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当文学批评变成新闻报道

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已成范式的传统文学研究项目。对于这三者的同与异，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第四章，有这样一句话“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我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个案研究《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一书的“引论”中做了如下发挥：我所选的研究对象，鲜有人首先是文学史家，恰恰相反，他们作为批评家，十之八九都有挥之不去的文学史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一般是在“历史”视野的大框架下，进行着各自的批评活动。所以，他们的批评话语建构，就多少具有了说得过去的多声部的味道。这是他们其中的有些人也许刚处在学术调整期，或正是批评生命的旺盛期，依然可以充当有意义个案的重要原因。

这个借题发挥，当然不只是援引经典论断，主要还是为了界定我所认为的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说得明白点，文学批评不能单是跟踪新作家新作品的新闻报道。既然是“批评”，也就并不是只讲“新事”，或通过文学新信息、新现象，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文学时评。它还有责任在既有文学史基础上“接着说”——只有在文学史基础上，进步了或者没进步，堕落了或者如何堕落的，才能说得清楚。更高一点看，文学中有意无意体现出的人文表情、意识形态状况，也就才能得到切实而微观的观照，即通过批评话语起到文化纠偏或文化矫正的价值功能。

既然如此，这里也就涉及一个概念，怎样理解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提到的“当日”的问题。蒂博代以褒义的感情色彩论述了“当日”观点的重要性。是说当日沙龙里贵妇人的观点——在他的时代算是最有效文学读者，之所以比文学史家、文学教授的更可信，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贵妇人并不先管文学的起承转合，她们拿来讨论、漫谈的文学，一般与身边现实有密切关系。经过很好地结合身边现实，文学是否有感染力的问题，可以跨过教授先生们的高深理论，直接由现实中的日常生活来反证。不言而喻，蒂博代显然是厌倦了他时代教授先生们的文学态度，相比之下，觉得贵夫人的沙龙虽然不那么有“理论”，但她们毕竟能把文学与活人联系起来，那么，如此能被当日观点激活的文学，一定程度就能给每日以生命。因为在蒂博代那里，文学在学院知识分子手上已经因束之高阁而脱离日常生活的内容了，是当时的贵妇人们使文学回到了它应该回到的地方。

时下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突出问题，表面看来的确是当日观点下的文学，然而深究一步，这个当日却不是意义生活或价值生活的“当日”，而是当日文学的新闻、新闻层面的文学。

什么意思呢？第一，只重视当下出产的作品、出现的文学现象；第二，只注重当下名作家的作品。这样一来，对以上两种情况，便模式化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论评思路：对名作家作品一般冷言冷语、冷嘲热讽，有时候纠缠于文本形式主义的挑刺，顿时使人感觉批评怎么就到了用嘴咬以维持生计的地步呢？对新作品、新现象毫无保留地一揽子拥抱，甚至把新等同于创新、等同于希望以至于视为所期待的新经验。这里面的运思逻辑很清楚，点名批评、恶语相加，其实表达的是文学批评之所以为批评的勇气，用流行话说，是以对名家作品的“苛刻”支撑批评的尊严。同理，拥抱新人新作新现象，一个垫底的批评尺度，不外乎以此来表达批评的宽容和大度。

名家新作有没有可批评的地方，有，而且大大地有；新作新人新现象有没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有，也是大大地有。探讨这个问题显然是个伪命题。关键是，我在这两个极端化的运思当中，体味到的不是批评之所是，而是批评之所非。换句话说，当批评集体无意识般地仅对名家新作可能产生的市场效应进行权衡认定时，当对新东西不约而同地报以体恤的掌声时，批评所遵循的完全是新闻报道的逻辑规律。因为什么呢？1.一般来讲，名家新作一旦出炉，杂志、出版社都有“安全消费”的充足估计，即以保险的平均值购买产品并形成抢占市场份额的垄断架势，而批评者正是明里暗里参透了这一点秘密，进而反其道而行之，专打市场最嚣张的看点，构成文学规律上的“反高潮”，批评敢于说“真话”、与市场保持距离的意识形态于是得体地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在这里批评实际是以非文学研究心态实现了掌握批评话语权的转换，达到了把文学及其批评新闻化目的。2.这里的“新”特指在“80后”“90后”中所选的“新”，毋庸置疑，这是对当年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发迹经验的“路径依赖”。所谓新，必须具备与大众消费心理吻合、合拍的元素，而不是拗着这一心理预期的任何阐发。它们可以没有文学所应有的所有稳定性，但不能没有“闹”“搞笑”“损人”“自恋”“玄幻”“穿越”“吐槽”“灌水”等条件。当然，最好是发现了或者发掘出了人性的某些惊人之处、人生的某些猎奇地方。如此，才方便于以新闻标题的形式一句话道出那么一个格言警句式概念。这意味着，对新的批评，其实就是以文学经验的名义，合情合理地书写人生的稀奇古怪和人性的玄幻传奇，并把它们主题化、理论化。

为具体起见，也为着建立切实的语境，要明白晚近我们的文学价值观究竟徘徊在什么位置，几位我认为信得过的批评家的“综述”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大致是，其一，致力于经营人生的精致趣味、打磨人性中所谓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小情调和小哲理，这一点打通了、想明白了，人生和人性的疑难也就迎刃而解了（胡平，2010年）。其二，把“内在性”生活缺失的病根追究到当下中国人信仰的阙如上（李敬泽，2011年），于是，主角所能做的就是左冲右突去求证信仰的威力。其三，叙事视野限定在第一人称“我”的掌控之内，然后发掘我之所以不能的内在原因。结果不出所料，原因找到了，原来阻碍“我”之所以不自由不平静的一切障碍不在别处，在“我”人性的不够旷达、没有放下，直接说，在于“我”的欲望太大（南帆，2012年）。

零碎的价值诉求整合起来，其实正是当下批评不遗余力、不约而同奔去的那个终极目的。首先，有了这样一个安全的、认为正确的方向，批评的任务于是变得非常微观、具体，或者说很及物。这就是以迅捷的反应、大胆的个人观念，给作品的人物塑造“把脉”、给作家的写作技巧开药方。总结一下批评的普遍性理路，无非是什么叙述不严谨、结构不严密，什么人物穿帮、主题模糊，什么古典主义中掺杂着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中混杂着现实主义，等等。不信，你认真读读涉及《蛙》《一句顶一万句》《我是潘金莲》《高兴》《带灯》《六人晚餐》等论评频率极高的评论文字，有哪一篇不是在句读层面下功夫、做文章？又有哪一篇不是在认同该作品价值观的前提下替编辑的工作着急？其次，它们既然差不多都认同此种普遍性价值观，那么，它们所期待的理想文学蓝图——所谓名家新作中表现出慢的、滞后的、老土的和不新潮的、不直接的、不反叛的，以及半遮半掩的，不很容易到新人新作新现象中找到知音了？两种本来分布在价值两级的批评，终于实现了大汇合。原来对名家新作恶语相加、冷嘲热讽，不是基于当下人文精神的一般状态，特别是社会结构中的某种令人震惊的断裂而发，而是为着批评的批评，因为唯有想方设法躲着“政治”，才方便于佐证以上所说的终极目的。对新人新作新现象的极尽褒扬，亦不是为着基于已有文学史基础上的突破、深入，只不过仅仅为了扩充文学版图、增大文学扩容量而已。至于，批评是不是揭示了某种流行的写作程式，是不是反思了某种看起来新实则是《聊斋志异》《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的模式套路，如此这些，差不多都不在今天当日批评的视野之内。

总结一下，以上批评就其性质而言其实是这样两种东西：新闻式文学信息发现和句读、语义层面的个人经验审核。这类视界较低、眼光较近、问题较次要的批评，与致力于普遍性人文价值澄清的、立足点在现代启蒙思想推进的宏观批评，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因此要分清性质、分别对待，不可一揽子搅和。否则，我们自己所制造的人文气候也就太让人失望了，我们自己所认定的好批评也就太低了。特别一提的是，2012年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诺奖”的明确标准及其他的语境规定性，又成了这类评论一路高歌的当然参照：被赦免了批评权。紧接着，在大众消费莫言的过程中，有一种现象很是令人吃惊：就是我们的许多作家都开始模仿莫言，更有甚者，开始琢磨如何学习莫言，从而达到尽快突破创作困境。因此，在这样一个“诺奖狂欢”的语境，有必要提醒我们的作家们，真正的文学需要捍卫什么！需要关注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价值支撑！这时候，如果把李建军站在启蒙立场对“诺奖”颁奖词的深刻解读，不能正常地看做是对我们这个缺乏主体意识的民族，对全民消费莫言所产生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反思，反而混同于上面两种批评。那么，我们将因“恨屋及乌”而忽略已经开始的这样一批真正的批评家和批评文本。

这些批评我指的是，类似于翟业军、李建军、郜元宝、吴子林等人的宏观批评。

现在看来，倘若仍以“批斗”“逼疯作家”“泼妇式话语”等来反其道而行之，进行人情关系角度的臆想，这些批评的确成了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而这个难得一见却只能以“沉默”为代价。

坊间传说，有人从某种更深的学理出发，已经断言翟业军对迟子建、刘庆邦的批评是伪命题。因为翟业军指出的若干“重复”，被称为是文学写作常识。即是指任何后来的写作，都是对前辈作家的模仿和重述，以及对亘古以来文学命题的延伸和完善。至于李建军、郜元宝等对“莫言获诺奖”现象一而再再而三的深入批判，他们对当前中国人文处境的透彻洞悉，特别是在现代启蒙思想层面的真正深意，到底有多少人能有所清醒认知呢？看看那些深文周纳的指责说到最后不外乎一个“文人相轻”而已。言下之意，鲁迅时代的悲剧在重演——“一个没有伟人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人而不知崇敬爱戴的国家则是最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而在今天文学语境，诚如某网友发帖所说，“郁达夫的话感觉怎么说的是莫言啊！”还比如吴子林近期几篇文章，从“结构主义”对文学的功利分析入手，从这个我们已经觉得非常习惯、非常正常的“当日”观点打入，深刻地揭示了造成文学研究“去文学化”的诸多原因，堪称从“根部”批判那种认为新人新作新现象之所以是新经验而一定依赖的某种制度性陷阱。学理上估计，这类批评的价值可能会胜过数篇、数十篇相似选题文章，但依照上面的梳理看，这种价值观恐怕因不与时俱进而“被沉默”。

既然以上批评不合时人锣鼓喧天奔着幸福而去的节奏，是猫头鹰的哀鸣，是堂吉诃德的长矛。那么，当前文学批评遇到的麻烦庶几堪与莫言的麻烦相比。在莫言面对雪片般纷至沓来的邀请函，面对老家的墙皮、砖块被游客扣掉，以及老父亲不堪忍受的打扰，他发出了“请不要再邀请我”“不要打扰我的家人”的请求。而对于当前批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面对如此批量生产莫言式“好故事”，如此唯新是追的批评语境，犹如海子死后，“十万个海子”在诗歌中诞生一样，时下的批评问题是，怎么正视、如何免除获“诺奖”的莫言之后，莫言式文学模式的风靡，和“不顾一切的经济增长”（孙立平语）式文学批评思维的泛滥的问题。

不顾一切的经济增长思维，反映到文学批评，就是批评的新闻程式的套用：选题要有嚼头，命名要有看点，概念要有猎奇性，批评话语一定要刺耳。最后，这些要素统一于一个闪电式的速度——反应一定要快。如此这般，今天的当日批评，对下面一些重要问题不是逃避便是讳莫如深。一是对幸福叙事、快乐话语无限神往，那么相反，凡文学叙述涉及政治经济学死角的问题采取逃避态度，对讲述悲痛的故事、叙述悲剧的话语自然讳莫如深。因为对文学的最高期望值只要仅在人性的小趣味、小圆满的一个支撑性逻辑是，问题不在现实秩序，而在自身心态。这是放弃在文学中追究“讽刺之鞭”的直观印证。普希金说，“法律之剑无法到达的地方，讽刺之鞭必定可以到达”。这一角度，放弃文学的讽刺力量，实则是放下了、乃至于在批评建构中删除了评论对象中本有的尖锐叙事。二是对猎奇事项好奇，意味着在批评的基本平面上已经默认了书写正常人生中疑难是陈谷子烂芝麻，紧接着由批评所代言而宣扬的是消费意义上的文学零件，并非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整体性文学观照形象。目前来看，批评的这种快速反应，不只是法律无法到达的地方批评无法到达，政治经济、社学学话语已经到达的地方，批评也照样无法到达。

在这里追问批评为什么如此之着急是没有用的。但值得反思的是，批评既然如此火急火燎地上路，甚至忙到恨不能把作家的腹稿都掘出来给评了，那么，一直以来批评者骂骂咧咧的所谓批评的尊严尽失，罪魁祸首是谁？究竟该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