、教史等知识与学科的文字工作。[166]这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他的言行常为周围的弟子和他的妻室所心记口传，他本人也曾鼓励人们遵守奉行但又恐与《古兰经》经文相混淆，故一个时期曾禁止人们做记录。8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在新征服地区广泛传播和发展，对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事件如何处理，已在《古兰经》中无具体律例可循，加之因政治、民族、教派、学派之争，制造伪圣训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各地的圣训学家、教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出于捍卫真主之道和创制教法教律、编写教史圣传的需要，便开始对流传各地的圣训及传述世系进行广泛的收集和整理，经过考证、筛选和去伪存真，分门别类地予以辑录定本。在辑录和研究圣训的过程中，圣训学亦随之建立和完善。”[167]

据上，圣训学是伊斯兰文化体系中形成的最早学科，标志是文字记录和整理圣训成册。圣训门类诸多，如信仰教义、教律教规、宗教功修、道德修养、生活规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经文注释等。因此，收集、整理和记录那些直接或间接注释经文的圣训，以及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的注释内容，也在圣训学的范畴内，成为文字注释的第一个阶段。该阶段，注释作为隶属圣训学的分支学科，注释家没有从头到尾，逐章逐节地注释整部经文，而是那些游历伊斯兰各城市的圣训学家，在整理圣训的过程中，辑录了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的注释内容，并将其列为圣训实录的一个篇章——“注释章”，与洁净章、礼拜章、天课章、朝觐章等并行。

圣训学家由于同时收录圣训，以及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注释，故他们实质上就是文字注释的开拓者，主要是“耶济德·本·哈伦·西勒姆（伊历？-117）、舍尔卜·本·汉贾季（伊历？-160）、沃基尔·本·吉拉赫（伊历？-197）、苏夫扬·本·艾耶奈（伊历？-198）、鲁胡·本·伊巴德·巴士拉（伊历？-205）、阿布杜·兰扎格·本·胡玛姆（伊历？-211）、阿丹·本·艾布·伊雅斯（伊历？-220）、阿布杜·本·海米德（伊历？-249）”[168]，以及“苏夫延·本·赛里（伊历？-161）、穆加提尔·本·苏莱曼、伊斯哈格·本·拉胡维（伊历？-238）”等。[169]这些注释家，从时间上来看，当属先知穆罕默德的“三传弟子”（Tābī‘al-tābī‘īn）[170]，因此部分学者将该注释阶段称为“三传弟子时期的注释”。[171]

根据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教授的研究，以上圣训学家根据前辈注释家传述而辑录成文的注释确凿无疑，直接溯源于原注释者，如传自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注释的传述系统都极其严密，因此形成了“该阶段的三个特点：（1）极其重视传述系统；（2）没有独立定本所收集和整理的注释，而是隶属圣训的篇章之一；（3）没有局限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而是涵盖了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的注释。”[172]这些被圣训学家收集和整理并被编入“各家各派‘圣训集录’”中的“穆罕默德及其门弟子对《古兰经》的直接解释或间接的说明”，统称为“传闻材料”（Al-ma’thūr）。[173]

尽管该阶段大部分注释家的成文注释已经佚失，但后人通过埃及国家图书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图书馆分别保存与出版的阿布杜·兰扎格·本·胡玛姆（‘Abd al-razzāq al-humāmah）的注释手稿，以及近些年印度出版的苏夫扬·本·赛里的注释，仍然可以窥见该时期注释的具体内容和注释学术活动的概况。[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