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马航怪谭：“秘政治理”和数字极权时代的到来

当马航事件从南中国海的疑似坠机区域搜索转向“人为控制转向”确证，此次马航疑云跟随着飞机所可能进入的两个航空带，涉及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安达曼海域、中国西北及西南腹地、中南半岛、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澳大利亚外海等广大区域。

与以往短期证实的航空事件或灾难不同，此次马航事件是一个由多国卷入、媒体放大、个体参与的社会记忆事件，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络甚至发起用民用的电子图纸来单帧寻找失事飞机，国内外许多具有科幻小说家素质的航空迷找到了极好的展示个人专长机会，围绕马航事件已经形成了一本乔伊斯式的多语种融合《尤利西斯》和《马航的觉醒》。

与此同时，围绕马航的报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信息视域——“马航现象学”。我们分析这些通过媒介主动、被动、“臆动”的事实，可以看出新闻现象学的介入途径。

一般来说，出现在公共讨论中的马航事件核心要素是三种：发生什么？（what）去哪里？（whereabouts）为什么会发生？（why）。在媒体中经常出现的词汇是“失联”或“失踪”，但是失联是一种相对视觉（visually not exist）还是相对知觉的一种情况（conscious of aboutness）呢？在这个意义上，失联或失踪，它有一个结构概念（structural kinds），还有功能概念（functional kinds）。如果是结构概念，那就是意味着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飞行，在南中国海无法实施，例如该地在飞行时刻出现海啸、雷暴、磁暴等严重干扰飞行的情况，或是飞机材料的物质性破碎和缺损。这种推论就像我们基于鱼不可能在超过100℃的滚水里存活一样。功能概念是一种基于计算机、计算、测算的存在，也就是说飞机在飞行数据上无法进行常态记录和回应，它更像是机器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感缺失。也就是说，在失联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意图性（intentionality）发生了问题，即意图（intend）、相信（believe）、欲求（desire）发生了问题；而不是智能（intelligence）和情报上出现问题，所谓的智能实际上是解决、计算、判断、智能分析的能力。

奇怪的是，马航失联一直用智能的方式去解决意图性问题，用结构概念数据去解释功能（概念）性消失的问题。大脑是一种依靠句法模式（syntactic）去驾驭语义机器（semantic engine）的软件机制，在马航事件中，大量的精力都放在分析马航和马来西亚方面在语义层面的各种错谬和不可思议，极少的时间放在分析整个事件的句法模式上——也就是马航事件展开的句法规则。

马航事件的核心信息报告人是马航公司和马来西亚政府，但是这两个核心信息人处理和发布信息的方式都是电脑式的语义处理模式，也就是说他们只标记什么时间：飞机、机舱、机长、航空检查系统、地面塔台等方面接收到的信息，但是极少进行判断这些信息的句法模式——即谁通过什么试图做什么事情，想达成什么效果，因此他们提供的消息只能解释MH370失联了，而不是MH370在哪里，MH370发生了什么。

一、马航信息传播的基本设备参数

马航事件的传播是一个较为彻底的信息介质传播，因为飞行器相对封闭的认知环境，乘坐飞行器存在多重信息失重现象（gravity defying），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飞行器的设计、制造、维护、使用、操作等全过程，是一个相对精密和分工协作的体系，飞行器的操作，并不依靠视觉的看见，而是技术和数据的操控，使之出现人、机器、设备、组织所认可的飞行弹道学程序和矢量特征；二、飞行器的客舱中，所有的乘客都被要求关闭通信装备，它是一个信息失重的场域，所有的常规信息交互在这个空间无法进行，也就是说信息传播在这个空间是“任务褫夺”的（decommissioned），在飞行过程中，所有的乘客一般遵循不对话和不互动的行为模式（code），它是一个加长版的“电梯旅行”，只不过是一种“水平电梯旅行”，而在电梯中，除了基本打招呼，所有指向意义的深入谈话是较难达成的；三、飞行器的失联是一个雷达管治事件而非视觉发生学事件，也就是说失联意味着作为信息的传输和接受者的飞行客体，无法再以数据化的形式与实时社会形成沟通。因此，飞行器虽然移动，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它不会像动物一样消失或灭绝，它是一个信息学、逻辑学、认知意义上的客体物质，甚至可以发生“飞矢不动”“消而不失”的现象。在许多科幻小说的叙事中，经常把尘世的飞行器突然消失，表述成进入平行宇宙的时间，进而延展一种独特的现象学存在和遭遇。

我们分析马航事件，新闻报道经常出现一些“约定俗成”的术语和参数，例如黑匣子、雷达、波音777-200、法国卫星、泰国卫星、军用雷达、HMS定位系统（水文测绘系统）、特拉法加核潜艇所载HMS系统、水下定位信号系统（ULB：underwater locator beacon）、澳大利亚国防护卫舰海洋盾、皇家澳大利亚海军、托载式信息捕捉器、机舱声响记录仪、飞行数据记录仪、中国海警、中国海巡31、中国海监、测深法（Bathymetry）、测高术（hypsometry）、水下航行等。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信息管治架构和组织体系（info-regimes and institutions），例如澳大利亚航海安全局（AMSA）、英国空难调查局（AAIB）、国际遇险呼叫频率（IDF）、航空传播处置和报告系统（ACARS）、英国劳斯莱斯发动机监测中心、国际航空组织（ICAO）、联合机构协调中心（JACC）、皇家马来西亚空军、皇家泰国空军、马来西亚海事执行署、五国联防（FPDA，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空间与重大灾难国际宪章（ICSMD，拥有15个成员国，提供整合的空难信息）、英国国防部、英国水文办公室、SITA机构（为450个会员提供信息和传播服务的信息技术公司，全球有2800名客户，大约占全球航空业务的90%）、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局（NTSB）等。

围绕马航事件展开的技术术语和机构参数非常庞杂，仅仅就上述列举的资料，我们可以勾勒出马航现象学的信息介入模式，这种模式在现有的中国媒介框架中较少使用：

军事信息系统追踪、信息设备提供商信息逆溯、飞行器附属技术参数信息追踪、飞行（天空、地面、海洋、海底）信息差异分析、社会组织关系分析、国际飞行组织信息架构制图、“飞行国际关系”分析、与飞行有关的周边性议题分析、国际航空管理和信息组织网格分析、跨国事件发生学分析、飞行单一要素追踪、信息暴增和减熵分析、事件社会话语构建文本分析、新闻信息发布社会表征分析等。

从这些路径可以更好分析作为一种现象的马航迷局，现有的媒体传播，尤其是中国传播往往从逻辑关系、时间序列、偶增事件、信息堆积、关键人物引述、作者评述等常规角度去报道马航，无疑成为社会话语迷局的贡献者，而非信息和事实的捕捉者和完形者。以下的描述，更多是从新闻领域的现象学表征来分析马航迷局所揭示的深刻问题，以此来揭示现有信息教育、传播、消费、生产、管理、操纵等过程内在困局。

二、马航怪谭反常背后的玄机

目前围绕失联的“马航怪谭”存在几个违背常识之处：一、早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中期，港澳台、新马泰就是大陆人在尝试“国际化异文化经历”的常规区域，以至于在中国许多偏僻的小城都可能在超市贴出标语，购买某种物品奖励新马泰旅游，也就是说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区域是一个相当成熟、中国人经常光顾的旅游区域，“新马泰”是东南亚或者广义“东盟人”（1+3）的跨文化交际的客厅，绝非充满谜团、地理复杂、气象诡谲的“百慕大三角”区域。

如果将马航这条“机声鼎沸”的旅游热门航线的沿途路径比拟成“百慕大”是极不合适的，目前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多国在这一区域的翻箱底式排查，但得到的确定信息少到可怜，这有悖常理。

第一，我认为，一个飞在天空中的飞行器，它对应了一种地面知识，同时潜藏了规范、规则、规训等因素，这些具有压制性和统摄性的飞行权力与超级城市和宏大项目遵循的是一种权力逻辑。

南中国海以及“马航失联事件圈”因为涉及异常复杂的地缘政治，我没有足够证据来描述这个区域的飞行器整体性知识，只能通过我对中国西南某地的飞行器系统研究进行平行举证。我试图表达围绕马航失联的客机存在一个社会应力、知识管理、信息整合的巨系统，无法想象这个热门航线的民用飞行器会失联得这么彻底。

我在中国西南某部航空系统的内部资料看到如下飞行器地面知识系统，以此我们可以推断马航失联事件圈的对应信息体系应当更为庞大：“飞行运行控制部、机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有关成员、空军场站飞行管制室、民航空中交通管理中心、机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机场医疗急救中心、总指挥、副总指挥、公安局……机场总值班、机场航空安全护卫部、机场安全运行保障部、机场安全检查站、机场物业管理部、机场、地服部、机场候机楼管理部、集团、机场总经办、中国航空油料分公司、中国民航电信有限公司、民航监管办、驻机场联检单位、总局空管局总调、西管局调度室、消防大队、协议医疗单位、协议消防单位、上级卫生行政部门、驻场武警部队、民航、当地上级公安机关、集团安全质量管理部、空军场站、协议路桥单位、协议电力部门、协议服务场所、运输单位、政府有关部门、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航空集团公司……机场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总经办、党委工作室、纪委工作室、机场集团公司工会、安全质量管理部、人力资源部、审计部、财务部、规划发展部、投资管理部、法律事务部、市场部……公安值班室、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运行指挥室、运行控制室……场站飞行管理室、航空器营运人及其代理人、地服、油料、监管办、安质部、协议路桥单位……”

第二，马航失联事件一开始，它出现了非常“业余”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信息发布模式。一般来说，信息是能减少不确定信息的任何事物，而谣言是厌恶真空的，当占据话语空间的确定信息不可获得时，谣言就会去占据空间。马航事件后，越南、马来西亚方面时常闪烁、闪回、低频度、低效度的信息发布方式，不仅造成公众认知事件的困难，也对事件所涉及对事件所涉家属形成了二次伤害。

第三，此次事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某种令人焦虑难安的延迟和拖沓，这涉及与马航事件直接关联的航空公司、空管部门、现场调查、信息协同、航空识别、护照管理、对外发布、家属安置、媒体沟通等部门和事态调查环节。这些反常、异常、失常造成事件发生之后的一天，甚至两天之后，真正核心的信息都不超过500个汉字，余下都是出现在社会媒体网络、传统媒体、社会公共空间的焦虑、猜测和喧哗。

讽刺的是，如何理解马航失联事件到目前为止所造成到“怪谭”现象？答案仍在碎片化、反常识的信息谜团里。

早在失联发生之前，马航失联所涉及区域为几类新闻所“密集轰炸”。这包括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海岛屿问题的争端，越南与中国在涉及领土等问题的民间激烈情绪和政治风波，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话题上的频密过招和交锋，南海区域所涉及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中国南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等。

因此，马航事件发生以来的信息逻辑性，虽然在“飞机去哪里了”“马航客机到底发生了什么”等问题上出现极端碎片化和自相矛盾，但是在“南中国海”这个主题上出现了多种信息的耦合，某种程度上对现实格局形成确证。

中国的微博和微信等社交新媒体曾在事件发生的两天之后，用类似这样的话语来概括马航事件的信息格局：越南一直在发现，马来西亚一直在排除可能，中国一直在路上，美国一直在近距离关注。

中国的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3月11日的报道中特别提到几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事发之时，前往事发海域的中国舰船，其实正在南中国海三沙区域巡查，接到信息之后，向事发海域进发——但是中国舰船接近目标的时间和过程比公众预料中的要漫长得多。当期《中国日报》采访了许多不具名的航空、工程师、飞行专家，他们都提到中国在三沙区域根本没有像样的空港，因此无法在南海有事时，进行有效迅速的回应。

几乎在第一时间，许多外电报道马航失联所最后关涉区域时，都使用的是南中国海区域，但是中文媒体报道中，大多使用的是越南的地名。

同时，在涉及大批中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和重大国家利益的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后，中外媒体呈现了上文所提到的“南海现实治理”的格局和态势：对于民用客机在常规旅游航线的飞行“识别问题”，中国似乎不能掌握“核心科技”；与核心信息、事件网络、归因分析、现实应对有关的环节，都需要美国的有效协同和权威发布；南中国海所涉及的毗邻国家在协同、共享、沟通、策应等方面出现令人不安的延迟、延宕和低效。

许多研究国际政治的人容易认为许多格局、合作、战略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里面充满政客之间的斗争、智囊团的较量。事实上，民间的商人、游客、巫师、地方黑恶势力、生活形态、宗教力量、普通市民等多元主体都有极强的话语建构和颠覆能力。

11日发生的马来西亚邀请当地巫师来帮助寻找失联飞机的新闻特别耐人寻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马航失联是基于飞行器、航空系统、恐怖劫持、飞行失事的科学系统事件和情报信息管理事件，应当通过NASA、波音公司的科学工具来还原飞行参数，用海上搜索、情报排查、系统管理来锁定核心信息，用区域协同力量来预测和应对明显、现实、未发的风险。

马来西亚文化情境中巫师叫Bomoh，在宗教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它是一种萨满（shaman）现象，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区域，通常这类人群主要司职民间的非传统医疗、对阴魂和外在神灵占据和骚扰进行驱除、作为灵媒进行超自然沟通等活动。

Bomoh这一社会角色的出现和盛行还特别与一种情境有关，那就是边缘性和阈限区域，与底层社会、社会隐形的结构、多种力量较量渗透所形成的模糊边界、多种身份转换造成的阈限（liminality）空间。它是民间权力、地方知识、社会苦难、社会记忆、族群和人际世仇等因素的“非科学”但是强有力的解决机制。在马来、印尼等文化多元社会，即使是总统苏哈托和梅加瓦蒂也会在必要时刻咨询Bomoh（或叫dukun）。

当南海这个区域出现多种权力颉颃，相与倾轧、抗制、掣肘，形成多种可见和不可见当边缘区域和阈限区域时，它成为一个Bomoh的“作业区域”，这时候“马来巫师”用“竹篓望远镜”看黑暗无边的马航事发区域，当麻烦不断地被诅咒和闹鬼（troubled，cursed and haunted）南中国海区域出现在巫师的萨满和灵媒法术过程中，它会让巫师的眼睛发痛——这些都是与现实南海格局相符的隐喻。

Bomoh在作法的时候，提到飞机被邪灵劫持。这种描述当然容易归类为迷信而传为笑谈，但是这种在日常马来社会发生实际功能的巫师行为其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隐形文本：谁是邪灵？它来自何处？从何时开始祸害马航航线区域？为什么选择这个航班？邪灵的诉求是什么？如何才能释放劫持者？邪灵还会祸害多久？

Bomoh的作法虽然“迷信”，但是它回应的问题和政客、分析家、普通公众、科学家所在乎的事件要素是雷同的，而且它明显提示这个区域的人，即使高端政治能够通过开会、建立准则、发布宣言等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民间也许并不买账。

在这个意义上，马来西亚巫师出山寻找马航的信息，对于有大量如《搜神记》《封神榜》《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神魔通俗话本阅读经验的中国人来说，它其实提示着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安达曼海等“政治治理单位”的民间语文和权力谱系的现实。

三、信息独裁和恐怖治理：“秘政治理”的到来

随着疑似残骸在澳大利亚外海被发现，近期许多中国公众讨论在继续关注同胞命运的同时，投射到对中国媒体整体表现的批评上，将此次中国媒体的表现视为相对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网、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外媒的完败。

公平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媒体，如果有完败，它其实并不需要马航事件来证明，中国媒体在管理体制、重硬件轻软件、人才结构畸形、知识结构破碎、工作方法和手段局限等方面早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中国媒体在这件事件中的掣肘、局限、难处、苦处、能力不足，实际上在任何一件大型传播事件中都有体现，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责怪中国媒体的失败，而是应该进入事件的深层，并同时平行思考多种传播案例，理解我们所在的困境真正是什么。

个人看来，马航事件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提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秘政治理”和“数字极权时代”——为此我不揣浅陋生造出“secretocracy”和“digitotalitarianism”两个词来说明。

有关此次马航事件，有几个事情公众和媒体较少提及：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能够进行在线福尔摩斯式调查的基础，其实正是美国军方技术民用的结果，那便是美国的阿帕网（ARPANET），又称之为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它奠定了我们日常数字生活的基本框架原型；同时，得益于美国副总统戈尔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时期的巨额投入，它制定了现代数字时代的基本语法和运行准则。

美国的斯诺登事件，提醒我们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典型现代技术型极权国家在使用基于网络、数字科技、国家安全、政济战略等复杂元素的“信息独裁”（infodatorship）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

因此，马航事件在信息层面的数据化、事实稀缺、阴谋阐释叠加、混乱信号涡流等特征，并不是媒体可以凭借投入、合作、写作、传播技术可以协同的。如果把每个媒体比喻成一个珊瑚虫，中国的媒体圈、南中国海所涉国家媒体圈、疑似航空带所涉及国家媒体圈都是珊瑚虫不同体量和形态的聚落，它们所依附的信息地理基座、知识地质架构、政治治理板块才是决定信息形态的关键。

由于国家——部分国家集中掌握了与“信息原式”有关的符号具、符号义、语法、析取、合取，其他使用这些衍生技术的国家和网民，只是生产和释放信息素的珊瑚虫，他们并不能影响整个信息格局和秘密形态（secrecy），而且由于距离一级生成目录和原式（prototype）太远，无法对原初和真的信息（authentic）进行还原。这一点和中国民间迷信提到的一种事情在状态和原理上极为相似，那就是“鬼上身”和“为虎作伥”。被原式控制的网民和信息生产者，就像被老虎吃掉的人变成的“伥鬼”，它会不断引诱新的数据和信息进入信息原式生产者的“虎口”；被这种信息形态所附着的人，就像“鬼上身”，它无法挣脱出来。

其实不仅是在数字时代，政治治理的核心要义就是对“秘密”的管理。中国古代社会的“天子龙种”“奉天承运”“弑君”等概念都带有极为重要的治理秘密。中国的河图洛书、鱼传尺素、苍天已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谶纬、龙脉、国祚等元素都是对最高级别的治理秘密的管理或挑战。

具体到现代国家，有关国家内部治理和国家之间争斗的核心要素是保护自己核心的秘密，同时不断去生产迷惑众人的幻象，就像本雅明所说的“魔影转灯”（phantasmagoria）：18世纪的人通过制作魔怪图像的转灯，然后通过转动和光影投射，形成了光怪陆离的恐怖效果。

恐怖或者说基于对未知、强大力量、不可挑战的运命的恐惧，成为这种以秘密为核心的秘政治理的关键，我将它称为恐怖治理（horrorarchy）。

从天灾人祸对人命的戕害来说，一架飞机相比较其他自然灾害、战争、瘟疫、技术误用所导致的疾病要轻微得多——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马航承载的中国同胞和国际友人的生命低微，马航事件是把一种超级复杂多变、魔影重重、力量争斗、彼此之间的隔膜懈怠，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得以被围观和窥视，它得以让我们看到中国人与近邻之间的陌生、各国之间在围绕利益、秘密的争斗激烈到何种程度。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媒体令人印象深刻的专业报道，只不过是他们坐在“魔影转灯”的VIP席位上，并且可以有选择被带入“秘政治理”的会客厅。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对中国媒体圈在话语形态、知识形态、传播形态等方面进行任何过度肯定。

国际媒体的报道，如果有任何相较于中国媒体的任何突破，在于接近核心信源——这包括互联网后台数据集成、航空技术、卫星技术、飞行器数据管理、军事雷达、地理信息系统、政治精英等。从这些信源中逃逸的“有限光线”，恰好预示了它内部真正的黑暗，正是因为这些信源内在的“秘密黑暗”，使得浅表的接触和报道，就能产生大量信息。媒体通过这些局部和有限的信息揭示，实际上放大了现实“秘政治理”的实际威慑效果，反观中国公众依靠谷歌地图和低分辨率卫星地图寻找飞机的行为，实在令人五味杂陈——但愿中国军方在有限国际协助下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装备能有更为稳定的发挥。

四、“趋光性”和“光合作用”：突围数字极权的有限出路

得益于自然力研究院和金砖五国智库同侪的助力，我曾经在尼泊尔、印度、巴西、缅甸、泰国、南非等地进行田野考察，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尤其是国际河流和水资源进行跨国调查。

我看到了大量经济和政治集团，基于自己资本、信息、知识、社会资源等多方面优势对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的误用和滥用。这些案例中，在本地人和政治经济集团中间，存在大批由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学术圈、技术团体、地方知识精英构成的信息中间层。一般来说，信息自下而上的流动比自上而下的流动要活跃的多，但是民间或底层社会也涌动着大量的“秘密知识”（包括马航事件中使用的巫师等非科学体系的知识）。

这次马航事件也一样，从信息类型来说，事件直接关涉对象是乘客、飞行器、航空公司、出发及目的地国家防空体系、飞行线路涉及区域军事、经济信息系统等，围绕这个具体的飞行事件，这些国家之间彼此的信任、协调、协同、应急反应的能力表现得较为初级和低下。

此次飞行事件体现的彼此隔膜、猜测和行动低效，也在学术生产、媒体传播、政治协同等多方面都有体现。南中国海区域、南亚、中南半岛等区域所涉及的国家极少存在高效的知识和共识的生产和信息交换。这些区域通过海域、河流、大陆架、种族、宗教等因素所贯穿的物理直接关联，都没能成为正向纽带，而是争讼导火索：从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到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安达曼海。

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在这一区域执行的大量原创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和广泛合作不同，中国与马航所直接物理涉及的近邻缺少持续、系统、长期、高质量的彼此关注和合作。

“马航事件圈”所涉及的南亚、东南亚诸国的确形成了一个圈，但是这个圈子的人时常背靠背，彼此最为核心的注意力都朝外，指向欧洲、美洲、澳洲，而非彼此。

在这个意义上，马航事件圈的诸国就像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沿线的居民一样，他们虽然命运共系于同一地理，文化同源或亲近，但是缺乏沟通。当面临事件或海外“秘政治理”力量和数字极权国家，他们就像河流岸边的农民、渔民、手工业工人等弱势群体一样，虽然各自有着丰富的当地知识，但是瞬间就可以被外部资本力量割裂和各个击破。

也就是说，马航事件或许可以激发相关国家去思考“秘政治理”“数字极权社会”“信息隔离”“恐怖治理”等真正损害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外部威胁，理解区域内部、国族内部、文化内部的真正“光线”是什么，如何发展作为政治治理、学术架构、传播架构、社会组织架构针对外部风险的“光合作用”能力，防止“马航事件圈”所涉及的地理和文化接近国家陷入“话语泡沫”和“行动沙漠”的困境当中。

为此，此次事件提示相关国家应该重新设计基于知识生产、政治协同、区域协作、文化共生、文化传播、帝国幽灵、文明遗产之下的新信息架构，指向区域、国族、文化内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远景。

只有挣脱现有的数字化弥彰和信息架构，“马航事件圈”所涉国家才能真正恢复自己的趋光性和视觉能力，具有分辨黑暗和走出数字极权黑谷的能力。

目前这些国家所使用的信息架构在物理基础、硬件形态、信息集成、数据整理、后台搭建等多方面无法自己控制。在共时层面，“马航事件圈”国家在生产核心信息和一级目录信息的能力远不如数字极权国家，政治集团和普通公众花费大量时间在咀嚼来自外部的海量信息涡流；在历时层面，事件圈中的每个国家都具有相比较新兴数字极权国家要丰厚得多的历史遗产和多元文化知识形态，这些存在文化亲缘关系的知识体系具有真正的智慧和修复能力，也可以指向一种不同的信息解决进路。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即光线，只有真正具有文化能量源、知识热量融合能力、信息建构能力、整体完形认知能力的信息架构，才能更好地服务“马航事件圈”国家的各自利益和集体利益。我们无法指望使用数字极权社会提供的电池所发出的手电筒光线，去加热任何物体；也无法像月亮一样，通过接受或折射来自数字极权国家的信息日珥和“秘政”泄漏光线，来相互取暖并分辨出马航事件圈的“地景”，指望以此来逐渐走出“秘政”、信息独裁、数字极权的黑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