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反腐败斗争（1921-1949）(2)

开展专项斗争，严厉打击腐败

中国是一个缺少法制传统的国家，仅仅颁布一些法律制度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鉴于此，1932年初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苏区开展以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历时两年多。当时红军反围剿战争十分紧张，开展这一专项斗争的直接目的就是保障战争的胜利。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发表文章指出：“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1932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14号训令，指出，“对苏维埃中的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在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这场专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当时许多领导干部都曾主持过重要腐败案件的审查工作。如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的何叔衡，主持查办了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县苏维埃主席钟铁青等倒卖烟土案；1933年担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的刘少奇，主持查办了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厂长、会计科长贪污公款案；1933年8月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副部长、代理部长的高自立，主持查办了瑞金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唐达仁等贪污案件；1934年2月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的项英，主持查办了于都县党政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贪污腐化窝案串案。

曾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谢步升的罪行被揭发后，由于他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所以没有调查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在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下，案件调查员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就这样，谢步升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腐败分子，时间是1932年5月9日。

1934年3月底，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总结了中央机关反贪污的斗争：“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劳动、土地三部”，“被检举的分子，计会计科长与科员10个，管理科长与科员8个，总务处长3个”，“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在中央机关的带动下，瑞金县的贪污案，于都县的挪用公款经商营私案，相继被揭露出来。这场专项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为后来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党的监察机关的演变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监察机关不复存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临时政治局。针对白色恐怖下党内一些党员经不起考验的状况，会议决定组织党内审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分子”。

1928年6月，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通过的党章对有关纪律和纪律检查的规定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一是对接受新党员提出严格的纪律要求；二是针对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三是将过去的“监察委员会”改为“审查委员会”，规定由党的全国、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六大选举产生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部分地执行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

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局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苏区。为适应工作需要，同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能是：“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地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察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与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党务委员会是议决关于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的最高机关。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党务委员会划归中央组织委员会管理。中央党务委员会作为当时党内纪律检查的职能机关，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防治腐败的实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上，全民族的抗战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尽管如此，腐败这股风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止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官僚仍然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寻机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不择手段地大发国难财。更有甚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些腐败的国民党高官，在日本侵略者的打、压、诱、拉之下，公开投向日本，组成伪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也出现了一些新贪官污吏。据当时边区媒体的报道，有的干部摆官格，总是想利用权力在群众身上榨取好处。他们要穿“二毛皮”，就发动群众“赠送”；逢年过节，就向群众“募捐”；有的群众对乡长批评一句，被罚苦役16天；群众要向上级控告，不给开路条，告了状的，给他栽上“破坏负责人威信”的罪名；随意砍伐林木、强占土地、毁坏民房、踏坏庄稼，群众常常敢怒不敢言，等等。中国共产党清醒地看到，尽管根据地的腐败与国民党、汪精卫的腐败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不能同日而语，但腐败行为削弱了原本就比较小的抗战物质力量，直接损害了抗日军民的感情，涣散人心和斗志，危害极大，后果严重，务必清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和防止腐败，没有让腐败形成气候。根据地政府和人民军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受到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和国民党政府中有良知的官员的高度赞誉。

深入开展廉政思想教育

注重思想教育，以正确的思想指导人的革命行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抗日根据地在防治腐败的各项工作中，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的位置，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袭。教育形式多样，方法灵活，注重实效。

把防治腐败提高到救亡图存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爆发后，党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压我抗日根据地，同时，寻找机会拉拢、腐蚀抗日骨干分子；另一方面，尽管实行国共合作，但国民党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要搞垮我党我军，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限制、削弱、诋毁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理想和斗志，达到过去用武装斗争没有达到的目的。毛泽东及时向全党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指出，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破坏政策。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通过教育，边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贪图享乐、贪污腐化，不仅仅是个人的小事情，而是直接影响抗战胜利、党的生存的大事情，必须从救亡图存的高度做好防治腐败的工作。

开展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为谁掌权、为谁执政，是决定干部廉洁奉公还是以权谋私的根本问题。一个干部，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够远离腐败。基于这样的认识，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生动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1944年9月，在陕甘宁边区安塞县烧炭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以身殉职，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悼念他。边区党和政府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活动。教育的重点内容，一是树立和强化为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鼓励干部战士勇敢杀敌；二是树立和强化为人民的利益勇于克服错误的观点，增强同腐败现象斗争的自觉性。在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中，突出了对各级干部的公仆教育。主要是教育干部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安于公仆的地位和身份，忠实地履行公仆职责。在农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号召干部争当贫下中农的好“长工”，广泛开展了“长工”教育。通过深入的为人民服务教育和公仆教育，边区的干部面貌焕然一新。林伯渠在第二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和人民的整个利益。因为他们有全体人民作后盾，他们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有着充分的信心与勇气，也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这些公仆，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有的还不如普通的工人农民。勤俭节约、廉洁奉公，成为他们本能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边区人民和来自国统区的考察者，都说在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

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丢掉依赖外援、贪图享乐的思想。抗战初期，边区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国民政府下拨的八路军军饷。1940年10月以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不但停发了每月六十万元的军饷，而且调动二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边区，切断边区同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抗日根据地“自己动手”，以求“丰衣足食”，并在边区进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这一教育，一方面有力地动员了干部群众实现生产自救，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净化了干部的思想灵魂，促进了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发布五项规定：（1）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用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解决；（2）除保证供给外，其他消费概需厉行节约，要提倡艰苦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3）集中力量干急需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加强其管理与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4）爱惜民力，节约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民畜；（5）坚持廉洁作风，严格反对贪污腐化现象。这五项规定的收效极为显著。1943年，边区一年的客饭粮就节省了6000余石；延安县减少了31000个民工，绥德县的民工由三年前的70000个减少到900个。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1944年毛泽东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一年之后，他在同黄炎培谈话时明确提出，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周期率的基本途径，就是民主。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清醒地认识到，民主是防治腐败的基础和必由之路。没有民主，官就会认为自己是“民之父母”，随意行事，改变权力运行规则，走向腐败。为此，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高举民主的旗帜，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民主成果。

开展声势浩大的民主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民主知识，增强民主观念。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十分拥护，但也有的人不以为然，有的还大唱反调，说什么“抗战时期特殊，不能实行民主”，“人民需要清官，不需要民主”，“人民缺少知识，无法实行民主”等。针对这些反民主论调，党和边区政府进行了说理充分的批驳。当时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包括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深刻阐述了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如《解放日报》1943年3月14日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割》，《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民主第一》，同年9月22日社论《培养起民主的风气》，1945年2月17日社论《民主的才是合法的》等，从各个方面说明，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明确指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通过党的宣传教育，使干部群众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管理国家的大事必须由人民来做，人民也完全能够管好国家大事。如果不搞民主，就不可能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也不可能让广大群众起来人人监督政府，实现廉洁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