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当前文学状况与怎样研究文学(1)

对我们身处的文学现实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的阅读、批评和研究，甚至包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可能都会显得封闭、狭小、自我陶醉、得意忘形。

所以，了解当前文学运行状态，了解文学理论的着力点，了解文学批评所关心的焦点、难点，就是为了较稳定地衡估文学在当下综合文化现实中的处境，也就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了解当下文学现实，还必然包括对当前时效性、功利性文化思潮的警惕。不能说了解了当前状况就意味着你的言说就一定是有说服力的批评。比如，你了解到的当前文学现实是“和谐”“儒家”“传统文化”“地方知识”“民族特色”，只能说文学在某种趋同的文化思潮推动下，走向了相当一致的共性，而不能就此判断，如此写作就是我们应该格外注目的有价值的文学。甚至在这个时候，作为批判性的文学研究，分析其中的屈从心理、顺从心态，并指出如此去做将会损失文学应有品质的诸多惰性，或许才是文学批评获得独立言说资格的依据。

当前文学创作异常复杂，各种追求都有，这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清楚的；当前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也聚讼纷纭、各说各话，同样不是一两句话能判断得清楚。但如果我们能抓住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论、说法，创作界、文论界的一些共识性问题应该不难把握。

第一是当代文学（1949年至今）在语言上是不是“垃圾”？

“垃圾说”是德国汉学家顾彬2006年提出的一个骇人论断，2006年至2007年顾彬奔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演讲，他频频使用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词眼儿，随后他的30万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专著，通过详细论述也重申了这一判断。“垃圾说”一语一经端出，中国当代批评家纷纷起而攻击、撰文论证，认为不仅不是“垃圾”，20世纪90年代至今还可能是当代文学发展的最高峰。很清楚，你说是“垃圾”，有你的论据；我说不是“垃圾”，我当然有我更有力的论据。这就是2006年至2007年中国批评界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

在这里，我更关注的是顾彬的观点，因为论证不是垃圾很容易，难点恰恰在于，顾彬作为一个外来者、作为一个与当代中国文学特别是与还健在的中国作家没有任何友情关系的研究者，我认为，他的判断是比较客观和冷静的。他没必要刻意贬低中国作家的劳动，去收取哗众取宠的效果，同样，他也没必要故意拔高中国当代作家，来博得作家们的掌声和鲜花。中国当代批评家过于沉迷于文学的新生经验，过于信赖同代作家的智慧，这是导致判断暧昧的主要原因。说到底，这种批评姿态就是一种极端化的文学进步论，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既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具论”当中，文学因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政策，不可能有自由的文学；80年代文学又因为忙于历史反思、政治反思，“主体论”同样陷于具体事件而成为“大我”的代名词，那么，90年代以“断裂”唱响的“个人化写作”“欲望写作”，就是历史必然的、进步论的。

顾彬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晚唐诗人杜牧诗歌创作的，杜牧在整个唐代诗歌创作中也许还不算成就最高的，但杜牧的诗语肯定比当代中国诗人的好，这是其一；其二是顾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始终以鲁迅为标尺。鲁迅的语言人们很熟悉，不要说杂文的那种思想容量，什么“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天上看见深渊”“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就是《阿Q正传》《药》《祥林嫂》《孔乙己》《在酒楼上》等等小说，那种删一字嫌太瘦、增一字嫌太胖的文字质地，恐怕不是哪个自命不凡的当代作家能比拟的。其三是，顾彬快三十岁才学习现代汉语，快五十岁才开始学习俄语、日语等，他能用多种语言进行翻译、精读文学作品，这种用多种语言参照来透析一种语言之不足的研究者，说中国当代文学语言是“垃圾”恐怕不是意气用事。他说德国文学语言遭到“二战”破坏得很严重，当代德国作家应该重建文学语言的提法，很适合中国当代文学语言。难道“文革”没有破坏我们的语言思维吗？相对于“二战”时的德国，20世纪90年代一来“去政治化”写作对“文革”语式的极端化解构，其中难道没有另一极端的趋向吗？比如只关心那么一点私人欲望，只把那么一点私人欲望当做人性内容的全部来写，是不是放弃了对现实问题、时代问题的观照？

文学语言问题暴露的并不只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语言的寡淡如水，其背后一定有一个简单、浅薄的叙述主体。

第二是“垃圾说”分解出来的子课题，即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

2009年11月以来，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清华大学的肖鹰，还有南京大学的王彬彬等人，展开了对该问题的论争。

批评家陈晓明硕士研究生师从文学理论家孙绍振，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师从钱中文。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叫《无边的挑战》。从先锋派文学一路下来，“后新时期”“不死的纯文学”“审美认识论”等等，是他研究的几个主要命题。从这几个主要命题可看出，陈晓明的研究范围不出20世纪80年代及80年代以前文学。想办法给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命名、并赋予美学的合法性是他的主要工作。顾彬说当代文学是语言的“垃圾”直接颠覆的是陈晓明的饭碗，于是“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成了他评价近二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当前文学”与“当代文学”被他混用了。肖鹰一直致力于中国当代学术批判，涉及当代大众文化、电影电视剧、娱乐节目、知识分子行为、文学批评价值等等方面，他的价值尺度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自由、良知、启蒙的角度，所以他不可能认可按照市场法则写作的当前文学，他的评价虽没有顾彬那么决绝，但也绝对不会是“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彬彬抓住了陈晓明的前后矛盾来批判陈晓明。认为在“去政治化”的风口浪尖，陈晓明极力批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但在面对私人欲望的写作潮流时，陈晓明又说当前文学还不如“十七年文学”中细致的自然景物描写，这就把“阶级情压倒亲情”的“十七年文学”抬到了人性写作的高度。批判陈晓明是“市场营销商”“忽悠批评家”“唱盛派”。

我个人认为，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高不高的论争首先是个伪命题，因为这一类批评动用的就是，比拼看谁举的例子最多谁就最有说服力的思路。当代文学很复杂，举什么样的例子可能都不困难。困难的是，在整个当代文学史的线索上，对人性探讨的方向上，当前文学究竟有哪些突破？这需要叙事学这个方法来折射，然后才是学科合法性问题。

第三是文学批评的学风问题。

2010年第3期《文艺研究》发表了王彬彬批判汪晖的长文《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王彬彬的锋芒直指“新左派”思想代表人物汪晖，从文学博士生写论文必须要引用的汪晖博士论文入手，指出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论述，汪晖在二十年前就很含混，但当前的文学博士生却把汪晖的观点当成了《圣经》，这足见当前文学研究上的浮躁风气很普遍。王彬彬找出了汪著若干个抄袭方法：搅拌式、杂糅式、掐头去尾式、换词重说式等等。认为汪晖的大部分观点都取自刘再复、李泽厚、韩毓海等人，剥过这些人的皮，汪晖基本没有自己的看法。试举一例，汪晖用“大众民主”“知识分子民主”等新名词阐释“现代性”，“现代性”就等于没有进行有效阐释。由汪晖的学风问题，我们可以看见，至少当前文学研究并不是深扎在文学现实这块土壤里，而是一种新知识的廉价贩卖，文学创作似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实不过是研究者的理论蛊惑而已。

以上三种情况，可以看做是近些年来文学创作的运行水平，也可以看做是近些年来文学批评的基本工作。那么，有了如此背景，我们怎样研究文学，怎样研读文学作品？或者怎样看待繁花乱眼般出现的文学现象？

首先，文学研究或者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于文学创作的学科，它有它的逻辑思维，也有它的相对比较独立的理性判断，至少批评文字不是电线杆、公侧墙壁上到处可见的“广告”，批评家更不是街头上表情期期艾艾、声嘶力竭的“大力丸”叫卖者。它对作家季节性跟风要做出理性的分析和严正的判断。这是说批评家要有知识分子的眼光，批判性是批评家从事批评活动的职业道德。当然，什么样的文字才具有真正的批判性，这一点有必要说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它关系到批评文字的独立本身。从1993年四川大学的古文论研究专家曹顺庆先生发出当代文论“失语症”以来，迄今有关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讨论已经有20年之久了，但当代文论的建构者们不是主张“中西转换”，就是主张“古今转换”，还很少有成功的当代文论话语范例。

我们看得见的充斥于大小理论版面的文论，大多属于中西话语的拼接、古今话语的互补，文论话语的当代性还很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