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孙中山和袁世凯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在我抵达上海之际，这位博士恰好居住在法租界一个小屋子里。这个简单的屋子既是他和妻子宋庆龄的起居室，也是他的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孙中山策划了各种政治活动。

后来，国民党作为中国执政党，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这一度遭到人们的强烈批判。但从早期的成长史看来，说国民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之一，一点儿也不为过。

澳门位于香港附近，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孙中山曾在澳门组建了一个秘密团体，国民党就是由这个秘密团体发展而来的。1892年，为了进行医药实习，孙中山先生前往澳门。当时，孙中山刚从香港一所医学院毕业，这所医学院是新近成立的。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葡萄牙政府便把他驱逐出澳门。他很快辗转于广东，开展秘密社团分支建设的工作。时间不长，秘密活动引起了广东当局的注意。之后，孙中山的一些同仁被捕处决，他侥幸逃到了香港。

孙中山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志士，他在中国之外的华人世界里颇有影响。华人圈子里常常留下孙中山政治活动的踪影。为了革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孙中山在海外华人间组织募捐活动，并获得了一定的资助。孙中山常常把大笔的款项投资在反清人士身上，包括距北京皇帝很近的人群。1896年，中国驻英公使馆的官员将在伦敦的孙中山逮捕，关押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屋子里，打算将他遣送回国，以便换取25万美元的赏金。詹姆斯·康德黎是孙中山的一位朋友，作为一名热血人士，收到孙先生的纸条后，他积极奔走，不仅向英国政府告发了公使的强横行为，还将公使的所作所为告知了伦敦报社。伦敦的中国使馆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只好将孙中山先行释放。由于政治问题，孙中山无法重返家园，作为英殖民地的香港也无法回去。不过，这并没有挫伤孙中山反清的积极性，他依然在国外继续进行反清活动。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作为一个较大的革命组织，囊括了不少反清的社会团体。孙中山不只停留在反清上，而是将目光放得更长远，开始考虑一个全新的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并着手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则。这些规则不但为目前的国民党所效仿，而且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就这样，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一步一步地开展着。1905年，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在孙中山理念里诞生了。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应该以民族性和民主性为基础，以共和政体和平均分配土地为特征。

孙中山及其同志的革命口号宣传了革命理念，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致使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从内部因素来说，官员腐败、赋税沉重致使民不聊生，内部矛盾激化；从外部因素来说，外国人为了谋取一定的利益，干涉中国的内政。面对这些反清的洪波巨浪，清政府发现得有点儿迟，只好临时变革制度。改革不但没能挽回清朝灭亡的命运，反而导致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由于慈禧太后从中作祟，后来，义和团运动将矛头直指外国人，义和团运动成为反帝爱国运动。

没过多久，革命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孙中山不断从海内外筹集资金。但是，反清运动相继被清廷镇压了。1911年农历3月29日，孙先生在广州发起了黄花岗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这次起义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72位革命志士壮烈牺牲，葬于黄花岗。这些烈士的名字永垂史册，在这次起义的文献记录中有崇高的地位。这次起义影响颇大，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骚动。

为筹备革命的后备资金，孙中山辗转地去了美国，同时任命黄兴为国内事务的代理人。人们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譬如他在旧金山时，一个广东商贩团体许诺弃商从武，重返故国进行革命活动。洗衣店的老板就是商人团体中的一个，他与孙先生聊了半天。当孙先生问他一周收入是多少，一周能不能靠20美元维持生活时，他的回答是：一周净挣18美元，一周20美元足以维持生计。孙先生便对他说；“革命不分地域，不分行业，我们人多钱少，你应该留在这里继续做生意，烦劳你每周奉献6美元。”

1911年10月，孙中山抵达丹佛，丹佛属于科罗拉多州。在丹佛，孙先生从黄兴的一封电报中得知：武昌政府打算发动武昌起义，武昌即现在的武汉，这时是长江流域的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之一。起义发生之时，孙先生在国外，没能亲自领导起义，从而导致一些革命领导人被杀。不过，这恰恰激发了起义军的斗志，革命浪潮再度高涨。由于起义军在地方武装中积极做思想工作，一些地方武装得以归降。这些地方武装推翻了总督府的统治。总督无法在当地立足，只好寄居外国租界。

孙中山在国外的革命宣传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个逃到外国租界的总督曾劝说外国领事，企图借助位于长江流域的外国炮舰对起义进行镇压。事实证明他的计划落空了，在满清总督召开的一次领事会议上，法国和俄国的领事均站在孙中山的一边，表示支持孙先生所领导的政党。

为了缓解紧张的局势，孙中山收到电报后，立即前往华盛顿，在这里就相关事宜与美国领事进行了谈判。之后，孙中山乘轮船抵达伦敦，并对英国领事提出了三项协议：一、英国金融机构不得对清政府予以任何资金方面的支持；二、孙中山可以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和其他位于亚洲的英国殖民地自由居住；三、为提防日本干涉中国革命，美国与英国应当合作。希望就有关协议达成一致意见。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返回中国后，召集他上海的拥护者向南京发起攻势。之后，在召开的南京国民会议上，他接受了南京国民会议的委任，担任了新共和国的临时总统。

在军队组织上，袁世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称得上军事界精英。在军队里，袁世凯很有声望，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清政府曾向他求援。随着光绪帝、慈禧太后的逝世和宣统皇帝的继位，袁世凯在众多军队领导人物中，逐渐成为佼佼者。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再次被提拔任用。战乱后的汉口一片狼藉，袁世凯在顺利拿下汉口后，与革命武装之间展开了谈判，可见他的二心与权威。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胁迫下，清帝被迫退位，从此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由于袁世凯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在与袁世凯协商几天后，孙中山辞去了临时总统的职务。

191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议会。此次大会颁布了临时宪法，宪法规定：总统在国会的控制下行使职责。这时，国会成员大多由国民党成员组成。在孙中山及其同仁退居上海后，袁世凯北上，将国家的首都移到北京。作为满清时的故都，北京被专制气氛所笼罩，一个民主体制的政府自然是无法存活的。

袁世凯与英、法、德、俄等国的银行家协商贷款，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孙中山及其拥护者的抵抗。这些反抗者纷纷举起反袁大旗，发起反对袁世凯的运动。因为在这些共和派人士看来，袁世凯可能利用贷款扩充军事实力，同时他的做法可能使国家陷于债务危机之中。后来，袁世凯颁布了一些法令，旨在提升个人军事权力。此举在南方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南方人士举起了起义的大旗。由于政府派军队进行了强有力的镇压，起义宣告失败了。孙中山作为这次起义的支持人，被迫逃到了日本。同孙中山一起出逃的人有宋耀如和宋庆龄。宋耀如是一位出版界人士，专门出版有关基督教和革命文学的文献。宋庆龄既是宋耀如的秘书，也是他的女儿。1915年，孙中山抵达日本，在当地与妻子离婚后同宋庆龄结婚，孙、宋两个家族由此联姻，并为后来孙、宋、孔三家族的联盟奠定了基础。

从1913年9月开始，国会里的国民党议员相继被袁世凯赶走了。时隔两个月后，袁世凯宣布国会解体。1915年，袁世凯企图登上帝位，重操帝制，正是这种野心驱使他在政治道路上走了很远。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像孙中山的共和主义不被时下的中国接受一样，当时的中国是不允许他恢复帝制的。在没即位前，他出于无奈只好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病魔缠身，在懊悔不已中与世长辞。后来，黎元洪接替了总统之职。自共和政体成立以来，黎元洪一直任新共和国的副总统。为了维护共和政体，黎元洪曾一度反对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曾是袁世凯的部下，他在袁军中很有影响力，因此他被任命为新共和国的总理。

孙中山及其妻子宋庆龄在袁世凯死后返回上海。此时我刚到上海，就与孙中山相约见面，准备对其进行专访。门口接待我的是毛里斯·科恩，他是孙先生的贴身保镖，随孙先生辗转于纽约、芝加哥和加拿大，最终到达亚洲。毛里斯·科恩是个极风趣的人，每天坐在大厅前的长板凳上，因为枪袋里左轮手枪的缘故，他的裤子下垂得很。广东政府当局曾赋予毛里斯·科恩“将军”的名号，以资鼓励，不过这个名号遭到了当地英文报社的嘲讽。在瓦解几次图谋杀害孙中山的活动中，毛里斯·科恩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毛里斯·科恩的保驾护航，孙中山多次幸免于难。毛里斯·科恩不愧是忠诚的卫兵。

在毛里斯·科恩的带领下，我来到了一个花园，他招待我在花园旁边的一个屋子里歇息，还把我介绍给了孙中山。我有幸与中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面谈，很是高兴。

我见到孙先生时，他身穿传统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是由薄料子做成的。这时，51岁的孙中山头发稀少，两鬓发灰，显得沧桑。但是，当孙中山眼望窗外的花园时，脸上流露出平静的情思，这很富表现力的举止让人不得不怀疑他骨子里仍然透着一种活力。

一番寒暄之后，孙中山邀我谈谈我的中国之行。我向他讲述了火奴鲁鲁的事情，他对此饶有兴趣。从孙中山那里我得知：他不仅在火奴鲁鲁读过书，而且曾一度流落为政治难民，居住在那儿。当我谈及长崎之旅时，我们彼此的注意力随之转入日本。就现时日本的状况，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欧洲战争发生不久，日本进占中国青岛，并将位于这个港口的德国军队驱逐出去。一直以来，德国占领着这个港口。这时，英国和美国主要投身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在东北和中国北部扩张势力，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谈及日本时，我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聊得正酣，忽而孙中山严肃地对我说：“美国不应该纵容日本，应该将其驱逐出朝鲜。”

听了孙中山的话，我很是惊奇。孙先生察觉到我的惊讶表情，忙解释说，美国与朝鲜曾经签过这样一个协议：当朝鲜遭到外国侵犯时，美国应该予以援助，保护朝鲜安全。当时，朝鲜被称为隐士王国。事实上，当日本进犯朝鲜时，美国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甚至日本将朝鲜吞并之际，美国也没有支援。孙中山郑重其事地说：“倘若美国积极抵御日本的侵犯，日本将很难在亚洲实施其侵略计划，世界局势将不会是现在的状况。”孙先生谈道，朝鲜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是亚洲的门户。在被占领前，朝鲜像一把长矛一样插入日本的心脏地带；而在被占领之后，它成了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桥梁，如此加快了日本侵略亚洲的步伐。在孙中山看来，朝鲜这一亚洲门户大开，世界形成混战局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奥多·罗斯福有关。因为西奥多·罗斯福为了日俄和平问题，置朝鲜于不顾。需要指出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当时是美国总统。

对于“美国应该把日本赶出朝鲜”这个问题，我们没做进一步交流，因为对于朝鲜附近地区的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对朝鲜周围的情况有所了解后，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认识到当时日本实力还不是很强大，倘若美国及时给予日本强有力的回击，世界历史将会改变。可惜的是，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

后来，我又拜访了孙中山，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参与欧洲战争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孙先生与其朋友黎元洪总统持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中国不应卷入这场战争中。在孙中山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没有多少利益瓜葛，向德国宣战表明自己立场的做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孙中山进一步讲道，参战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稳定，因而国民党不主张中国参战。孙先生说：“中国人见识浅薄，可能分不清不同民族的外国人。此外，中国老百姓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比较淳朴。倘若这些中国人收到歼灭德国人的指令，他们或许会将矛头直指境内所有的白人，疯狂杀戮那些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