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女娲之病(1)

女娲母亲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女娲是伏羲的妻子，伏羲不仅教人们结网捕鱼，还创立八卦和五行，女娲不仅抟土造人，还炼石补天。在传统文化里，女娲创造了人类，当天灾到来时，她“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引自《淮南子览冥训》）在佛教传入中国前，中国人已经有了自己心目中的观音菩萨，她就是女娲！中国人对母性的景仰，不仅普遍体现于神话传说，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例外——我们把自己的学校称为母校，把自己的祖国称为妈妈，把祖国的语言称为母语，把黄河、长江称为母亲河，女人出嫁后把自己的家称为娘家……总之，中国人习惯把母亲放在嘴边，就连请客吃饭，大家也要坐在同一个饭桌上，吃同一个盘子里的饭菜，因为这样就如同把所有不认识的人都变成兄弟姐妹（同吃一个母亲的奶）。

有许多伟人赞美自己的母亲，朱德曾经在他留下不多的文字中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古代的圣人和英雄更把母亲比喻为圣母，如《三字经》里的“惜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以此告诉后人：孟子通过母亲的行为才学会反省，进而成为儒家第二号圣人。岳飞更是忍受着刺字之痛，告诉人们如何把忠孝结合起来。成吉思汗，如果没有母亲经常在他耳边唠叨那句“你的心胸要像草原一样宽广”，他也不可能超越自我，统一草原，成为称霸欧、亚、非三洲的一代天骄。庄妃虽不是康熙的母亲，但也因曾贵为皇母，而为康熙盛世的创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就连俄国的高尔基，也以“母亲”为名写出了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

毋庸置疑，每一位母亲都曾经是女孩儿，她们被老天创造伊始，也许各怀使命，或者早有红线老人为她们牵好了姻缘。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女娲补天”的传说，情节虽然离奇，可就如同《圣经》一样，故事背后往往是真正的含义。女娲炼石补天，旨为老天爷会有漏洞（过失），才惹得女娲，这位传说中伏羲的妻子费尽了心思来弥补。

以中国为例，河姆渡氏族和半坡氏族分别代表了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文明起源。河姆渡时期，人们学会了种水稻；半坡时期，人们学会了种粟，还发明了弓箭，并学会狩猎、取火……也就是说，中国的“两河流域”诞生的母系氏族社会，基本掌握了人类（华夏民族）吃、穿、住的生存技能。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也就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便产生了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就不会有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等级分化，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阶级矛盾，这矛盾正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天比起大地来，似乎是有些过失。不过，云是动的，风是吹的，雨是落的……老天哪有不动的？不动的只有大地，无论是电闪雷鸣，或风吹日晒，大地似乎都“无动于衷”，都无条件接受。因此，母亲一方面被抬举为女神，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这种名誉，必须守候在家里，“等着”老天有漏洞去弥补，古今中外，凡有男女之处，这出戏从来没有真正谢幕！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那么从中可见，无论是创造漏洞者，或是弥补漏洞者，不都是女娲的不同方面吗？也只有从不同的角度看，女娲才成了生动的女人。千百年来，为了塑造女娲，多少女子为之背负着各种名声？而最付出的女娲，不得不属于那些不愁嫁的“皇帝的女儿”。

记得在《康熙大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骚扰中原，于是，康熙决定以和亲政策安抚他们，便把最小的女儿蓝齐儿格格送到敌人的大汗手里。尽管女儿非常不情愿，虽然皇后心如刀绞，虽然作为父亲的康熙皇帝欲哭无泪，虽然举朝大臣捶胸顿足……蓝齐儿格格还是穿上了嫁衣，作为大清的厚礼，只身赶往边疆。

其实，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历朝开国伊始，许多公主们都自然地成为弥补战争遗疮的“外交大使”，她们被远嫁到边塞，以稳定那里的单于、大汗——有的远嫁到匈奴、突厥，有的到吐蕃……她们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归宿，只是担负着外交使命，替父皇去稳定边境，以避免再有刀兵之灾。在她们眼里，老公很可能是野蛮的敌人……但她们只身奔赴“狼窝”，不仅具有牺牲精神，也要有巨大的勇气，而且要忘记自己的存在。她们甚至无权选择死亡，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承受，为了国家，而放弃自己的身心。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出嫁，也许可以避免至少两代人的战争，那么这段时间，家乡的百姓可以平安地生儿育女，男耕女织，尽享天伦，而且父皇也可以积蓄国力……她们是父皇“皇恩浩荡”的实施者，是父皇外交政策的延伸。反过来再看看她们的父母，难道就真的忍心把自己的骨肉嫁给那些野蛮的敌人？如果是正常的人，在看着女儿远嫁的那一刻肯定都有一种切肤之痛，并把此痛化为生产力，以振兴国家！这就是明君区别于臣民之处，如果没有他们全家的付出和牺牲，哪里有整个国家的安居乐业，甚至就算把女儿嫁光，让太子死光，都有可能避免不了战争的发生。

明君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保证他的子民——那些百姓的安居乐业。诚然，我们不否认有些君主的确不作为，以特殊的皇权贪婪纵欲、祸国殃民，那是一些亡国之君，但他们绝不能代表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而尽职尽责的贤君圣主。

四大美女

让我们再把话题扯回来，看看这些女娲的榜样：西施曾经被越王当作礼物送予吴王，虽然后来跟范蠡私奔，但也为越国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貂蝉为了复兴汉室，以婢女之躯将自己置于董卓和吕布之间，大计终成，替汉室除掉奸逆；王昭君背负着汉初的外交使命，为了稳定边疆，嫁给单于；杨贵妃虽在唐玄宗逃亡的途中被赐死，却也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唐王朝背负了衰败的罪责：她既为开元盛世创造了漏洞，又以自己的死弥补了这个漏洞。

另外，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为世人所景仰，她就是文成公主，因为她带着父王的使命，把中原文化中的精髓带入藏地——而中国历史上，汉朝和唐朝被公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极盛时期，那么这个辉煌，前提就是稳定，没有战争。因此，她们正像女娲一样，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石。更确切地说，没有她们，就没有中国历史的发展。

但她们的“业绩”“功过”，在现在看来，似乎只限于出塞和离间，而历史是一环扣一环，其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若没有她们的作为，便没有今世之一切，她们同样是历史的缔造者。

这些圣女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个榜样，致使每一个女孩子从小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让这些美丽的传说伴随身心，包括她们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大义、忠贞和自我牺牲。这使得她们在潜意识中有一项与国外女子的不同之处：为了成为圣女，要时刻准备着放弃自己的选择。

因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了封建礼教中男婚女嫁的前提条件，其实这种婚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顾全了家族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结构的相对平衡，使家族与家族之间形成以血脉为核心的关系网，也使刑法中的“株连九族”成为可能，但也保证了大一统社会形态的稳定格局。

特别是这种婚姻模式被帝王故事渲染，并一代代流传下来，久而久之，成为中国人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也自然内化为夫妻相处之道。然而，当情感必须服从于大局，当大局必须替代你情我愿时，自由的天性便被弱化和忽视。因为它不允许男女之间自由选择配偶，这就对人性构成压抑，然而在许多古代名著中却将这种压抑合法化。

比如在《水浒传》里，无论是宋江还是武松，皆因杀掉“荡妇”而吃了官司，也成为了豪杰。林冲的老婆因宁死不从高衙内而成为女中楷模，而宣扬自由恋爱的《红楼梦》却一度被列为禁书。

当女性从小便被这种民族传统“催眠”后，自然会表现出与之相符的行为和思维。因而，就连现代电视剧中，也把那些顾大局、不惜委屈自己的儿媳或母亲抬举为女性典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渴望》中的刘惠芳、《喜盈门》中的二儿媳、《戈壁母亲》中的母亲等那么受人欢迎和同情了。

反观西方社会，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上百年厮杀的起源竟是为了争夺一个已婚女人（海伦）；贞德之所以被称为圣女，也不是以“外交大使”的面貌出现，而是为法国扭转了百年战争的败局。

要么为女人决斗，要么要女人做主，但无论如何，这些女人在历史变迁中承担着人（而不是物）的角色。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有如《简爱》那样的男女平等观念。而具有相似经历的杨门女将和花木兰，前者是替夫（父）出征，旨在“弥补男人的缺失”；后者的前提亦是“替父从军”，但最后也是“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最终还是要归于女人的贤良。

众所周知，当一项制度本身走向它自己的极端时，必然会适得其反趋于解体。男女之事亦然，当女性的“牺牲自由”和“礼品（物化）角色”越来越极端化，女人“被物化”的状态也使得人性的反弹力越发增强。武则天虽然以养男宠的极端方式而为女儿身挣得一席女权至上的空间，但也无法摆脱李氏王朝的颠覆。慈禧虽然以杀掉顾命八大臣而一泄心中的怨恨，但她也从未敢于真正登基而自封万岁。于是，女性主义的反弹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慢慢为自己“解开了裹脚布”，穿着校服走入学堂，她们开始接受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

三座大山

在现代人看来，《早春二月》和《雷雨》等并没有反映出太多的浪漫色彩，但包括《祝福》和《家》之类的作品，皆为女权主义找到“反弹”的证据。那个时期虽然只是个过渡，但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解放”的口号下，女性们再不能容忍自己顶着“三座大山”，做最底层的人了，她们就像笼子里的鸟，一下子被放了出来，开始寻找自己的天地！

对现在接近中年的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的母亲便是这一代解放女性的写照。从此，才真正涉入我们所了解的“母亲”的话题。然而，我们不能不讨论的是，我们的母亲，也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女性，她们也是顺着上述历史长河“流”过来的。因此，在她们的潜意识深处，依然保留着上述内容。就算把她们比喻为已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那些鸟，这些鸟与她们的祖先——那些裹脚的“始祖鸟”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她们能够吃到自己选择的食物，可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习性。

捕鸟者都有过这种经验：把鸟爱吃的食物，或小米，或小虫放在一个空地上，上边以一根木棍支上罩子，木棍用细绳系住，绳子的另一端被捕鸟者牵在手里。他们只需等待贪吃的鸟去吃食，便用力一拉这绳子，罩子就会把鸟扣住，从此，这只鸟就会失去自由。

这虽是个游戏，但也可以当成试验，它说明鸟往往为了得到食物而丢掉自由。然而，食物要吃，自由也要得，这使得“食、色”难以两全。

这就是这一代母亲的心态：一方面，她们沐浴到自由的春风，对自由恋爱渴求，甚至可以让她们和父母作对，她们管这叫“冲破封建牢笼”；可另一方面，她们也曾在“笼子”里生活过，具体而言，就是她们的母亲大都是在那个封建牢笼里把她们养大的，牢笼象征着相当一部分的安全感，也就是她们骨子里隐含的“生存观念”。因此，她们依然要干涉下一代的婚姻，甚至有些要替孩子做主，进而对她们的孩子形成束缚，为了挣脱这个束缚，她们的孩子也许又会走入“自由解放”的极端，又一次兑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格言。

受惊吓的母亲

这一代母亲大都看过《早春二月》《青春之歌》和《青春万岁》，那些新时代的女性形象，至今成为她们心中的偶像。对这些偶像角色的体会，她们不单是从衣着和知识层面，还有这些知识女性在爱情、同情、理想、立场之间的斗争、矛盾与无奈。

拿同情来说，就是母性与妻性的矛盾，母性以同情为主，同时有管理和承担的一面；而妻性则是以尊重为主，同时有自由和分担的含义。母性以自我牺牲为前提，而妻性则以相互欣赏为条件。母性带有尊严，因此强调规矩；妻性带有尊重，因此强调自由。这二者在中国妇女，特别是上述提到的这一代母亲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