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女娲之病(2)

案例：

李大姐是我在心理讲座中认识的，她的家长里短，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她今年65岁，成天对老伴牢骚满腹，说他们已经退休，什么“没出息”“一事无成”之类的言语已成为她抱怨老伴儿的口头禅。她经常是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唠叨，就算对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儿子，她也是放心不下，什么“早点儿回来，省着我惦记”“别在外面给我惹祸”“少跟某某人来往”之类的话成为她跟儿子之间的交流方式。

她的老伴儿早就习惯了不开口，就算说话，也是表白自己的头疼脑热。当然，听到这些话，李女士也会上火着急，也会暂时闭嘴，而把抱怨转移为侍候老伴儿。可她的儿子就不那么会来事儿了，一听到母亲唠叨，就会以反感和无奈的口气说：“妈，您就少说两句吧！”李大姐和老伴儿在年轻时，是在自由恋爱的感召下结合的，那时他们同在一个单位，彼此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有了好感之后被领导得知，便出面做媒成全了他们的婚姻。按说这桩姻缘该是他们彼此的“得意之作”。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李大姐因成分不好而被打成右派，她的丈夫出身工人阶级，为了表明立场，与她划清界限，这使得李大姐十分伤心。不得不在心里思忖：他本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当年自己看上他，本是他的造化，现在自己倒成了被专政的对象，连他也会落井下石。

但那时她已有身孕，经常挺着大肚子写思想汇报或出去挨斗。为此，她更感到自己委屈，每每孤独绝望的时候，只能和肚子里的孩子说话。也可以说，这个孩子是伴随着母亲的眼泪出生的。于是，她把儿子当成唯一可靠的生命寄托，在感情上已经超过了丈夫。虽然平反后他们夫妻没有因记恨前嫌而反目成仇，然而，那段经历给她造成的心灵创伤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虽然时过境迁，这份悲怨仍然时时冲击着他们的夫妻关系。

于是，她成天唠叨个没完，把对儿子的寄托转化为“总怕他出事”。她根本没有从当年的委屈中捞到平衡，那个伤口使得她成了个怨妇。

政治婚姻

抛开政治运动，再看看他们的结合。李女士出身富家，属大家闺秀，用现在的话说，她曾经是成功人士的女儿。因此在骨子里有一种自负，同时，在新思想的感召下，对劳动人民怀有深深的同情，并伴有“向无产阶级靠拢”“向封建势力开炮”和“改造自己思想”的先进立场。在这些环境产物的背后，是一种“上对下”的同情和拯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救世主情结”。其实说白了，她把“穷小子的丈夫”当成被自己拯救的“乞丐”，如此，无论在物质或精神层面，自己当然成了贵族。一个贵族看得起乞丐，并以婚姻为代价表达她最大的诚意，虽然有些失衡，但在大环境的感召下，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但因为人性差异，为他们的将来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当然，政治运动激活了他们之间的本质矛盾，但这颗种子真的在她的肚子里萌发，并以儿子的身份权衡在他们夫妻之间，形成了名正言顺的“第三者”——儿子成为母亲唯一的生活寄托，并替父亲满足了母亲对亲情的渴求。因此，母亲对儿子的爱超过对丈夫。于是老伴儿不得不经常以“闹场小病”来提醒她的关注，同时儿子也因“不堪重负”而让妈妈少说两句。

说到根源，是李女士还是姑娘的时候，把母性和妻性混淆了。在选择配偶时，她的同情占到了上风，在观念里人为地与丈夫产生了高低贵贱，其实早在那时，她就已经与丈夫划清了界限。这种以母性代替妻性的心态，普遍存在于那一代的女性当中。当然，她们之中不一定都是大家闺秀，也许是个大学生，也许成分正好相反，也许长得漂亮些，也许……但她们很多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既想扮演王昭君，去承担某种大义的使命，又要解放自己，以响应刚刚兴起，但远不成熟的妇女解放。

因此她们不纯粹，搞得自己到后来与老伴儿的关系成了“既离不了（封建的保守意识），又合不成（缺乏平等关系）”的既成事实。这就不像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对罗切斯特的态度——早在工业革命时代，这位英国女作家就在她的作品里大胆地说出“你我在上帝面前，灵魂是平等的”。因此，她们的解放是彻底而纯粹的，因而在结合和分手之际，心态也是坦然的。她们决不允许自己活在似是而非的矛盾当中，要么就好合，要么就好散。当整个社会对此形成共识的时候，大多数人在面对恋爱，以及婚姻家庭中的负面冲突时，都会自然地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成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冷静、理智。这从我们平时所看的欧美电影中就不难体会出，大部分单亲子女，没有像我们一样：让单亲现实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难以抹去的阴影。

老伴儿

针对李大姐及其老伴儿的具体情况，我请她学会赞扬老伴儿：“今天累吗？我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成天看别人脸色，可这个家全是你一个人在支撑，不管外面怎么看你，在我眼里，你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说这番话当然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同时，最好端杯热茶或拿个热毛巾递给老伴儿，在语言、行为和情绪上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满足老伴儿的心灵需求。

三个月下来，老伴儿的身体大有好转，成天乐滋滋地工作，也特别爱回家，和李大姐、儿子的话也多了起来。

案例：

王女士也是我在为社区办心理讲座时认识的，她年近70，18年前老伴儿去世，后来她一直守寡，虽然有好心的同事、朋友曾提醒过她重新组建家庭，更有好心人婉转地向她提亲，却都被她断然谢绝。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女人不像男人，男人都没良心，老伴儿一去世就忙着找老婆”或“没办法，女人都天生的命苦，对婚姻都忠诚……”王女士有一个儿子，父亲去世时他刚上初中，现在，他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他对母亲的状态从为难到适应。但他表示从不反对母亲再为他找个爸爸，可母亲每每听到儿子劝她，都一边感叹，一边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旨在让儿子打消这个念头。

儿子劝母亲，一方面是替母亲着想，担心老人的孤独；另一方面，也有解脱自己的意思。因为母亲的守寡状态，势必不符合一个正常家庭的格局（一夫一妻）。因此，儿子在某种程度上就要替代父亲来陪伴母亲，形成“假相夫妻”（儿子扮演代理父亲的角色），因为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最基本要素，“夫妻为本”的规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儿子有点不堪重负，这重负并不一定指物质上的，主要是来自于精神上的。比如他在和妻子相处时，势必要抽出许多精力和时间来替死去的父亲陪伴母亲，就算母亲嘴上说“不需要”，可母子关系天然地会让这种缺失得以弥补。这就在他们小夫妻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第三者”。

新女性，旧观念

但王女士可没想这么多，她只是一味地恪守那个贞节观念。为了满足这个观念，她心安理得地埋葬了自己的人性需求，并将之转移到对儿子的牵挂上，当然，她也许把它称为疼爱。可从本质上，是以观念代替了人性。

论起来，王女士也算是新时代的妇女，为何会有如此守旧的观念？因为，她很小的时候就被自己母亲的那些历史故事“催眠”了，在那些故事里，她知道“好女不嫁二男”，也知道了潘金莲与西门庆有染后的下场，这下场不仅是被杀戮，而且是遗臭万年！

当然，王女士不可能有害武大郎之心，但她的潜意识里，早就把那些贞节烈女视为女人的楷模，因此，她也要让自己成为母亲要求的和自己认同的女性典范。

这就是历史的长河，虽然流到今天，但这河中的水质仍存留着“被物化的泥沙”。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的改变没有意义，只不过，人性的解放相对滞后，二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

我告诉王女士，如果希望身体好，就要多参加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一方面，这会让她多运动，另一方面，她可在活动中认识许多老年朋友，增加她的交际面，转移她的思路，缓解儿子的压力，也避免老年孤独症的发生。

贞节牌坊

曾经听到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女人在刚结婚不久，丈夫就死了，按“好女不嫁二男”的说法，她虽然年方二十，却已打消了再婚的念头。再者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再嫁人本身就是可笑也可耻的事情。

然而，正值芳龄的她终于感到寂寞难耐，于是，她每天都会准备一个篮子，里面装满了红豆，睡觉前，特别是当自己有那种欲望时，就“啪”地把篮子打翻，然后摸着黑拣豆子，把它们一个个地装回篮子内……直到天快亮时，豆子可能也拣得差不多了。

她几十年如一日地用这种方法打发着时间，目的只有一个：转移自己的欲望，避免那个“邪念”每天袭扰自己，于是，终于到她死去，也没有再接触过第二个男人。因此，当地为她立起了贞节牌坊——这就是她想要的，她用一生的忍耐赢得了这个荣誉。

听完故事，也许你会大发感慨，也许会谴责封建教条，然而，也许你也是一位贞节牌坊的忠实维护者，事实证明，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的确，现代妇女离婚、丧偶后可以再嫁，人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出格。可是，如果对方得知这女人结过婚，还有可能带个孩子，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征婚的男人，又会对这女人有怎样的评估？对，我用的是评估，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女人都有所谓的身价。

处女情结、从一而终、黄花闺女、待字闺中，女人的年龄和身体似乎与她们的身价成反比，也就是说，年龄越大，身价越低，生过孩子的女人，差不多也就没什么再挑选的余地，很少有男人能够接受这种女人，当然，男人会用很委婉的语言为自己的想法辩解。然而可悲的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仍然被部分物化，因为只有物品才具有新鲜和陈旧的属性。

被物化的人性——“二手”女人

案例：

有一对男女总因为琐事吵架，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女人结过婚，男人说她总想着前夫，女人说男人心眼儿太小，鸡蛋里找骨头。

其实男方的父母早就不同意这门婚事，特别是婆婆，曾极力反对儿子和这个二婚女人结合。但不知为什么，一向听话的儿子，当年就是什么都不顾了，从“地下同居”到名正言顺，弄得一向好面子的父母老脸没处搁，只得默认这门亲事。然而过了门儿，婆婆一见到媳妇，气就不打一处来，平时冷言冷语，背地里摇头叹气。总之，她死活看不上儿媳。于是常导致婆媳战争，可每每二人争执，儿子总不站在媳妇一边，逐渐地，他也怪罪起妻子来，于是妻子越发感到委屈，经常一个人伤心落泪。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这位婆婆过去就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所以她从小就比较自卑（讨厌自己的性别），生了儿子后，全家人（包括她自己）才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于是她把儿子当成自己的精神支柱，无形中对儿子操控过度。这就导致了两种结果：第一，母子过分依赖，所以儿子长期没有娶妻，直到后来又找了个二婚的女人（有母亲的属性）；第二，儿子总想尽力摆脱母亲的掌控，所以任母亲如何反对，他就是要与二婚的女人结合。

事实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将婆婆物化（不接受自己的性别），婆婆为了挣脱这个绳索，用生儿子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无形中把儿子物化（被操控对象）。由于他们都从原生家庭中只得到了被物化的经验，所以也自然地将媳妇物化。

可能谈到这里有许多人不太理解物化的概念，那么，我为这对小夫妻进行的心理游戏可能会说明些问题。

在调解现场，我把一个包装盒交给男方，请他送给妻子，说这里面是他为妻子准备的礼物，并教他一会儿对妻子要说的话。妻子当着众人接过先生的盒子，打开后，里面装着一个旧头花，男人说：“这头花虽被别人戴过，可今天，我想亲手把它戴在你头上，也许它已经旧了，可在我心里，它仍然是最美丽的！”妻子哭了，抽泣着背过身，让先生为她扎上头花。

这里面有两个细节，第一，那个包装盒已经被拆开了（不是新的商品），像商店里的二手货；第二，头花是旧的，也是这种象征。

这就是被物化——只有商品才有新鲜与陈旧之分，人不该有这种属性。如果谁把对方的过往看得那么严重，或是把对方管得死死的，不让他／她自由地呼吸（包括夫妻之间或亲子之间），或是生怕伴侣与其他异性接触，那就叫把对方物化，事实证明，被物化的反弹力相当大，从青春期叛逆到婚后的敌对，这种反弹现象比比皆是。

被物化的反义词是被尊重，尊重不仅表现为文明礼貌，更体现为接纳对方的存在现实，没有观念，没有教条，爱他／她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他／她就是他／她。

不物化自己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自主。自主就是自己选择生活，它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