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海之《战国志》：南海主权争端之全球审视

2013—2014年，作为南中国海争端云谲波诡的一年，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索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突发事态中进行：马航失联所体现的东南亚区域战略较量和协同、越南针对中国南海石油勘探的排华和骚乱、菲律宾多次严重挑衅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和政治主权、印度与日本两国在实用主义和印日协同战略下对南海事务的深入渗透、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的再平衡和影响力重新布局、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遭西方围追堵截后出现的“亚太宽松”表象、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美国影响下的重新返回亚太战略博弈、通过香格里拉对话展现出来的“南海鸿门宴”反华话语体系等。

本研究基于对美国、日本、英国、印度、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东盟等主体所生产的媒体、智库、行业性报告和咨询的深度阅读和分析，试图对南海主权斗争对亚太区域社会舆论的影响进行综合评析，并进而提出基本的战略建议。

研究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针对核心的国际观点和报告进行概括和梳理，以建立一个基本的南中国海思维矩阵框架；第二部分主要针对海外媒体、海外智库、专家分析和舆情动态进行深度解析和点评；第三部分主要基于海外有关南中国海公共传播战略、舆论攻势、国际关系理论的掌握，对下一步的中国南海维权和海洋战略实施提供初步的策略建议。

本研究参考了超过10个国家的50种媒体、智库、专门报告，在近100万字英文叙述中提炼出来的定性研究，同时还综合了笔者在2013—2014年度针对南海主题参与的现场调查、专家访谈和会议讨论。

研究方法

第一，本研究的撰写从数据搜集上持续了一年，撰写过程为一个月，通过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舆情平台的数据库和对外交往平台，笔者对南海进行了研究关键词梳理，通过锁定一些重要的报告、概念、事件，进行回归分析和归因分析。

第二，研究主体追踪，通过网络公开资源定向搜索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东盟、日本、印度、美国等国的重要网络媒体和官方涉海及能源职能部门网站，然后利用各自国别媒体和官方平台的内置搜索工具，研究阅读与南海有关的资讯和文献，形成对南海舆情的整体判断。

第三，对国际知名智库和专门研究机构进行定向搜索，例如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日本亚洲论坛、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韩国发展研究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皮尤中心、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等，分析和排列这些机构针对中国海洋问题、南海问题、印度洋和亚太问题的专项文章、研究摘要、项目介绍。

第四，南海事件分析，对越南针对华人企业打砸抢事件、菲律宾与中国南海争端、香格里拉对话等典型南海事件的专题研究和分析。

最后，通过综合2013—2014年间多次参加与国际关系、南海问题、海洋战略有关的研讨会、内部分析会所得观察数据，理解南海问题研究思想界和决策圈在南海重大问题上的前沿观察。

通过以上方法，本报告试图理解南海问题在趋势上、特征上、重大案例上的潜在问题和解决进路。

一、全球南海舆论场：中国面临严峻话语场和战略思维挑战

不同国家针对南海问题的动态和研究，形成了在话语上相互策应和配合的话语场，中国在南海问题的战略布局和策略落地，也要从理论前瞻、结构设计、话语修辞、国际传播等多方面进行整体设计和通盘考量，才能避免在“言战”中缺位而失势，进而影响实践层面的中国海外合法权益和国际形象。

通过分析以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为主的媒体报道、舆情和思潮动态，中国在南海问题的主权争端，已经引发了南海声索国以及其他旁系国家的强烈舆情反弹。公平来说，中国在南海的主动和践行姿态虽然有助于表达中国在核心利益的不动摇立场，但是也客观上造成中国周边外交的紧张局势，形成了多组针对中国的区域连横和布局策应。

在中国沟通海外政策和族群利益时，中国已经使用多重的外交组合策略，有时甚至在南海周边国家的自有媒体上形成话语上的较量，但就沟通的持续性、完整性、有效性而言，中国仍然缺乏具有海洋思维的高质量媒体集群，以及集成优质基础研究成果和战略思维的跨部门传播平台。

中国在南海活跃的渔政、海洋开发、石油勘探、军事巡航、涉海行政事务等事项，基本上都从属于“归口管理”的原则，不愿、不敢、不善利用自有平台和已有渠道进行对外积极沟通，客观上造成了“行动占先，话语落后”的南海传播局面。

以下内容，通过概括、评述、分析几组重要的海外报告和舆情动态，来分析国外针对南海的话语场舆情态势。

（一）“形象危机”和“话语围剿”：美国皮尤报告定下的南海舆情基调

美国皮尤中心2014年7月14日发布《美国监听与无人机打击遭国际反对，但美国形象受损有限：亚洲多国关切与中国有关冲突》专题报告，专门研究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舆论中的认知比较，涉及超级大国地位、国家领导人形象和支持度、中美权力平衡、中国周边外交舆情态势等议题。

报告提出，虽然美国在监听和尊重个体信息自由方面的举措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全球抵制声浪不断，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整体形象的严重下滑。其中特别提到，美国以及其他多国的受访人大多数认为监听国家领导人可以理解，只是在监听美国公民这一点上颇有微辞。

美国针对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的无人机打击遭遇全球抵制，调查的44国中，39个国家对此表示反对；在众多抗议声中，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全球支持度仍然较高，44国受访者中，56%的人仍然坚信奥巴马会在国际事务中能发挥积极力量。

对美态度最严重下滑的国家在德国（从2013年的88%下滑至2014年的71%）和巴西（从2013年的69%下滑至2014年的52%），受到美国监听私人通信影响较大。

相比较中国全球49%的正面评价，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战略平衡的最大威胁，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也造成了许多地区不安，其中最主要来自中国在南海、中印边境、中日钓鱼岛等地域的领土纠纷和强硬立场。十分之七的菲律宾、日本、越南、韩国、印度受访者表示对此严重关切，担心这种冲突升级将带来军事对抗。其中，针对亚洲11国的调查中，菲律宾的担心最大，达到93%，日本85%，越南84%，韩国83%。

在亚洲，美国被三个国家看作是最为重要的威胁，分别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中国。当分析美国和中国在亚洲的盟友和敌对威胁态势时，报告指出美国处在主流盟友、支流游离的态势之中，韩国、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均某种程度上视美国为核心盟友；相较之下，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都出现严重裂痕和争端升级态势。韩国因为北朝鲜、巴基斯坦因为印度、泰国因为柬埔寨，愿意与中国合作以增加自己处于竞争上位的机会。与此同时，在这个区域还游离着几个重要的外围但随时制造机会的力量——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

中国在经济上的建设性是它国际正面形象的主要力量，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将中国列举为全球领军经济力量的受访比例从19%增加到31%，与此同时，美国从49%降至40%。对中国形象和舆论负面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人权问题，受访43国数据中，49%表示肯定，32%表示负面，在美国（35%美国人正面， 55%负面）和欧洲尤其负面（在意大利、德国、波兰、西班牙、法国，超过一半的人给中国负面评价）。总体来说，44个国家受访者的49%表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首要超级大国，34%表示中国永远不能取代美国地位。其中，在菲律宾（74%）、日本（69%）、越南（69%）表示中国永远不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军超级大国。

在亚洲，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佛教国家（泰国）中三分之二的人对中国表示正面评价。韩国的积极评价从2013年的46%增加到2014年的56%。大量日本和越南受访者给中国负面评价。58%的菲律宾受访者给中国负面评价。这一数据2013年为48%。

亚洲国家的互相认知中出现较大分化，中国的最强支持国为巴基斯坦（78%）、孟加拉国（77%），印度为孟加拉国（70%）和越南（67%），日本为泰国（81%）和菲律宾（80%），巴基斯坦为印尼（52%）和孟加拉国（50%）。

在判断潜在威胁方面，亚洲的相互认知也出现较大分野：巴基斯坦（38%）、中国（36%）、马来西亚（26%）、印尼（25%）认为美国为最大威胁，越南（74%）、日本（68%）、菲律宾（58%）则视中国为最大威胁。

2014年皮尤的调查显示，菲律宾（93%）、日本（85%）、越南（84%）、韩国（83%）认为中国在领土方面的雄心很可能会激发亚洲区域的军事冲突。对于没有领土纠纷的印尼（52%）和泰国（50%）也存此类担心。

应该指出，美国的这种战略传播和策略研究存在层层递进和逻辑相连的持续性。例如，2014年9月，新美国安全中心（New American Security Center）发布其“海上战略研究系列”（Maritime Strategy Series）报告，着重分析了美国在亚洲的海上战略及其应对中国在该地区崛起所需采取的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该报告认为，近年来，中国在其周边区域所采取的“量体裁衣”式的胁迫战略（tailored coercion）旨在通过借助于强力的高压手段来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美国的政策则是继续寻求接触中国，将其纳入国际规则体系当中，并制衡中国迅速推进的军事现代化。

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认为，中国“量体裁衣”式的胁迫战略包含了对其非军事性国家力量的持久性综合运用，目的在于扩大其对于自己周边海域的控制。每一种战术操作都被精心设计，以在不制造军事冲突或激起反华情绪的情况下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虽然中国不是该地区内唯一一个寻求扩大其领土主张和海洋利益的国家，但它的行为是最为咄咄逼人的。这种“量体裁衣”式胁迫战略的每一个举动也许都只是一个次级的安全问题，但中国海上安全挑战量级的不断提升正从根本上破坏地区秩序以及美国作为该地区秩序主要安全保障者的信誉。

（二）“象”国“鲸”变：印度在南亚、南中国海之间的战略游移

相比较美国在思想市场、国家战略、舆论传播的兵团作战和思想方阵，亚太国家在整体性、协调性、统一性、进攻性上都稍逊一筹。就印度而言，该国多元、丰富、背景复杂的媒体情势和参差不齐的智库系统，形成了独特的舆情景观。

众所周知，印度并没有因为大都市、超级城市的出现形成了均衡、国际化、理性化的媒介思想市场和舆论市场，新德里的街市并没有随手可见的书报亭和媒体内容投放平台，印度的大学因为相对于亚洲内部国家的封闭性，使得它的思想没有充分与亚洲国家融通。印度许多以利润为鹄的、以热点为癖好、以修辞为乐的政治性报纸，整体拉低了该国的国民舆论思考水平，但是印度的思想界和高端媒体界因为与西方社会的无缝对接，使其观点和立场可以顺畅地在西方流通。

反观印度的南中国海舆情，热点事件很多，很难一一列举，现就与印度、中国、南海有重要关联的几组关键事件进行分析，总体来说印度对于南海的介入是一场三角关系战略（triangulation maneuvering），在这些战略中印度在完成南亚次大陆“象”，变成海生型“鲸”形国家的两栖转变（amphibious transformation）：

1.2014年7月15日，印度《经济标准报》（Business Standard），发表《中国邻居害怕它的拳头》一文，强调亚洲邻国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害怕。在这一报道中例举了不少来自美国皮尤报告的数据。

2.2014年7月15日，Zachary Keck在知名时政网站外交官（Diplomat）上发表《反华修辞不引发问题，中国行动才是问题》一文，对Erin Zimmerman的观点进行反驳，Zimmerman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政治的龃龉，也鼓励亚洲的国际合作框架让中国更深介入，以给中国更多机会发挥积极作用。而Keck认为，中国没有选择在既有框架中与亚洲各国合作，而是处心积虑创造另一套排斥美国、日本、印度的新架构，这势必造成新一轮的磨损和亚洲内部抵抗，在此情境下，他认为国际反华修辞实际上是对中国行动的回应，而不是滋生麻烦的由头。

3.印度Z新闻（Z News）2014年10月17日刊文，提到中越两国关系开始从越南针对华人企业骚乱的历史低点恢复，中国提出中越之间应该加强在基础设施、金融、海洋勘探方面的合作，恰当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并同时要求美国不要介入南海争端；与此同时，越南增强了它与俄罗斯、美国、日本的军事交流和互信。

4.2014年10月7日，中国海军潜艇进入印度洋并常态化停靠斯里兰卡引发印度媒体和舆论的热烈讨论。一些印度军事问题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的“珍珠链策略”——旨在建立和联系一个“马汉式”的海洋布局站点，以形成中国对印度洋和亚太区域的更强渗透和控制。美国海洋战略研究专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认为，中国虽然有能力在印度洋区域制造存在感和潜在麻烦，但是要触动印度对南亚次大陆的核心控制力极为困难，印度的内线型海洋战略旨在维护它传统的战略半径，印度一旦做出动作可以迅速布局军力对中国的马六甲困境和安达曼海航道进行施压，从而对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利益造成致命影响。

5.2014年8月25日，印度本土媒体NDTV报道，印度在考虑是否接受越南邀请，前往南海的五个区块进行石油勘探。该区域的石油资源富集程度非常可观。印度试图回应来自越南的战略合作善意，并在越南急需的监测设备、无人驾驶装备、坦克、轮船、布拉默斯巡航导弹（Brahmos）等方面讨论合作可能。印度对越南的信贷虽然只有1000万美元，但却是给中国的一个重要信号——印度将持续进入中国控制的南中国海区域。

（三）南海“出云”：日本南海战略和舆情动态

日本国际事务研究院（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菊池努研究员与日本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se Academy of Japan）副教授在2013年就发起一项研究，旨在分析日本与亚太新兴力量的战略合作策略，提高与日本、印尼、东盟、澳大利亚的合作，提升日本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同盟和协同能力。

与印度的实用性、刺激反应模式、短程和中程设计、（机会主义）格局战略设计的对应不同，日本的海洋战略和舆情格局具有目的性、工具性、聚焦近程和远程、多边围堵、建构和掌控格局等方面的特征。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和效果，日本甚至不惜在重要公开场合提出仍然十分敏感的军国主义式关键词，例如共荣（co-prosperity）、亲善（intimacy）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基于钓鱼岛争端南下的南海策略，不是简单的孤立中国策略，在南海游弋的日本海洋力量不是游移性的游击者，而是“出云”号式的日本战略二次元空间开拓。

但是应该注意到，日本社会仍然存在大量的和平主义势力，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对话型、国际化、合作型、范本型的新日本定位，这种思潮、舆论、民间脉搏不应该被屏蔽，是中国在制定对日策略和思想概念时应该极为珍视的资源和细节。

东京理科大学准教授大庭三枝（Mie Oba）2014年4月9日在日本战略研究院（Japanes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撰文，提到东亚区域新秩序下的日本东盟关系。日本已提出繁荣伙伴、生活质量伙伴、心相印伙伴（heart-to-heart partners）等概念。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和亚太区域内部之间的国际博弈变得更加不透明，同时伴随着不稳定的增加。当亚太区域国家的彼此敏感性增加，“权力逻辑”变成这一区域的真正准绳，日本应该加强与东盟的军事安全合作，提升东盟国家海岸护卫和安全守备的能力，除此之外加强对区域动荡、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的联合防务。

2014年5月8日，《日本日报》（Japan Daily）刊文《日本对中国在南海的冲突表示严重关注》，提出中国在多个南海争端海域宣示强势立场和进攻性行为，包括在菲律宾争端海域捕猎海龟，在越南争端海域护卫钻井平台等，这将使得日本、越南、菲律宾“被迫”愈发联合起来，来应对中国对现状和地区安全的单边挑战。

2014年6月15日，《日本时报》刊文《虽有争端南中国海航线仍然安全》，提出南中国海虽然出现明显的争端加剧态势，但是作为商贸航道仍然相对安全，作为一条贸易和能源通道，这一区域的动荡和封锁对中国、越南、日本、韩国都不利，而且从南海区域贸易的目的地和经济引擎分析可以看出，这一区域的主要活力都指向中国。

2014年7月28日，《日本时报》（Japan Times）援引海外媒体内容发表《中国在争端水域卫星连接捕鱼船队》的文章，提到中国政府通过补贴90%的费用，为5万艘渔船配备了本土产卫星连接系统，鼓励渔民进入东南亚更为纵深的海域捕鱼，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积极扩展旨在维护每年5万亿美元的货运航道安全。

2014年8月29日，《日本时报》刊载路透社文章《解决领土争端需要创造性外交》，提出现有的东海和南中国海争端中，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误判，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核心利益和诉求没有被国际社会充分理会，西方世界仍然认为中国在这一区域进行单边行动，改变了这一区域的战略格局并威胁稳定——虽然这一区域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绝对的稳定。美国表面上对领土争端不表态，但实际上采取“冷冻争端”的处理策略（freeze），这造成争端国争相推进各自的证实领土权属的举措，而没有思考如何开发潜在合作的区域和策略，造成一种争端和冲突不断升级的态势。

（四）“忍辱谋利”而远图：菲律宾南海舆情的自我意识

2014年10月31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The Daily Inquirer）刊文《中菲虽然纷争不断，两国贸易持续增长》，其中提到中菲虽然在“西菲律宾海”存在争端加剧的态势，但是两国贸易持续增长。

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总干事Arsenio M.Balisacan认为，这是出于两国建立更强经济纽带的共同需求，并提到两国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合作、高端互访、双边协作方面仍然取得进展，中菲2014年前7个月的双边贸易总额比2013年同期的86亿美元增长了19%，达到103亿美元；中国仍然是菲律宾最大的货品进口国，年度达到55亿美元。

同时，该报还披露在2014年11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问中国期间，不会讨论西菲律宾海争端的问题，专注于经济合作、创新发展、互联网经济、强化经济结构化发展等议题。与此同时，菲律宾将在2015年4月建成国家海岸警戒中心，作为菲律宾的海洋守望中枢，协同其他机构共同守护菲律宾海域。阿基诺三世提到，所有的计划都基于这一原则：为任何可能在我方海域发生的紧张和问题作好准备。

菲律宾发展学院（Development Academy of Philippine）2014年6月28日发布报告，称“西菲律宾海”是中国针对美国（第七舰队）在其国境南部布置的最佳盾牌，中国可以通过这个跳板提供食物和战略能源，而正是这种战略地位才能解释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强力态度。在菲律宾专家看来，中国承认自身在陆地和海洋疆界都存在脆弱性，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海上，中国因此发展出多重的抗介入、区域封锁的战略能力，并在海域、空域、外层空间、互联网空间形成多重合力。同时西菲律宾海至少蕴含54亿桶石油，可供5亿人的海洋蛋白质食物，每年的渔业捕捞量达到500万吨，达到全球捕捞量的10%。

菲律宾发展学院通过调查民意报告，还提到一个事实：在中国看来，菲律宾只是善变、势利的小国，而且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可以随时欺负菲律宾然后给它一些甜头安慰了事。在这个意义上，菲律宾在集成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对菲民意时，还算相对客观，中国在处理针对“忍辱谋利”的菲律宾时，并不应该视其为一个“战略阑尾”，以为可以攻他国而顺带击其要害，而应正视菲律宾通过对华舆情而整体表现出来的强烈自我意识。

菲律宾对自身“西菲律宾海”核心地位和战略要冲的判断使得它会在重要战略机遇发生时，形成对中国小而强的战略打击聚变效应。

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种小国叙事和自我意识，会在一些中立型东南亚国家中传播，例如老挝、泰国、缅甸等，最终形成基于相同文化心理和政治地缘压迫下的群聚反应。

在这方面，中国对CLMV（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投资在不断增加，它必然会在将来形成新的战略新兴经济体，2013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总额已达到4436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针对这一区域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泰国曼谷已经批准的泛亚铁路计划，昆明-万象-曼谷-新加坡铁路一旦修成，将大大影响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内地的连接性，改变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和战略格局，并出现铁路型海洋接入口，甚至出现铁路舰队（Rail to Sea Flotilla）的陆海两栖运输模式。

中国在东南亚大陆的“软”姿态与南中国海的“硬”行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效果，似乎有利于中国最大限度保证自己利益并维护自身的区域地位。中国在领土争端、经济发展、文化软实力、政治互信构建的综合手法，使得南中国海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事务分离开来，这为东盟的斡旋带来机会，双方应该最大限度减少南海争端的影响产生连带效应波及东南亚大陆的活跃经济互动。对于这一点，东南亚社会的知识界和媒体已经有所关注和准备。

（五）心疑中华，以观东海：越南南海（东海）战略的核心主张

2014年6月23日，中国驻泰国大使宁赋魁近日在泰国《民意报》发表署名文章《究竟谁是南海的麻烦制造者？》，指出中国企业所属“981”油气开采平台距离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均17海里，距离越南大陆海岸约133—156海里。虽然双方未就该海域进行相关划界谈判，但无论按照何种原则，该海域都不存在划归越南管辖的可能性。10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有关海域进行勘探活动，包括地震勘探及井场调查作业等。此次“981”平台钻探作业是以往勘探进程的例行延续，完全在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内，越方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强行干扰和阻扰。

令中方倍感震惊的是，中方作业开始后，越南方面即出动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大批船只，非法强力干扰中方作业，冲撞在现场执行护航安全保卫任务的中国政府公务船，还向该海域派出“蛙人”等水下特工，大量布放渔网、漂浮物等障碍物。截至6月7日17时，越方现场船只最多时达63艘，冲闯中方警戒区及冲撞中方公务船累计达1416艘次。如此高密度、高强度的干扰行动，实属世所罕见。不仅如此，越方还变本加厉，有意纵容其国内反华游行示威。5月中旬，数千越南不法分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在越企业进行打砸抢烧，残酷杀害4名并打伤300多名中国在越公民，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泰国《民意报》7月7日刊登越南驻泰国大使阮必成的文章，驳斥中国驻泰国大使宁赋魁在东海问题上的观点。

阮必成大使反对宁赋魁大使关于中国政府自公元10世纪中后期起一直对黄沙群岛实施了持续、合法、有效、不受干扰的主权管辖的说法。

在越南机关报为代表的红色媒体的表述中，越南也指出自己在许多重要海洋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战略机遇和必要性。例如，他们强调越南有着长达3000多千米的海岸线，拥有3000多个大小岛屿、44个小海湾和沿海的12个水塘、1120千米珊瑚床、252500公顷湿地林和每年带来约6000万—8000万美元利益的沿海生态系统的优势。然而，海洋环境目前正因为受到海岸、沿海地区、各海港和石油开采、水产养殖等因素影响而遭受破坏，这些问题需要与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像南海一样全封闭和半封闭海域周围的国家应加强海洋生物资源管理、展开海洋科研和保护海洋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及推出配合政策。

目前已经有一些合作型框架得以建立：2002年东盟和中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越南、中国和菲律宾签署的地震合作协定（JMSU），越南和菲律宾的海洋研究合作（JOMSRE），越南和中国在北部湾区域的合作，等等。

越南知识界在媒体讨论中也强调，除了1992年和2002年分别通过《东盟南海宣言》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之外，东盟尚未把南海置于优先位置，尚未成为本地区在减少南海纠纷僵局的有效体制，尚未有力推动建设信心措施以及管理潜在纠纷和冲突的措施。

一些越南学者建议，南海各方应研究并重新认识自己在南海上的国家基本利益。这些学者认为，应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利益、确保区域和平与繁荣放在扩展海洋主权和主权权利之上。

二、南海舆情和思潮分析

（一）针对皮尤报告的深度分析

皮尤在自身报告的方法论解释部分提到，它针对印度调查时间为2014年4月14日—5月1日，印尼为4月17日—5月23日，日本为4月10日—4月27日，马来西亚4月10日—5月23日，菲律宾为5月1日—5月21日，越南为4月16日—5月8日。

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时间节点进行舆情调查，可以较为有效放大一国或某类国家针对美国和中国的认知和比较。尤其是，针对越南和菲律宾的调查刚好出现在两国与中国频繁发生争端和冲突升级的时刻，这种研究框架设计（frame）正好可以在舆情总报告中放大。

皮尤报告虽然针对斯诺登、无人机打击等负面事件进行全球调查，但是并没有针对这些事件进行专题报告和单项调研，而是将这些事件同国际反恐、全球整体恶化、新兴经济体、区域争端升级、宗教意识形态分歧放在整体的研究框架中，有效冲淡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负面判断的“舆论涡流”强度。

皮尤报告还特别写作章节，指出那些针对美国出现负面印象和差评的国家和区域，其自身就存在诸多问题，并通过描摹整体的全球经济变局、政治地缘、经济竞争、人权问题的背景，将部分国家的问题突出为主流性问题。

虽然中国在国际战略、发展方式、国内矛盾处理、海外投资、国际传播等多方面仍然存在弱点和缺陷，但是就南海舆论战的框架设计中，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在一个被构陷、指摘的舆论靶心。

同时由于中国在国际话语上过分强调中国文化、历史本位的立场和固化提法，以及在战略衔接、热点处理、信息发布时机、危机公关等方面的漏洞，客观上给国际媒体和智库批评中国的南海主权声索制造了机会，进而在后续的国际话语场中大量的负面声浪被放大。

相对中国的保守、低调、半封闭的话语体系，中国在行动层面，无论是经济投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军事动作、民间经济互动都出现高调、强扩张性、狂飙突进的特点，这恰好形成了“国外势力”眼中的“言行差异张力”，进而强化中国形象。

（二）印度变形记的背后：针对印度南海舆情的分析

2014年7月1日，Mary Carras在《外交政策聚焦》（F oreign P olicy in Focus）撰文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增强有利于中国对印度洋的权力染指。其中首先提到，在1971年美国地质勘探局公布在东海钓鱼岛附近发现大量油气储存之后，中国才开始强化自己对这一区域的所属和管辖；随着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中国虽然抗议美国将此岛所有权转给日本，但因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争议暂时平息。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的控制力强化，将有助于中国将战略威慑力沿着马六甲、苏门答腊直接投送到印度的后院，进而扼住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

应该说，印度作为传统的大陆型国家，它具有先天的海洋优势，但是印度一直是以喜马拉雅为“北天”战略纵深、印度洋为“南极”的次大陆形半圆社会。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历史大国地位意识的萌发和觉醒，中国存在重新建构秩序的冲动和抱负，在这一背景下，印度与南中国海等外围世界发生关联的动机（向东看计划等），都是为了寻求一种“以进为退”的“积极保守主义”。

印度和越南希望通过嫁接“向东看战略”和“东海战略”，并通过东盟的框架，延伸彼此的战略协同空间，在获得南中国海油气、可燃冰等资源开发的同时，进行安全航行、战略协防、地区争端机制合作、族群和宗教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以最大限度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站稳各自的区域战略脚跟。

与此同时，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欧洲都保持着某种具有合作、融合而不结盟的印度精神，对于国内时常云涌的反华、疑华、厌华国民舆论情绪，印度政治主导者似乎没有干扰、主导和教化它的兴趣。印度十分关注在任何战略捭阖和区域游移的现实效果和具体收益。

（三）从香格里拉对话看中日在南海较量的战略困境和机遇

在新加坡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虽然没有在温和的对话气氛中进行，但是因为这次会议涉及亚太区域政治和文化认同、新崛起的力量和格局重组，它不仅会在南中国海、东盟（亚细安）、跨太平洋体系（APP）、东海峰会（EAS）、钓鱼岛等区域性问题继续延伸其传播效力，还可能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中，可以供媒体、学者、普通受众分析的角度有很多，但就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政军界代表的讲话本身，就可以看出四种叙述模式，它通过修辞的表象，系统呈现了亚太区域的政治地理格局、历史记忆、社会心理基础、经济发展框架、政治建构动机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和特征，同时也体现了国际场域中军事及文化外交的新规则。

● 美国、英国：基于霸权和帝国余绪的列维坦政治和超国家架构

虽然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是英国的智库，但是不可否认，美国是实际上的主宰者和议程设置者。

在演讲的开场，查克·哈格尔感谢了11个具体的人和机构，在这个人际、亲密以及基于勤力献身（commitment）的互动式开场中，他交代了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中所有作出贡献的人，虽然是在新加坡的客场，他对美国同事的频繁提及和现场问候，更像是在华府进行的一场例行的战略对话会。

哈格尔的演讲一直有一个时间框架和主轴，具体到年、月、日、早晨、下午，当然也有更为长期的时间指向，他把亚洲媒体时常提及的“美国重返亚洲”，重新表述为作为一种既成事实的“亚太再平衡”主宰者。

在这一意义上，如果中国感觉美国演讲在大篇幅指责和针对中国，其实有点过度估计——美国近期体现在奥巴马西点军校讲话、香格里拉对话、G8减1峰会（而不是G7峰会）、诺曼底登陆演讲等多个场合外交表述，一直在处理一个后霸权时代的新美国全球秩序的问题。有趣的是，美国没有提“新美国”这个概念，相反被日本借去且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安倍称之为“新日本”。

哈格尔用具体到时间、地点、人物、概念、意图的方式，列出了亚洲和亚太的“美国时间”和美国标志物，从防灾减灾、军事补给、盟友框架、区域协同、地区赋能、战略仲裁、概念引领、经济促进、僵局激活、秩序维护等多个方面。哈格尔以独特的“咀嚼口香糖演讲”的美国式坦率，给出了全亚洲的活路和选择。此为哈格尔演讲中的原话：“这个区域的所有国家，包括中国，都有一个选择——联合起来，再投入稳定的区域秩序构建中，或是从这种勤力献身中走开而铤而走险，对曾经给亚太地区成百上千万人民，以及全球数亿计人民带来助惠的和平和安全提出挑战。”

由于哈格尔针对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进行了虚实相济的项目罗列和评点，从这些具体的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格尔对亚太地区Google宇宙式、全景监狱、列维坦式的控制欲望和治理意图。他试图表明，美国如果能控制或想控制地区和世界，并不简单基于它的力量（might），更重要的是它的领袖特质（charisma）、恒久的统一者、战略伙伴召集者、国际网络和群集的定义者身份。

因此，飘荡在亚太太空、海面、地面的政治命令和地区命运召唤是美国式的全球治理的延续，也就是哈格尔所说的现实（reality）和事实（truth），而非目的、诺言和未来眼光，使用亚太中文区熟稔的语言便是：美虽旧（霸）邦，其运在驭，其命维新（America must lead）。

英国虽然也是旧（霸）邦，但是由于它国力、统治力、扩张力、信息架构等方面的萎缩，从一开始他便解释自己为什么出现在亚太，除了使用西方社会一直以来勤力献身、地区突变应对这些词汇，还创造了国际关涉（engagement）和多边人道主义这些概念来解释自己亚太的存在理由，关键的表述还在于，英国愿意以美国马首是瞻。

● 中国和日本：正义伦理化叙事的“罗生门”

日本的知名电影《罗生门》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知识界较为流行的同名语汇，意为迥然不同却似乎可以自圆其说的事情发生和归因叙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中直白表述：日本世代一直在走一条路，热爱自由和人权，重视法律和秩序，厌恶战争，真诚而坚定地追求和平，从不虚与和犹疑——这俨然是“窃取”了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熟用的修辞。

与此同时，日本首相以一种三段论式的论点展开，陈述了“新日本”的积极主动“勤力贡和”之策略（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中国媒体通常翻译成积极和平主义，似乎不确），以及他的法治主张——法治日本、法治亚洲、法治天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写作班底使用了多个小标题，用一种西方倒叙、特稿式短句、边叙边议的倒金字塔结构展现了日本对勤力精神、经济活力、地区秩序、法治理念、区域共荣、大东亚繁荣等核心概念的理解。

他从亚洲情势分析、国际法之紧要、海上国际法之圭臬、防微杜渐、东亚峰会强化、协力东盟（亚细安）、“勤力贡和”、安全法律架构之重塑、何为“新日本”等方面讲述日本理解的新秩序。

与日本的精巧叙事的“巧外交”言辞不同，中国的外交叙述充满了国情咨文的政论公文色彩，而这种以冷静、克制、微修辞而著称的中国叙事，其核心是一个历史隐微、道德臧否、正义伸张、文化重振话语，旨在倡导一个实用主义、和而不同的亚洲世纪。

然而，中方代表王冠中用了一长段针锋相对的插入评论，将所有外交性修辞去除，使用了不具名的外国外交官劝说这一私人和日常化的细节，客观上将整体性、均衡性、统一感的国家修辞打破，成为会议现场的应激反应模式。

这种谈话模式是中国外交家承继的诸葛亮舌战群儒、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陈毅妙语应对外国诘难、乔冠华笑傲联合国会议的“舌战强权”的人格胆魄式外交程式，但是，现代的外交场合已经不再是单一主体修辞性和羽扇纶巾式的论辩模式，而是通过大量国家治理善政、跨文化心理洞察、社会场域互动、传播符号使用、幕后战略行动铺陈、国际修辞暗战等方式才能达成的超级政治。

由于中方代表针对哈格尔“三个充满”的批评性描述，放在国家修辞——也就是中国的四大倡议之前，容易使得这些建设性的内容被淡化、弱化和遮蔽。

与中国相比，日本在东南亚的简单投资被安倍晋三描述成，日本的资本到来使得当地社区动乱、萧条消逝，街道上都可以听到美妙的自食其力女性操作机器的声音。而中国把30亿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仅作为一个项目名称一笔带过，通过现场英文翻译只有“共建、共享、共赢、建设力量、积极力量、正能量、高举旗帜”等道德修辞。

在修辞层面，尤其是解决国际事务问题上，中国近现代政权一直有一个核心话语：平天下之道，在明明德，在利民，在止于据己；欲治亚洲，国需修其身，民需正其心，官需诚其意，方可静安虑得。问题在于，亚洲社会很少有国家可以内外兼修，言行一致，这种情景下的万国对话，多止于权谋和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

三、结论：南海决策一体化制定东海岸线战略

首先，南海不应只视为一个区域问题和海权问题，南海应该作为一种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和对外思想体系来考量，中国首先需要在战略传播、国际政治、区域博弈、组织协调等方面确立一个先发、启思、均衡、对话、建构型的框架，然后通过发动国家外交、民间外交、国际传播、企业外交等方式实现具体的战略意图和策略效果。

中国有32000千米长海岸线，横亘东北亚和东南亚，在海洋型社会中，海洋、海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空间，但因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历史、宗教、环境、生态等原因，中国的万里海疆面临着诸多风险。

中国东海岸存在多种离间的力量，包括东北亚的朝鲜、俄罗斯、日本地缘冲突，东海、黄海的渔业国际纠纷，南中国海的外部力量侵蚀等，即使是完全中国区域的渤海湾区域，也因为康菲石油污染等事件，随时可能演化为国际争端。目前，南中国海问题因为声索国和美日等国际力量的干涉，大打国际仲裁牌，试图使之国际化，所以面对中国东海岸的多重现实和潜在危险，国家应该将整个中国“东海岸线”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在政治国际传播、主权维护、区域治理、力量协同等方面进行“决策一体化”。

当中国海洋问题从北方（甚至可以连带中国的极地战略）延伸至南海问题上，只有将它放在“中国东海岸线”和“中国海洋穹顶”的整体战略下，才能更好维护中国的主权，并在一个更大平台上进行国际发声，国内的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不仅应该进行针锋相对的研究和策略应对，同时还应该设计新的传播、研究、讨论平台和议题，开启新一轮南海研究国际公共关系、媒介信息融合、区域协作等议题。

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性前瞻设计也开启了一些新的“线路”空间：如南海国家的“亚洲地中海海岸线”、印度洋东西海岸线、安达曼海岸线、孟加拉海岸线、阿拉伯海岸线、北冰洋极地海岸线等，围绕这些海岸线的共同面临问题，可以生成新的国际谈判、合作、协作空间和架构。

建议中国成立中国东海岸线护卫队，并创建中国东海岸线国际传播峰会平台，必要时设计更为开放的谈话平台（如丝绸之路国际海岸线协作机制），超越小的地缘政治界限，躲避南海区域政治地理和局部利益纠葛的潜在雷区，设计具有区域和全局重要性的“一级目录”议题，进行跨越多条海岸线的国际“东西对话”机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西海岸等跨太平洋海洋治理单位直接对话，尤其是通过气候变化、地震海啸、海洋污染、海洋生物保护、国际渔业等“普适性”话题。

在国际传播层面，中国可以与南海周边、南亚、中亚、中东、东非、东北亚、西亚等国家联合设计并成立围绕海岸线生态环保、民生维护、灾害守望、文化交流的新传播和信息整合平台。

作为具体的尝试中国海洋智库机构可与媒体、涉海部门、沿海省份、自贸区体系合作，以主动沟通、正向协作、跨区域联合的思路，邀请核心的中国国际传播成员，同时邀请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的中国机构海外分社、国际华文媒体、国际英文媒体等关键人共同成立中国东海岸线国际媒体峰会机制。

在内容上，可强调《平安海疆：海洋生态灾害预警与风险评估》《东西对话：中国东海岸与美国西海岸媒介信息融合》《上海自贸区：中国东海岸的经济与文化新引擎》《南中国海：探索多边共赢的新机制》等协作性要素。

中国应该创造更多具有建设性的南海知识架构，例如，《中国东海岸线国际舆情报告》《中国东海岸线国际关系蓝皮书》《中国平安海疆媒介信息融合策略报告》《东盟海洋型国家涉海环境监测报告》，甚至与上海自贸区联动，推出《自贸区海洋型媒介融合和新媒体战略报告》，并通过此类机制联合参与媒体和智库机构共同推出《共享、服务、责任：丝绸之路海岸线国际治理与媒介融合》宣言，创造一个建构性、合作性、多边性、开放性的国际海疆合作和信息框架。

2014年10月1日，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发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引用2014年7月的皮尤报告，认为中国仅在中东国家具有正面评价。相比较美国存在严重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问题，他提到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区分了公共外交、对外宣传工作和国家软实力外交，但是因为软实力只有通过跨越国界的文化、思想、价值观才能兑现其影响力，中国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的“软实力赤字”。

对于国际人士的“建言”，中国应该用具有想象力、开创性、建设性的新框架，表示自身对传统有效国际机制的尊重，同时创造和开启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型海洋共存（peaceful maritime co-existence）模式。